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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乡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存在。复杂在于：乡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稳定的文化时间与开放自由的现代文明碰撞时会给乡村带来矛盾、焦虑和彷徨。乡村，这个被中国文人反复书写的母题，既是寄寓着人们诗意想象的“精神家园”，也因其守旧落后构成了一个与“现代”相对立的存在。自鲁迅开创“现代乡土文学”以来，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乡土”的书写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换其面貌：“五四”时代以“启蒙批判”的姿态审视“乡村”，“十七年”文学对“乡村”进行政治书写，新时期文学则对“乡村”进行了文化反思和理性批判，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汹涌而至，乡村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喧哗和骚动。相对于昔日宁静、和谐的世界，今天的乡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复杂，也承载着从未有过的时代意蕴。
在新时期众多乡土作家中，孙惠芬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与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作家不同，孙惠芬并不擅长史诗叙述和政治叙述。虽然她也想试图写出新旧之交的乡土社会图景，但那不是她的长处。她对宏阔场景的驾驭显然不及对人性的微观雕刻和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描摹。这一点我们在她的《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小说中都能明显感觉到。孙惠芬是靠自己的生命内觉去感知和接近乡村的，乡村生活已进入了她的灵魂。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很难理解她的《上塘书》的创作。继《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等小说之后，孙惠芬于2004年推出了她的又一力作——《上塘书》。小说以非小说的形式（“地方志”形式）来展示小说的内容，来书写作家对乡村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孙惠芬在谈到《上塘书》的创作时曾这样说道：“在《上塘书》里，我努力通过对很小一个地方的书写，来展示一个相对大的世界，来展示人、人性、各种事物的命运本质。我一直相信，不管是我笔下的上塘，还是美国的华尔街，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它们之中所蕴含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在有限时空所上演的人生悲喜剧，所展示的人的精神困境，以及爱恨情仇的方式，本质是一样的。在这部小说里，我努力用我的笔，打开一个乡村通向城市的秘密通道，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看到一个相对通透的世界，看到人类所能有的生命的秘密和命运的本质。”①
一、“宏大叙事”下的日常言说
《上塘书》描写的是一个叫“上塘”的小村庄发生的点滴故事。除了“引子”，《上塘书》共有九个章节，分别是“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婚姻”、“上塘的历史”。如果单从章节上看，小说展现给我们的完全是一种“宏大叙事”，可细细读来，却发现“宏大叙事”在具体的叙述中完全被上塘的日常生活所置换。
作者采用了传统国画式的散点透视手法，来立体地描绘上塘村。作品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但正是这样的一些“碎片”，每一片中又何尝不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上塘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只有四十几户人家，几百亩水田和旱田，三条街。它既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空间，又与外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线索，甚至想要在小说中找寻主人公都是徒劳的。作者始终关心的是有关上塘村的整体形象和整体信息。如果硬要找寻主人公的话，上塘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是把上塘这个村庄当人物来写的。在孙惠芬笔下，上塘的街道、房子、老井、日子等与人站在比肩的位置，它们都是可以和作家进行对话、沟通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上塘书》给读者展现的是一幅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图景，是一部原汁原味的乡村“风俗史”，而不承载过多的政治反思和文化批判。作者以温情的眼光遥遥地眺望乡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样本。
