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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戏缘
說起来，黄家应该算是正经的书香门第。往上数，我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家族里还有几位先人也比较有名，在我的老家浙江，有瑞安“三黄”或“五黄”先生之说。祖上哪里能想到，我会“坏了门风”、成了“戏子”呢？不仅如此，我还带着弟弟妹妹们一串儿，把我们家变成演艺人家了。
我父亲黄曾铭清末时留日，学的是电机，回来赶上做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后来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我们家的气氛非常自由，父母从来不限制我们。我1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有个亲戚对我说：“宗江，要好好读书啊！”我心想，这个老头子怎么骂人呀？因为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种话，这在我听来就像是训斥。父亲是个戏迷，那时京剧盛极一时，梅兰芳、杨小楼的戏，他都带我们看过。我小时候在学校演出，父亲也是最最热情的观众。他还跟母亲提起过：干脆把老大——就是我——送去戏校吧。可惜我天生一副破锣嗓子。但我日后以戏剧为终身职业，可能源头就要追溯到这个年代吧。
我上初中时，一台演出能演好几个角色：人家演京剧，要我演里面的丑老头、丑婆子；人家演话剧，要我演一个小孩子，还要被人抱上台去，奶声奶气地喊“妈妈”；人家演歌剧，要我演披着一床被单、拿着一个火把的和平女神。所有的戏，京剧、话剧、歌剧我都参加了演出。我的音乐老师说：“你可出风头了！”他一直觉得我唱得很差，可我觉得他嫉妒我。我歌是唱得很差，但我会演啊。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宗淮、宗洛、宗汉和小妹宗英。那时放学回家，我就给弟弟妹妹们演我自制的木偶戏，还给他们排我编的戏，小妹宗英就成了唯一的女主角兼配角。宗洛小时候最笨嘴拙舌，也跟在里头瞎搅和。我和宗英现在都改以写作为主业了，谁承想小时候连话都说不清楚、上台还老忘词的宗洛，现在倒成了我们家剩下的唯一演员了，70多岁了还越演越欢。
1935年，我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刚从北大毕业的张中行任我们的国文老师。他是旧式文人打扮，穿着布鞋长袍。作文课上我斗胆自行命题，行老拿着我的文章说：“黄宗江，当代一二流作家不过如此！”那时我才15岁，这一句夸奖我记了一辈子。我的英文老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毕业于燕京大学。
南开是一个戏剧摇篮，曹禺是我们南开的，周恩来也是我们南开的。虽说我们没同过台，却都在学校里演过戏。我们可不是随便演着玩儿的，全是成套的大戏呀！周恩来演过好几个女性角色，曹禺演过易卜生《娜拉》里的娜拉，我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南开在重庆有一所分校，抗日战争胜利40年时校方请我去讲演，校长大声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上海“下海”
1938年9月1日，我考入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西语系。大学里剧社很多，有一次突然有人找我排“圣剧”——圣诞节演的剧。我找到沈湘，让他演一个大胖子，上台就抱着金元宝哈哈大笑。沈湘个头比我矮，但声音很好。结果演出那天，他刚“哈哈”完，全场突然一片漆黑，他就坐在台上，等了半天灯才亮。一想到這个著名的声乐家当年给我跑过两回龙套，我至今还忍不住偷偷得意呢。
在南开时我就有了“初恋”。她是隔壁南开女中的学生，演过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回家之后》的女主角。我对她一见钟情，默默写了一年的日记。没料到我们后来又一同上了燕京大学，还有机会一起演了《雷雨》，她演四凤，我演周冲。像戏里一样，我爱上了她，她爱上了“周萍”。演完戏，我灵机一动，查了她洗的照片的号码，发现所有“周萍”的照片她都洗了，而我的她一张都没洗。我一气，就要殉情自杀。那时候东安市场鸦片随便买，我就买回来，像泡咖啡一样喝了。我本来想写一封很长的遗书，但没写出来。“四凤”和其他同学赶紧把我送到协和医院。他们生怕我一睡就醒不过来了，所以一看我要闭眼，就一起喊我的名字；过一会儿我张开眼，还朝大家微笑，回头我又睡过去了……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的命是保住了，但这一来把“四凤”吓着了，于是她离我更远了。而“周萍”原来就有未婚妻，所以“四凤”最终也没和“周萍”好。我的老伴阮若珊后来点评：“你年轻时的恋爱为什么总失败？就是因为你没给对方成家的感觉。”这话说得太正确了。我追过一些女孩子，当时都没成，但事后她们都说：“黄宗江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男人。”
