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年代，小学各班级每天上下午首堂课前，都要合唱课前歌。爱唱歌的常予平同学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升入初中，我与她分到了74五班。但遗憾的是，她不久后转到了74四班。
　　中学期间，随着学校“舞台”的拓展，她成为校宣传队的“台柱子”，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舞蹈也好，表演天赋极高，演什么角色像什么角色，成为学生中的“名人”，学校的“公众人物”。我只是远远地关注着她，时常能听到同学们对她的各种好评，听得我心里也很舒坦，偶尔也有同学说她坏话，我心里也感到愤愤不平，毕竟在大多数同学及老师看来，她是那么优秀。说来也奇怪，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转眼到了1977年，我们中学毕业，我像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下乡当知青，而她留在城里。说来也巧，我们两家又从县城东面的大水坑边搬到西面的大水坑旁，我家住前排，她家住后排，自然又成了邻居。透过后窗玻璃就依稀能看到后排屋内的陈设。出门也经常碰面，甚至一天会多次碰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开始变得怀旧，碰面后会聊一聊学校的往事和熟悉的同学。
　　我们都很感慨，学生时代未曾说过的话题，一提起总是说不完，意犹未尽，那么多有趣话语伴随着爽快的笑声在风中飘荡，这或许就是成长带给我们的，有失去，有怀念。她还是很腼腆，当一个话题聊完不能及时接上另一个话题时，她的脸瞬间泛红，透着女孩儿腼腆的羞涩，我也会怦然心跳，但不像学生时期那样眼神躲闪，和惧怕路人投来目光，她总会默不作声地笑一笑。同住前后院，到了饭点儿总能听到家人高亢的声音喊我们回家吃饭，我们的交谈才会被呼喊声打断。离开时，她嫣然一笑，向我挥手示意再见。那段时光相比我们在学校同任班干部，甚至是同班都要快乐，或许交流才是友情必不可缺的情感。那段时光，我们在一起很愉悦。有时候，几天不见就会在心里念叨，感觉话还没有说完，有时正念叨着，我们就会奇迹般的撞个满怀，彼此尴尬一笑。
　　是不是因为初中转班，成了我对她的一个心结呢？或许她也有别的心结呢？反正我也说不清，直到我参军离开家，谁也没有说出含在唇齿之间的那句话。
　　1980年6月，家父到嵩县赴任，我们也随迁至嵩县。7月，常叔叔到洛阳地区公安处赴任，她家搬到洛阳市，音信隔断。
　　再次见面，竟是在洛阳长途汽车站。汽车站售票窗口人头攒动，相互拥挤，大家都在挤抢着，生怕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我好不容易挤到售票口，岂料当天的票已售完，我只能选择买第二天一早的车票。当我拿到票从售票口出来时，正好与她打了个照面。我惊喜地问她：“你也要买票吗？”她说：“不是我，是给亲戚买票。”我转身再次排队，帮她买来一张票。当我们走出售票室欲分手时，她说：“这么晚了，没车你怎么回嵩县？”
　　“住旅社。”
　　“不行，住我家。”
　　“不行！不行！”我不好意思地说，“怎能麻烦叔叔阿姨呢？”
　　她脸上顿时飞起了红霞，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我，不容置疑地说：“住我家！咱们是同学又是邻居，你有什么可顾虑的？”仿佛一道不容拒绝的命令。
　　我心里忐忑不安：我一个男生住到一个女生家里，尽管常叔叔、阿姨是看着我长大的，但我这个大“孩子”到她家住，见到叔叔、阿姨，还真是有点难为情……
　　“还愣怔什么，走走走！”她催促道。我拗不过她，只好半依半就地跟着她去了所在行署路公安处家属院的家。
　　翌日，在她家吃过早饭，她送我上了汽车。分别时，她提了一个小小请求：“你回去给李叔说说，能不能在嵩县给我批一张女式‘永久牌’自行车票？”
　　“好！我回去与父亲说一下。”我虽然当面应承好，可心里真没底。
　　回到家，我把在她家住的事情给父亲说了，便趁机向父亲提出要求：“同学想买一辆女式‘永久牌’自行车，您能不能给批个条子？”父亲听后，半天没吱声，我也没敢再坚持下去。只觉得给同学保证的话兑现不了，丢了面儿，失了信。这点事在现在看来不算个“事”，但在那个时候购名车、名表、名收音机，人称“两转一响”是要凭票供应的，就像春运的火车票，一票难求，我迟疑着没给她回信。
　　说来，真是天意难违。家父1983年12月在53岁人生黄金般的季节走了，她要的自行车票也没了下文。
　　1986年夏的一天，我去洛阳日报社投稿小说《兰花草》，在西工区凯旋路的一輛公共汽车上与她巧遇了。看见她，我顿时慌了神儿，感觉当年没有给她搞到自行车票失信于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她先开口：“李叔走了，我们事后才知道，你当时也不说声。”她有点责备我的意思。“当时忙忘了。”我不好意思地解释道。说话间，汽车到了行署路站，她便在行署路下了车，我们隔窗挥了挥手。
　　1996年的仲秋，洛阳来的她、白刚、苏洛丽、张玉萍在三门峡与同学们共庆高中毕业20周年。那天晚上，在同学经营的饭店聚会，气氛温馨，在轻歌曼舞的旋律伴奏下，一种久违的激情瞬间在我心中荡漾，我主动邀常予平跳起舞来，在霓虹灯光的照射下，我鼓起勇气，终于说出了掖在心底的那句话：“初中时，你为啥转班？”
　　她怔了怔，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咱班的班主任曾是我姐的班主任，我在咱班或许有不方便的地方。”
　　“哦，原来是这样。”我顿时释然了。从此萦绕在我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但它竞来得这么迟，居然越过了23个春秋。此时，我们都已过了而立之年，学生时期的那些疑惑、那些青涩的懵懂，都随时光的流逝埋藏在了我的心底。
　　哪知一年后，她病了，从上海治疗回来就住进了洛专医院。得此消息后，我感到很震惊，心想，一年前我们还在一起聚会，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很快，三门峡的几名同学前往洛阳看望她。在洛专医院病房里，她看上去精神不太好，虚弱地躺在病榻上，我们一行来的同学说了许多宽慰的话。她感谢同学们远道而来看望。她神志坚毅，达观开朗。离开病房时，她执意送我们到医院大门口。我们与她渐行渐远，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与我们徐徐挥手告别，我望着她无助的倦容，那一刻，我眼睛潮湿了……趁她没注意的瞬间，我赶紧悄悄背了背身子。
　　我们是从小到大的同学，生前她从不让我破费、怕我孤单，豪侠义气地把我留宿她家，而我却没有兑现承诺——自行车票，当时，我为何只是例行“公事”与父亲泛泛地说？为什么没有软磨硬泡，说服父亲批一张供应票呢？唉，连她要的一张自行车票也没能兑现。
　　她于1999年11月4日香消玉殒，年仅39岁，在不该走的年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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