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行旅过程中所出现的气候物象的改变推动了方拱乾笔下家乡意象的瓦解与重构，使得“思乡”这一文学主题获得了家国情怀。此外，不同地域间自然气候与人文气候的巨大落差也促进了方氏将历史与自我相互融摄，并借助思乡主题的写作来从更深层次的维度上审视自身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 气候;物候;流人;方拱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14-02
基金项目：本文是吉林省教育厅2018年科研规划项目“长白山游历文学研究”（项目合同号JJKH20191107SK）的阶段性成果。
气候是指“某地区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而“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2]，它们有着显著的地域属性与空间属性。
对于游历者而言，自然节律的变化是其最容易觉察到的改变，它可以加剧其因旅行而产生的陌生化体验。
在以之为主题的行旅文学创作中，清初被流于长白山地域的诗人方拱乾的《何陋居集》尤为瞩目。
本文即以之为研究对象，管中窥豹，对气候与物候之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予以初步探究。
一、概述
方拱乾出生于文墨世家，早年即以诗文名于世，后进京担任翰林院侍讲等要职。
顺治十四年，南闱科场案爆发，拱乾遭牵连而被流放至地处长白山脉附近的宁古塔。在被流放期间，方氏创作了《何陋居集》等诗集。
在方氏入清之后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发现一条带有标志性意义的线索，即其“内地（都城）→东北边塞”的旅行过程。这其中，气象节候作为旅行的环境要素而存在，给予了方氏重构诗歌的素材与灵感。
二、气候、物候与方拱乾诗作中思乡主题里的家国情怀
“在文化固守中，思乡情结或怀旧情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思乡、怀旧情结下，异乡的一切皆不如故乡的美好……行游者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思绪以至想像来固守和提高自己原有文化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文化固守。”[3]方拱乾于年过花甲之时被迫远离故土、流徙塞北，自然也难免在诗作之中思乡念旧。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①在方氏这样长途跋涉而来的外乡人的诗作里，在气候、物候作用下而产生的陌生地理物象无疑是可以触发其生命意识与创作灵感的最为首要而直观的文學媒介。
品析其主题宗旨和文字表达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多有通过描述家国之念而含蓄曲折的书写思乡情怀的气候、物候诗创作：“衣冠传自异，风土较来嘉。益感君恩厚，投荒亦有涯。”（《宁古塔杂诗其二》）[4]P23
“抚景那堪思往事，去年此日望恩心。雷霆偏中回阳律，雨露难穷隔岁阴。”（《长至其二》）[4]P75
“齿涩空言饱，衣冰不为单。阳回谁见睆，鳷鹊在长安。”（《苦寒行》） [4]P110
“只显皇天仁，不觉后土荒。寒燠准空明，朝夕琉璃光。”（《出户》）[4]P214
诗歌虽然亦有怀土恋乡的情感流露，但整体上仍趋向于以物候作为征象来观照国家秩序中的自我沉落，实际具有更加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在对上述作品进行阅读之时，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作者遭遇流贬而命运淹蹇，在诗歌创作时存在着以悲苦凄怆之情而叙说家国之恨的动机。
何况，“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5]
气候、物候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不同的感官物象，它们的变化更足以直接而多样的触发方氏内心的情感意识。
当作家去国怀乡、应物生感之时，完全可以以哀婉怨怼之调来批判社会现世、抗拒世俗权力。
然而，我们却很少能在方氏的作品中读到上述内容：《宁古塔杂诗》（廿六）盛赞“君恩”之厚，《苦寒行》《出户》分别诉说“长安”之吉象与“皇天”之宽仁，似乎皆是在通过对皇权的崇仰赞颂而求取心理上的妥协。《长至》（其二）以今比昔，对求上恩而不得的失落似有所言说;但其语意有所节制，并不涉及对皇朝的抗争。
方拱乾之所以始终保留着对王权皇恩的向往，主要是源于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与家世背景。
首先，在甫遭祸患之时，方氏与加罪于其家族的顺治帝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不可调和，这使得他对于朝堂仍心存幻想与感激②;其次，方氏历代皆倾向于通过兼济天下而实现家族振兴，其家族成员有着世代传承的奉儒入仕、为官忠君的文化基因③，这也会对拱乾在身处患难时的人生态度有所影响。
可以说，传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浸淫使得兼有士大夫与宿儒身份的方拱乾具有了独树一格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方拱乾在部分思乡诗中本着崇天敬君的温和理念来对气象物候进行描述，这也为其作品在文化维度上提供了一种延续感与联系感。
方氏笔下有关思乡内容的上述描述在程式与作用上同文学史上久已有之的“黍离”主题有所相似。
对于怀着对盛世的追想而途经此地的周大夫而言，旧都镐京处遥远苍茫的天空与满地皆是的禾黍有着沉郁、破败、苍凉、伤感的文化寓指;这样的自然环境无疑是一种具象而生动的感觉冲击，可以更加明确而直接的引发出作者对自我与故国价值的思考。
