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霍光废黜刘贺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专权。但其废黜过程并不像廖文提出的一样，事实上，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是正确的。刘贺轻易被废是自身的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和当时不利于刘氏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探讨刘贺被废的实际情况和原因，对西汉历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关键词：西汉；刘贺；霍光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79－03
一
在昭帝和宣帝之间，昌邑王刘贺曾为汉朝皇帝。但是仅仅二十几天即被废黜，刘贺为什么被废掉?《汉书》有十多处记载都说“昌邑王以淫乱废”。廖伯源先生并不赞同，他在《昌邑王废黜考》中主张刘贺被废，“纯为权力斗争”。本文赞同廖先生废黜刘贺是为了专权一说，但在废黜过程上，笔者跟廖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即班固的记载可以相信，没有材料上的问题。
根据班固的记载，霍光废黜刘贺有四个步骤：第一是大会群臣(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等到未央宫开会)，决定废黜刘贺。第二是霍光率领群臣前往长乐宫，朝见皇太后，请求废黜刘贺。第三是在刘贺朝见皇太后之后，隔离并囚禁他，把昌邑旧臣投进监狱。最后，让刘贺只身去接皇太后的诏，公布对他的废黜。
廖先生对班固的记载，表示置疑。他认为霍光废黜天子，为逃避谴责，极可能造假、掩饰真相。班固叙述此事时误用了作伪的材料。他认为废黜的过程应该是先囚禁刘贺，然后再召开会议。理由有三：第一，把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召集到未央宫开会，规模大，人多嘴杂，不易保密。刘贺不可能不知道，风险极大。第二，皇太后住在长乐宫，她到未央宫来，刘贺很容易查明缘由。廖先生指出，当时职掌守卫长乐宫的长乐卫尉是安乐。而安乐是刘贺在昌邑的相，是刘贺的人。皇太后出动，安乐必定知晓。通过安乐，刘贺也必定了然。除非霍光把安乐及其部下全部逮捕，但这样只会扩大事端，更难保密。因为刘贺找不到安乐的踪迹，肯定有所怀疑。第三，囚禁帝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只要天子一天不废，他就仍然是至尊，延迟废黜可能引起形势变化。从霍光的角度出发，囚禁刘贺以后，越快废黜越为有利。霍光为何冒险延迟废王呢?廖先生认为只有一种解释：霍光要征到群臣同意，要他们分担责任。这就证明了囚禁在前、开会在后的观点。
对于廖先生的三点理由，为了便于分析，我从第三点谈起。他认为囚禁天子非常危险，容易引起形势变化。廖先生此说放到春秋、汉初两个环境是对的，但是历史到昭宣之际已有巨变。春秋时，齐晋之地的侯王所以能够勤王，因为他们实力雄厚，有强大经济、军事实力。汉初的齐王、吴王、楚王等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也因为有独立的政治统治权，有发展经济的权力，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根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汉景帝、汉武帝以后，朝廷从政治、军事、人才各个方面都加强了对侯国的控制，不断地削弱他们的实力。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没有多大能量。这样的侯王，他们基本没有能力维护中央政权，更不可能制造危险。
