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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瓷器取得令世界和后人瞩目的成就，固然与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的大背景有关，与皇帝自身重视和艺术品位密不可分，但是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就是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督陶官——唐英。
| 从养心殿到御窑厂 |
唐英，字俊公，祖籍沈阳，早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成为汉军包衣旗鼓人，通常是八旗皇亲贵族的家仆。康熙三十六年，16岁的唐英进入内务府养心殿工作，一直在康熙身边伺候，曾跟随康熙三下江南负责侍奉皇帝、安全保驾。他曾在诗文中提到自己“忆昔翠华南幸，曾经三度启从”。唐英41岁时当上了内务府员外郎，主要日常事务是巡视、督察待办处各匠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兼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在内廷供奉期间与清初“四王”之一的画家王原祁习画交友，这是当时一般人鲜有的眼界和经历；其46岁时，由于年希尧在景德镇督陶时发生了重大失误，他才被雍正派去协助年希尧处理窑务，从此唐英与陶瓷事业结下了伴随终生的不解之缘。
唐英到了景德镇以后，便负责起御窑厂的的整个生产和监督工作，正如唐英在奏折中所说，“奉差江西督造瓷器，一切烧造事宜，惧系奴才经营”。所以，自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做协理官以后，年希尧虽然名义上还是总理陶务的督陶官，但他对御窑厂的管理，便止于每年春秋两季对御厂的巡视，拨款以及烧成后解送至京等事务。
长期在内务府供职的唐英，深知皇上对瓷器的重视程度。所以他很想立即施展拳脚，但自己却对制瓷技术一窍不通。为了能让自己得心应手，他开始刻苦钻研、闭门谢客，与工匠们同吃同住达三年之久，逐渐精通了泥土、釉料、坯胎、窑火等各项造瓷事务，对物料、火候、相生相克的变化也都能知晓大概，最后连做瓷的工匠们都要向他来讨教，终于由一名外行变成一名行家。
乾隆继位的第二年，唐英才正式被任命为督陶官，而官窑瓷器正式进入了“唐窑”时代。从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唐英实际主持御窑厂的瓷器制造时间长达27年之久，可以说他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制瓷事业。由于其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在诗、书、画、印及戏曲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这与他在瓷器上取得极高的成就有着水到渠成的微妙关系。
| 雍正一朝迎帝宠 |
雍正时期的瓷器精莹纯全，胎质白润细腻，大器胎体规整匀称，不显笨拙凝重，小器胎体轻薄玲珑。在装饰上，遵循“内廷恭造式样”的要求追求精细雅秀，以仿各朝各代釉的种类成就最高。由于雍正皇帝特别喜欢古名窑的精品，但是宫中宋瓷锐减，所以唐英也惟皇帝的愿望马首是瞻，使得此时出现了仿古瓷的高潮。“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将内务府总管年希尧烧造出来的仿钧窑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得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由此可见，御窑所制瓷器深得雍正皇上的赏识。
除了仿古瓷、五彩、青花等传统釉彩品，唐英督陶期间还发展了瓷胎画珐琅、水墨彩、粉彩等新品种。珐琅是一种西洋传来的新型彩绘技术，清代的前几任皇帝都偏爱珐琅彩瓷器，但珐琅彩工艺比较复杂，烧制难度较大。直到唐英协理督陶时，才送上4印件“釉水瓷器”，被宫廷用作烧造珐琅彩瓷器。正因为唐英的极力配合，才使雍正朝的珐琅彩瓷艺术取得空前绝后的成就，珐琅烧制工艺从此走向成熟，这也是他对中国陶瓷业的一个重要贡献。
总之，雍正朝瓷器之美堪与明永乐、成化相媲美，的确达到了“增一分则拙，瘦一分则陋”的境界，无愧后世“隽永”的美誉。烧制之精更是空前绝后，显示出雍正皇帝极高的审美品位及唐英常年如一日的谨慎做事态度。唐英在效忠贯彻帝王要求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巧妙地融入到了官窑生产之中。如此督造而成的器物，既保持了皇家御用之物的富贵大气，又不失文人阶层的儒雅意趣。
