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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璘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与俄苏文学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历了至少两次大规模的精神选择。俄苏文学中体现的怀疑批判精神和苦难坚忍的人道主义情怀,滋养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个性价值的解放到群体信仰的麻醉、到理性启蒙精神的回归,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寻找之路有着深深的俄苏文学精神的烙印。
关键词:理性 启蒙 俄苏文学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每个民族在历史的拐点都面临着与文化传统决裂、与其他文明文化融合、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等诸多选择。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因为种种历史原因,经历了至少两次大规模的精神选择。从20世纪初叶开始至今,先后有两次接受外来影响的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
本文认为,鲁迅和张贤亮,作为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选择了现代性精神中的两个侧面:怀疑批判精神和人道忏悔信仰,他们共同的思想资源是博大精深的俄苏文学精神。经历了断裂的人文精神追寻,中国现当代文学在80年代末才真正完整地找到了现代性精神的真谛。
一 传统之变与存在之惑
在中俄文学交流史上,安德列耶夫是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五四”时期,鲁迅便对他推崇备至,认为安德列耶夫的写作是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交相融合后的产物,“深刻”而“纤细”,其中有着“严肃的现实性”,“他那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30年代,他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还坦白地承认:“《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俄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诗人不可能一直持守艺术中的唯美主义原则,信仰问题更能引发他们精神探索的兴趣。同样,就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不是安德列耶夫或者鲁迅等作家的终极目标,他们目的是用自己的写作摧毁道德和既定的人类关系,以文字的形式来验证自己对于人生和现实的思考。“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却更分明地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
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实际是因为个人的价值在传统文化中永远是处于压抑地位的,所以他的小说才能用近乎漫画的笔法刻画了诸多愚昧群体的形象。在《药》中,启蒙者的叙事功能被隐藏了,成为叙事的副线,而闲汉帮闲们则成为主流话语的传播者。这就隐喻着:看客的心理如果不清除,中国所谓的现代性也就无从谈起。革命者夏瑜的死,变成了无聊的谈资;启蒙者夏瑜的血,变成了愚昧者疗救的药剂。荒诞的叙事,将作者的悲愤化为无言的墓碑,化为不能交叉的小路,最后的隔膜不仅仅是两个母亲的隔膜,也不仅仅是亲生母亲对自己孩子不理解的隔膜,而是作者发现的:对世界,对存在的恐惧和不信任。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它所带来的无边无际的虚无,作为人生和人类生存手段的谎言,生命本真的美、爱的拯救力量——以及它们的无望和脆弱构成了一代知识分子求索的起点,并成为很多人精神的坟墓。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药》)
在鲁迅的笔下,永远涌动着死神的光,有时,他化作复仇者的剑影;有时,他幻化为阿Q临死时见过的恶光;有时,他又是深渊中燃烧的火焰,等待着宣泄的瞬间。毁灭旧世界,在诗人郭沫若的笔下,是涅璘的光焰;在郁达夫的笔下,是先毁灭自我的情感冲动。但是到了鲁迅的笔下,却陷入了一种安德列耶夫式的迷茫彷徨。鲁迅注定不是青春型的作者,对传统深深的绝望,对既定规则的怀疑,构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人格特征,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启蒙的动力源泉——启蒙者对启蒙自身努力的怀疑:自己做的,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吗?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要以毁灭眼前麻木而幸福的人生为代价吗?鲁迅无法找到答案,彷徨的战士和痛苦的思辨者,都如《药》中隐去的夏瑜,仿佛周围的看客越嘲笑越愚昧,越能折射启蒙者的心境。
安德列耶夫写过一篇题为《墙》的小说,旨在表现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隔膜。在《撒旦日记》中,墙的意象又一次出现,两堵荒凉的石墙之间,自我被遗弃,成为进入无物之阵的勇士,一堵墙后面藏着灰色的人生,一堵墙后面是永恒的黑夜和死寂。主人公感到自己被“双重的岑寂”所包围,被“双重的黑暗”所遮没,他被抛到了一个虚无的深渊里,似乎只有死才是摆脱这种生活的出路。乌鸦和死亡,恶鸟和颠覆,叛逆的形象在坟墓面前,变成了与常人的隔膜,枯草和铜丝般尖细的声音,仿佛阴阳两隔的咒语,宣告着生命之墙和死亡之墓,合而为一。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双重黑暗,让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找到了精神的契合点,各自言说着人类共同的生存窘境。
安德列耶夫和鲁迅的小说都不以情节见长,大多贯穿着如诗如歌般略带忧郁、阴冷的抒情性。综观这种冷峻、峭厉的抒情性,其来源就在弥漫于作家整个意识深处的那种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直觉。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或者是利他主义牺牲精神必然会带给其他人影响,俄国贵族式强烈的拯救意识,就是救世精神,这种高尚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当中常常被扭曲、常常被利用、常常走向反面,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宿命式的悲剧。