廖先生的第二点理由关涉长乐卫尉安乐。他认为安乐是昌邑王刘贺的人，因为他曾是昌邑国的相。这个说法并不可靠。笔者认为，在政治立场上，安乐不是刘贺的人，他应该是霍光的人。我们知道，即使在汉初，诸侯国的相也由中央朝廷委派，更不用讲汉景帝以后了。派相去诸侯国，是中央控制地方政权的手段。“相”要么刺探侯王的不法行为，上报朝廷，从而使侯王因“不道”而受到惩处；要么利用朝廷赋予的权力对诸侯王的统治进行控制。“相”在立场上站在朝廷一边，以控制削弱诸侯政权为目的，以朝廷支持为背景。所以在侯王看来，“相”都是敌人，是心腹之患。为了在与朝廷的斗争中不落败，侯王往往要清除身边的“奸细”，拿“相”开刀。刘贺任昌邑王13年，期间中央政权为霍光操纵。有理由相信，安乐为昌邑相，应该出自霍光的意志，代表以霍光为首的朝廷的利益。所以安乐更有可能是霍光的人，而不是刘贺的人。如果安乐不是刘贺的人，他就不可能去向刘贺报告，因此，廖先生由此否定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并不可靠。
关于廖先生的第一点理由，我打算分析一份名单。前文提到，霍光在大会朝臣、统一立场后，率群臣前往长乐宫请求废黜刘贺。此时有一个群臣联名的上奏，其中包括了朝廷几乎所有的重要官吏。藉此可以了解霍光势力在公卿层次的分布情况。名单以“丞相臣敞”开始，杨敞本是霍光部下，可称嫡系。第二个是张安世，他在昭帝时成为右将军光禄勋，封为富平侯，由皇太后立为车骑将军，都出于霍光的举荐。三是度辽将军范明友，他是霍光的女婿，他忠于霍光自不待言。四是御史大夫臣蔡谊，他曾经“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与杨敞一样，他也是霍光的嫡系。五是太仆杜延年，他是霍光的军司空，嫡系。六是大司农田延年，更是霍光的爪牙。七是大鸿胪韦贤，号称邹鲁大儒。霍光征他为博士，给事中，教授昭帝《诗》经学。韦贤实际上是霍光的帮凶。霍光的老婆毒死宣帝的许皇后，韦贤时为长信少府，负责皇后事务。后来许后一案，大白天下，韦贤被宣帝从丞相任上辞退。韦贤可能没有参与投毒，但是他至少参与了包庇和隐瞒。八是左冯翊田广明本是武将，受大将军节制。田广明忠于霍光可从他多方营救田延年中间找到证据。田延年得罪商人，陷于死罪，田广明就在霍光和田延年之间通风报讯。九是苏武，霍光对苏武可谓恩威并施。因为苏武跟上官桀、桑弘羊、盖主皆有旧情，互相请托；苏武之子苏元更是和上官安同谋，霍光杀掉苏元是威，宽恕苏武是恩。恩威并施，苏武自然忠于霍光。霍光后来待他也不薄。上述诸人构成了公卿的主要部分，占据了朝廷几乎所有的重要官职。他们在政治上唯霍光马首是瞻，不必担心他们泄露霍光的机密。
至于霍光势力在“中二千石、博士”层次的情况，可从《汉书·杜延年传》所记一事中分析，丞相车千秋之婿少府徐仁因桑弘羊之子桑迁逃亡一案受到牵连。为了挽救徐仁，车丞相召开了一次会议，让大家讨论如何处理涉案人员，第二天霍光以丞相擅自召开会议为由，把徐仁投进监狱，并要严惩车丞相。丞相车千秋召集中二千石、博士开会，霍光当时并不在现场。但是与会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这说明中二千石、博士众口一词，没有一个人背离霍光的意志。人数虽多，却整齐划一，缄口不言。这些人与前面那批公卿一样，只会配合和协助霍光行动。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霍光有一个团队，围绕他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子。这个圈子牢牢套住了帝国的最高政权。因此，综合上面的分析，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是可以相信的。霍光不必先囚禁刘贺，再召集群臣开会。所谓朝臣，大都是他的党羽。刘贺进京，实际上已成为瓮中之鳖，难成气候。
二