唐英于乾隆元年所作的《陶成纪事碑》，就是对他在雍正朝协理督陶期间所取得的制陶工艺成就的概括总结，其中总结了多达57种不同釉色的仿品和创新品。
| 鬼斧神工创佳瓷 |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济积累，到乾隆朝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繁华景象。在瓷器烧制方面，不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历史顶峰，特殊品种层出不穷，工艺技巧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而在仿古方面，历史上的各时代的名窑名品，无所不包，釉色齐备。
乾隆时期的“唐窑”瓷器，从造型上来看，较之于以往更加繁多，从生活器具到文具、玩具、赏玩品再到陈设品、佛藏品应有尽有。装饰手法上，镂刻技术更上一层楼。由于乾隆的好大喜功，唐英为投其所好，创造出了转心瓶、镂空套瓶等华丽奇巧的新器型，这类瓷器对工艺的要求更加精细，较之康熙时挺拔风格和雍正时的优雅风格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令人惊叹的是，唐英还烧制出集十几种釉彩、12个开光于一身的“各色釉瓶”，工艺难度达到历史顶峰。粉彩上还独创百花地和轧道工艺，轧道是用一种绣针大小的金属工具在器表上画出细如毫芒的凤尾纹，《清宫内务府记事档》中曾反复提到的“锦上添花器就属于此种，后代也多有仿制，但精细不可同日而语。纹饰风格上，一改雍正的幽淡隽永，出现华丽奢靡的时代风尚，内容多含福禄寿与太平盛世之寓意，器物纹饰上出现大量乾隆御制诗。
说到乾隆时期的创新品种不得不提及仿生瓷。仿生瓷是依照动物、植物等形态来作为瓷器的形态，乾隆时最爱仿生瓷仿生的对象包括鹤、鹿、鸡、鸭、螺、瓜子、核桃、莲子、荔枝、树根等，这类瓷器以赏玩为主。
乾隆八年，唐英受命乾隆所编注的《陶冶图说》，可谓是对陶瓷工艺流程的详细注解，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陶冶图说》内容丰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所述流程、细节分工都较《天工开物》更加详尽。此外，在对烧造火候、科学包装方面都有指导，这部陶冶工艺流程的系统专著是唐英留给后人的珍贵资料。
| 陶务管理多谋略 |
不得不提的是，唐英也是一位杰出的陶务管理家。他在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造活动中，顺应时势，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废除明代的“匠籍制”，改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金钱雇佣劳动力的“雇役匠制”。同时，御窑厂为了吸引设备优良、技术高超的窑户合作，给予承差窑户较为丰厚的待遇，即使烧的次品，也按上品一样给酬劳。 同时为“励其诸作之专”，还实行“额外奖赏”制。这些管理体制上的革新，激发了御窑厂工匠及其合作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清代御窑厂制作出的产品，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此外，为了节省烧造费用，唐英对御厂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慎简朝官”政策，毫不留情地裁撤厂内多余的非生产性人员，力求做到“政善工勤”，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的管理秩序。清代御窑厂工匠辦事人役与明代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明代御厂共 1500 人，而唐英督陶时，从雍正至乾隆初，御厂一共才300余人。而到“唐窑”后期，唐英大胆消减非生产性人员，据《景德镇陶录》记载仅有 28 人。这一人事制度的变革，促使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只有认真工作而无法推诿扯皮，为御厂生产带来勃勃生机。
更加值得钦佩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唐英冒违反朝廷定例之险，打破将景瓷运往淮关配座、装桶，然后解运进京的惯例，改为就地配座、装桶，直送京师。唐英的这一合理的解运方法，既便民、又省开支，对于官窑生产的提高获益不浅。
