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是二十年前认识的方继孝，那么二十年后您拨打他的手机，话筒那端依旧还是那个方继孝。二十年来，他始终没有换号。“换了，老朋友可能就找不着我了。”
　　而在不久前，正是因为“不变”的手机号，让方继孝捡了个漏。一位年届九十的信札经营者，想兜售一批信札，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方继孝，可俩人至少已十年没有联系。老人告诉他，如果这个电话无法拨通，那么下一个电话会打给拍卖公司。为啥第一个想到了方继孝？老人说：“我信他。”
　　讲信用，方继孝一直坚守着。在信札收藏圈打拼二十余年，圈内人只要有好东西，总爱往他那儿送，因为只要相中，他会立马结账，绝不拖款。上了拍场，也是一样，所以京城各大信札拍卖会上，方继孝绝对是最受欢迎的常客。2012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花了六七十万元，抢救了不少与专题相关的信札。”说到这，方继孝像是打了一场“胜战”。
　　其实，在方继孝的心中，有一份清晰的收藏计划表。他把自己的收藏分为了三大专题：
　　第一类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信札，下分三个小专题，分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对中华文化有推进作用的文化名人信札，比如严复、王国维、陈独秀的信札；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信札，重点是参与大学创建的教授、学者信札，比如京师大学堂历任校长信札；中国近现代名校名师信札，如朱自清、闻一多的信札。
　　第二类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政治人物信札，但纯军阀、纯政治家、汉奸的信札不在此列。这里所谓的信札是与中国政治活动紧密相关且与文化相结合的名人信札，比如孙中山、吴稚晖、邹鲁的信札。
　　第三类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卓有建树的中小文化名人信札，比如郭小川、刘绍棠的信札。长久以来，这类信札并未进入收藏家的视野，但最近几年方继孝将它们列入了计划表。这一专题还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著名小说家的信札，比如《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的信札。
　　按照这份计划表，方继孝在2012年的拍场上“见好就收”。比如一封国民党官员、首任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写给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的信。方继孝原先收藏有一封邹鲁信札，但内容与教育无关，而这封信恰好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当时邹鲁任广东大学校长，正不遗余力广揽人才，此信即是希望任职于谭延部下的易培基能到广东大学辅佐他的工作。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邹鲁还将一份敦请书随信寄出。“这封信可以说是易培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记录了易培基走出政界、迈进教育界的重要一步。”
　　还有一封信札，方继孝也买得颇为得意。这是一封国民党官员吴稚晖写给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的信，内容是商讨将故宫东侧的太庙世纪坛辟为中山公园，而当时易培基正筹建故宫博物院。另外，吴稚晖是中法大学的创始人，在教育史上，他是一位教育家，这正好也在方继孝的计划表内。
　　有意思的是，这两封信都曾在2010年中国嘉德春拍中现身。当时一同付拍的还有于右任、汪精卫、李烈钧等人的信札，几十封一组，作为一个标的。“你知道拍了多少钱吗？才5万多！”时隔两年之后，仅方继孝拍得的邹鲁信札，加上佣金，价格已近4万元。吴稚晖信札则花了他5万元。还不止这些。这组信札被分开拍卖——于右任的7万元、汪精卫的15万元、李烈钧的3万多元、邹鲁的另一组信札4万多元，还有几封信札拍了6万多元……方继孝粗算了一下，“两年时间，5万多元就变成了40多万元。”
　　涨！恐怕是2012年信札拍卖市场留给方继孝最深的体会。“最明显的是胡适、梁启超的信札，三五年前才七八万元，2009年就涨到十几万元，现在都上百万元了。”如此涨速，让方继孝有些招架不住。“去年，我在拍卖会看中一封董必武信札，委托他人在现场举牌，我一直叫到5万，突然，一个买家一口加到10万，我只能放弃。”或许是在信札收藏圈打拼得太久，在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一二十年前的价格，一旦与今天的价格撞到一起，方继孝会觉得“不可思议”。“上世纪90年代，我买了三封董必武信札，每封才3000元。”在如今实力雄厚的大买家面前，方继孝时常“望洋心叹”。
