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前期，中国社会的“民族大融合”已趋于完成。而在北周与北齐对立的这短短几十年中，两个王朝的民族问题一直颇受史学方家们的关注，特别是以陈寅恪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更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许多鞭辟入里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黄永年先生作为隋唐史的大家，同样对北周北齐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及其深入的研究，并将其整理后，写入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黄永年先生对于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另辟蹊径，其观点有很多独到之处。其中不少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颇有启发。
　　【关键词】：北周；北齐；汉人；鲜卑；胡汉关系
　　一、《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独到观点
　　唐朝作为我国古代一个及其重要的封建王朝，一直以來都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和重视。自后晋赵莹等人修《前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新唐书》以来，时人对唐史的研究从未中断过，甚至自近代以来隋唐史还引起了欧美、日本等地学者的关注，英国学者崔瑞德所编的《剑桥隋唐五代史》及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等著作是其中翘楚。近代以来，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也曾以《隋唐五代史》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书对唐朝历史做了极为全面的研究。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吕思勉及陈寅恪先生有着极深渊源的黄永年先生，利用其深厚的唐史和历史文献学功底在其晚年写成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研究价值极高。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虽名为“政治史”，实则绝非通史，而是黄永年先生依时代顺序对自北朝后期至唐宪宗朝的政治史，建立自己的解释框架。黄永年先生在诸多方面糅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但又与其提出不少商榷，功力雄厚，意味深长。笔者以为，如果之前对唐代政治史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此书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对唐代政治史的认识，有助于历史认知的深入进行。除此之外，黄永年先生在书中所展现出的一些不为人关注的观点，对民族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的起始点，是北朝后期的北周与北齐之争。对于北周最终胜利以及北齐的败亡，在黄永年先生的笔下，我们不难看出如缪彦威、陈寅恪等史学家都不能免俗，皆抱有“北齐一代，鲜卑势盛……然卒不能胜鲜卑而归于失败”、“北周能将民族问题解决，而北齐在民族关系上则未能善调”这样的观点。似乎经济力量远超北周的北齐只要能在民族问题上下一点功夫，中国历史的走向就会改变。但是黄永年先生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审核”之下，发现在北齐政权中，激烈的政治斗争并非是因“胡汉”之争而引起，而是由代表不同政治利益的政治集团与传统的“文武”官员引起。为了陈述自己这一观点的正确性，黄永年先生对当时涉及北齐高层政治斗争的主要官员做了统计与分类，发现所谓的“胡汉”之争是完全站不住角的。若以前人“民族问题”的视角来看，北齐的政治斗争就会演变成汉人群体和鲜卑人及鲜卑化群体的冲突，这在作者的分析中是完全不成立的。在黄永年先生的笔下，无论是北齐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一方，都是既有汉人也有鲜卑人，在斗争中失败，即使是鲜卑人，也会弄得包括鲜卑、汉人在内的“朝野深非笑之”。斗争的原因，“也并非出于鲜卑的民族利益来反汉人，而只是自身感受到了此集团对他们的威胁。” “这些都说明此种斗争确实不曾以民族来划分营垒，不能说成是汉人与鲜卑之争。”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是一本内容非常详尽、考证也十分精细的学术专著，不仅仅是第一章中有关所谓“民族矛盾”的论证，之后的内容也对一直以来学术界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诸如“关陇集团”、“府兵制”、“玄武门之变”、“两税法”及“永贞革新”等隋唐时期重要事件与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得出了与前人有所差异的结论。其中涉及“安史之乱”与藩镇制度兴起等部分，笔者以为还可以参阅张国刚先生的博士论文——《唐代藩镇研究》，二者互相印证比较之下，定能有所体会。
　　二、黄永年先生的史料解读
　　或许是由于角度和解读的不同，对于相同的史料，黄永年先生与谬、陈二位学者的看法也大相径庭。例如《北史·后妃·齐文宣皇后李氏传》记载的“及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这句话，都曾被谬、陈二位学者使用，并以此作为北齐政治斗争实是鲜卑与汉人之争，是“娄后排斥李后，压制汉人”。这样站在民族对立立场上的解释无疑不能让黄永年先生满意，于是他就这一段史料祥加分析，通过《北史·齐宗室诸王神武诸子传》等史料，黄永年先生认为北齐宗室中，为数不少的王子的嫔妃都是汉人，若要达到“汉人不可为天下母”这样的要求，岂不是北齐宗室都需另行聘娶，这无疑是不合常理的。同时，史料中出现的高隆之、高德正二人，经黄永年先生考证后，发现他们同为汉人而非鲜卑，如果就他们的意见简单得出“胡汉相争”的结论，无疑是过于武断了。