1940年冬，我19岁，上大学三年级。当时有的同学刺杀汉奸未成，远走他乡；有的已进入西山打游击。我为自己深陷小儿女的爱情里而自卑，于是决定出走上海。在那里，我考上了上海剧艺社，从此正式“下海”。
不久，已是名角的石挥也参加了剧艺社。石挥的性格冷得厉害。有段时间石挥邀我与他在辣斐德剧场的弄堂里同租一个亭子间住，亭子间里终日不见阳光，而石挥整天穿着他那件永恒的黑西服，带着一把吉他，总显得很阴郁，我甚至有些怕他。
后来黄佐临带着我和石挥等人另组上海职业剧团。黄佐临不爱说话，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P.K.（闭口）”。他的夫人是著名演员丹尼，她与我和石挥还同台演过戏。我和石挥都搬到了黄佐临家住。不久15岁的宗英也来到上海住在他家，起初是管服装，后来因为有演员生病，她被临时拖上台顶替，从此也下了海。我们都是流浪艺人，黄佐临每月象征性地收我们10块钱房租，以让我们安心。
那时候他家里已经很高档了，楼上楼下，楼下是客厅、餐厅，完全是洋式的。当时有冰箱的人不多，我们三个下戏回家，饿了就打开冰箱，吃罢各自倒在床上。有一天晚上我正睡着觉，忽听住在客厅里的石挥一声喊：“宗江，咱们忘了关冰箱里的电灯吧？”我一想，好像是。我们三人赶紧起床，拉开冰箱门一看，灯果然是亮的，却找不到开关。关门，再开……怎么电灯还亮着？我们折腾了半夜，最后只好各自睡下，一晚上也没弄明白冰箱里的灯为什么老关不上。人家好好一个家，招了我们三个流浪汉进去，等我好多年后有了自己的家时才明白，做到这一步，他当年可真不容易啊！ 石挥后来主演的话剧《秋海棠》在上海盛极一时。他实在是个天才演员。我曾问赵丹，他认为最好的男演员是谁，赵丹回答：“石挥！”1942年日本人控制的电影公司找我演电影《秋海棠》，我放弃了高出5倍的片酬，也放弃了与石挥做个较量的机会，远走重庆。
1946年春我从海外归国，路过上海，又见到了石挥。一别近四载，见他苍老了许多，而那笑，好像寒意更深了。分别时，他给了我百八十块零钱，还送我上汽车。登车前我想买份报纸，他连忙掏钱，买了两份，我拿了一份跳上车。车上车下，我俩同时拿起那份报纸，却见报上写着：“黄宗江自从被石挥气走以后……”
戏梦人生
我在重庆演了两年的剧，演了《家》和《戏剧春秋》等，也还算得意。1944年秋，正巧在好朋友冯亦代家遇到上海交大的一位学生，告知交大航海、轮机等系学生近百人参加了千名老兵组成的“赴美参战海军”。那时湘桂失陷，而我又一次失恋，再次决定出走，于是我也报名混入，漂洋过海成了一名真正的水兵。
到美国后，我们在迈阿密的一个海军训练中心受训，除了航海、枪炮、补损、救火等基本课程外，还有一项基础英语，教员是在海军服役的美国姑娘温妮。其实以我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底子，是根本用不着上这种基础课的，但也整日在那儿厮混。慢慢地，温妮与我也由师生之谊发展为男女之情。不久，我们舰队转赴古巴关塔那摩港继续学习。行前温妮与我告别，与她握别后，她突然又叫回我，说：“你不吻别我吗？”长吻一别，此生我们再未相见。
1946年夏天，军舰回到南京下关。当时我在永宁舰任声呐反潜中士。我害怕被提升为军官，因为那样就得要参加内战了。打日本人可以，打共产党我可不愿意，于是我谎称患了肺病，去北平复校的燕京大学重新读书。人家大四毕业，我却继续读我的“大九”。没想到1947年暑假我真的得了肺病，大吐血，不得不卧床休息。直到上海解放我才起床，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终于没能念完我的“大十”，所以我也就至今尚未从燕京大学毕业。
四年的职业演员生活倒很光彩，但我认为做演员是天才的事业，而我不是天才，所以始终想以演员为过渡，最后成为剧作家。
我的编剧生涯开始于9岁。那年上高小的我写了个童话剧《人的心》，被同学拿去发表在《世界日报》上，从此我立志写剧本。但此后学生时期写的不少戏均难成器。1946年我从美国归来，已经25岁了，一想到人家曹禺23岁就写出了《雷雨》，不免有点着急，便多少也以我的家庭为蓝本，写了出《大团圆》，在京、沪上演了话剧，还拍了电影。我最得意的是这个剧本被列入了巴金主编的“文艺丛刊”，丛刊中还包括曹禺的三部曲。
参军后，我很自然地做了电影编剧。第一部《柳堡的故事》改编自胡石言的同名小说。石言和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动笔了，但因为是涉及战士爱情的敏感题材，7年后才拍成影片。作为编剧，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张志新的电影剧本没有拍成。
