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岁时，白石老人仍然有衰年变法的勇气，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敬佩。年近花甲，别的画家早已守成，门户守得严严紧紧，连只蚂蚁都休想钻进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改轻车熟路的画风，去追求遥远陌生的艺境。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起因于他对自己的工笔画越来越不满意，且看他如何说：“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余平生工致画未足畅机，不愿再为，做诗以告知好：从今不作簪花笑，夸誉秋来过耳风。一点不教心痛快，九泉羞煞老萍翁。”“余五十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
　　清代以来，书画大师之绝尘出岫，均须大力者推举才行。张之万重金搜购戴熙的画作，使之身价百倍。翁同龢到处揄扬钱澧的书法，使之声名高出刘墉、王文治之上。近人胡思敬说：“大约文艺之士或传或不传，亦各有命，非可以力争。死后得一知己，胜于生前十倍。”其实，生前能获知己才是艺术家之大幸。
　　齐白石勇于衰年变法，外界强有力的赞成者和推动者是同时代的大画家陈师曾（即陈衡恪，国学大师陈寅恪的长兄）。陈师曾在欧洲学习的是西洋油画，但中国画的造诣也十分了得。他凭仗慧眼和法眼看出，齐白石具备天纵之才，若打破定式，往大写意方向发展，精进数年，成就未可限量。
　　几经琢磨，白石老人豁然悟出“大笔墨之画难得形似，纤细笔墨之画难得传神”，“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他曾告诉弟子娄师白：“书画之事不要满足一时成就，要一变百变，才能独具一格。”
　　赞成齐白石衰年变法的还有一位丹青高手，即以画马著名的大师徐悲鸿。白石老人在《答徐悲鸿并题画江南》一诗中写道：“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可见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评价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高。在京城，他们曾多次合作，大幅大幅的泼墨画，绘完了，相对莞尔一笑，仿佛宇宙之大，唯使君与我耳。有陈师曾和徐悲鸿这样当世无几的国手在一旁大力鼓动和促成，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就勇气十足，信心十足了。
　　衰年变法之后，齐白石真正达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由之境。这种蟒蛇蜕老皮的苦乐也只有他本人最清楚：“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老把精神苦抛掷，功夫深浅自心明。”
　　齐白石特别讲求继承传统，转学多师，他最欣赏的画家有徐渭（青藤）、石涛（原济）、八大山人（雪个）、黄慎（瘿瓢）、吴昌硕（缶庐）等数位，这些丹青巨擘全都艺术个性鲜明，反对墨守成规，能够别开生面。齐白石骨子里十分高傲，却也写过崇拜前辈大师从心悦诚服到五体投地的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愿做徐青藤门下走狗的，齐白石不是第一人，第一人是清初的大画家郑板桥，郑板桥曾刻一方印，印文为“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齐白石则不啻要做青藤居士徐渭门下的“走狗”，还要做八大山人朱耷与老缶吴昌硕门下的“走狗”，轮值于三家门下，真够劳苦的，可他心甘情愿。我想，在冥府之中，齐白石见到徐渭、朱耷和吴昌硕，执意要拜他们为师，只怕那三位前辈高手都会逊不敢当，不约而同地说出“折杀老夫”的话来。
　　齐白石衰年变法，从自发直抵自觉和自由，追求全新的境界，他追求到了，脱却一身匠气，直抵造化之美神秘的殿堂。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要变法图强，都非得要有这种不计一时之利、务求百世之功的勇气不可。白石老人敢于锐变，而非渐变，在艺术风格上革故鼎新，表面看去，他要冒“非生即死”的危险，实则他的底气在那儿，就一定能够活得更漂亮。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大功告成，所以他特别喜欢别人冲他翘大拇指。不老的童心固然起到作用，爆棚的自信也未加丝毫掩饰。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