俄苏文学精神,在当时的语境下,是作为变革颠覆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中的。对启蒙理性的尊崇,也会带来一个先验的误区,对世界万物既定秩序的反抗,强力的破坏,但是缺乏自我精神家园的建设,更缺乏对信仰的理解和敬畏。人,成为了变革的力量甚至是工具。人,何时才能回到文学思考的中心,成为文学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中国文学一直呼唤的精神皈依。而一切真正的文明推动力都是靠着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
二 人道之路与信仰之门
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的发表,由政治思想界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浪潮,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突出关心和信任作为个体的人,赞美平凡与普通的小人物,反对把人当作“螺丝钉”和“历史的燃料”,并且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全面展现人性之美。仿佛是一种命定的隐喻:生命的坚冰也在悄悄融解。人道主义思想开始回归。
而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曾经像《绿化树》这样长久地影响过社会和枯涩的心灵,这样激动人心地启悟了社会的理解与想象力。是个人叙事的虚构还是集体记忆的想象?是群体存在过于僭妄还是个体生命近乎偏执?《绿化树》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忏悔录,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超越自我获得新生的启示录。一场痛定思痛的表现历史苦难的文学潮流——反思文学,因为《绿化树》等作品的介入而具备了真正的哲学品格。韦勒克说:
“但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
这样形象的人性反思的个人史,使得《绿化树》成为自我批判的批判,自我反思的反诘。带给读者双重的精神洗礼。因为主人公章永璘也如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他主动选择了精神自由,但是虚妄的所谓改造使他变成堕落的灰色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章永璘一方面极力挣脱情欲的困惑;另一方面,用极为可疑的马樱花的劝诫,使自我得到升华,作者不惜违背人性的正常描写,其实是借用这个叙事的缝隙漏洞,传递一个存在主义的命题:荒诞的世界和偶然的人生,使得选择有时候毫无意义,但是人生自由的价值,就体现在选择的自由上。所以作者不惜损害真实性,替马樱花选择了对情欲的阻拒。这样,略显草率的结局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近乎说教式的独白,在马樱花“血热的身子是你的”的爱情宣言下,显得苍白矫情,更凸显了马樱花的操守带给章永璘思想上的蜕变。《绿化树》呼唤着自由、平等的灵魂和心性所组成的世界。这将是马缨花的家,是章永的的家,也是作者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
中国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在忏悔的意识上,在忏悔基础上得到拯救的信念上,曾经是严重缺失的。基督教所坚持的人的原罪、最后的审判、永生和复活等,关于人的生命和人的价值意义的宗教性的安排,使现实的人过上了一种形而上的、非此在性的永恒和总体的意义。而现实的人生不过是走向永恒人生的一个阶段。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后来的宣传教育,都主张人的趋同性,而反对自我差异性的灵魂独白。张贤亮秉承了自我剖析的忏悔精神,向世界,向那段荒诞的历史,坦露了自我卑污的瞬间罪孽,甚至以牺牲艺术真实为代价,塑造了存在的标尺——马樱花形象,在近于圣母的形象参照下,自我灵魂获得拯救才成为可能。马樱花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生命和爱的再发现的关系,在一个扭曲的时代,马樱花用自己纯洁的爱,唤醒了作者已经麻木的灵魂,成为一个新的人,这里的新已经不单单是指一种身体意义上的新,而是作者思想上的新生。苏俄文学中的解冻精神,在这里是被传统文化的妇女解放的,这是一个大有深意的隐喻,在马樱花近乎符号式的人格背后,是活生生的中华民族妇女的传统美德。所以,与其说马樱花拯救了章永璘,不如说章永璘自己从一个符号镜像中发现了自我,自我的确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也不是劳动改造的体力训诫,而是朴素的体力恢复,而是人的尊重,最基本的人的价值观念拯救了一个堕落的知识分子。
《绿化树》是一个知识分子觉醒的历程,它在喧杂的新时期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不是因为题材的猎奇,也不是因为叙事技巧的绚丽,而是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的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因为作者表达了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作为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寻找和确认。虽然迟到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人的价值,毕竟得到了高扬。
鲁迅和张贤亮,两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资源的选择,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影响,前者重塑了人的形象,充满了对世界、对历史理性的思辨,个人主义的怀疑。而后者,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理性崩塌的时代之后,重拾了相信理性坚守信仰的人道主义传统。在跨越60多年的时空长河中,将现代性的两个层面融合在一起。完成了对传统桎梏的怀疑批判,对终极理想的探寻坚守。
所谓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自然的规定,而是在对比中才具有意义。弗•杰姆逊指出:
“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见的氛围。”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正是因为有了俄苏文学精神的对照,互文表达,才能在对“真”的追寻中实现“人”的确证。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