小说用“地方志”的形式来书写，无论是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还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等，都有着非常规的表述。在宏大的命名下展现的却是日常生活的琐事，是独具上塘村特色的内容呈现。上塘村的政治与国家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村民也关注“长江的特大洪水”、“2001年的北京申奥”，但是真正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政治中心还是掌管化肥分配、摊派树苗的“歇马山庄”，而不是北京。上塘村的政治有着许多潜在的规则。比如杀猪请客，请的是代表乡村权力的村长刘立功，不管你平时多么恨他，即使知道请了村长也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好处，但村长是一定要请的。另外请的还有代表民间公平正义的鞠文采。在酒桌上人们奉扬的是村长，又是敬酒又是夹肉，但暗地里却给鞠文采送酒送肉。这明和暗恰如他们两人的身份和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这两个维度的政治给我们展现的农民在权力和公平正义之间选择的尴尬处境。再比如“上塘的交通”，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上塘村的几条道路：甸道上飘扬着乡间妇女上街赶集的欢歌笑语，山道上刻下了赶车男人孤独的背影，而国道是上塘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它寄寓着上塘人的希望，也承载了一批又一批离乡者的哀愁和还乡者欣喜的泪水。写“道路”，就是写生活，就是写情感。另外，作者又突发奇想写到了吕老太太回娘家的“路”。在阻隔了五十年之后，吕老太太终于冲破了内心的禁忌，揭开了心中封藏多年的秘密，勇敢地踏上了回家的路，最后死在了回家的路上。一条荒草丛生的小道，蕴藏了老人多少悔恨的泪水和思乡的目光；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正是老人一生生命历程的缩影。更有意思的是，上塘村的交通和政治一样，也有明有暗，“明处的交通，是日出日落，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而暗地的交通，“必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人，是没有中心，或互为中心的”、“通着的两面必是一男一女”。小说中写到李光头女人与众多男人偷情，这是纯粹身体上的相通。而鞠文采与村长老婆徐兰的相通，则更多是精神上的相通。孙惠芬通过丰富大胆的想象，赋予“交通”以更多的内涵，让读者借此窥察到了许多民间的隐秘，从而更真切地走近乡村生活的本质和内核。再如“上塘的贸易”：它既写了大米和苞米等上塘主要农产品的交易，也写了乡间日常的鸡蛋、鸭蛋的买卖；既写了王二的豆腐营生，也写了二妹子伫立在山道与官道之间的小面馆，还写到了织网和织草包。不愿意陷入尘土飞扬的乡村生活的新媳妇在织网和织草包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安慰，也在一天天织网和织草包的过程中“新人”变“旧人”。而“在上塘，最有成就感的贸易，是那种看不出贸易的贸易”，是那种在亲情往来中所获得的实惠和好处。申玉凤正是深谙此道，用自己种的小米黄米红豆绿豆，换回了彩电、搅肉机和吸尘器，也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送出了上塘村。作者将观察的触角伸向了日常生活的隐秘角落，给读者展现的是潜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人的内心隐秘的一部分。
无论是“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贸易”，还是“上塘的文化”、“上塘的教育”、“上塘的婚姻”等，归根结底，作者想揭示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上塘世界，而是一个心灵的、伦理的、习俗的世界。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进行日常言说，有着作者明显的主观努力：她想以上塘村为蓝本，通过对乡土生活和村民思想、情感的描绘，来展示人类生活的本质和共性，来发掘人性的秘密。
二、鲜活的乡村生命
虽然《上塘书》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主人公，但并不意味着小说中人物的缺席。上塘的房屋、老井、甸道、学校等与上塘鲜活的人物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塘。这些神态面貌各异的人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悲喜歌哭、喜怒哀乐赋予了上塘以灵魂，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上塘就像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方舞台上各自演绎着人生的悲喜剧。每个人既是表演者，也是观众。有小官僚作风的村长刘立功、德高望重的鞠文采、精明泼辣的申玉凤、衣锦还乡的申明辉、踩高跷的张五忱、扎纸活儿的张五贵、走出上塘的大学生、开豆腐房的王二、开面馆的二妹子，还有小学教师徐兰、傍了大款的张二姑娘、邮递员秦快腿等。这其中既有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也有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既有放赖耍泼的家庭妇女，也有满怀向往的姑娘。他们在上塘这方土地上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也构成了上塘村的精神维度。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上塘村才在客观地理以外具有了精神版图的意义。在众多的人物中，有三个人物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他们是上塘村的“判官”鞠文采，踩高跷的张五忱和扎纸活儿的张五贵。这三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显示了一种活法，一种人性尊严，寄寓了作者的审美理想。
