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称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一生活动非常复杂，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哲学、学术、文化史等诸多方面，且卓有成就。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图书馆实践
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且以珍本、类书居多。1929年梁启超逝世，“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侯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遵照他的遗嘱，这批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并编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目录》。据此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片赤诚。梁生前，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价值极高的学术论著。而且亲自创办图书馆，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1916年，为了纪念蔡锷并弘扬他对中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梁启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图书馆——松社。1920年，他游欧返国后，以带回的1万册图书为基础，建立了图书俱乐部。1923年11月4日，梁启超以上海松社和图书俱乐部为基础，又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以北京北海快雪堂为馆址，正式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梁自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图书馆业光大与发展的发端与奠基。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4月，梁又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馆员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粱在该协会作重要演讲，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提出集中力量先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以增强人们的图书意识和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培养新型的图书馆人才。同年年底，梁启超又被聘为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年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决定办一所北京图书馆，梁仍出任馆长。梁启超一身而兼三个馆长，这迫使他一方面要尽心竭力去实际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一方面又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去探讨未来的图书文献学。在此后的时间里，他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同时对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进行了整理和回顾。
梁启超认为近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他提出首先要创办带有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图书馆，不办或少办群众性的图书馆，因为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能利用图书馆的人不多，况且资金也很缺乏。作为图书馆，其基本要素是“读者”和“读物”。粱启超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出发，认为：就读者方面说，只能是少数对学术研究有兴味的人去利用，“既为修养团体，无取发表于外”，“标修数事，为身心之修养”，“智识科学问题研究”，“人数极少”。即使有人攻击他是“贵族式”的，但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其次，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虽明知很少有人能读，更少人喜欢读。但希望由此可以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来。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接下来的就是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和业务能手，增强图书馆的运行机制。就业务来说，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个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
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划分。梁启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作为一个图书馆，其基本要素就是“读者”和“读物”两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梁启超提出了就读者方面，只是供少数对于学术研究有兴趣的人去利用，他认为过渡时期只能如此。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重在文献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梁启超关于两类图书馆划分的思想对1926年同立京师图书馆剥离通俗图书馆的任务方面起到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的作用。
中国图书分类法与编目。就图书馆业务来讲，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分类一要科学，二要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尽量包括进来，三是对跨类的图书要采用“互见”和“载篇别出”的方法。粱启超在19世纪末就意识到，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要与科学和图书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弥补了中国传统“四分法”不能统一地按照科学门类立其纲目，不能按书籍的内容对象归其类别，缺乏逻辑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大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一)学1.算学；2.重学；3.电学；4.化学：5.声学：6.光学；7.汽学；8.天学；9.地学；10.全体学；11.动植物学；12.医学；13.图学。(二)政1.史志；2.官制；3.学制；4.法律；5.农政；6.矿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三)教(虚设，不收书)。(四)杂1.游记：2.报章；3.格致总；4.西人议论之书：5.无可归类之书。梁启超注意到图书分类和科学分类的关系，除宗教类不收书外，他把当时译出的西方书籍分为学、政、杂三大类，可以从中看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梁启超还自创中国的十进分类法，他认为中国图书馆界不应该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来类分中国图书，以免“削趾适履之弊”。他提出了“十进”分类，把图书分为总类、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语言、产业、艺术、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十大类，进一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四分法”，反映了当时科学分类的最高水平。