1956年，我在办公室第一次见到阮若珊——以前我曾听别人提起过她——那天她穿着蓝布衫，罩着棉袄，剪着短发。一切看上去并不惊人，我也并未惊艳，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对我来说合适——也许是因为她与我那些年来所憧憬的一种形象暗合，就是我钦佩的那种人，那種饱受生活教训却仍热爱生活的人——于是我连夜给她写了一万多字的求爱信，贸然地给了她。
我和阮若珊此前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若珊比我大几个月，“一二·九”时就在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后奔赴太行，又下沂蒙，写了《沂蒙山小调》。她是位老八路，山沟里出身的演员，后任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书记、副院长。
若珊的很多朋友当初并不认同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浪子”，但她还是很有勇气地接纳了我。1957年元旦，流浪了前半生的我带着仅有的半条军毯、半柳条包揉成一团的旧衣服，和若珊一起建立了一个清贫但温暖的家。对她的两个女儿我一直视若己出，两年后，我们又有了自己的女儿丹青。结婚时，若珊已是位师级干部、老共产党员，而我才是连级干部，还不是党员，这要换成她是男的、我是女的，一点都不奇怪，倒过来，则在我党我军“史无前例”。
我的好朋友胡石言对于我和我老伴的关系说了这么句话：“你这件外套她穿上，开始可能感到花哨了点，穿惯了也就贴身了。”蒙他祝福，我俩就如此贴身了近半个世纪，接近金婚时她才离我而去。
回首前尘，恍然有一种浮生若梦之感。是戏如人生，還是人生如戏，我已辨不太清，却时常记得在燕京读书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Mi ss Boyton领着我们在未名湖畔上课，我用英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那句诗：“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就是演员……”
游山西村 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
拄杖无时夜叩门。
說起来，黄家应该算是正经的书香门第。往上数，我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家族里还有几位先人也比较有名，在我的老家浙江，有瑞安“三黄”或“五黄”先生之说。祖上哪里能想到，我会“坏了门风”、成了“戏子”呢？不仅如此，我还带着弟弟妹妹们一串儿，把我们家变成演艺人家了。
我父亲黄曾铭清末时留日，学的是电机，回来赶上做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后来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我们家的气氛非常自由，父母从来不限制我们。我1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有个亲戚对我说：“宗江，要好好读书啊！”我心想，这个老头子怎么骂人呀？因为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种话，这在我听来就像是训斥。父亲是个戏迷，那时京剧盛极一时，梅兰芳、杨小楼的戏，他都带我们看过。我小时候在学校演出，父亲也是最最热情的观众。他还跟母亲提起过：干脆把老大——就是我——送去戏校吧。可惜我天生一副破锣嗓子。但我日后以戏剧为终身职业，可能源头就要追溯到这个年代吧。
我上初中时，一台演出能演好几个角色：人家演京剧，要我演里面的丑老头、丑婆子；人家演话剧，要我演一个小孩子，还要被人抱上台去，奶声奶气地喊“妈妈”；人家演歌剧，要我演披着一床被单、拿着一个火把的和平女神。所有的戏，京剧、话剧、歌剧我都参加了演出。我的音乐老师说：“你可出风头了！”他一直觉得我唱得很差，可我觉得他嫉妒我。我歌是唱得很差，但我会演啊。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宗淮、宗洛、宗汉和小妹宗英。那时放学回家，我就给弟弟妹妹们演我自制的木偶戏，还给他们排我编的戏，小妹宗英就成了唯一的女主角兼配角。宗洛小时候最笨嘴拙舌，也跟在里头瞎搅和。我和宗英现在都改以写作为主业了，谁承想小时候连话都说不清楚、上台还老忘词的宗洛，现在倒成了我们家剩下的唯一演员了，70多岁了还越演越欢。
