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是青年作家张抗抗的又一个新作。小说中那位被某些人至今仍然视为“右派”的人物——荆原在一次报告中发问：“全国思想解放的潮流激励了千千万万个有志者，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立志改革，呼声之高是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以来所无可比拟的。从现在起，五十年内是中国各个领域需要新的杰出人才并能够产生新的杰出人才的时代，面对着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鲁迅曾指出：“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小说正是通过对一个家庭内外发生的某些似乎是平庸无奇的小事件的描述，敏捷地向读者展示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那场思想解放的潮流和坚持现代迷信的迷雾的斗争的一个侧面。
　　这部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在广阔的社会斗争背景上，着力地刻划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当代人物的形象：郭立枢和梅玫。他俩是一对青年夫妇，又同是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个在粉碎了“四人帮”后才建立起来的小家庭，曾经充满着温暖和平静的气氛。郭立枢作为丈夫，在妻子梅玫面前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这个在当年的红卫兵运动中的市“红代会”常委，在文化革命期间撑着顺风船，如今已是一个大学的团委副书记了。由于他巧于言辞，能辩善说，尤其是能把许多人说不通的“四人帮”的“革命理论”阐述得头头是道，在三中全会之前，这就使得梅玫这样的姑娘对之倾倒；梅玫对自己的丈夫也曾经表现得十分顺从、热爱乃至近乎于崇拜。但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俩的感情毕竟破裂了。尽管郭立枢用无耻的逻辑解释他失去妻子对他的顺从的原因，而事实上，梅玫是因为受思想解放的潮流的冲击而觉醒，由此才同顽固地坚持林彪、“四人帮”反动政治路线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反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丈夫分道扬镳的。这样，这对青年夫妇感情上的破裂，完全是一种三中全会以后必然出现的特有的社会现象，反映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超越了夫妻纠纷的范畴而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应该特别指出：对郭立枢的形象，人们是似曾相识的。不妨说，在过去有的文学作品中，这类人物往往是以被歌颂的英雄而出现的。要不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撕去了他们脸上长期蒙罩着的面纱，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将继续作为符合某种条件的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出现在领导干部的面前；在文学作品中，则又将继续作为优秀的青年干部来赢得一部分天真的读者的尊敬。这部小说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就在于它细腻地刻划了这一类人物的灵魂，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类人物，并对之保持应有的警惕。
　　郭立枢是小说中那位给北方某城市和他们这个家庭带来轩然大波的“改正右派”荆原的亲生儿子。虽然他和他的兄弟一样，也是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但是在他的身上不仅丝毫看不到他的生身父亲那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敢于为祖国的前途而大声疾呼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荆原的影子，也闻不到他的两个兄弟那样的勇于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常有的气息。在荆原被打成“右派”后，他随着母亲来到了任原省商业局副局长的继父家里，他从小就把用旧时代商人的眼光来对待人民的利益和自己的职权的继父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在十年动乱之中，“他学会了观察和等待，学会了不露声色”。党的三中全会后，尽管他从根本上坚持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政治路线，从心底里认为一切新思潮都是暂时的，未来科学家的档案最终仍依靠象他这样的人来掌握，但是，他在公开场合又总是表示赞成“思想解放”，拥护“科学和民主”，甚至还偶尔骂几句极左思潮。荆原的到来，他先是视之为洪水猛兽，继而又用特务手段搞材料，还一度为自己暂时的成功而洋洋自得。当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处心积虑地要陷害和打击的对象正是他的生身父亲的时候，他却很快地从惊慌失措中镇静下来，咬牙切齿地把自己的生身父亲赶走。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一笔，它准确地勾勒出了郭立枢这一类人物的性格逻辑。显然郭立枢这样的人是被颠倒了的道德标准、是非标准和善恶标准的产物。现在要改变这些扭曲了的灵魂，显得十分困难。作家张抗抗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塑造了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典型，以引起人们的警惕，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由此我们可以说，《淡淡的晨雾》对郭立枢这一人物的塑造，如同《内奸》中的榆面商人、《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郗望北和《人到中年》中的秦波一样，为我国的当代文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类型的典型人物。
　　《淡淡的晨雾》在艺术构思上也有显著的特色。由于作品主要是通过一个家庭中各个人物间的矛盾、斗争来反映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政治斗争，所以作品就特别重视用比较和对照的手法来反映和揭示各个人物间的本质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原因。例如，作品在塑造梅玫的形象时，总是把她同她的婆婆罗阡来作比较，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二十二年前，罗阡这个较弱的女人在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很快地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这些年来，她“也许什么都得到了，就是没有得到最重要的东西——爱；她也许什么都没有失去，唯独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幸福”；二十二年后，梅玫又面临着类似的抉择：究竟是永远顺从自己的丈夫，失去自己独立思想和人格，还是投身于思想解放的潮流，做一个新时期的真正的革命青年？梅玫终于没有重蹈她婆婆的覆辙，正如作品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并没有简单地在重复两代人的悲剧”。这是梅玫最大的幸运，而这种幸运无疑是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带给她的。这样，作品揭示的梅玫的觉醒道路，实际上是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歌颂——当然这种歌颂不是空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