乡村“判官”鞠文采，原是粮库的质量检查员，因为在检查粮食时甩出了镇长舅哥的五千多斤秕稻子，并当场撕碎了镇长的亲笔信而被撤掉了职务。但是正是因为这件事帮他在上塘村树立了威信，赢得了村民的尊敬，成为了上塘村掌管公平的“判官”。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如婆媳不和、邻里纠纷、夫妻打架、父子分家等，村民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找鞠文采，而且都会得到妥善的解决。因此，村民在内心深处敬佩鞠文采，杀猪请客的酒桌上鞠文采是必不可少的座上宾。村民请村长，或是惧于其权威，或是想巴结以获得实际利益，但是请鞠文采却都是诚心诚意的，是发自内心的崇敬。鞠文采成了上塘村公平和正义的化身，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一形象神化、概念化，而是赋予了他真实的血肉。鞠文采这一人物的神采，很大程度上得意于作者写到的他与徐兰的地下情感，两人情感的交流方式，两人在极大的压抑中无法冲破禁忌的艰难与痛苦。公平正义化身的鞠文采和追求自己真实情感而不顾伦理道德与村长老婆苟合的鞠文采交融在一起，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下，在这一明一暗的对比中，人物形象的魅力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让这一形象获得了真实感人的生命。
踩高跷的张五忱，因为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了其精神的萎缩，但一旦他踩上高跷，扮演“孙悟空”之后就好像完全变了个样：平日里总是皱着眉，曲着脸的张五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敢于眉目传情，敢于撩拨女人的“孙悟空”。在这种短暂的角色换位中，张五忱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灵魂，他的生命真正地高扬起来了。但毕竟一年中扭秧歌踩高跷的日子并不多，更多时候的张五忱是在一种极度压抑和扭曲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在一个大年初一到来的时候，张五忱光溜溜的死在了被窝里，伴着那光溜溜身体的，是一对光溜溜的高跷腿子。这一形象给人的震撼是巨大的，让人感到了平静生活中潜藏的残酷，以及隐在的乡村伦理对人性的扼杀。
扎纸活儿的张五贵，只有在死人出殡那天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艺。可悲的是他精心制作的“作品”是不能保存下来的，不久就要被烧掉，变成一把灰，一个无。但张五贵痴心不改，依然不断创新，时兴什么扎什么。他扎纸活不是为了钱，纯是爱好。扎纸活不是他谋生的手段（因为他只要成本，不收工钱），而是他生命的寄托。他觉得自己是和乡下人不一样的，心底有一股傲气，所以他不屑于下田劳作，是大家公认的“秧子”（不干农活的懒鬼），村民和他的媳妇都瞧不起他。一个高傲的生命被投入到他根本无法对话的生活环境中，默默地枯萎是他的宿命。
无论是鞠文采、张五忱，还是张五贵，他们都只是活跃在上塘村的生命个体，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令人震撼的。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沉寂的上塘村才有了鲜活的生命，他们在上塘村灰色的背景上镀上了一层生命的亮色。
三、乡土生活的“常”与“变”
孙惠芬笔下的“上塘村”是一个开放了的村庄。虽然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时间、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念，但它决不闭塞，电视、电话、国道等已将上塘村与外面的世界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这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孙惠芬以她低缓的姿态叙说着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常”与“变”。这“常”，是乡土过去的生存方式在现时空间的延续；这“变”，则是乡土生活的现代变异。面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孙惠芬似乎比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心态更平和，她虽然同样赞美、依恋乡村，但她并不拒绝城市文明，也没有沉浸在对乡土的诗意梦想中，而是坦然地面对这一进程中的“常”与“变”。
乡村生活的“常”与“变”首先表现在村民的思想观念上：现代文明的侵袭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喧哗与骚动：上塘人向往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和生活，渴望走出去，但是勉强进入“现代”的乡村子孙在城市却找不到“家园”。 “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身依托的锚地。”② 因此，“往外走”就成了上塘人心中最坚定的信念。“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虽然城市会带给他们伤痛、屈辱，如宁木匠的儿子宁玉刚在外干劳务，被一帮劫匪从火车上扔了出来，死在荒郊野外；李明柱媳妇和张家二姑娘在城市受尽了屈辱；走出上塘的大学生在城市找不到精神的寄托……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孙惠芬以平静的心态诉说着这一切，很显然她已经摆脱了路遥、贾平凹式的乡土情结。“现代理性使人们意识到：将农民世世代代捆绑在土地上，认为乡村田园才是农民唯一归宿的看法，不仅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意识，也是对广大农民的不公甚至歧视。公民能否自由地行走和自由谋生于社会，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尺度。”③ 但是，作者并没有抹煞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乡村文化的不肯妥协，使乡村文化仍然固守于过去而难以进入“现代”。在上塘生活了一辈子的申家爷爷，为了跟孙子进城，提前一年就开始和上塘人告别。但是，当他们进城之后，却根本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不能随地吐痰，还要受孙媳妇的白眼，只好又回到上塘。那位从上塘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在城市感到了“深度恐慌”，但在梦里回上塘却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其次，乡土生活的“常”与“变”还体现在村民的生活方式上：外在物质条件的改变与固有生活方式的坚守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上塘村的房子有老、中、青三代，前街主要是老房子，后街主要是新房子。