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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募基金经理频繁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业激励制度不完善
伴随着上证指数在3000点附近拉锯振荡,基金业人事出现了一轮“井喷式”调整。
据基金公司公告统计,从2010年初至3月中旬,已有至少29家基金公司的67只公募基金调整了基金经理,这一数量远超2009年同期。离职者中,不乏一些明星级别基金经理,如华夏基金孙建东和张龙、南方基金冯皓和谢伟鸿、泰达荷银基金王勇等。
“目前基金经理变动大多源于公司内部变更。”中国证券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办理新任基金经理的登记中,对于少数频繁变动工作的人员,协会采取了劝退或要求调整人员等措施。
目前,公募基金的规模已经接近2.5万亿元,基金持有人3000多万,但反观其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流失现象却愈显“汹涌”。
大洗牌
2010年1季度基金业人事大变动,只是2009年这一现象的延续。
根据海通证券的统计,2009年,共有199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更,变更次数达249次。晨星(中国)一份报告中称,2009年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变动率达到了32.5%。这意味着,一年内有近三分之一的公募基金出现基金经理离职现象。
频繁的人事变动已令基金经理人才短缺雪上加霜。
天相投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同时参与3只基金管理的基金经理超过30名,其中还有管理基金经验只有一年多的基金经理参与4只基金管理。
另据统计,现任376名基金经理中,约有22%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不足1年;有91位约24%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一年以上但不足两年,仅有30位不足8%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5年以上;而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10年以上者,只剩下华夏王亚伟、汇丰晋信林彤彤、华安基金尚志民等3人。
如果说基金经理频繁变更的现象在业内已属司空见惯的话,最近基金公司则密集上演了高管大洗牌。
记者查阅的基金公司公告显示,在过去的3个月内,有近10家基金公司相继发布高管变更公告。
2009年12月末,建信基金副总经理徐军、信诚基金副总经理岳爱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张惟闵离任。
2010年1月21日,浦银安盛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张建宏辞职。
2月12日,东方基金公司副总经理付勇辞职,其单独管理的东方精选以及合作管理的东方策略也就此改弦易张。就在同一天,南方基金投资部总监、南方绩优基金经理苏彦祝也宣布辞职。
3月6日,金元比联冯辞辞去董事和董事长职务,来自外方股东比联资产管理公司的Lode Vermeersch也同时从投资总监的职位上卸任。3月12日,景顺长城基金副总经理宋宜农辞职。
3月15日,融通基金董事长孟立坤和总经理吕秋梅同时闪电离职。
此外,近期博时基金副总经理李全、原景顺长城基金公司董事长徐英辞职将转任新华资产管理公司的消息,也逐渐明朗。
扩容声急
2009年3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于发布修订后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并同时发布《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上述两份文件在制度层面上,对基金经理的无序流动作出了限制,适当规范了基金经理的调整,并首次对频繁变动的标准做出了“两年两次”的量化——频繁变动工作岗位达两年两次者,将视为不适当担任基金经理者,不予通过变更注册。
然而,实施近一年来,《指导意见》和《规则》的短期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基金人才变动仍呈汹涌之势。
另一方面,在近几年基金行业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基金经理队伍的扩容需求大大增加。
“ 2009年‘一对多’业务的开闸,新基金的加速发行,使得基金公司在投资研究资源的总量上捉襟见肘。”银河证券基金研究所分析师李兰表示:“一方面公司内部一些资历较浅的投研人士被火速提拔到一线,另一方面各大基金公司也纷纷加大了对外的招聘力度,目前来看,‘人才荒’仍将延续。”
资料显示,2009年12月证监会基金部下发通知,2010年1月1日起将对基金产品实行分类审核制度,并将进一步简化部分成熟产品的审核程序。根据新规则,一家基金公司最多可以同时上报5只产品。
“今后新基金发行肯定会更加火热,再加上新基金公司可能集中扩容,基金业人才短缺和频繁变动的情况在2010年有所加剧。”李兰表示。
激励制度缺憾
“国内公募基金经理频繁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业激励制度不完善。”一位合资基金公司的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这种不完善,在业绩报酬、个人投资限制及股权激励等方面都有体现。
在国内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初期,监管层曾允许基金管理人提取基金业绩报酬。但在2001年,监管部门下发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报酬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基金管理人不得再提取基金業绩报酬。