目录学思想。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梁启超目录学的特点：(1)主张“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明确把推荐好书、指导阅读作为目录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在编制书目的实践中，梁启超通过题解和在书目中附读书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推荐书目的编制方法。(2)革新分类法，系统考察古、近代书目的分类，自己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分类理论和方法，并且创制出新的分类体系。(3)发扬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目录学应具有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主张目录对图书要“全收无遗”、“一一详载”、“辨别真伪”、“抱残守缺”、“采遗逸”、“设立存目”、“令读者毋惑”，另一方面，反对“爱古薄今”，主张目录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4)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史上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及目录家目录学对目录学性质作用的基本观点，将它们进行综合和系统化，提出较全面的见解，即认为目录与目录学是查考各时代著述史、图书史、学术文化史、藏书史和进行读书治学的重要工具。(5)利用目录学宣传“新学”。主张目录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对目录学的作用和任 务做了新的界定。(6)对我国目录学史和专科目录学(佛经目录)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起到承前肩后的作用。
图书的真伪与考订。图书的真伪与考订，是罔书馆学研究的一门高深的学问，梁启超对此极为重视，专门写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论证。梁启超认为，伪书不辨，遗祸无尽，做学问更加荒诞。中国人又好古成性。伪造古籍成了一种通病。所以考订伪书是图书文献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伪书出现的原因很多，梁认为要有三点：一是史实方面。由于历史变迁的混乱状态，州门往往难以认识：社会背景的模糊，使后代难以决断；历史事实的是非颠倒以及道义上的相互对立而使历史受到歪曲，都为伪书的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是思想方面。一些学者写的书，由于各代的思想脉络把握不透，经常张冠李戴。使伪书有可乘之机。还有不明白中国学术源流的演变，前后颠倒，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还有一些大学问家本身思想主张就白相矛盾，不能一以贯之。后代研究者又不去详细比较，系统研究，结果是越来越矛盾，以致无法求庐山真面。三是文字记述方面。在史学和文学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冒牌货，其中越是名人之作，假冒者越去作伪，伪书是各种原因造出来的伪劣产品。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似，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至于中国伪书的种类，梁启超将其分为十种：一是全部伪：二是部分伪：三是本无其书而生造的伪：四是曾有其书、因佚而伪：五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六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七是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八是盗窃割裂回书而伪：九是伪后出伪；十是伪中益伪
伪作者的动机虽各不相同，但无非是以下六类：一类为托古，二类为邀赏，三类为争胜，四类为炫名，五类为诬善，六类为掠美。梁启超将作伪者刻画得人木三分，淋漓尽致，真有神来之笔。梁启超在总结前人辨伪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具体方法，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概括为：一是从目录传授上检查；二是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三是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四是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五是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科上检查；六是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正上检查。此外，他还提出从书的来源和书的本身出发，详加考察，去伪存真，科学鉴定。从传授统绪上辨伪，应注意八点：(1)从旧志不著录，而定疑伪；(2)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定其伪疑；(3)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篇不同，而定伪疑；(4)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附上去的姓名定其伪；(5)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6)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见此书，确定其伪；(7)书初出现，已发生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8)从书的来历暖昧不明。而定其伪。梁启超归纳的这些辨伪方法，是对中国几千年考订学说的高度概括。对以后从事辨伪考订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辨伪考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说，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系统，他的上述论证无疑促进了这种系统的完善和升华。对伪书如何对待，他认为要区别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他千方百计辨伪求真，痛恨伪书，但他又反对将伪书付之一炬，呼吁罔书馆保存和妥善收藏各种伪书。他明确指出：“伪书非辨不可，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并非一定要把伪书烧完。”“自唐以前或白汉以前的伪书却很宝贵，又当别论。我们可把他当做类书看待”。粱启超对待伪书的态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今人来说，也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推荐与导读。梁启超认为书目是指导阅读的工具。他说：“著书足以备学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为此，在书表上加有“圈识”和“识语”，以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以及读书方法，力求使书目成为读者的向导。在《西书提要》中，梁启超曾用“解题”法来导读，如《泰西新史揽要》二十四卷广学会本湖南删本英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大旨以同为经，以事为纬，英为泰西枢纽，所纪独详，法为欧洲治乱之关键，首二三卷以法事……但《西学书目表》中没有“解题”，故他定书名为“表”。虽然没有解题，但有圈识、识语、读书法等著录项，而这些是与解题相关又有所超越的阐释法，使该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的是，梁启超撰写万余言的读西学书法，用质朴的语言介绍了译书的内容趣旨、学术价值、作者概况、版本优劣等特征，尤其突出同一学科书目之间的综合比较，如算学必从数学人，乃及代数，伟烈之《数学启蒙》，即《数理精蕴》之简本。每法取其一题而去其芜词，极便学者。
