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异化”主题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安部公房的《砂女》中都有鲜明的体現，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人在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中被异化的现实，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被“异化”后却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作家个人的人生理念。因此，本文将以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两部作品中“异化”的比较，感知两位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不同的人生观。
　　【关键词】 变形记;砂女;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27-02
　　“异化”，在西方的辞书中是一个多义词，焦虑、悲观绝望和寂寞孤独等都可视作其含义。“马克思把异化十分近似地明确描述为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缺乏。他说，异化的工人是‘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的，同时表现为没有价值、缺乏体面的人们。”而弗洛姆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在《健全的社会》中认为：“所谓异化就是一种认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把自己看作一个陌生人。”
　　弗洛姆把剖析人的本质作为自己的理论核心，并由此形成了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因此本文将采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从异化的社会环境、异化的人际关系和个体面对异化的不同价值取向三方面入手，对《变形记》和《砂女》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比较，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两部作品对人存在的关注，为人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向。
　　一、异化的社会环境
　　人不仅生存在社会中而且社会环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人，对人的健康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认为：“人精神是否健康，这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结构。”在健全的社会结构下，每个人的身心都能得到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而在不健全的社会中，人往往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身心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害。
　　《变形记》中格雷戈尔的异化，离不开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对他的损害。他生存在一个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在这种社会环境的主导下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制于金钱，人往往沦为金钱的奴隶。格雷戈尔的异化表现在他由人变成虫的荒诞情景中：“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不安的梦”说明格雷戈尔一直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中，即使在梦中他的精神也得不到片刻宁静，而这种不安来自于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压迫。为了维持生计偿还家庭的债务，他必须努力工作赚钱。他就像一台发动机，每日不停地工作直至机器损害才能停下来。高强度的工作以及得不到良好的休息早已使他身心俱疲，但是为了赚钱，他只能忍受社会对他的压榨和损害。他就像甲虫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看似坚硬实际上却饱受摧残，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恶劣的社会环境和沉重的工作重压使格雷戈尔犹如行尸走肉一般，他变得萎靡不振，丧失了生活的激情，在这种状态下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卡夫卡通过对生活在社会中的小人物被异化的现实的描写，来反映人的“存在”处境，揭示了不健全的社会对人的异化和伤害。
　　《砂女》发行于日本战后的重建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在日本社会显现。在现代物质文明社会的冲击下，各阶层社会矛盾加剧，人们忽视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久而久之个体在都市生活产生了迷惘和孤独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砂女》中的男人从都市“逃离”到偏僻落后的乡村，实际上是对都市世界的反抗，都市的环境给了男人强烈的孤独感和压迫感。安部在《砂女》中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环境对人的戕害以及人与社会不断异化的关系。
　　二、异化的人际关系
　　人生存在社会环境中，自然要与社会中的人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必须是有效的，人能够从人际关系中得到情感的慰藉。但正如弗洛姆所言：“在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中，几乎找不到多少爱多少恨，这是一种表面的友好，一种更虚伪的花言巧语，背后是疏远、冷漠和难以觉察的不信任。”所以，当人在人际关系中得不到温暖时，他的心理就容易受到伤害，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疏离直至异化。
　　《变形记》和《砂女》中的主人公都遭受了人际关系的异化，格雷戈尔面对的主要是亲情关系的异化，而《砂女》中的男人则是因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找不到自我存在自感，产生了孤独迷惘的情绪以致被异化。