　　尽管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方继孝依然会“尽力抢救”。在采访中，方继孝说的最多的一个词，也是“抢救”。在他眼中，每一封信札都是孤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而收藏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历史。可买不起贵的，怎么抢救？方继孝另辟蹊径——买那些不被大买家所重视的“生僻”人物的信札，比如杨沫、吴稚晖、邹鲁的信札。这里，方继孝看中的不是名头，而是内容。
　　一封当代女作家杨沫写给当时文化部部长黄镇的信，起拍价6000元，几轮争夺后，方继孝最终以15000元拿下。“这封信里，杨沫给黄镇讲了不少‘文革’期间作家群的内幕，上面还有黄镇的重要批示。”另外三份冯雪峰、阳翰笙、楼适夷的“交代材料”，从品相看，有明显的水印，但因为内容有助于研究“文革”历史，所以方继孝毫不犹豫地以9000元的价格收入囊中。“我最看重的是文献价值，买信札就是为了研究。”六部《旧墨记》著作，即是方继孝研究成果的最好证明。不过，有一点让他感到了揪心，那就是目前信札市场哄抬价格的现象，“很可恶！但有时候为了研究，即使掏光了银子也要去买”。
　　当然，也有令他欣慰的一面。这些年，收藏书札的人有增无减。“像我这样玩了几十年信札的收藏家几乎没有退场。而且还有不少新生力量的加入，比如事业有成的中青年、研究文献的学者、其他收藏类别的藏家等等。”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中意信札？方继孝坦言，这个市场的“盘子”并不大。与高端书画、瓷器等收藏类别相比，信札的价格要低得多。拿一幅购买齐白石画作的钱，就可以尽收大部分信札精品。但信札的文化内涵、文献价值又是“无以伦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它的价值仍然有待于发掘与重视。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信札收藏、了解信札内涵、重视信札价值。今天，在信札收藏的路上，方继孝也不再只是一个收集者，而成为了一个收藏研究者、一个文化发现者、一个文献抢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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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场年轻面孔越来越多
　　◎文/本刊记者 夏宇 　　作为已有多年藏龄的信札玩家，石建邦发现，2012年拍场上竞买信札的年轻藏家越来越多。“这些年轻藏家中有一些是书法爱好者，因无力承受近现代书画的高价，转而将目光投向了相对物美价廉的信札，而且往往能有不错的收获。”在石建邦看来，信札收藏及其在市场上受追捧的热度都在升温。
　　之所以信札能获得众多年轻藏家的垂青，与其自身的诸多特点有关。石建邦告诉记者，许多名人信札的内容都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相关，可以从作者的角度为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很多细节和生动的故事。实际上，不少史实都是通过对信札的研究才得出了最终的结论，乃至一些历史的空白通过信札才得以补全，其丰富的历史价值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我收藏信札的一个重要原因。”石建邦说。
　　除了历史价值外，信札的艺术价值也毫不逊色。“那时侯，专业书法家不多，人们的书法水平普遍较高，无论文人墨客还是商贾官吏都有习字之风，他们的书法水平即使放在当今，与专业书法家也不相上下。”于是，每有闲时，石建邦便会细细欣赏他的信札藏品，品味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悠然自得，乐趣无穷。他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随着时代发展，用毛笔书写的信札已经渐渐消失，现在人们连字都很少写了，像当时那种研习书法的风气恐怕也将一去不复返，这也算是给信札又添了一分纪念意义吧。
　　那么石建邦的信札藏品都是从哪里淘来的呢？石建邦说，前几年他经常能在旧书店和书摊上淘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札。“当然，拍卖行也是收藏信札的重要来源之一，只不过价位通常较高，淘宝的乐趣也会相对降低一些。”石建邦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独特的“淘宝”渠道——“报纸、杂志等媒体人士以及名人后代在清理书信之时，在发现一些被埋没的名人信札后，有时也会拿出去卖，这可是一个淘宝的好时机。”
　　而当记者向石建邦询问有何“重头”藏品时，他却表现得很淡然：“这没有什么好提的，对我而言，收藏信札并不是为了升值。”
　　不过，石建邦对信札如今的市场行情有着自己的看法，“近现代著名文人学者的书札在市场上普遍受到了追捧，例如朱自清、钱钟书、季羡林等人的信札，通常价格比较高。从长远来看，随着了解和喜欢信札的人越来越多，其升值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
　　值得一说的是，石建邦发现近年来信札收藏市场的赝品有增多的趋势。“不久前，我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造的名人信札，而且数量还不少，这值得收藏者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