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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总部遭汽车炸弹袭击，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塞尔吉奥·比埃拉·德梅洛（Sergio Vieira de Mello）不幸遇难。这次爆炸致使22人死亡，至少百人受伤。
据最早赶到现场参加抢救工作的美军中士威廉回忆说，当他竭尽全力希望能徒手将德梅洛从废墟中抢救出来时，只听这位身负重伤满身是土的资深外交家不停地追问：“其他人怎样了？有多少人受伤？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后德梅洛就渐渐在大家的呼喊声中失去了知觉。威廉说，德梅洛的最后遗言是：“绝不能让联合国从伊拉克撤走。”
德梅洛之死，令“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语成为真实的谎言，因为德梅洛在他的一生中，全世界什么地方最危险就到哪里去：孟加拉、塞浦路斯、莫桑比克、秘鲁、黎巴嫩、柬埔寨、科索沃，他经历了太多的大难。
1999年10月，德梅洛来到了太平洋中小小的岛国东帝汶，出任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行政长官。在他到任前的一个月，在东帝汶人投票脱离印尼之后，亲印尼派与独立派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东帝汶约有80％的建筑都已遭到了破坏，整个国家已成废墟。
有一个故事描述了德梅洛是如何开始他的东帝汶之行的：一架联合国专机载着德梅洛和一些联合国人员以及记者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降落时飞机发生故障。飞行员走进机舱，要借一部手提电话与远在以色列的生产商联系，以弄清楚降落装置到底是坏了还是上了锁。
据一位当时同机的前美国外交官回忆，当时机上的许多人都焦躁不安。作为此行的首领，德梅洛始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意外也没发生一样。“惟一让人感到正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迹象是，他的声音高了半个八度。”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说。
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的办公室门外，德梅洛贴着一张字条，写着：“入内者请勿携枪。”
事实上，就在德梅洛遇难前的十几天，他就又一次死里逃生。8月5日，他的座机从土耳其飞返巴格达，降落时遭到炮火袭击。德梅洛请求一份得悉这一事件的在贝鲁特出版的报纸不要刊登这一消息。
德梅洛出生在巴西，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家。除了母语葡萄牙语，他还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如电影明星般风度翩翩，极具领袖气质。
1966年，德梅洛前往法国求学，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和人文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参加了1968年法国的“学生革命”运动，上街游行示威。
1969年，在继续在巴黎大学的学业的同时，德梅洛进入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联合国。1996年，德梅洛成为了联合国难民事务助理高级专员。两年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把他调到纽约，任命他为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2002年9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计划任期为四年。德梅洛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热门人选。
德梅洛在东帝汶三年的工作被赞誉为联合国最成功的故事之一。他帮助东帝汶建立了基本的法律和秩序，经济重新启动，25万难民回到了家园，医疗服务系统重新建立，学校重开，警察和军队也建立了。更难得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新的独立国家，产生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东帝汶与印尼的关系以及联合国与印尼的关系亦得到改善。
作为一位誉满全球的“麻烦处理高手”，今年5月，德梅洛受命于安南，出任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一到达伊拉克，德梅洛便马不停蹄地与全国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会面，倾听民意。基于美英与联合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矛盾，德梅洛在伊拉克的使命异常艰难，联合国必须与美英部队合作，但又要与之保持距离以维持联合国的中立和人道主义立场。德梅洛反复强调，他的首要任务是在伊拉克重建的过程中保证“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优先”。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占领呢？”
“我们有理由对伊拉克的未来乐观，但我们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德梅洛在7月份对联合国安理会如是说。
德梅洛又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不会为建立民主而期望过高。他在2001年对记者谈及东帝汶问题时这样说：“他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我想他们已经知道什么叫不民主，为此，他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能够期望在两年或两年半的时间内建立起尽善尽美的民主机制吗？肯定不行。”
其实，德梅洛在伊拉克的特别代表一职，任期只有四个月。按原计划，8月27日他将卸任，继续当他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差一个多星期，他没能平安地回到他在日内瓦的办公室。
8月23日，在凄厉的风笛声中，德梅洛的遗体被从巴格达运往巴西，他的家乡为他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次日，他完成在尘世中的最后一次旅行，从里约热内卢回到日内瓦。他被安葬在一处伟人墓地，与一批几个世纪来享有极高声誉的名人为伍。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此则与他阴阳相隔了。
德梅洛曾对一位东帝汶记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与死。所以，只要你确信你所为之奋斗的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那么就不必惧怕在你眼前发生的一切。” 如今这位记者说：“作为一个相信有天堂和上帝的东帝汶人，我知道德梅洛并没有死，他现在只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会继续为我们奋斗。”