应该说，《黍离》以及以之作为主题的作品在特征表现方面与上文中方氏的气候、物候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方拱乾所创作的这一类型的思乡诗中，足以给予其直观而又不乏深邃的人生思索的事物同样是创作者无时无刻不在亲历亲感的物候。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二者在叙述过程之中潜隐了方向各不一致的比较视野：前者偏重于历时性的比较，作者的参比对象是斯处曾经有过的国家辉煌过往;后者则重在描述作者从熟悉的处所来到异乡后面对倏然更变的气象物候时事关于庙堂君王的想法，以共时性的地域变化来架构比较的坐标系。 概而言之，方氏将气象物候作为关键性元素而引入到诗歌创作中，这一创作程式本身实际蕴含着近与远的双层意义：从文学个案的层面来看，它有助于作者借助直观感觉表达的方式而具象生动的描写自身之于皇天君恩的认知;从文化发展的层面来看，它在有意无意间照应并延续由“黍离”主题所派生出的叙述模式，又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而透现出同一文学史系统中的、和庙堂王朝有所相关的作品在文化属性方面的关联性与共同性。
透过这些同时存乎表述乡情的诗作内外的文学元素，似可从中窥见文人所特有的、不可輕易言道的家国情怀。
三、总结
在《何陋居集》中的相关诗作中，有着大量通过描述自我的家国之念而以曲折隐微的修辞方式与意蕴表达来反映生命意识、倾吐乡思乡情的诗歌，它们从文学个案与文学发展两个维度而出发以表露家国之思。
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以文学地理作为视域而观照文人在思乡诗中所阐扬的审美偏好、道德立场、信仰思想乃至情怀追求，其意义不容小觑。
注释：
①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②周乔木在《方拱乾父子流贬文学研究》（2018年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第45页）中曾基于大量顺治朝的史料考辨指出：“顺治帝对方拱乾父子的处置，在南闱科场案初起时也似未作连坐之想……方氏父子对新朝的这位少年天子始终怀有一定程度的依恋之心、回护之意。”
③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六十一《家政》（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吾家三百年无一吏，惟多儒生。子孙世习儒，吾之愿也……子孙居官，宜守官箴竭忠。”
参考文献：
[1]刘敏，方如康.现代地理科学词典[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29.
[2]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4.
[3]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8.
[4]（清）方拱乾.何陋居集·甦庵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81.
作者简介：
董定一，河北沧州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气候;物候;流人;方拱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14-02
基金项目：本文是吉林省教育厅2018年科研规划项目“长白山游历文学研究”（项目合同号JJKH20191107SK）的阶段性成果。
气候是指“某地区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而“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2]，它们有着显著的地域属性与空间属性。
对于游历者而言，自然节律的变化是其最容易觉察到的改变，它可以加剧其因旅行而产生的陌生化体验。
在以之为主题的行旅文学创作中，清初被流于长白山地域的诗人方拱乾的《何陋居集》尤为瞩目。
本文即以之为研究对象，管中窥豹，对气候与物候之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予以初步探究。
一、概述
方拱乾出生于文墨世家，早年即以诗文名于世，后进京担任翰林院侍讲等要职。
顺治十四年，南闱科场案爆发，拱乾遭牵连而被流放至地处长白山脉附近的宁古塔。在被流放期间，方氏创作了《何陋居集》等诗集。
在方氏入清之后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发现一条带有标志性意义的线索，即其“内地（都城）→东北边塞”的旅行过程。这其中，气象节候作为旅行的环境要素而存在，给予了方氏重构诗歌的素材与灵感。
二、气候、物候与方拱乾诗作中思乡主题里的家国情怀
“在文化固守中，思乡情结或怀旧情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思乡、怀旧情结下，异乡的一切皆不如故乡的美好……行游者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思绪以至想像来固守和提高自己原有文化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文化固守。”[3]方拱乾于年过花甲之时被迫远离故土、流徙塞北，自然也难免在诗作之中思乡念旧。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①在方氏这样长途跋涉而来的外乡人的诗作里，在气候、物候作用下而产生的陌生地理物象无疑是可以触发其生命意识与创作灵感的最为首要而直观的文學媒介。
品析其主题宗旨和文字表达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多有通过描述家国之念而含蓄曲折的书写思乡情怀的气候、物候诗创作：“衣冠传自异，风土较来嘉。益感君恩厚，投荒亦有涯。”（《宁古塔杂诗其二》）[4]P23
“抚景那堪思往事，去年此日望恩心。雷霆偏中回阳律，雨露难穷隔岁阴。”（《长至其二》）[4]P75