1935年，我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刚从北大毕业的张中行任我们的国文老师。他是旧式文人打扮，穿着布鞋长袍。作文课上我斗胆自行命题，行老拿着我的文章说：“黄宗江，当代一二流作家不过如此！”那时我才15岁，这一句夸奖我记了一辈子。我的英文老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毕业于燕京大学。
南开是一个戏剧摇篮，曹禺是我们南开的，周恩来也是我们南开的。虽说我们没同过台，却都在学校里演过戏。我们可不是随便演着玩儿的，全是成套的大戏呀！周恩来演过好几个女性角色，曹禺演过易卜生《娜拉》里的娜拉，我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南开在重庆有一所分校，抗日战争胜利40年时校方请我去讲演，校长大声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上海“下海”
1938年9月1日，我考入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西语系。大学里剧社很多，有一次突然有人找我排“圣剧”——圣诞节演的剧。我找到沈湘，让他演一个大胖子，上台就抱着金元宝哈哈大笑。沈湘个头比我矮，但声音很好。结果演出那天，他刚“哈哈”完，全场突然一片漆黑，他就坐在台上，等了半天灯才亮。一想到這个著名的声乐家当年给我跑过两回龙套，我至今还忍不住偷偷得意呢。
在南开时我就有了“初恋”。她是隔壁南开女中的学生，演过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回家之后》的女主角。我对她一见钟情，默默写了一年的日记。没料到我们后来又一同上了燕京大学，还有机会一起演了《雷雨》，她演四凤，我演周冲。像戏里一样，我爱上了她，她爱上了“周萍”。演完戏，我灵机一动，查了她洗的照片的号码，发现所有“周萍”的照片她都洗了，而我的她一张都没洗。我一气，就要殉情自杀。那时候东安市场鸦片随便买，我就买回来，像泡咖啡一样喝了。我本来想写一封很长的遗书，但没写出来。“四凤”和其他同学赶紧把我送到协和医院。他们生怕我一睡就醒不过来了，所以一看我要闭眼，就一起喊我的名字；过一会儿我张开眼，还朝大家微笑，回头我又睡过去了……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的命是保住了，但这一来把“四凤”吓着了，于是她离我更远了。而“周萍”原来就有未婚妻，所以“四凤”最终也没和“周萍”好。我的老伴阮若珊后来点评：“你年轻时的恋爱为什么总失败？就是因为你没给对方成家的感觉。”这话说得太正确了。我追过一些女孩子，当时都没成，但事后她们都说：“黄宗江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男人。”
1940年冬，我19岁，上大学三年级。当时有的同学刺杀汉奸未成，远走他乡；有的已进入西山打游击。我为自己深陷小儿女的爱情里而自卑，于是决定出走上海。在那里，我考上了上海剧艺社，从此正式“下海”。
不久，已是名角的石挥也参加了剧艺社。石挥的性格冷得厉害。有段时间石挥邀我与他在辣斐德剧场的弄堂里同租一个亭子间住，亭子间里终日不见阳光，而石挥整天穿着他那件永恒的黑西服，带着一把吉他，总显得很阴郁，我甚至有些怕他。
后来黄佐临带着我和石挥等人另组上海职业剧团。黄佐临不爱说话，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P.K.（闭口）”。他的夫人是著名演员丹尼，她与我和石挥还同台演过戏。我和石挥都搬到了黄佐临家住。不久15岁的宗英也来到上海住在他家，起初是管服装，后来因为有演员生病，她被临时拖上台顶替，从此也下了海。我们都是流浪艺人，黄佐临每月象征性地收我们10块钱房租，以让我们安心。
那时候他家里已经很高档了，楼上楼下，楼下是客厅、餐厅，完全是洋式的。当时有冰箱的人不多，我们三个下戏回家，饿了就打开冰箱，吃罢各自倒在床上。有一天晚上我正睡着觉，忽听住在客厅里的石挥一声喊：“宗江，咱们忘了关冰箱里的电灯吧？”我一想，好像是。我们三人赶紧起床，拉开冰箱门一看，灯果然是亮的，却找不到开关。关门，再开……怎么电灯还亮着？我们折腾了半夜，最后只好各自睡下，一晚上也没弄明白冰箱里的灯为什么老关不上。人家好好一个家，招了我们三个流浪汉进去，等我好多年后有了自己的家时才明白，做到这一步，他当年可真不容易啊！ 石挥后来主演的话剧《秋海棠》在上海盛极一时。他实在是个天才演员。我曾问赵丹，他认为最好的男演员是谁，赵丹回答：“石挥！”1942年日本人控制的电影公司找我演电影《秋海棠》，我放弃了高出5倍的片酬，也放弃了与石挥做个较量的机会，远走重庆。
1946年春我从海外归国，路过上海，又见到了石挥。一别近四载，见他苍老了许多，而那笑，好像寒意更深了。分别时，他给了我百八十块零钱，还送我上汽车。登车前我想买份报纸，他连忙掏钱，买了两份，我拿了一份跳上车。车上车下，我俩同时拿起那份报纸，却见报上写着：“黄宗江自从被石挥气走以后……”
戏梦人生
