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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调控是否见底了？民营企业都在热切关心，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是否恰到好处，让过热增长的GDP缓缓下降，经济增长模式稳稳转型，通货膨胀快快地刹住，国民经济稳稳地发展。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也是对经济发展增长最生动、最形象的表述。那么，中国经济调控是否见底了？目前，各路专家还是众说纷纭。
“三驾马车”协调大方向
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一、内需——内部需求，也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二、投资——财政支出，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它是辅助性的扩大内需；三、出口——外部需求，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产品销路。
2012年初，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二季度经济增速将继续向下。随着资金价格的下降、信贷环境的宽松，内需会逐步地改善。预计经济增速将在二季度见底，三季度会小幅抬升，二三季度之交或是增速拐点。
二季度经济继续向下的原因：第一，内需乏力。投资方面，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不旺，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制造业产能过剩投资减速，只有基建投资好于去年；消费方面，高油价的抑制作用、廉政压力，政策透支、商品房销售低迷，导致消费增长走低，高端和中低端消费品市场、东部和中西部消费品市场，差异性在拉大。第二，工业企业，短期面临去库存化，中期面临去产能化。库存处于高位，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库存仍将增加；从中期角度看，次贷危机期间，被放大的无效产能，只能通过并购和退出予以消化，企业盈利增长前景黯淡。
宏观经济同比增速，是否成为年内最低？尽管难有超预期的宏观政策，以企业盈利增长下滑为典型的指标显示，第二季度是年内政策缺乏新的刺激信息、原有政策预期逐步落实或落空的阶段，宏观政策见底迹象明显。考虑到第一季度环比增长最低，同比增长最高，第二、三、四季度环比增长略高于2％，第二季度大致为年内同比增长的最低点。
第三季度，GDP同比有望见底回升，主要的动力来源于：一、7-9月份是重要的政策调控窗口。二、资金价格的不断下降、信贷环境的逐步宽松。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指标与贷款利率基本呈现负相关，一季度银行加权平均利率，相比2011年四季度，出现大幅下降。
专家发现：“银行贷款掌握情况”，这是一个企业经营与经济增速的领先指标，一般领先经济增速两个季度。内在的逻辑是：随着资金价格的下降，企业的财务费用降低，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扩大生产，从而改善企业盈利。
房地产投资大幅回落
出于政府对投资的强大调控能力，经济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性，市场对于投资增速最为关注。尽管2012年房地产投资，相比2011年大幅下滑，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可达18-20%。相比2011年，出现名义增速降幅较大，实际增速降幅较小。
从两个视角来预测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是从投资的结构上入手，分别对制造业、基建、房地产等，主要的投资构成，进行分析与假定，2012年投资增速为19%，是比较可靠的估计；二是从政府投资计划来看，如果年内基建投资有15％左右的增速，那么2012年固定资产保持18%的增速问题不大。
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主要由制造业、基建、房地产三个部分构成，这三部分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85%。其中，制造业投资大概占三分之一，基建投资略超四分之一，房地产投资不到四分之一。2011年，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31.8%、4.42%、29.7%。
就制造业投资来说，产能利用率较低，在经济持续放缓的宏观环境下，2012年投资相比2011年会大幅下降。基建投资是政府调控能力最强的部分，在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下，为了对冲经济的下滑，基建投资有望明显好于去年，预计为15%。基于对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假定，预计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9%。
尽管房地产投资相比去年大幅下降，但不必过于担忧房地产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2005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相关性很小，房地产投资增速大起大落、波动很大，固定资产整体投资增速相对平稳。房地产调控政策，难以出现全面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之一：要么经济出现硬着陆，单季度GDP增速低于7.5%；要么房价出现全面的显著下降。
房地产低增长或拖消费后腿，尽管全国房价仍稳中有涨，但地王不再，成交下降，房地产投资显露低迷迹象。即使有1000万套保障房支撑，全年房地产投资回落，低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可能拉低内需消费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2011年，政府投资为2012年预留了很大的政策空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央企和预算内投资增速较慢；二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投资增速较慢；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滑坡。即使201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造成意外影响，中央政府仍可通过适当鼓励央企投资、放松京沪投资、促进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有效地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在既定轨道之内。
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
随着“用工荒”现象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企业需不断提高工资来获取劳动力，30年的“廉价劳动力时代”终将结束。“用工荒”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持续，中国老龄化人口增长，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地位带来的“人口红利”随之消失，这个时间仅剩下4年。
在中小企业利润率降至极低的情况下，“涨薪”只会使企业进一步削弱承受力。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低廉的成本优势，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只能得到0.35美元的加工费；一双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加工费只有5元美金。预计至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大考”，中国廉价劳动力供给优势不再持续。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称作“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廉价劳动力，提供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刘易斯拐点”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相对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这更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实际上，眼下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是在低工资、高通胀情况下，造成的一种“倒逼”现象。
简单的提高工资，只是在企业之间争夺有限资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工短缺问题，反而会令工业发展进一步压缩农业发展的空间，当工业对农业人力资源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粮食供给来源和庞大的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将难以调和。
中国农产品价格，包括粮食、肉禽、蔬菜、水果等产品，在未来几年里，不仅继续上升，速率也会加快。尽管这种上升需要叠加农产品自身的周期、短期的天气因素、政府调控等影响，但是，农产品价格长期发展趋势，上升几乎不可避免；越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价格涨幅也就越大。
工业发展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不能再凭借廉价劳动力来抢占市场，只有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的比例，才能在劳工资源瓶颈下，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发展则应投入更多精力，发展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在解放更多劳动力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保障必须的粮食供给。