图书馆实践
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且以珍本、类书居多。1929年梁启超逝世，“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侯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遵照他的遗嘱，这批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并编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目录》。据此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片赤诚。梁生前，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价值极高的学术论著。而且亲自创办图书馆，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1916年，为了纪念蔡锷并弘扬他对中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梁启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图书馆——松社。1920年，他游欧返国后，以带回的1万册图书为基础，建立了图书俱乐部。1923年11月4日，梁启超以上海松社和图书俱乐部为基础，又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以北京北海快雪堂为馆址，正式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梁自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图书馆业光大与发展的发端与奠基。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4月，梁又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馆员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粱在该协会作重要演讲，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提出集中力量先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以增强人们的图书意识和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培养新型的图书馆人才。同年年底，梁启超又被聘为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年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决定办一所北京图书馆，梁仍出任馆长。梁启超一身而兼三个馆长，这迫使他一方面要尽心竭力去实际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一方面又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去探讨未来的图书文献学。在此后的时间里，他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同时对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进行了整理和回顾。
梁启超认为近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他提出首先要创办带有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图书馆，不办或少办群众性的图书馆，因为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能利用图书馆的人不多，况且资金也很缺乏。作为图书馆，其基本要素是“读者”和“读物”。粱启超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出发，认为：就读者方面说，只能是少数对学术研究有兴味的人去利用，“既为修养团体，无取发表于外”，“标修数事，为身心之修养”，“智识科学问题研究”，“人数极少”。即使有人攻击他是“贵族式”的，但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其次，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虽明知很少有人能读，更少人喜欢读。但希望由此可以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来。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接下来的就是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和业务能手，增强图书馆的运行机制。就业务来说，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个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
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划分。梁启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作为一个图书馆，其基本要素就是“读者”和“读物”两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梁启超提出了就读者方面，只是供少数对于学术研究有兴趣的人去利用，他认为过渡时期只能如此。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重在文献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梁启超关于两类图书馆划分的思想对1926年同立京师图书馆剥离通俗图书馆的任务方面起到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的作用。
中国图书分类法与编目。就图书馆业务来讲，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分类一要科学，二要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尽量包括进来，三是对跨类的图书要采用“互见”和“载篇别出”的方法。粱启超在19世纪末就意识到，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要与科学和图书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弥补了中国传统“四分法”不能统一地按照科学门类立其纲目，不能按书籍的内容对象归其类别，缺乏逻辑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大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一)学1.算学；2.重学；3.电学；4.化学：5.声学：6.光学；7.汽学；8.天学；9.地学；10.全体学；11.动植物学；12.医学；13.图学。(二)政1.史志；2.官制；3.学制；4.法律；5.农政；6.矿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三)教(虚设，不收书)。(四)杂1.游记：2.报章；3.格致总；4.西人议论之书：5.无可归类之书。梁启超注意到图书分类和科学分类的关系，除宗教类不收书外，他把当时译出的西方书籍分为学、政、杂三大类，可以从中看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梁启超还自创中国的十进分类法，他认为中国图书馆界不应该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来类分中国图书，以免“削趾适履之弊”。他提出了“十进”分类，把图书分为总类、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语言、产业、艺术、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十大类，进一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四分法”，反映了当时科学分类的最高水平。