新房子的“新”不只体现在雨顺比老房宽一米五，举架比旧房高一米三，更重要的是里边的格局。很显然新房子受到了城市住房格局的影响：进门也有厨房，厨房里边也有餐厅客厅，餐厅客厅后边也有储藏室和衣帽间。房子格局的改变是乡土生活现代性体现的一个方面。但有意思的是，孙惠芬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开掘，发现了新格局下农民生活一切照旧：建了客厅，却一年也接待不了几个客人；饭做好，蹲在锅台就吃，根本用不着上桌；干了一天活累得腰酸胳膊疼，习惯躺在床上看电视，沙发白白晾在那里；衣裳并不多，还是习惯放在柜子而不是衣帽间；那些本应该放在炕上的地瓜土豆放在储藏间，烂得一塌糊涂……乡村改变的是房子“格局”，而村民生活的方式并没有改变。在这种日常生活“常”与“变”的交错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行进的艰难。
另外，由于历史惯性造成的乡村人的“心理定势”与现代生活给村民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生活另一个层面的“常”与“变”。比如上塘人年年看秧歌高跷，看的，就是孙悟空，而年年看孙悟空，又都是重复的内容。二尺长的高跷，永远是二尺长的高跷；张五忱一蹲一起二十次，永远是一蹲一起二十次；两手举地转二十圈，永远是两手举地转二十圈……人们年年都看，却不愿有所改进，有所创新，似乎一改变，“就像原本是韭菜馅的饺子变成了芹菜馅，就变了味儿”。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孙悟空其实是在用重复的表演，向上塘人提供一个在不变中看到变的机会，在不变中看到时光流逝的机会。这变，既是别人的变，也是自己的变”。在这种不变的游戏中，人们开始平静地接受“改变”。现代文明的汹涌而至，给昔日相对保守、稳定的上塘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村民价值观念的改变。如电话、手机等现代文明产品给上塘人带来了巨大的骚动和心理失衡，傍了大款的张家二姑娘给吕雪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乡村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管为此会给乡土世界带来怎样的矛盾、焦虑和失衡，人们都必须勇敢面对。在孙惠芬笔下，乡村和城市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交流、沟通的，面对着变革时代乡土社会中的“常”与“变”，孙惠芬采取了更为冷静，更为平和的态度。
读孙惠芬的小说，我们会想到萧红、迟子建，她们都“不是以学识和深厚的文化质感而为文的，而是带着天然的、无伪的情感，走近艺术”④。当然，孙惠芬仍很难与萧红相提并论，萧红仍然是东北文学中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但是孙惠芬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艺术感觉和深厚的生活底蕴，让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样一位处在上升时期的作家心存期待和敬意。
注释
①蒋楚婷、孙惠芬：《乡村生活进入灵魂》，《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1日。
②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2003年第3期。
③李运抟：《现代田园的骚动与书写》，《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④孙郁：《〈歇马山庄〉略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作者单位：长沙市委组织部）
在新时期众多乡土作家中，孙惠芬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与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作家不同，孙惠芬并不擅长史诗叙述和政治叙述。虽然她也想试图写出新旧之交的乡土社会图景，但那不是她的长处。她对宏阔场景的驾驭显然不及对人性的微观雕刻和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描摹。这一点我们在她的《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小说中都能明显感觉到。孙惠芬是靠自己的生命内觉去感知和接近乡村的，乡村生活已进入了她的灵魂。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很难理解她的《上塘书》的创作。继《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等小说之后，孙惠芬于2004年推出了她的又一力作——《上塘书》。小说以非小说的形式（“地方志”形式）来展示小说的内容，来书写作家对乡村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孙惠芬在谈到《上塘书》的创作时曾这样说道：“在《上塘书》里，我努力通过对很小一个地方的书写，来展示一个相对大的世界，来展示人、人性、各种事物的命运本质。我一直相信，不管是我笔下的上塘，还是美国的华尔街，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它们之中所蕴含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在有限时空所上演的人生悲喜剧，所展示的人的精神困境，以及爱恨情仇的方式，本质是一样的。在这部小说里，我努力用我的笔，打开一个乡村通向城市的秘密通道，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看到一个相对通透的世界，看到人类所能有的生命的秘密和命运的本质。”①
一、“宏大叙事”下的日常言说
《上塘书》描写的是一个叫“上塘”的小村庄发生的点滴故事。除了“引子”，《上塘书》共有九个章节，分别是“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婚姻”、“上塘的历史”。如果单从章节上看，小说展现给我们的完全是一种“宏大叙事”，可细细读来，却发现“宏大叙事”在具体的叙述中完全被上塘的日常生活所置换。