据最早赶到现场参加抢救工作的美军中士威廉回忆说，当他竭尽全力希望能徒手将德梅洛从废墟中抢救出来时，只听这位身负重伤满身是土的资深外交家不停地追问：“其他人怎样了？有多少人受伤？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后德梅洛就渐渐在大家的呼喊声中失去了知觉。威廉说，德梅洛的最后遗言是：“绝不能让联合国从伊拉克撤走。”
德梅洛之死，令“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语成为真实的谎言，因为德梅洛在他的一生中，全世界什么地方最危险就到哪里去：孟加拉、塞浦路斯、莫桑比克、秘鲁、黎巴嫩、柬埔寨、科索沃，他经历了太多的大难。
1999年10月，德梅洛来到了太平洋中小小的岛国东帝汶，出任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行政长官。在他到任前的一个月，在东帝汶人投票脱离印尼之后，亲印尼派与独立派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东帝汶约有80％的建筑都已遭到了破坏，整个国家已成废墟。
有一个故事描述了德梅洛是如何开始他的东帝汶之行的：一架联合国专机载着德梅洛和一些联合国人员以及记者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降落时飞机发生故障。飞行员走进机舱，要借一部手提电话与远在以色列的生产商联系，以弄清楚降落装置到底是坏了还是上了锁。
据一位当时同机的前美国外交官回忆，当时机上的许多人都焦躁不安。作为此行的首领，德梅洛始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意外也没发生一样。“惟一让人感到正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迹象是，他的声音高了半个八度。”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说。
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的办公室门外，德梅洛贴着一张字条，写着：“入内者请勿携枪。”
事实上，就在德梅洛遇难前的十几天，他就又一次死里逃生。8月5日，他的座机从土耳其飞返巴格达，降落时遭到炮火袭击。德梅洛请求一份得悉这一事件的在贝鲁特出版的报纸不要刊登这一消息。
德梅洛出生在巴西，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家。除了母语葡萄牙语，他还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如电影明星般风度翩翩，极具领袖气质。
1966年，德梅洛前往法国求学，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和人文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参加了1968年法国的“学生革命”运动，上街游行示威。
1969年，在继续在巴黎大学的学业的同时，德梅洛进入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联合国。1996年，德梅洛成为了联合国难民事务助理高级专员。两年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把他调到纽约，任命他为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2002年9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计划任期为四年。德梅洛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热门人选。
德梅洛在东帝汶三年的工作被赞誉为联合国最成功的故事之一。他帮助东帝汶建立了基本的法律和秩序，经济重新启动，25万难民回到了家园，医疗服务系统重新建立，学校重开，警察和军队也建立了。更难得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新的独立国家，产生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东帝汶与印尼的关系以及联合国与印尼的关系亦得到改善。
作为一位誉满全球的“麻烦处理高手”，今年5月，德梅洛受命于安南，出任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一到达伊拉克，德梅洛便马不停蹄地与全国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会面，倾听民意。基于美英与联合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矛盾，德梅洛在伊拉克的使命异常艰难，联合国必须与美英部队合作，但又要与之保持距离以维持联合国的中立和人道主义立场。德梅洛反复强调，他的首要任务是在伊拉克重建的过程中保证“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优先”。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占领呢？”
“我们有理由对伊拉克的未来乐观，但我们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德梅洛在7月份对联合国安理会如是说。
德梅洛又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不会为建立民主而期望过高。他在2001年对记者谈及东帝汶问题时这样说：“他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我想他们已经知道什么叫不民主，为此，他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能够期望在两年或两年半的时间内建立起尽善尽美的民主机制吗？肯定不行。”
其实，德梅洛在伊拉克的特别代表一职，任期只有四个月。按原计划，8月27日他将卸任，继续当他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差一个多星期，他没能平安地回到他在日内瓦的办公室。
8月23日，在凄厉的风笛声中，德梅洛的遗体被从巴格达运往巴西，他的家乡为他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次日，他完成在尘世中的最后一次旅行，从里约热内卢回到日内瓦。他被安葬在一处伟人墓地，与一批几个世纪来享有极高声誉的名人为伍。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此则与他阴阳相隔了。
德梅洛曾对一位东帝汶记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与死。所以，只要你确信你所为之奋斗的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那么就不必惧怕在你眼前发生的一切。” 如今这位记者说：“作为一个相信有天堂和上帝的东帝汶人，我知道德梅洛并没有死，他现在只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会继续为我们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