目录学思想。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梁启超目录学的特点：(1)主张“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明确把推荐好书、指导阅读作为目录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在编制书目的实践中，梁启超通过题解和在书目中附读书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推荐书目的编制方法。(2)革新分类法，系统考察古、近代书目的分类，自己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分类理论和方法，并且创制出新的分类体系。(3)发扬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目录学应具有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主张目录对图书要“全收无遗”、“一一详载”、“辨别真伪”、“抱残守缺”、“采遗逸”、“设立存目”、“令读者毋惑”，另一方面，反对“爱古薄今”，主张目录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4)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史上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及目录家目录学对目录学性质作用的基本观点，将它们进行综合和系统化，提出较全面的见解，即认为目录与目录学是查考各时代著述史、图书史、学术文化史、藏书史和进行读书治学的重要工具。(5)利用目录学宣传“新学”。主张目录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对目录学的作用和任 务做了新的界定。(6)对我国目录学史和专科目录学(佛经目录)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起到承前肩后的作用。
图书的真伪与考订。图书的真伪与考订，是罔书馆学研究的一门高深的学问，梁启超对此极为重视，专门写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论证。梁启超认为，伪书不辨，遗祸无尽，做学问更加荒诞。中国人又好古成性。伪造古籍成了一种通病。所以考订伪书是图书文献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伪书出现的原因很多，梁认为要有三点：一是史实方面。由于历史变迁的混乱状态，州门往往难以认识：社会背景的模糊，使后代难以决断；历史事实的是非颠倒以及道义上的相互对立而使历史受到歪曲，都为伪书的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是思想方面。一些学者写的书，由于各代的思想脉络把握不透，经常张冠李戴。使伪书有可乘之机。还有不明白中国学术源流的演变，前后颠倒，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还有一些大学问家本身思想主张就白相矛盾，不能一以贯之。后代研究者又不去详细比较，系统研究，结果是越来越矛盾，以致无法求庐山真面。三是文字记述方面。在史学和文学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冒牌货，其中越是名人之作，假冒者越去作伪，伪书是各种原因造出来的伪劣产品。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似，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至于中国伪书的种类，梁启超将其分为十种：一是全部伪：二是部分伪：三是本无其书而生造的伪：四是曾有其书、因佚而伪：五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六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七是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八是盗窃割裂回书而伪：九是伪后出伪；十是伪中益伪
伪作者的动机虽各不相同，但无非是以下六类：一类为托古，二类为邀赏，三类为争胜，四类为炫名，五类为诬善，六类为掠美。梁启超将作伪者刻画得人木三分，淋漓尽致，真有神来之笔。梁启超在总结前人辨伪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具体方法，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概括为：一是从目录传授上检查；二是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三是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四是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五是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科上检查；六是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正上检查。此外，他还提出从书的来源和书的本身出发，详加考察，去伪存真，科学鉴定。从传授统绪上辨伪，应注意八点：(1)从旧志不著录，而定疑伪；(2)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定其伪疑；(3)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篇不同，而定伪疑；(4)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附上去的姓名定其伪；(5)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6)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见此书，确定其伪；(7)书初出现，已发生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8)从书的来历暖昧不明。而定其伪。梁启超归纳的这些辨伪方法，是对中国几千年考订学说的高度概括。对以后从事辨伪考订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辨伪考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说，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系统，他的上述论证无疑促进了这种系统的完善和升华。对伪书如何对待，他认为要区别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他千方百计辨伪求真，痛恨伪书，但他又反对将伪书付之一炬，呼吁罔书馆保存和妥善收藏各种伪书。他明确指出：“伪书非辨不可，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并非一定要把伪书烧完。”“自唐以前或白汉以前的伪书却很宝贵，又当别论。我们可把他当做类书看待”。粱启超对待伪书的态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今人来说，也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推荐与导读。梁启超认为书目是指导阅读的工具。他说：“著书足以备学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为此，在书表上加有“圈识”和“识语”，以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以及读书方法，力求使书目成为读者的向导。在《西书提要》中，梁启超曾用“解题”法来导读，如《泰西新史揽要》二十四卷广学会本湖南删本英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大旨以同为经，以事为纬，英为泰西枢纽，所纪独详，法为欧洲治乱之关键，首二三卷以法事……但《西学书目表》中没有“解题”，故他定书名为“表”。虽然没有解题，但有圈识、识语、读书法等著录项，而这些是与解题相关又有所超越的阐释法，使该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的是，梁启超撰写万余言的读西学书法，用质朴的语言介绍了译书的内容趣旨、学术价值、作者概况、版本优劣等特征，尤其突出同一学科书目之间的综合比较，如算学必从数学人，乃及代数，伟烈之《数学启蒙》，即《数理精蕴》之简本。每法取其一题而去其芜词，极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