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友好圈、经济合作圈、军事交流圈：以之为后盾推动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与２０年前中国国际战略和政策开始历史性转变时相比，新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的背景面临着五个方面的战略机遇和五个方面的战略风险。
　　
　　五大战略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地区政治多极化趋势明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国际安全领域，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的非传统后果促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同时，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表现在欧洲地区和东亚地区。
　　大国合作的趋势未变。虽然大国战略关系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危险的因素（如中美战略矛盾、俄法德与美在对伊手段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合作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大国矛盾具有很强的可控性。
　　中国周边形势持续稳定。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种势力”方面，与俄罗斯等国不断加强多边安全合作，稳定和改善了我国的西部安全形势。此外，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推动印巴对话，促进了南亚局势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近年来突飞猛进，在经贸合作领域尤为明显。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与邻国一样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
　　国际政治中“反霸”和“护霸”的矛盾正在加剧。随着欧陆国家（如法国和德国）自主化意识的提高、亚洲地区强国的崛起、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公敌以及美国旨在稳固霸主地位的单边主义政策的加强，国际政治中的“反霸”力量和“护霸”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清晰。世界多极化因反恐合作而面临新的局面。
　　中国经济出现一些人所说的“漩涡效应”。经济“漩涡”也就是经济“中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逐渐出现的中国经济“漩涡效应”更为明显，趋势越发不可扭转。统计显示，在２００２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２８００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５００亿美元，成为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速度达到８％，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６０００亿美元。
　　因此一些国家担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原因不仅仅在于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更重要的是，它增强了中国国民对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信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然而，这一经济“漩涡效应”正是中国面临的第五大战略机遇。
　　
　　五大战略风险
　　
　　中国的崛起引起各种国际力量的疑虑、恐惧、甚至敌视。中国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客观上对现存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９．１１以后，中国经济的“领跑”作用更加明显。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刺激个别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敏感和警惕，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满天飞。能否削弱和化解“中国威胁论”是中国面临的第一大战略风险。
　　大国实力对比明显，大国关系的调整方向还不明朗。目前，美国的综合实力是其他任何大国都不可匹敌的，其单边主义政策受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家的质疑和挑战。围绕国际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危机所出现的大国矛盾和大国合作交织在一起，进一步说明了大国关系调整的难度和广度。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如何在大国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是中国面临的第二大战略风险。
　　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不明朗。一方面，在经济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国有扩大合作的意愿和潜力。另一方面，美国更多地将崛起的中国看成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在军事上采取预防战略。美国借助台湾问题预防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中美两国在新世纪“是敌是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不明朗。这是中国面临的第三大战略风险。
　　在亚太地区，围绕中国出现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形势。经过２０多年的调整，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已初见轮廓。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欧陆国家越来越相互靠近，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却加强了军事合作。９．１１后，美国正在利用多边合作加强其单边行动，把势力逐渐渗透到中亚地区。围绕战略物资和战略通道，在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出现了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局面。
　　长远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是持久和深远的。如何摆脱地缘政治的困境和压力是中国面临的第四大战略风险。
　　两岸统一问题久拖未决。台湾问题的危险性和长期性制约了我国长期执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随着台独势力的壮大和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祖国统一问题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干扰也越来越大。如何才能顺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面临的第五大战略风险。
　　
　　实施“三个圈”的战略对策
　　
　　在新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将紧抓战略机遇和化解战略风险这两大内容融为一体，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扎扎实实地实施“三个圈”的战略对策。
　　首先，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争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解和支持，在我国周边地区建立“政治友好圈”。
　　在东北亚地区，为了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在２００３年８月底促成了“六方会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在２００２年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全面谈判进程，中国还与东盟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在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过程中展开密切合作，进一步促进了政治互信。更为重要的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初，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共同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南亚地区，中印关系明显改善，２００３年４月和６月，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和总理瓦杰帕依相继访华，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９．１１后，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患难之交”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国还及时提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五点主张，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上，２００３年５月底６月初，胡锦涛主席访问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进一步加强了中俄、中哈战略伙伴关系和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还积极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建设和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国家安全。
　　其次，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上述经济“漩涡效应”，在周边地区建立一个“经济合作圈”。
　　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已全面展开。我们要努力巩固１０＋３（东盟和中日韩）合作框架，积极探索深化经济合作的路子和领域。我们要和日韩两国一道研究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而与俄罗斯一起研究建立远东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印度总理访华后，随着双方互予优惠关税安排，中印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方计划在２００５年将双边贸易额扩大到１００亿美元。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开始将经贸合作纳入议题，扩大与中亚邻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三，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对话与合作，从国家到地区，逐步建立“军事交流圈”，这有利于削弱“中国威胁论”和缓解外部军事压力。
　　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反而有助于削弱和化解“中国威胁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举行了双边和多边联合反恐军事演习；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和１１月，中国还分别与巴基斯坦和印度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事行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互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寻求与周边国家建立这三个互惠、互利和互信的“圈子”，并不是要搞军事联盟，并不排斥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恰恰相反，我们要以三个“圈”为后盾，大力推动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