[4] [美]弗•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郝崇,女,1973—,吉林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20世纪文学批评、中国现代诗歌,工作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理性 启蒙 俄苏文学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每个民族在历史的拐点都面临着与文化传统决裂、与其他文明文化融合、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等诸多选择。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因为种种历史原因,经历了至少两次大规模的精神选择。从20世纪初叶开始至今,先后有两次接受外来影响的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
本文认为,鲁迅和张贤亮,作为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选择了现代性精神中的两个侧面:怀疑批判精神和人道忏悔信仰,他们共同的思想资源是博大精深的俄苏文学精神。经历了断裂的人文精神追寻,中国现当代文学在80年代末才真正完整地找到了现代性精神的真谛。
一 传统之变与存在之惑
在中俄文学交流史上,安德列耶夫是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五四”时期,鲁迅便对他推崇备至,认为安德列耶夫的写作是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交相融合后的产物,“深刻”而“纤细”,其中有着“严肃的现实性”,“他那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30年代,他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还坦白地承认:“《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俄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诗人不可能一直持守艺术中的唯美主义原则,信仰问题更能引发他们精神探索的兴趣。同样,就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不是安德列耶夫或者鲁迅等作家的终极目标,他们目的是用自己的写作摧毁道德和既定的人类关系,以文字的形式来验证自己对于人生和现实的思考。“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却更分明地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
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实际是因为个人的价值在传统文化中永远是处于压抑地位的,所以他的小说才能用近乎漫画的笔法刻画了诸多愚昧群体的形象。在《药》中,启蒙者的叙事功能被隐藏了,成为叙事的副线,而闲汉帮闲们则成为主流话语的传播者。这就隐喻着:看客的心理如果不清除,中国所谓的现代性也就无从谈起。革命者夏瑜的死,变成了无聊的谈资;启蒙者夏瑜的血,变成了愚昧者疗救的药剂。荒诞的叙事,将作者的悲愤化为无言的墓碑,化为不能交叉的小路,最后的隔膜不仅仅是两个母亲的隔膜,也不仅仅是亲生母亲对自己孩子不理解的隔膜,而是作者发现的:对世界,对存在的恐惧和不信任。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它所带来的无边无际的虚无,作为人生和人类生存手段的谎言,生命本真的美、爱的拯救力量——以及它们的无望和脆弱构成了一代知识分子求索的起点,并成为很多人精神的坟墓。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药》)
在鲁迅的笔下,永远涌动着死神的光,有时,他化作复仇者的剑影;有时,他幻化为阿Q临死时见过的恶光;有时,他又是深渊中燃烧的火焰,等待着宣泄的瞬间。毁灭旧世界,在诗人郭沫若的笔下,是涅璘的光焰;在郁达夫的笔下,是先毁灭自我的情感冲动。但是到了鲁迅的笔下,却陷入了一种安德列耶夫式的迷茫彷徨。鲁迅注定不是青春型的作者,对传统深深的绝望,对既定规则的怀疑,构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人格特征,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启蒙的动力源泉——启蒙者对启蒙自身努力的怀疑:自己做的,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吗?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要以毁灭眼前麻木而幸福的人生为代价吗?鲁迅无法找到答案,彷徨的战士和痛苦的思辨者,都如《药》中隐去的夏瑜,仿佛周围的看客越嘲笑越愚昧,越能折射启蒙者的心境。
安德列耶夫写过一篇题为《墙》的小说,旨在表现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隔膜。在《撒旦日记》中,墙的意象又一次出现,两堵荒凉的石墙之间,自我被遗弃,成为进入无物之阵的勇士,一堵墙后面藏着灰色的人生,一堵墙后面是永恒的黑夜和死寂。主人公感到自己被“双重的岑寂”所包围,被“双重的黑暗”所遮没,他被抛到了一个虚无的深渊里,似乎只有死才是摆脱这种生活的出路。乌鸦和死亡,恶鸟和颠覆,叛逆的形象在坟墓面前,变成了与常人的隔膜,枯草和铜丝般尖细的声音,仿佛阴阳两隔的咒语,宣告着生命之墙和死亡之墓,合而为一。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双重黑暗,让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找到了精神的契合点,各自言说着人类共同的生存窘境。
安德列耶夫和鲁迅的小说都不以情节见长,大多贯穿着如诗如歌般略带忧郁、阴冷的抒情性。综观这种冷峻、峭厉的抒情性,其来源就在弥漫于作家整个意识深处的那种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直觉。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或者是利他主义牺牲精神必然会带给其他人影响,俄国贵族式强烈的拯救意识,就是救世精神,这种高尚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当中常常被扭曲、常常被利用、常常走向反面,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宿命式的悲剧。
俄苏文学精神,在当时的语境下,是作为变革颠覆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中的。对启蒙理性的尊崇,也会带来一个先验的误区,对世界万物既定秩序的反抗,强力的破坏,但是缺乏自我精神家园的建设,更缺乏对信仰的理解和敬畏。人,成为了变革的力量甚至是工具。人,何时才能回到文学思考的中心,成为文学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中国文学一直呼唤的精神皈依。而一切真正的文明推动力都是靠着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
