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上学期间背过、至今仍记忆清晰的文章，《岳阳楼记》首推其中；凡有些个学识的人，谈及经典，莫不能张口即说《岳阳楼记》。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散文，《岳阳楼记》传唱千年而不衰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下面浅谈一孔之见。
　　一、记事言志，“记”有异焉
　　八百里洞庭天下奇，正源于此，自古歌咏洞庭湖的佳作灿若繁星。信手百度，仅唐一代就有二十余首传世名作。但将涌现眼前的诗句一一读过，却发现众多诗文中咏叹洞庭美景者过半，景中寓情者有，更多表达者就不胜了了。
　　反观《岳阳楼记》则洞天别开。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的岳阳楼之大观，“前人之述备矣”，再重复那些老话没有意思。于是范仲淹换一个新的角度，用另一种文体另说他的一套。
　　《岳阳楼记》以“岳阳楼记”为题，却巧妙地避开楼不写，而去写登楼的迁客骚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时产生的不同感情，以引出最后一段的“古仁人之心”，文章构思别出心裁。全篇仅368字，却内容充实，情感丰富。文章由事入景，因景生情，由情入理。文章一开头以叙事为主，记述了重修岳阳楼和作记；然后由事入景，写在岳阳楼所观、所感；以“然则”一语引出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又以“或异二者之为”展开议论话题，从而揭示主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记事、記人、写景，借景抒情，议景载道，千回百转，层层推进，叙事言情都入化境。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从这个角度说，《岳阳楼记》发展了“前人之述”，将叙事、写景、议论、抒情自然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文章内容。
　　二、览物之情，得有异焉
　　从写景的角度说，范仲淹笔下的洞庭湖景色与他人也有不同。
　　文章是滕子京谪居巴陵时托范仲淹所写，滕子京也很热爱诗文，居巴陵，身临洞庭湖畔，他也曾描绘岳阳楼的景观：
　　东南之国富山水，惟洞庭于江湖名最大。环占五湖，均视八百里；据湖面势，惟巴陵最胜。濒岸风物，日有万态，虽渔樵云鸟，栖隐出没同一光影中，惟岳阳楼，最绝。
　　在这篇《岳阳楼诗集序》中，滕子京以62字极赞洞庭湖之“大观”。他还曾在《临江仙》一词中描绘洞庭湖山光水色：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这词怎么看怎么象集句，气蒸二句出自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曲终两句出自钱起的《湘灵鼓瑟》，帝子微闻两句，都是别人的句子拿来化用。八百里洞庭在滕子京笔下，只剩了“天连水，水连天”，“分外澄清”。同样是洞庭湖“大观”，滕子京说“日有万态，渔樵云鸟，栖隐出没”，描写不可谓不细，但与范仲淹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比起来就显得柔弱，笔力不够雄健有力。
　　棋高一着的不止于此。对于气势宏大的自然景观，范仲淹只轻轻一笔“前人备述之矣”就略过了。以一个“然则”陡转，“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呼？”顺势而出，干净利索地从写自然景观转入到写人的情感的特殊性上来。一个“异”字使文章思路顺畅而下，“览物之情”双层面展开。
　　一方面是“淫雨霏霏”“阴风怒号”的阴暗、悲伤之景，登斯楼也，则“感极而悲者矣”；一方面是“春和景明”“一碧万顷”的明媚、喜悦之景，登斯楼也，则“喜洋洋者矣”。两种景象不会同时呈现，很显然，作者在这里是运用了想象，将阴晴两种景观、悲喜两种心境同时推出境。每一段的写景先描写后议论，写得有序；动静结合，写得有起伏变化；两段写景形成对比，凸显览物之“异”。同时，与前人写景抒情多单一呈现的情况迥异，想象极大的拓展了文章意境，丰富了文章内容。
　　一阴一晴两种情况下的语言同中有异。三四两段的写景，骈句者有，如第三段中有“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四句；第四段中“沙鸥翔集，锦麟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六句。对仗句式，长于对自然景观的概括性描绘，读来亦音乐和谐；但大量使用则容易造成表面滑行、堆砌华丽之感，所以作者极力回避过分密集的对仗。在三四两段中间以四字或不同字数的散句，句法骈散结合、长短结合，自由交替，显得情绪活跃，潇洒自如。在这一相同点之外，朗读感受，就会发现第三段写阴雨之景，四字短句中阳平和阴平字明显多于第四段；而第四段写春和景明的四字短句中，除阴平调明显多出外，其余调值交互出现，变化多端。“平声平道莫低昂”，这种“异”一来带来了朗读效果铿锵有力和柔和婉悦之别；二来第三段写景句，极具力量感的词语排山涌出，给人以宏大的空间视野感，气魄迥异。