作者采用了传统国画式的散点透视手法，来立体地描绘上塘村。作品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但正是这样的一些“碎片”，每一片中又何尝不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上塘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只有四十几户人家，几百亩水田和旱田，三条街。它既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空间，又与外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线索，甚至想要在小说中找寻主人公都是徒劳的。作者始终关心的是有关上塘村的整体形象和整体信息。如果硬要找寻主人公的话，上塘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是把上塘这个村庄当人物来写的。在孙惠芬笔下，上塘的街道、房子、老井、日子等与人站在比肩的位置，它们都是可以和作家进行对话、沟通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上塘书》给读者展现的是一幅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图景，是一部原汁原味的乡村“风俗史”，而不承载过多的政治反思和文化批判。作者以温情的眼光遥遥地眺望乡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样本。
小说用“地方志”的形式来书写，无论是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还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等，都有着非常规的表述。在宏大的命名下展现的却是日常生活的琐事，是独具上塘村特色的内容呈现。上塘村的政治与国家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村民也关注“长江的特大洪水”、“2001年的北京申奥”，但是真正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政治中心还是掌管化肥分配、摊派树苗的“歇马山庄”，而不是北京。上塘村的政治有着许多潜在的规则。比如杀猪请客，请的是代表乡村权力的村长刘立功，不管你平时多么恨他，即使知道请了村长也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好处，但村长是一定要请的。另外请的还有代表民间公平正义的鞠文采。在酒桌上人们奉扬的是村长，又是敬酒又是夹肉，但暗地里却给鞠文采送酒送肉。这明和暗恰如他们两人的身份和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这两个维度的政治给我们展现的农民在权力和公平正义之间选择的尴尬处境。再比如“上塘的交通”，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上塘村的几条道路：甸道上飘扬着乡间妇女上街赶集的欢歌笑语，山道上刻下了赶车男人孤独的背影，而国道是上塘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它寄寓着上塘人的希望，也承载了一批又一批离乡者的哀愁和还乡者欣喜的泪水。写“道路”，就是写生活，就是写情感。另外，作者又突发奇想写到了吕老太太回娘家的“路”。在阻隔了五十年之后，吕老太太终于冲破了内心的禁忌，揭开了心中封藏多年的秘密，勇敢地踏上了回家的路，最后死在了回家的路上。一条荒草丛生的小道，蕴藏了老人多少悔恨的泪水和思乡的目光；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正是老人一生生命历程的缩影。更有意思的是，上塘村的交通和政治一样，也有明有暗，“明处的交通，是日出日落，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而暗地的交通，“必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人，是没有中心，或互为中心的”、“通着的两面必是一男一女”。小说中写到李光头女人与众多男人偷情，这是纯粹身体上的相通。而鞠文采与村长老婆徐兰的相通，则更多是精神上的相通。孙惠芬通过丰富大胆的想象，赋予“交通”以更多的内涵，让读者借此窥察到了许多民间的隐秘，从而更真切地走近乡村生活的本质和内核。再如“上塘的贸易”：它既写了大米和苞米等上塘主要农产品的交易，也写了乡间日常的鸡蛋、鸭蛋的买卖；既写了王二的豆腐营生，也写了二妹子伫立在山道与官道之间的小面馆，还写到了织网和织草包。不愿意陷入尘土飞扬的乡村生活的新媳妇在织网和织草包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安慰，也在一天天织网和织草包的过程中“新人”变“旧人”。而“在上塘，最有成就感的贸易，是那种看不出贸易的贸易”，是那种在亲情往来中所获得的实惠和好处。申玉凤正是深谙此道，用自己种的小米黄米红豆绿豆，换回了彩电、搅肉机和吸尘器，也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送出了上塘村。作者将观察的触角伸向了日常生活的隐秘角落，给读者展现的是潜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人的内心隐秘的一部分。
无论是“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贸易”，还是“上塘的文化”、“上塘的教育”、“上塘的婚姻”等，归根结底，作者想揭示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上塘世界，而是一个心灵的、伦理的、习俗的世界。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进行日常言说，有着作者明显的主观努力：她想以上塘村为蓝本，通过对乡土生活和村民思想、情感的描绘，来展示人类生活的本质和共性，来发掘人性的秘密。
二、鲜活的乡村生命
