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读了可以去搞事（工作），老书读了晓得做人”，老农说出的这个朴素的道理，办教育的官员却很少去思考！五四以来，我们的新学堂，从“基因”里面就是教人怎样挣钱的，新学堂里的课程，原本就是为着“船坚炮利”而设计的。
　　时代更迭，市场经济大兴，公共服务缺失，孩子们不仅“做人”成了问题，连谋生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今天中国的基础教育，名义上由公家出资，实际上呢？乡镇财政赤字累累，教育经费层层克扣，代课教师屡遭“清理”，农民孩子的教育真是每况愈下，难以为继。那位老农说得正确：“农村用得着的人才还得靠教老书来培养。”而那位官员的评论——“对私塾，我们不提倡，但也不明确反对，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任其自由发展，自由消亡。”——说明他还没有时间反省中国的现代教育。
　　来看看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从20世纪末叶再次实行教育改革以来，所谓“家庭学校”（home schooling）的运动，方兴未艾。不仅家长纷纷效法，而且官方逐渐接受。撇开特别是早期这一运动肇始的宗教原因，究其理由，一方面西方社会普遍存在“校园犯罪”问题——我们中国学校里未必没有，只是报道较少而已，另一方面，“公学”的教育质量似有相当严重的偏差，“私学”情况稍好，但其学费之高昂，却令一般家庭却步。以上两方面，算是西方教育从群体教育转向家庭教育的“外因”。而所谓“内因”，也是不可或缺的理由，是那些“家庭学校”的家长们，通常具有较高的学历，有能力对自己的孩子实行“个性化”教育。
　　粱漱溟先生曾经作过一番田园诗般的赞美：传统的中国家庭，历来就是耕读之家——边耕作，边读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西方人的“技术人生”相比，这是何等艺术的生活情调！
　　我承认，以上赞美，颇有些浪漫主义色彩，若拿到今天来说，大大地淡化了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严峻形势。诚如许多评论文章已经指出的，私塾再度流行，从反面说明了我国基础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不得不在现存教育体制之外再起炉灶。
　　可是，办教育不能只重效率。道理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选择人生的初始条件——命运按照均等的先验概率，把我们投生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而教育，不论作为人力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还是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塑型过程，对我们毕生的发展实在太重要，实在不能只靠市场的偶然的顾盼。生存着的人，如萨特宣称的那样，必须以自由意志的主动选择来昭显其生命的价值，甚至必须以结束肉体生命来表达那意志的神圣自由。那么，对于教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农民的孩子，难道没有权利选择他自己的教育吗？
　　为了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为了走进“把每一个人都当做目的”的道德王国，我们委托国家推动基础教育，我们纳税支持基础教育，我们有权利监督国家的基础教育。以同样的逻辑，基于服从这同一逻辑的宪法规定性，假如我们的委托信任竟然长期被辜负，那么我们有权利取消我们所委托出去的权力，把它交还给公民自己。
　　凡改革者无不承认：教育和卫生，是当前中国改革面对的两大忧患。究其理由，也很简单。我们中国人的改革，历来是“摸着石头过河”，边看边改。请问，我们历来所“看”的，是何方向？当然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方向，是看着西方发达市场社会的经验，才得以比较成功地“过河”。
　　但市场却只问效率，不问生命。重效率的市场只为劳动年龄人口创立就业（和失业）的机制，重效率的市场不会同情处于劳动年龄之外的孩子和老人。我们环顾西方各国，举凡教育与卫生的服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吗？否。
　　于是，当今世界，改革最频繁的领域，乃是教育与卫生——我们沿袭日本人称为“卫生”的，西方人叫做“医疗与医药服务”。
　　说到改善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询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部不能放弃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权力，把宝贵的财力和人力专注于基础教育呢？难道关于教育部门的这一基本的和惟一具备道德合法性的职能，我们的法律写得不够清楚吗？那就应当修改法律，赋予教育部门这一不得亵渎和不得逾越的职能。
　　抱歉，原本打算只为私塾唱赞歌，没想到发出如此一番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