如此分析之后，中国的经济调控是否见底，是否揭开迷雾了呢？
“三驾马车”协调大方向
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一、内需——内部需求，也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二、投资——财政支出，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它是辅助性的扩大内需；三、出口——外部需求，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产品销路。
2012年初，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二季度经济增速将继续向下。随着资金价格的下降、信贷环境的宽松，内需会逐步地改善。预计经济增速将在二季度见底，三季度会小幅抬升，二三季度之交或是增速拐点。
二季度经济继续向下的原因：第一，内需乏力。投资方面，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不旺，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制造业产能过剩投资减速，只有基建投资好于去年；消费方面，高油价的抑制作用、廉政压力，政策透支、商品房销售低迷，导致消费增长走低，高端和中低端消费品市场、东部和中西部消费品市场，差异性在拉大。第二，工业企业，短期面临去库存化，中期面临去产能化。库存处于高位，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库存仍将增加；从中期角度看，次贷危机期间，被放大的无效产能，只能通过并购和退出予以消化，企业盈利增长前景黯淡。
宏观经济同比增速，是否成为年内最低？尽管难有超预期的宏观政策，以企业盈利增长下滑为典型的指标显示，第二季度是年内政策缺乏新的刺激信息、原有政策预期逐步落实或落空的阶段，宏观政策见底迹象明显。考虑到第一季度环比增长最低，同比增长最高，第二、三、四季度环比增长略高于2％，第二季度大致为年内同比增长的最低点。
第三季度，GDP同比有望见底回升，主要的动力来源于：一、7-9月份是重要的政策调控窗口。二、资金价格的不断下降、信贷环境的逐步宽松。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指标与贷款利率基本呈现负相关，一季度银行加权平均利率，相比2011年四季度，出现大幅下降。
专家发现：“银行贷款掌握情况”，这是一个企业经营与经济增速的领先指标，一般领先经济增速两个季度。内在的逻辑是：随着资金价格的下降，企业的财务费用降低，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扩大生产，从而改善企业盈利。
房地产投资大幅回落
出于政府对投资的强大调控能力，经济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性，市场对于投资增速最为关注。尽管2012年房地产投资，相比2011年大幅下滑，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可达18-20%。相比2011年，出现名义增速降幅较大，实际增速降幅较小。
从两个视角来预测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是从投资的结构上入手，分别对制造业、基建、房地产等，主要的投资构成，进行分析与假定，2012年投资增速为19%，是比较可靠的估计；二是从政府投资计划来看，如果年内基建投资有15％左右的增速，那么2012年固定资产保持18%的增速问题不大。
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主要由制造业、基建、房地产三个部分构成，这三部分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85%。其中，制造业投资大概占三分之一，基建投资略超四分之一，房地产投资不到四分之一。2011年，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31.8%、4.42%、29.7%。
就制造业投资来说，产能利用率较低，在经济持续放缓的宏观环境下，2012年投资相比2011年会大幅下降。基建投资是政府调控能力最强的部分，在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下，为了对冲经济的下滑，基建投资有望明显好于去年，预计为15%。基于对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假定，预计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9%。
尽管房地产投资相比去年大幅下降，但不必过于担忧房地产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2005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相关性很小，房地产投资增速大起大落、波动很大，固定资产整体投资增速相对平稳。房地产调控政策，难以出现全面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之一：要么经济出现硬着陆，单季度GDP增速低于7.5%；要么房价出现全面的显著下降。
房地产低增长或拖消费后腿，尽管全国房价仍稳中有涨，但地王不再，成交下降，房地产投资显露低迷迹象。即使有1000万套保障房支撑，全年房地产投资回落，低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可能拉低内需消费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2011年，政府投资为2012年预留了很大的政策空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央企和预算内投资增速较慢；二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投资增速较慢；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滑坡。即使201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造成意外影响，中央政府仍可通过适当鼓励央企投资、放松京沪投资、促进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有效地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在既定轨道之内。
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
随着“用工荒”现象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企业需不断提高工资来获取劳动力，30年的“廉价劳动力时代”终将结束。“用工荒”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持续，中国老龄化人口增长，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地位带来的“人口红利”随之消失，这个时间仅剩下4年。
在中小企业利润率降至极低的情况下，“涨薪”只会使企业进一步削弱承受力。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低廉的成本优势，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只能得到0.35美元的加工费；一双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加工费只有5元美金。预计至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大考”，中国廉价劳动力供给优势不再持续。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称作“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廉价劳动力，提供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刘易斯拐点”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相对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这更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实际上，眼下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是在低工资、高通胀情况下，造成的一种“倒逼”现象。
简单的提高工资，只是在企业之间争夺有限资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工短缺问题，反而会令工业发展进一步压缩农业发展的空间，当工业对农业人力资源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粮食供给来源和庞大的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将难以调和。
中国农产品价格，包括粮食、肉禽、蔬菜、水果等产品，在未来几年里，不仅继续上升，速率也会加快。尽管这种上升需要叠加农产品自身的周期、短期的天气因素、政府调控等影响，但是，农产品价格长期发展趋势，上升几乎不可避免；越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价格涨幅也就越大。
工业发展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不能再凭借廉价劳动力来抢占市场，只有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的比例，才能在劳工资源瓶颈下，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发展则应投入更多精力，发展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在解放更多劳动力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保障必须的粮食供给。
如此分析之后，中国的经济调控是否见底，是否揭开迷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