　　在《变形记》中，格雷戈尔的家庭原本是比较和谐的，因为那时他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全家人都要依靠他生活。但是当他变成虫子长时间不能为家里挣钱，并且他的存在成了家庭的负担后，这个家庭内部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亲情在这个家庭中成为冷漠的存在，格雷戈尔遭受了至亲之人的排斥和冷漠。母亲由于害怕他的样子而疏远他，父亲则用苹果对他进行攻击，并使他受了重伤。妹妹也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厌烦心理，主张要把哥哥送走。家庭本是避风港，亲情原本是最亲密的情感，但格雷戈尔却得不到亲人的理解和关爱。卡夫卡通过格雷戈尔变形的遭遇，以及家人对他的冷漠态度，描写了在金钱冲击的社会下，人与人的关系只能靠金钱来维系，最亲密的感情也抵不过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异化的现状。
　　《砂女》中的男人虽有体面的工作，健全的家庭，与同事们相处也没有太大的矛盾，但在他的精神世界，他依然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因为夫妻关系早已到了热情退却的倦怠期，而生活中又没有真心实意相处的朋友。可见无论是在夫妻关系还是人际交往中，他都找不到自我的存在价值，在与人相处中他感受不到自己是被需要的一员。他独自来到偏远的村庄收集昆虫的目的就是要享受“发现”的乐趣。“只要你有所发现，那你自己的名字也就能和昆虫长长的拉丁学名放在一起，用花体罗马字写进昆虫大图鉴里去呢。而且，恐怕还能半永久地保存下来。”有了这种新发现，自己的名字就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人的存在就不会因为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于是男人希望借此在社会上找到自我存在的永恒价值。安部通过《砂女》反映出现代人在生存中的困境，揭露了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下，人们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孤独感和丧失了自我的失落感。 　　三、个体面对异化的不同价值取向
　　在社會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双重异化下，《变形记》和《砂女》中的主人公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处境。但是二人面对异化后荒诞的人生却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格雷戈尔在家人对他异化后态度的巨大转变中逐渐绝望而后走向死亡，而《砂女》中的“男人”一直为了能够逃出砂洞而不断反抗，最终通过发现储水装备重新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获得了新的希望。
　　在《变形记》中，当格雷戈尔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后，他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并努力接受自己变成虫子的事实。但家人的冷漠与憎恶却打破了他的幻想与一线希望。他的内心无比悲凉，想到自己的存在令所有人痛苦，他认为自己应该消失，不要再成为家人的累赘和负担。他被至亲的家人所抛弃，在社会中成了一个孤独的存在。内心的孤寂与对未来生活的厌倦，使他对这个世界深感绝望，最终在彻底绝望中走向了死亡。在《砂女》中，当男人被困于沙洞无法离开时，逃出沙洞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标，他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逃离这里。一次次失败后男人并没有放弃，反而立志要做第一个逃出去的人。“一天，男人在屋后的空地上，架好一致捉乌鸦的陷阱，把它叫作‘希望’。”
　　可见，即使身陷于极端的生存环境中，且每回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仍对逃离沙洞充满希望。在经历了绝望和失败后，男人不仅并未意志消沉，反而研制出了储水设备。通过储水设备的发明，男人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后来，当男人终于有了逃跑机会时，他却暂时放弃了回归到正常生活的机会，选择留在砂穴生活来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态度的转变在于既在于想要通过储水设备得到村民的认可，又在于男人愿意向全新的未来发起挑战，而这一点比回到都市继续做一个孤独的人更有吸引力。安部对男人态度转变的书写，是他面对人的异化问题后所提出的一种解决之道，即积极接受并正视“异化”，从而以此实现对自我的超越。
　　四、结语
　　本文以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研究视域，通过对《变形记》《砂女》中异化的社会环境、异化的人际关系和个体面对异化的不同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发现，在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下，格雷戈尔与“男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但是《变形记》和《砂女》中的个体在面对异化后呈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格雷戈尔在异化后由希望走向了绝望和死亡，而“男人”则在对绝望的反抗和斗争中找寻到了新的希望。这种不同与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和自我选择有关，格雷戈尔的绝望其是卡夫卡内心深处的悲剧意识的反映，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和积淀，既源于其不幸的家庭成长经历又源于其对自己犹太身份的不安，在“反犹主义”运动下，卡夫卡既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又无力反抗不公正的命运，对现代主义的悲观失望，使他绝望于人的存在处境。相反安部公房不仅有相对健全的成长环境而且敢于与现实相抗争，作为日本战后存在主义的大家，安部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而存在主义的观点之一就是自由选择。因此面对绝望的处境，安部的选择是正视绝望并努力超越绝望。这种超越在当下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给处在困境中的人提供了一种选择，选择直面苦难，用希望来抵抗绝望，在困境中不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而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困境。
　　参考文献：
　　[1]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2]安部公房.砂女[M].杨炳辰，张义素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
　　[3]（美）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作者简介：
　　李宇晴，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