二 人道之路与信仰之门
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的发表,由政治思想界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浪潮,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突出关心和信任作为个体的人,赞美平凡与普通的小人物,反对把人当作“螺丝钉”和“历史的燃料”,并且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全面展现人性之美。仿佛是一种命定的隐喻:生命的坚冰也在悄悄融解。人道主义思想开始回归。
而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曾经像《绿化树》这样长久地影响过社会和枯涩的心灵,这样激动人心地启悟了社会的理解与想象力。是个人叙事的虚构还是集体记忆的想象?是群体存在过于僭妄还是个体生命近乎偏执?《绿化树》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忏悔录,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超越自我获得新生的启示录。一场痛定思痛的表现历史苦难的文学潮流——反思文学,因为《绿化树》等作品的介入而具备了真正的哲学品格。韦勒克说:
“但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
这样形象的人性反思的个人史,使得《绿化树》成为自我批判的批判,自我反思的反诘。带给读者双重的精神洗礼。因为主人公章永璘也如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他主动选择了精神自由,但是虚妄的所谓改造使他变成堕落的灰色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章永璘一方面极力挣脱情欲的困惑;另一方面,用极为可疑的马樱花的劝诫,使自我得到升华,作者不惜违背人性的正常描写,其实是借用这个叙事的缝隙漏洞,传递一个存在主义的命题:荒诞的世界和偶然的人生,使得选择有时候毫无意义,但是人生自由的价值,就体现在选择的自由上。所以作者不惜损害真实性,替马樱花选择了对情欲的阻拒。这样,略显草率的结局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近乎说教式的独白,在马樱花“血热的身子是你的”的爱情宣言下,显得苍白矫情,更凸显了马樱花的操守带给章永璘思想上的蜕变。《绿化树》呼唤着自由、平等的灵魂和心性所组成的世界。这将是马缨花的家,是章永的的家,也是作者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
中国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在忏悔的意识上,在忏悔基础上得到拯救的信念上,曾经是严重缺失的。基督教所坚持的人的原罪、最后的审判、永生和复活等,关于人的生命和人的价值意义的宗教性的安排,使现实的人过上了一种形而上的、非此在性的永恒和总体的意义。而现实的人生不过是走向永恒人生的一个阶段。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后来的宣传教育,都主张人的趋同性,而反对自我差异性的灵魂独白。张贤亮秉承了自我剖析的忏悔精神,向世界,向那段荒诞的历史,坦露了自我卑污的瞬间罪孽,甚至以牺牲艺术真实为代价,塑造了存在的标尺——马樱花形象,在近于圣母的形象参照下,自我灵魂获得拯救才成为可能。马樱花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生命和爱的再发现的关系,在一个扭曲的时代,马樱花用自己纯洁的爱,唤醒了作者已经麻木的灵魂,成为一个新的人,这里的新已经不单单是指一种身体意义上的新,而是作者思想上的新生。苏俄文学中的解冻精神,在这里是被传统文化的妇女解放的,这是一个大有深意的隐喻,在马樱花近乎符号式的人格背后,是活生生的中华民族妇女的传统美德。所以,与其说马樱花拯救了章永璘,不如说章永璘自己从一个符号镜像中发现了自我,自我的确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也不是劳动改造的体力训诫,而是朴素的体力恢复,而是人的尊重,最基本的人的价值观念拯救了一个堕落的知识分子。
《绿化树》是一个知识分子觉醒的历程,它在喧杂的新时期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不是因为题材的猎奇,也不是因为叙事技巧的绚丽,而是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的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因为作者表达了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作为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寻找和确认。虽然迟到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人的价值,毕竟得到了高扬。
鲁迅和张贤亮,两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资源的选择,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影响,前者重塑了人的形象,充满了对世界、对历史理性的思辨,个人主义的怀疑。而后者,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理性崩塌的时代之后,重拾了相信理性坚守信仰的人道主义传统。在跨越60多年的时空长河中,将现代性的两个层面融合在一起。完成了对传统桎梏的怀疑批判,对终极理想的探寻坚守。
所谓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自然的规定,而是在对比中才具有意义。弗•杰姆逊指出:
“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见的氛围。”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正是因为有了俄苏文学精神的对照,互文表达,才能在对“真”的追寻中实现“人”的确证。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
[4] [美]弗•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郝崇,女,1973—,吉林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20世纪文学批评、中国现代诗歌,工作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