刘贺的政权可比作一个小生命。小生命夭折，不能仅仅从他主观上找原因。主观上不善保养固然 是原因之一，但外在环境恶劣、先天不足同样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主观上不善保养，主要是指刘贺在政治上能力有限，对形势把握不准，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对自己力量的过高估计，使他贸然把霍光作为攻击目标。刘贺在朝中重用昌邑故人，与旧臣周旋，没有把大权交给霍光。不但如此，刘贺甚至阴谋铲除霍光，昌邑旧臣在被屠杀前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说明他们有计划要铲除霍光，但没有坚决执行，贻误时机，导致悲剧收场。刘贺在霍光问题上的失误是最大也是最致命的错误。在他之前，昭帝“委任光，讫十三年”。在他之后，宣帝视霍氏为攻击目标，而不是霍光本人。芒刺在背，隐忍数载，至霍光死，方铲除霍氏，躬亲政事。此前，绝不掌政。即使霍光死后，宣帝在魏相协助下，诛灭霍氏也必须分两步走：先夺中朝大权、后夺霍氏兵权，而且险境丛生，可见霍氏根基有多么深。这一切都说明了把霍光视为直接打击的对象是最大的失误。另外，刘贺被霍光等轻易实施了调虎离山之计也说明他对宫廷斗争缺乏了解。
先天不足，主要是说刘贺政权没有外戚等政治势力作为依靠。刘贺有一个外戚即酷吏严延年，是他的岳父。但是这个岳父，并没有能力阻止和对抗霍光，反而被霍党害得落荒而逃，隐姓埋名好几年。这样一个弱势的岳父，正是我说刘贺政权先天不足的原因。
至于环境恶劣，是指刘贺必须面对无比强大的霍光。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刘贺政权只能以夭折结束。霍光当时可谓权倾朝野。前面提到公卿、中二千石与博士基本上为他控制，这是在“朝”的情况，而从王吉、龚遂身上则可以看见在“野”的情况。昌邑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亦由朝廷任命，同样出自霍光的意志。这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是霍光的人。龚遂借一切机会对刘贺进行劝诫，要求贬黜昌邑旧臣。龚遂告诉刘贺：“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王吉在刘贺赴京为皇帝前，有一个重要的上奏。王吉认为刘贺不要多说话，不要多有举措，一切听从霍大将军的安排。在奏书的结尾，王吉浓墨重彩地为霍光歌功颂德。他说即使周公伊尹也比不上仁义宽厚的霍光。刘贺不仅应该把政权、政事全部托付给大将军，而且应该无比敬重他。这封上书很明显地反映了王吉倾向霍光的政治立场。在立而复废的政变中，刘贺的近臣被杀掉二百多人，王吉与龚遂却幸免于难，而且改朝换代后依然有仕宦上的前途。这样看来王吉、龚遂得到优待另有原因。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持倾向霍光的立场。霍光势力的强大，甚至使得原本忠于刘贺的夏侯胜也改变了立场。史载：“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日：‘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袄言，缚以属吏。”据此，夏侯胜本忠于刘贺，但夏侯胜的忠诚却遭到了刘贺的践踏。刘贺不领情，反而把他“缚以属吏”，而此时霍光势力强大、党羽众多，夏侯胜转变立场就可想而知了。从本始元年的大封赏名单中，可以发现：夏侯胜后来竟然因为参加废黜刘贺而得到封赏。
三
有了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简要说几句总结的话。虽然我不赞同廖文已经“题无剩义”的说法，但是还是肯定它的价值。它使我们对刘贺被废有更全面的认识，使得对霍光的认识更进一步。
尽管今人对刘贺立而复废持漠然态度，但是它对于西汉历史的研究却很有意义。不必提及历史人物评价与汉廷政治经济的研究，即儒学研究一端而言，没有对这次政变的正确认识，很多问题也无从洞晓。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他暗用夏侯胜和韦贤的事迹来描述经学在元成时期的盛况。除去夏侯胜、韦贤并非无成时儒生这个错误以外，皮氏还误解了二人享得富贵的真正原因。韦贤官至公卿，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是因为他是霍光的帮凶。韦贤亨通显赫，与其说是因为经学造诣，不如说是因为政治上的表现。夏侯胜曾两任长信少府，相当尊贵。但是他的富贵却很难归到经学造诣上。刘贺的错误把夏侯胜推到了霍光的阵营。事实上，他后来因为根据儒家思想的标准，批评了霍光对汉武帝的褒扬，反而被送进了监狱。