对一些明星基金经理来说,公募行业的薪酬激励确实已经无法“吸引眼球”。
根据记者的了解,大型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的年薪一般在300万元左右,中小型基金公司普通的基金经理年薪100万元左右,而私募基金的平均薪酬水平要远远高于公募基金的上限,巨大的利益,使不少基金经理对于私募趋之若鹜。
另外,在个人投资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也加剧了公募基金经理的变动。按照目前法规,国内公募基金经理无法投资A股市场,同时,根据证监会要求,基金经理不仅需上报直系三代的身份证号码,连非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码也要上报。
“基金高管的离职分三种情况。”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股东变更或例行换届时部分高管因聘任期满而正常离职;由于身体等个人原因辞职;股东方不满意其表现而更换。
至于基金经理层面,该负责人表示:“首先,这与市场和投资者太注重业绩及短期效益密切相关。
其实,一个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和风格不可能在不同时期都完全适应,然而‘股东关注规模,投资者关注业绩’是目前的普遍现象,有些公司也许是迫于这种无形的压力而更换业绩不佳、或是投资风格不适合该基金的基金经理。还有一些基金经理是有自己的考虑而转投私募或其它金融机构。”
“此外,不排除有些基金经理是自己做了‘坏事’而主动或被动离开。”该负责人说。
股权激励迟滞
“股权激励的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不仅导致了优秀基金经理的变动,也影响了部分基金公司高管的稳定性。”上述合资基金公司高管表示。
在2007年初,证监会曾允诺基金管理人进行股权激励试点,南方基金、博时基金、易方达基金和嘉实基金作为试点基金公司,分别向证监会上报了股权激励方案。然而,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基金公司股权激励至今仍未见任何进展。
前述中国证监会基金部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其实,公募基金经理已经是社会最高级,如果因不满目前的收入水平而离职,那也是个人选择。在讲求激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为投资者创造了多少。”
“两会”期间,国内基金业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提交了一份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提案。
“自1998年第一只封闭式基金成立至今,公募基金走过了12个年头。行业发展培育累积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何留住并进一步壮大这一专业团队,可能是基金业下一个十年发展的关键。”谢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伴随着上证指数在3000点附近拉锯振荡,基金业人事出现了一轮“井喷式”调整。
据基金公司公告统计,从2010年初至3月中旬,已有至少29家基金公司的67只公募基金调整了基金经理,这一数量远超2009年同期。离职者中,不乏一些明星级别基金经理,如华夏基金孙建东和张龙、南方基金冯皓和谢伟鸿、泰达荷银基金王勇等。
“目前基金经理变动大多源于公司内部变更。”中国证券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办理新任基金经理的登记中,对于少数频繁变动工作的人员,协会采取了劝退或要求调整人员等措施。
目前,公募基金的规模已经接近2.5万亿元,基金持有人3000多万,但反观其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流失现象却愈显“汹涌”。
大洗牌
2010年1季度基金业人事大变动,只是2009年这一现象的延续。
根据海通证券的统计,2009年,共有199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更,变更次数达249次。晨星(中国)一份报告中称,2009年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变动率达到了32.5%。这意味着,一年内有近三分之一的公募基金出现基金经理离职现象。
频繁的人事变动已令基金经理人才短缺雪上加霜。
天相投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同时参与3只基金管理的基金经理超过30名,其中还有管理基金经验只有一年多的基金经理参与4只基金管理。
另据统计,现任376名基金经理中,约有22%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不足1年;有91位约24%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一年以上但不足两年,仅有30位不足8%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5年以上;而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10年以上者,只剩下华夏王亚伟、汇丰晋信林彤彤、华安基金尚志民等3人。
如果说基金经理频繁变更的现象在业内已属司空见惯的话,最近基金公司则密集上演了高管大洗牌。
记者查阅的基金公司公告显示,在过去的3个月内,有近10家基金公司相继发布高管变更公告。
2009年12月末,建信基金副总经理徐军、信诚基金副总经理岳爱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张惟闵离任。
2010年1月21日,浦银安盛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张建宏辞职。