　　为了对自己的论据进行充分的支撑，黄永年先生继续就北齐宗室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举出《北史·杨愔传》的一句话：“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这句话在缪彦威先生的分析中，是用以补充上文中的“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观点的，缪先生以此作为娄后站在鲜卑立场反儿媳李氏的证据。但是黄永年先生不这么看，黄永年先生对已经升任“太皇太后”的娄氏残留的政治能量表示怀疑，于是在《北史·齐孝昭帝纪》中找到了证据来反驳：“包括高殷所说‘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等好似准备退位的话语，娄后所说‘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的直斥李后的言词，也都是违背当时情势而属事后所虚构，在论证娄后的鲜卑民族立场上毫无史料价值。”而对因诛杀士大夫祖珽、崔季舒等汉人士大夫而导致北齐政治终于上不了轨道以讫于亡这一观点，黄永年先生则进行了逐条分析。他认为，“祖珽从得宠到失势到再得宠，驯至参预中枢政事兼绾兵柄，以及其间各种人物的勾结倾轧，实无一不是为了争个人权势而并非闹民族矛盾，不存在汉人与鲜卑之争。”
　　而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的第一章中，最后一小节“口语中‘汉’字的解释”无疑是总结第一章的点睛之笔。黄永年先生在这一节中举了10个例子，并说明这10个例子中，“汉”的意思共有“六镇鲜卑以外的地方豪族武装”、“对人的贱称而并非专指汉族”、“文人”、“汉族”这四种，但是其中唯一指代汉族的就是上文中提到过的娄后那句“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而这句话的真实性依然存疑，有很大可能是臆造出来的，并不能作为一个民族对立、民族矛盾的论据。因此，在黄永年先生的引经据典考证之下，北齐的政治斗争仅是单纯的因个人利益或政治集团利益而引起的政治倾轧，并非是不少史家所认定的是由鲜卑和汉人的民族矛盾引起的民族迫害。 　　三、对黄永年先生笔下“民族关系”的心得
　　除了上述方面，笔者还认为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第一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中，黄永年先生的一些观点对当前的民族史研究有很大启发。比如，黄永年先生在总结历代学者有关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研究共性时，指出：“过去研究历史者往往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政权，民族间的歧视欺凌就必然炽烈而不能缓和，民族矛盾将成为始终成为主要矛盾。”黄永年先生的说法确有其道理，无论是秦汉时期的汉人与匈奴，魏晋南北朝时的汉人与“五胡”，宋朝时的汉人与契丹、女真、党项，还是元朝时的汉人与蒙古，明朝时的汉人与蒙古、满洲……似乎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斗争史。这种将各民族有意对立起来的狭隘的史学思维，我们今天仍可发现它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
　　这样的一种刻意对立民族关系的思维无疑是不正确、也不值得宣扬的。就算在民族压迫、歧视、斗争最为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北魏以后，随着南朝的势弱，不少留居在“敌占区”的汉人，也开始视北魏这一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异族政权为正朔，正如黄永年先生在书中引用周太初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那句“百余年间，南北之间民族矛盾远较东晋渡江后之百年间为缓和。”黄永年先生也借此阐述自己的观点：“南北两不同民族主持的政权之间尚且如此，同一政权内部要说经久不息地大闹其民族问题，岂不扞格难通！……六镇鲜卑子孙亦已渐与汉族融合不能分离，这是研究历史者公认的事实，则说其前东魏鲜卑与汉人的斗争，尚如彦威先生和寅恪先生《讲演录》所说如此剧烈，恐也不合于事物演变的规律。”黄永年先生在这段话中清楚的表示，一方面民族矛盾实际并无想象的那么严重，甚至很多时候“胡汉”之间早已水乳交融；另一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无论是“汉人胡化”或“胡人汉化”，都是历史的选择，民族融合终将成为大势，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将各民族造成对立关系，强调民族间的矛盾，或是以汉族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蔑视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在历史研究中是完全行不通的。
　　笔者以为黄永年先生不仅是一个断代史大家，其对历史文献的钻研也是一流的。可以说黄永年先生正是因为有了在历史文献方面的深厚功底，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挑出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并且判断这些史料的真伪。黄永年先生在论证完太皇太后娄氏的话语真伪后，有一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旧日史书本纪的可信程度往往高于列传，这也可算是一例。”笔者以为，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辨别真伪做的还不够好，甚至会有学生在论文中引用不少野史史料，这就造成了文章质量难以保证，研究历史所要求的求真求实得不到落实。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较以往是否应该更加重视历史文献学，以教学生辨别史料、搜寻史料的方法来从根源上保证学生对史料的运用是正确规范的。
　　参考文献：
　　[1]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2]《北史》卷14《后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3]《北史》卷41《杨愔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标点本。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6]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作者簡介：王梓杨（1992—）云南昆明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南边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