　　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再看滕子京的洞庭文字，犹如佛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第一层境界，那山、那水是客观的存在。而在范仲淹的笔下，那山、那水却是淌过了作者心灵，打上了作者情感烙印的山水，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主观映射。众所周知，《岳阳楼记》并非范仲淹身临其境有感而作。庆历四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则下放河南邓州，他没有可能为一篇文章擅离职守，远赴岳阳。据岳阳楼现存资料，当时滕子京请他属文，只给一幅《巴陵胜景图》，范仲淹就根据这幅图观静止之景，运无边想象，写就了这篇千古名篇。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客，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钠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几句讲的就是创作构思时，想象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飞越千载，随心驰骋。想象飞腾起来了，就会出现文思泉涌的现象。由此看来，能不能写出东西来，不在于眼睛看到了多少，而在于心里激发了多少。览物之情，得有异——和范仲淹相比，滕子京之笔力拙，大概正是少了主体情感对客观景物的同化过程。 　　三、物我两忘，情有异焉
　　范仲淹的笔下，迁客骚人“览物之情”，得有不同，那是不是见“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而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悲郁和看“春和景明”而生“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喜悦就是览物之情的最高境界了呢？显然不是。“异二者之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才是范公心生向往的理想境界。迁客骚人的“感极而悲者”“喜洋洋者”同属以物喜、以己悲的范畴，这种以个人感受为基础的悲欢在范仲淹看来是不值得夸耀的，作为品德高尚的人，个人的悲欢必须建立在国家、百姓的悲欢基础上才有意义，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俱备这种情怀的“古仁人”又在哪里呢？
　　杜甫，心怀“铁马横戈”、“气吞胡虏”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决心“扫胡尘”、“靖国难”，但在政治斗争中，屡遭朝廷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可是，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杜甫一生心系国家、心系百姓，大胆揭露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他晚年携家出蜀，生活贫困至极却仍然慷慨悲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用他的遗世精神铸就不朽 “诗史”。杜甫可谓“古仁人”的代表。
　　滕子京亦可稱“古仁人”。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由此可见，滕子京政治才能非同一般。庆历四年，滕子京因“滥用官府钱财”罪名被贬巴陵郡。到任后，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第二年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见滕子京也是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怀的古仁人。对此，《岳阳楼记》亦暗有赞誉。
　　范仲淹更是“古仁人”的典范。欧阳修给范仲淹的墓碑文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适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由此看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是范仲淹由来已久的心语。范仲淹从30岁起曽多次上书直谏，为民请命，以致招来数遭贬黜，仕途浮沉。范仲淹贫苦一生，却能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百姓，以致死时“身无以为敛”。从这个角度说，范仲淹就是他理想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不可不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借以传达他的政治情怀的载体，同时又是被贬邓州内心的自我勉励。
　　综上所述，《岳阳楼记》是一篇融记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名记。“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中一个“异”字把岳阳楼放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去描写，拓宽了描写面的境界；“或异二者之为 ”中的一“异”，则展示了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突出了“古仁人之心”与“迁客骚人”情怀的鲜明对比，扩大了思想内涵，深化了主题。正是两个“异”字在文章结构上起了承转的作用，让各部分内容熔铸贯通，一气呵成，体现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
　　杨秀雯，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第二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