“齿涩空言饱，衣冰不为单。阳回谁见睆，鳷鹊在长安。”（《苦寒行》） [4]P110
“只显皇天仁，不觉后土荒。寒燠准空明，朝夕琉璃光。”（《出户》）[4]P214
诗歌虽然亦有怀土恋乡的情感流露，但整体上仍趋向于以物候作为征象来观照国家秩序中的自我沉落，实际具有更加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在对上述作品进行阅读之时，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作者遭遇流贬而命运淹蹇，在诗歌创作时存在着以悲苦凄怆之情而叙说家国之恨的动机。
何况，“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5]
气候、物候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不同的感官物象，它们的变化更足以直接而多样的触发方氏内心的情感意识。
当作家去国怀乡、应物生感之时，完全可以以哀婉怨怼之调来批判社会现世、抗拒世俗权力。
然而，我们却很少能在方氏的作品中读到上述内容：《宁古塔杂诗》（廿六）盛赞“君恩”之厚，《苦寒行》《出户》分别诉说“长安”之吉象与“皇天”之宽仁，似乎皆是在通过对皇权的崇仰赞颂而求取心理上的妥协。《长至》（其二）以今比昔，对求上恩而不得的失落似有所言说;但其语意有所节制，并不涉及对皇朝的抗争。
方拱乾之所以始终保留着对王权皇恩的向往，主要是源于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与家世背景。
首先，在甫遭祸患之时，方氏与加罪于其家族的顺治帝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不可调和，这使得他对于朝堂仍心存幻想与感激②;其次，方氏历代皆倾向于通过兼济天下而实现家族振兴，其家族成员有着世代传承的奉儒入仕、为官忠君的文化基因③，这也会对拱乾在身处患难时的人生态度有所影响。
可以说，传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浸淫使得兼有士大夫与宿儒身份的方拱乾具有了独树一格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方拱乾在部分思乡诗中本着崇天敬君的温和理念来对气象物候进行描述，这也为其作品在文化维度上提供了一种延续感与联系感。
方氏笔下有关思乡内容的上述描述在程式与作用上同文学史上久已有之的“黍离”主题有所相似。
对于怀着对盛世的追想而途经此地的周大夫而言，旧都镐京处遥远苍茫的天空与满地皆是的禾黍有着沉郁、破败、苍凉、伤感的文化寓指;这样的自然环境无疑是一种具象而生动的感觉冲击，可以更加明确而直接的引发出作者对自我与故国价值的思考。
应该说，《黍离》以及以之作为主题的作品在特征表现方面与上文中方氏的气候、物候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方拱乾所创作的这一类型的思乡诗中，足以给予其直观而又不乏深邃的人生思索的事物同样是创作者无时无刻不在亲历亲感的物候。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二者在叙述过程之中潜隐了方向各不一致的比较视野：前者偏重于历时性的比较，作者的参比对象是斯处曾经有过的国家辉煌过往;后者则重在描述作者从熟悉的处所来到异乡后面对倏然更变的气象物候时事关于庙堂君王的想法，以共时性的地域变化来架构比较的坐标系。 概而言之，方氏将气象物候作为关键性元素而引入到诗歌创作中，这一创作程式本身实际蕴含着近与远的双层意义：从文学个案的层面来看，它有助于作者借助直观感觉表达的方式而具象生动的描写自身之于皇天君恩的认知;从文化发展的层面来看，它在有意无意间照应并延续由“黍离”主题所派生出的叙述模式，又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而透现出同一文学史系统中的、和庙堂王朝有所相关的作品在文化属性方面的关联性与共同性。
透过这些同时存乎表述乡情的诗作内外的文学元素，似可从中窥见文人所特有的、不可輕易言道的家国情怀。
三、总结
在《何陋居集》中的相关诗作中，有着大量通过描述自我的家国之念而以曲折隐微的修辞方式与意蕴表达来反映生命意识、倾吐乡思乡情的诗歌，它们从文学个案与文学发展两个维度而出发以表露家国之思。
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以文学地理作为视域而观照文人在思乡诗中所阐扬的审美偏好、道德立场、信仰思想乃至情怀追求，其意义不容小觑。
注释：
①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②周乔木在《方拱乾父子流贬文学研究》（2018年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第45页）中曾基于大量顺治朝的史料考辨指出：“顺治帝对方拱乾父子的处置，在南闱科场案初起时也似未作连坐之想……方氏父子对新朝的这位少年天子始终怀有一定程度的依恋之心、回护之意。”
③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六十一《家政》（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吾家三百年无一吏，惟多儒生。子孙世习儒，吾之愿也……子孙居官，宜守官箴竭忠。”
参考文献：
[1]刘敏，方如康.现代地理科学词典[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29.
[2]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4.
[3]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8.
[4]（清）方拱乾.何陋居集·甦庵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81.
作者简介：
董定一，河北沧州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