唐英在管理御窑厂的过程中，以其个人魅力和努力以及制度上的改革和完善，很好地完成了督陶官这个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集合皇帝审美思想的体现、造办处设计精英的构思以及景德镇最优秀的制瓷技艺的支持，这一切都促使“唐窑”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唐英对清初瓷业的贡献，奠定了他作为一名督陶官的历史地位，使他不仅成为古代制瓷匠人的杰出代表，更是因一代“陶圣”而名垂青史。
| 从养心殿到御窑厂 |
唐英，字俊公，祖籍沈阳，早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成为汉军包衣旗鼓人，通常是八旗皇亲贵族的家仆。康熙三十六年，16岁的唐英进入内务府养心殿工作，一直在康熙身边伺候，曾跟随康熙三下江南负责侍奉皇帝、安全保驾。他曾在诗文中提到自己“忆昔翠华南幸，曾经三度启从”。唐英41岁时当上了内务府员外郎，主要日常事务是巡视、督察待办处各匠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兼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在内廷供奉期间与清初“四王”之一的画家王原祁习画交友，这是当时一般人鲜有的眼界和经历；其46岁时，由于年希尧在景德镇督陶时发生了重大失误，他才被雍正派去协助年希尧处理窑务，从此唐英与陶瓷事业结下了伴随终生的不解之缘。
唐英到了景德镇以后，便负责起御窑厂的的整个生产和监督工作，正如唐英在奏折中所说，“奉差江西督造瓷器，一切烧造事宜，惧系奴才经营”。所以，自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做协理官以后，年希尧虽然名义上还是总理陶务的督陶官，但他对御窑厂的管理，便止于每年春秋两季对御厂的巡视，拨款以及烧成后解送至京等事务。
长期在内务府供职的唐英，深知皇上对瓷器的重视程度。所以他很想立即施展拳脚，但自己却对制瓷技术一窍不通。为了能让自己得心应手，他开始刻苦钻研、闭门谢客，与工匠们同吃同住达三年之久，逐渐精通了泥土、釉料、坯胎、窑火等各项造瓷事务，对物料、火候、相生相克的变化也都能知晓大概，最后连做瓷的工匠们都要向他来讨教，终于由一名外行变成一名行家。
乾隆继位的第二年，唐英才正式被任命为督陶官，而官窑瓷器正式进入了“唐窑”时代。从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唐英实际主持御窑厂的瓷器制造时间长达27年之久，可以说他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制瓷事业。由于其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在诗、书、画、印及戏曲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这与他在瓷器上取得极高的成就有着水到渠成的微妙关系。
| 雍正一朝迎帝宠 |
雍正时期的瓷器精莹纯全，胎质白润细腻，大器胎体规整匀称，不显笨拙凝重，小器胎体轻薄玲珑。在装饰上，遵循“内廷恭造式样”的要求追求精细雅秀，以仿各朝各代釉的种类成就最高。由于雍正皇帝特别喜欢古名窑的精品，但是宫中宋瓷锐减，所以唐英也惟皇帝的愿望马首是瞻，使得此时出现了仿古瓷的高潮。“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将内务府总管年希尧烧造出来的仿钧窑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得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由此可见，御窑所制瓷器深得雍正皇上的赏识。
除了仿古瓷、五彩、青花等传统釉彩品，唐英督陶期间还发展了瓷胎画珐琅、水墨彩、粉彩等新品种。珐琅是一种西洋传来的新型彩绘技术，清代的前几任皇帝都偏爱珐琅彩瓷器，但珐琅彩工艺比较复杂，烧制难度较大。直到唐英协理督陶时，才送上4印件“釉水瓷器”，被宫廷用作烧造珐琅彩瓷器。正因为唐英的极力配合，才使雍正朝的珐琅彩瓷艺术取得空前绝后的成就，珐琅烧制工艺从此走向成熟，这也是他对中国陶瓷业的一个重要贡献。
总之，雍正朝瓷器之美堪与明永乐、成化相媲美，的确达到了“增一分则拙，瘦一分则陋”的境界，无愧后世“隽永”的美誉。烧制之精更是空前绝后，显示出雍正皇帝极高的审美品位及唐英常年如一日的谨慎做事态度。唐英在效忠贯彻帝王要求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巧妙地融入到了官窑生产之中。如此督造而成的器物，既保持了皇家御用之物的富贵大气，又不失文人阶层的儒雅意趣。
唐英于乾隆元年所作的《陶成纪事碑》，就是对他在雍正朝协理督陶期间所取得的制陶工艺成就的概括总结，其中总结了多达57种不同釉色的仿品和创新品。