责任编辑：王 轲
作者简介：余全介，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
关键词：西汉；刘贺；霍光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79－03
一
在昭帝和宣帝之间，昌邑王刘贺曾为汉朝皇帝。但是仅仅二十几天即被废黜，刘贺为什么被废掉?《汉书》有十多处记载都说“昌邑王以淫乱废”。廖伯源先生并不赞同，他在《昌邑王废黜考》中主张刘贺被废，“纯为权力斗争”。本文赞同廖先生废黜刘贺是为了专权一说，但在废黜过程上，笔者跟廖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即班固的记载可以相信，没有材料上的问题。
根据班固的记载，霍光废黜刘贺有四个步骤：第一是大会群臣(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等到未央宫开会)，决定废黜刘贺。第二是霍光率领群臣前往长乐宫，朝见皇太后，请求废黜刘贺。第三是在刘贺朝见皇太后之后，隔离并囚禁他，把昌邑旧臣投进监狱。最后，让刘贺只身去接皇太后的诏，公布对他的废黜。
廖先生对班固的记载，表示置疑。他认为霍光废黜天子，为逃避谴责，极可能造假、掩饰真相。班固叙述此事时误用了作伪的材料。他认为废黜的过程应该是先囚禁刘贺，然后再召开会议。理由有三：第一，把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召集到未央宫开会，规模大，人多嘴杂，不易保密。刘贺不可能不知道，风险极大。第二，皇太后住在长乐宫，她到未央宫来，刘贺很容易查明缘由。廖先生指出，当时职掌守卫长乐宫的长乐卫尉是安乐。而安乐是刘贺在昌邑的相，是刘贺的人。皇太后出动，安乐必定知晓。通过安乐，刘贺也必定了然。除非霍光把安乐及其部下全部逮捕，但这样只会扩大事端，更难保密。因为刘贺找不到安乐的踪迹，肯定有所怀疑。第三，囚禁帝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只要天子一天不废，他就仍然是至尊，延迟废黜可能引起形势变化。从霍光的角度出发，囚禁刘贺以后，越快废黜越为有利。霍光为何冒险延迟废王呢?廖先生认为只有一种解释：霍光要征到群臣同意，要他们分担责任。这就证明了囚禁在前、开会在后的观点。
对于廖先生的三点理由，为了便于分析，我从第三点谈起。他认为囚禁天子非常危险，容易引起形势变化。廖先生此说放到春秋、汉初两个环境是对的，但是历史到昭宣之际已有巨变。春秋时，齐晋之地的侯王所以能够勤王，因为他们实力雄厚，有强大经济、军事实力。汉初的齐王、吴王、楚王等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也因为有独立的政治统治权，有发展经济的权力，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根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汉景帝、汉武帝以后，朝廷从政治、军事、人才各个方面都加强了对侯国的控制，不断地削弱他们的实力。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没有多大能量。这样的侯王，他们基本没有能力维护中央政权，更不可能制造危险。