我在重庆演了两年的剧，演了《家》和《戏剧春秋》等，也还算得意。1944年秋，正巧在好朋友冯亦代家遇到上海交大的一位学生，告知交大航海、轮机等系学生近百人参加了千名老兵组成的“赴美参战海军”。那时湘桂失陷，而我又一次失恋，再次决定出走，于是我也报名混入，漂洋过海成了一名真正的水兵。
到美国后，我们在迈阿密的一个海军训练中心受训，除了航海、枪炮、补损、救火等基本课程外，还有一项基础英语，教员是在海军服役的美国姑娘温妮。其实以我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底子，是根本用不着上这种基础课的，但也整日在那儿厮混。慢慢地，温妮与我也由师生之谊发展为男女之情。不久，我们舰队转赴古巴关塔那摩港继续学习。行前温妮与我告别，与她握别后，她突然又叫回我，说：“你不吻别我吗？”长吻一别，此生我们再未相见。
1946年夏天，军舰回到南京下关。当时我在永宁舰任声呐反潜中士。我害怕被提升为军官，因为那样就得要参加内战了。打日本人可以，打共产党我可不愿意，于是我谎称患了肺病，去北平复校的燕京大学重新读书。人家大四毕业，我却继续读我的“大九”。没想到1947年暑假我真的得了肺病，大吐血，不得不卧床休息。直到上海解放我才起床，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终于没能念完我的“大十”，所以我也就至今尚未从燕京大学毕业。
四年的职业演员生活倒很光彩，但我认为做演员是天才的事业，而我不是天才，所以始终想以演员为过渡，最后成为剧作家。
我的编剧生涯开始于9岁。那年上高小的我写了个童话剧《人的心》，被同学拿去发表在《世界日报》上，从此我立志写剧本。但此后学生时期写的不少戏均难成器。1946年我从美国归来，已经25岁了，一想到人家曹禺23岁就写出了《雷雨》，不免有点着急，便多少也以我的家庭为蓝本，写了出《大团圆》，在京、沪上演了话剧，还拍了电影。我最得意的是这个剧本被列入了巴金主编的“文艺丛刊”，丛刊中还包括曹禺的三部曲。
参军后，我很自然地做了电影编剧。第一部《柳堡的故事》改编自胡石言的同名小说。石言和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动笔了，但因为是涉及战士爱情的敏感题材，7年后才拍成影片。作为编剧，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张志新的电影剧本没有拍成。
1956年，我在办公室第一次见到阮若珊——以前我曾听别人提起过她——那天她穿着蓝布衫，罩着棉袄，剪着短发。一切看上去并不惊人，我也并未惊艳，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对我来说合适——也许是因为她与我那些年来所憧憬的一种形象暗合，就是我钦佩的那种人，那種饱受生活教训却仍热爱生活的人——于是我连夜给她写了一万多字的求爱信，贸然地给了她。
我和阮若珊此前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若珊比我大几个月，“一二·九”时就在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后奔赴太行，又下沂蒙，写了《沂蒙山小调》。她是位老八路，山沟里出身的演员，后任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书记、副院长。
若珊的很多朋友当初并不认同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浪子”，但她还是很有勇气地接纳了我。1957年元旦，流浪了前半生的我带着仅有的半条军毯、半柳条包揉成一团的旧衣服，和若珊一起建立了一个清贫但温暖的家。对她的两个女儿我一直视若己出，两年后，我们又有了自己的女儿丹青。结婚时，若珊已是位师级干部、老共产党员，而我才是连级干部，还不是党员，这要换成她是男的、我是女的，一点都不奇怪，倒过来，则在我党我军“史无前例”。
我的好朋友胡石言对于我和我老伴的关系说了这么句话：“你这件外套她穿上，开始可能感到花哨了点，穿惯了也就贴身了。”蒙他祝福，我俩就如此贴身了近半个世纪，接近金婚时她才离我而去。
回首前尘，恍然有一种浮生若梦之感。是戏如人生，還是人生如戏，我已辨不太清，却时常记得在燕京读书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Mi ss Boyton领着我们在未名湖畔上课，我用英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那句诗：“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就是演员……”
游山西村 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
拄杖无时夜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