| 鬼斧神工创佳瓷 |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济积累，到乾隆朝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繁华景象。在瓷器烧制方面，不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历史顶峰，特殊品种层出不穷，工艺技巧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而在仿古方面，历史上的各时代的名窑名品，无所不包，釉色齐备。
乾隆时期的“唐窑”瓷器，从造型上来看，较之于以往更加繁多，从生活器具到文具、玩具、赏玩品再到陈设品、佛藏品应有尽有。装饰手法上，镂刻技术更上一层楼。由于乾隆的好大喜功，唐英为投其所好，创造出了转心瓶、镂空套瓶等华丽奇巧的新器型，这类瓷器对工艺的要求更加精细，较之康熙时挺拔风格和雍正时的优雅风格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令人惊叹的是，唐英还烧制出集十几种釉彩、12个开光于一身的“各色釉瓶”，工艺难度达到历史顶峰。粉彩上还独创百花地和轧道工艺，轧道是用一种绣针大小的金属工具在器表上画出细如毫芒的凤尾纹，《清宫内务府记事档》中曾反复提到的“锦上添花器就属于此种，后代也多有仿制，但精细不可同日而语。纹饰风格上，一改雍正的幽淡隽永，出现华丽奢靡的时代风尚，内容多含福禄寿与太平盛世之寓意，器物纹饰上出现大量乾隆御制诗。
说到乾隆时期的创新品种不得不提及仿生瓷。仿生瓷是依照动物、植物等形态来作为瓷器的形态，乾隆时最爱仿生瓷仿生的对象包括鹤、鹿、鸡、鸭、螺、瓜子、核桃、莲子、荔枝、树根等，这类瓷器以赏玩为主。
乾隆八年，唐英受命乾隆所编注的《陶冶图说》，可谓是对陶瓷工艺流程的详细注解，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陶冶图说》内容丰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所述流程、细节分工都较《天工开物》更加详尽。此外，在对烧造火候、科学包装方面都有指导，这部陶冶工艺流程的系统专著是唐英留给后人的珍贵资料。
| 陶务管理多谋略 |
不得不提的是，唐英也是一位杰出的陶务管理家。他在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造活动中，顺应时势，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废除明代的“匠籍制”，改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金钱雇佣劳动力的“雇役匠制”。同时，御窑厂为了吸引设备优良、技术高超的窑户合作，给予承差窑户较为丰厚的待遇，即使烧的次品，也按上品一样给酬劳。 同时为“励其诸作之专”，还实行“额外奖赏”制。这些管理体制上的革新，激发了御窑厂工匠及其合作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清代御窑厂制作出的产品，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此外，为了节省烧造费用，唐英对御厂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慎简朝官”政策，毫不留情地裁撤厂内多余的非生产性人员，力求做到“政善工勤”，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的管理秩序。清代御窑厂工匠辦事人役与明代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明代御厂共 1500 人，而唐英督陶时，从雍正至乾隆初，御厂一共才300余人。而到“唐窑”后期，唐英大胆消减非生产性人员，据《景德镇陶录》记载仅有 28 人。这一人事制度的变革，促使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只有认真工作而无法推诿扯皮，为御厂生产带来勃勃生机。
更加值得钦佩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唐英冒违反朝廷定例之险，打破将景瓷运往淮关配座、装桶，然后解运进京的惯例，改为就地配座、装桶，直送京师。唐英的这一合理的解运方法，既便民、又省开支，对于官窑生产的提高获益不浅。
唐英在管理御窑厂的过程中，以其个人魅力和努力以及制度上的改革和完善，很好地完成了督陶官这个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集合皇帝审美思想的体现、造办处设计精英的构思以及景德镇最优秀的制瓷技艺的支持，这一切都促使“唐窑”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唐英对清初瓷业的贡献，奠定了他作为一名督陶官的历史地位，使他不仅成为古代制瓷匠人的杰出代表，更是因一代“陶圣”而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