廖先生的第二点理由关涉长乐卫尉安乐。他认为安乐是昌邑王刘贺的人，因为他曾是昌邑国的相。这个说法并不可靠。笔者认为，在政治立场上，安乐不是刘贺的人，他应该是霍光的人。我们知道，即使在汉初，诸侯国的相也由中央朝廷委派，更不用讲汉景帝以后了。派相去诸侯国，是中央控制地方政权的手段。“相”要么刺探侯王的不法行为，上报朝廷，从而使侯王因“不道”而受到惩处；要么利用朝廷赋予的权力对诸侯王的统治进行控制。“相”在立场上站在朝廷一边，以控制削弱诸侯政权为目的，以朝廷支持为背景。所以在侯王看来，“相”都是敌人，是心腹之患。为了在与朝廷的斗争中不落败，侯王往往要清除身边的“奸细”，拿“相”开刀。刘贺任昌邑王13年，期间中央政权为霍光操纵。有理由相信，安乐为昌邑相，应该出自霍光的意志，代表以霍光为首的朝廷的利益。所以安乐更有可能是霍光的人，而不是刘贺的人。如果安乐不是刘贺的人，他就不可能去向刘贺报告，因此，廖先生由此否定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并不可靠。
关于廖先生的第一点理由，我打算分析一份名单。前文提到，霍光在大会朝臣、统一立场后，率群臣前往长乐宫请求废黜刘贺。此时有一个群臣联名的上奏，其中包括了朝廷几乎所有的重要官吏。藉此可以了解霍光势力在公卿层次的分布情况。名单以“丞相臣敞”开始，杨敞本是霍光部下，可称嫡系。第二个是张安世，他在昭帝时成为右将军光禄勋，封为富平侯，由皇太后立为车骑将军，都出于霍光的举荐。三是度辽将军范明友，他是霍光的女婿，他忠于霍光自不待言。四是御史大夫臣蔡谊，他曾经“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与杨敞一样，他也是霍光的嫡系。五是太仆杜延年，他是霍光的军司空，嫡系。六是大司农田延年，更是霍光的爪牙。七是大鸿胪韦贤，号称邹鲁大儒。霍光征他为博士，给事中，教授昭帝《诗》经学。韦贤实际上是霍光的帮凶。霍光的老婆毒死宣帝的许皇后，韦贤时为长信少府，负责皇后事务。后来许后一案，大白天下，韦贤被宣帝从丞相任上辞退。韦贤可能没有参与投毒，但是他至少参与了包庇和隐瞒。八是左冯翊田广明本是武将，受大将军节制。田广明忠于霍光可从他多方营救田延年中间找到证据。田延年得罪商人，陷于死罪，田广明就在霍光和田延年之间通风报讯。九是苏武，霍光对苏武可谓恩威并施。因为苏武跟上官桀、桑弘羊、盖主皆有旧情，互相请托；苏武之子苏元更是和上官安同谋，霍光杀掉苏元是威，宽恕苏武是恩。恩威并施，苏武自然忠于霍光。霍光后来待他也不薄。上述诸人构成了公卿的主要部分，占据了朝廷几乎所有的重要官职。他们在政治上唯霍光马首是瞻，不必担心他们泄露霍光的机密。
至于霍光势力在“中二千石、博士”层次的情况，可从《汉书·杜延年传》所记一事中分析，丞相车千秋之婿少府徐仁因桑弘羊之子桑迁逃亡一案受到牵连。为了挽救徐仁，车丞相召开了一次会议，让大家讨论如何处理涉案人员，第二天霍光以丞相擅自召开会议为由，把徐仁投进监狱，并要严惩车丞相。丞相车千秋召集中二千石、博士开会，霍光当时并不在现场。但是与会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这说明中二千石、博士众口一词，没有一个人背离霍光的意志。人数虽多，却整齐划一，缄口不言。这些人与前面那批公卿一样，只会配合和协助霍光行动。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霍光有一个团队，围绕他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子。这个圈子牢牢套住了帝国的最高政权。因此，综合上面的分析，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是可以相信的。霍光不必先囚禁刘贺，再召集群臣开会。所谓朝臣，大都是他的党羽。刘贺进京，实际上已成为瓮中之鳖，难成气候。
二
刘贺的政权可比作一个小生命。小生命夭折，不能仅仅从他主观上找原因。主观上不善保养固然 是原因之一，但外在环境恶劣、先天不足同样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主观上不善保养，主要是指刘贺在政治上能力有限，对形势把握不准，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对自己力量的过高估计，使他贸然把霍光作为攻击目标。刘贺在朝中重用昌邑故人，与旧臣周旋，没有把大权交给霍光。不但如此，刘贺甚至阴谋铲除霍光，昌邑旧臣在被屠杀前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说明他们有计划要铲除霍光，但没有坚决执行，贻误时机，导致悲剧收场。刘贺在霍光问题上的失误是最大也是最致命的错误。在他之前，昭帝“委任光，讫十三年”。在他之后，宣帝视霍氏为攻击目标，而不是霍光本人。芒刺在背，隐忍数载，至霍光死，方铲除霍氏，躬亲政事。此前，绝不掌政。即使霍光死后，宣帝在魏相协助下，诛灭霍氏也必须分两步走：先夺中朝大权、后夺霍氏兵权，而且险境丛生，可见霍氏根基有多么深。这一切都说明了把霍光视为直接打击的对象是最大的失误。另外，刘贺被霍光等轻易实施了调虎离山之计也说明他对宫廷斗争缺乏了解。