2月12日,东方基金公司副总经理付勇辞职,其单独管理的东方精选以及合作管理的东方策略也就此改弦易张。就在同一天,南方基金投资部总监、南方绩优基金经理苏彦祝也宣布辞职。
3月6日,金元比联冯辞辞去董事和董事长职务,来自外方股东比联资产管理公司的Lode Vermeersch也同时从投资总监的职位上卸任。3月12日,景顺长城基金副总经理宋宜农辞职。
3月15日,融通基金董事长孟立坤和总经理吕秋梅同时闪电离职。
此外,近期博时基金副总经理李全、原景顺长城基金公司董事长徐英辞职将转任新华资产管理公司的消息,也逐渐明朗。
扩容声急
2009年3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于发布修订后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并同时发布《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上述两份文件在制度层面上,对基金经理的无序流动作出了限制,适当规范了基金经理的调整,并首次对频繁变动的标准做出了“两年两次”的量化——频繁变动工作岗位达两年两次者,将视为不适当担任基金经理者,不予通过变更注册。
然而,实施近一年来,《指导意见》和《规则》的短期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基金人才变动仍呈汹涌之势。
另一方面,在近几年基金行业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基金经理队伍的扩容需求大大增加。
“ 2009年‘一对多’业务的开闸,新基金的加速发行,使得基金公司在投资研究资源的总量上捉襟见肘。”银河证券基金研究所分析师李兰表示:“一方面公司内部一些资历较浅的投研人士被火速提拔到一线,另一方面各大基金公司也纷纷加大了对外的招聘力度,目前来看,‘人才荒’仍将延续。”
资料显示,2009年12月证监会基金部下发通知,2010年1月1日起将对基金产品实行分类审核制度,并将进一步简化部分成熟产品的审核程序。根据新规则,一家基金公司最多可以同时上报5只产品。
“今后新基金发行肯定会更加火热,再加上新基金公司可能集中扩容,基金业人才短缺和频繁变动的情况在2010年有所加剧。”李兰表示。
激励制度缺憾
“国内公募基金经理频繁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业激励制度不完善。”一位合资基金公司的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这种不完善,在业绩报酬、个人投资限制及股权激励等方面都有体现。
在国内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初期,监管层曾允许基金管理人提取基金业绩报酬。但在2001年,监管部门下发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报酬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基金管理人不得再提取基金業绩报酬。
对一些明星基金经理来说,公募行业的薪酬激励确实已经无法“吸引眼球”。
根据记者的了解,大型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的年薪一般在300万元左右,中小型基金公司普通的基金经理年薪100万元左右,而私募基金的平均薪酬水平要远远高于公募基金的上限,巨大的利益,使不少基金经理对于私募趋之若鹜。
另外,在个人投资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也加剧了公募基金经理的变动。按照目前法规,国内公募基金经理无法投资A股市场,同时,根据证监会要求,基金经理不仅需上报直系三代的身份证号码,连非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码也要上报。
“基金高管的离职分三种情况。”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股东变更或例行换届时部分高管因聘任期满而正常离职;由于身体等个人原因辞职;股东方不满意其表现而更换。
至于基金经理层面,该负责人表示:“首先,这与市场和投资者太注重业绩及短期效益密切相关。
其实,一个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和风格不可能在不同时期都完全适应,然而‘股东关注规模,投资者关注业绩’是目前的普遍现象,有些公司也许是迫于这种无形的压力而更换业绩不佳、或是投资风格不适合该基金的基金经理。还有一些基金经理是有自己的考虑而转投私募或其它金融机构。”
“此外,不排除有些基金经理是自己做了‘坏事’而主动或被动离开。”该负责人说。
股权激励迟滞
“股权激励的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不仅导致了优秀基金经理的变动,也影响了部分基金公司高管的稳定性。”上述合资基金公司高管表示。
在2007年初,证监会曾允诺基金管理人进行股权激励试点,南方基金、博时基金、易方达基金和嘉实基金作为试点基金公司,分别向证监会上报了股权激励方案。然而,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基金公司股权激励至今仍未见任何进展。
前述中国证监会基金部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其实,公募基金经理已经是社会最高级,如果因不满目前的收入水平而离职,那也是个人选择。在讲求激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为投资者创造了多少。”
“两会”期间,国内基金业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提交了一份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提案。
“自1998年第一只封闭式基金成立至今,公募基金走过了12个年头。行业发展培育累积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何留住并进一步壮大这一专业团队,可能是基金业下一个十年发展的关键。”谢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