先天不足，主要是说刘贺政权没有外戚等政治势力作为依靠。刘贺有一个外戚即酷吏严延年，是他的岳父。但是这个岳父，并没有能力阻止和对抗霍光，反而被霍党害得落荒而逃，隐姓埋名好几年。这样一个弱势的岳父，正是我说刘贺政权先天不足的原因。
至于环境恶劣，是指刘贺必须面对无比强大的霍光。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刘贺政权只能以夭折结束。霍光当时可谓权倾朝野。前面提到公卿、中二千石与博士基本上为他控制，这是在“朝”的情况，而从王吉、龚遂身上则可以看见在“野”的情况。昌邑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亦由朝廷任命，同样出自霍光的意志。这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是霍光的人。龚遂借一切机会对刘贺进行劝诫，要求贬黜昌邑旧臣。龚遂告诉刘贺：“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王吉在刘贺赴京为皇帝前，有一个重要的上奏。王吉认为刘贺不要多说话，不要多有举措，一切听从霍大将军的安排。在奏书的结尾，王吉浓墨重彩地为霍光歌功颂德。他说即使周公伊尹也比不上仁义宽厚的霍光。刘贺不仅应该把政权、政事全部托付给大将军，而且应该无比敬重他。这封上书很明显地反映了王吉倾向霍光的政治立场。在立而复废的政变中，刘贺的近臣被杀掉二百多人，王吉与龚遂却幸免于难，而且改朝换代后依然有仕宦上的前途。这样看来王吉、龚遂得到优待另有原因。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持倾向霍光的立场。霍光势力的强大，甚至使得原本忠于刘贺的夏侯胜也改变了立场。史载：“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日：‘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袄言，缚以属吏。”据此，夏侯胜本忠于刘贺，但夏侯胜的忠诚却遭到了刘贺的践踏。刘贺不领情，反而把他“缚以属吏”，而此时霍光势力强大、党羽众多，夏侯胜转变立场就可想而知了。从本始元年的大封赏名单中，可以发现：夏侯胜后来竟然因为参加废黜刘贺而得到封赏。
三
有了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简要说几句总结的话。虽然我不赞同廖文已经“题无剩义”的说法，但是还是肯定它的价值。它使我们对刘贺被废有更全面的认识，使得对霍光的认识更进一步。
尽管今人对刘贺立而复废持漠然态度，但是它对于西汉历史的研究却很有意义。不必提及历史人物评价与汉廷政治经济的研究，即儒学研究一端而言，没有对这次政变的正确认识，很多问题也无从洞晓。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他暗用夏侯胜和韦贤的事迹来描述经学在元成时期的盛况。除去夏侯胜、韦贤并非无成时儒生这个错误以外，皮氏还误解了二人享得富贵的真正原因。韦贤官至公卿，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是因为他是霍光的帮凶。韦贤亨通显赫，与其说是因为经学造诣，不如说是因为政治上的表现。夏侯胜曾两任长信少府，相当尊贵。但是他的富贵却很难归到经学造诣上。刘贺的错误把夏侯胜推到了霍光的阵营。事实上，他后来因为根据儒家思想的标准，批评了霍光对汉武帝的褒扬，反而被送进了监狱。
责任编辑：王 轲
作者简介：余全介，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