虽然《上塘书》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主人公，但并不意味着小说中人物的缺席。上塘的房屋、老井、甸道、学校等与上塘鲜活的人物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塘。这些神态面貌各异的人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悲喜歌哭、喜怒哀乐赋予了上塘以灵魂，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上塘就像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方舞台上各自演绎着人生的悲喜剧。每个人既是表演者，也是观众。有小官僚作风的村长刘立功、德高望重的鞠文采、精明泼辣的申玉凤、衣锦还乡的申明辉、踩高跷的张五忱、扎纸活儿的张五贵、走出上塘的大学生、开豆腐房的王二、开面馆的二妹子，还有小学教师徐兰、傍了大款的张二姑娘、邮递员秦快腿等。这其中既有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也有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既有放赖耍泼的家庭妇女，也有满怀向往的姑娘。他们在上塘这方土地上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也构成了上塘村的精神维度。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上塘村才在客观地理以外具有了精神版图的意义。在众多的人物中，有三个人物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他们是上塘村的“判官”鞠文采，踩高跷的张五忱和扎纸活儿的张五贵。这三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显示了一种活法，一种人性尊严，寄寓了作者的审美理想。
乡村“判官”鞠文采，原是粮库的质量检查员，因为在检查粮食时甩出了镇长舅哥的五千多斤秕稻子，并当场撕碎了镇长的亲笔信而被撤掉了职务。但是正是因为这件事帮他在上塘村树立了威信，赢得了村民的尊敬，成为了上塘村掌管公平的“判官”。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如婆媳不和、邻里纠纷、夫妻打架、父子分家等，村民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找鞠文采，而且都会得到妥善的解决。因此，村民在内心深处敬佩鞠文采，杀猪请客的酒桌上鞠文采是必不可少的座上宾。村民请村长，或是惧于其权威，或是想巴结以获得实际利益，但是请鞠文采却都是诚心诚意的，是发自内心的崇敬。鞠文采成了上塘村公平和正义的化身，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一形象神化、概念化，而是赋予了他真实的血肉。鞠文采这一人物的神采，很大程度上得意于作者写到的他与徐兰的地下情感，两人情感的交流方式，两人在极大的压抑中无法冲破禁忌的艰难与痛苦。公平正义化身的鞠文采和追求自己真实情感而不顾伦理道德与村长老婆苟合的鞠文采交融在一起，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下，在这一明一暗的对比中，人物形象的魅力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让这一形象获得了真实感人的生命。
踩高跷的张五忱，因为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了其精神的萎缩，但一旦他踩上高跷，扮演“孙悟空”之后就好像完全变了个样：平日里总是皱着眉，曲着脸的张五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敢于眉目传情，敢于撩拨女人的“孙悟空”。在这种短暂的角色换位中，张五忱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灵魂，他的生命真正地高扬起来了。但毕竟一年中扭秧歌踩高跷的日子并不多，更多时候的张五忱是在一种极度压抑和扭曲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在一个大年初一到来的时候，张五忱光溜溜的死在了被窝里，伴着那光溜溜身体的，是一对光溜溜的高跷腿子。这一形象给人的震撼是巨大的，让人感到了平静生活中潜藏的残酷，以及隐在的乡村伦理对人性的扼杀。
扎纸活儿的张五贵，只有在死人出殡那天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艺。可悲的是他精心制作的“作品”是不能保存下来的，不久就要被烧掉，变成一把灰，一个无。但张五贵痴心不改，依然不断创新，时兴什么扎什么。他扎纸活不是为了钱，纯是爱好。扎纸活不是他谋生的手段（因为他只要成本，不收工钱），而是他生命的寄托。他觉得自己是和乡下人不一样的，心底有一股傲气，所以他不屑于下田劳作，是大家公认的“秧子”（不干农活的懒鬼），村民和他的媳妇都瞧不起他。一个高傲的生命被投入到他根本无法对话的生活环境中，默默地枯萎是他的宿命。
无论是鞠文采、张五忱，还是张五贵，他们都只是活跃在上塘村的生命个体，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令人震撼的。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沉寂的上塘村才有了鲜活的生命，他们在上塘村灰色的背景上镀上了一层生命的亮色。
三、乡土生活的“常”与“变”
孙惠芬笔下的“上塘村”是一个开放了的村庄。虽然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时间、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念，但它决不闭塞，电视、电话、国道等已将上塘村与外面的世界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这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孙惠芬以她低缓的姿态叙说着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常”与“变”。这“常”，是乡土过去的生存方式在现时空间的延续；这“变”，则是乡土生活的现代变异。面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孙惠芬似乎比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心态更平和，她虽然同样赞美、依恋乡村，但她并不拒绝城市文明，也没有沉浸在对乡土的诗意梦想中，而是坦然地面对这一进程中的“常”与“变”。
乡村生活的“常”与“变”首先表现在村民的思想观念上：现代文明的侵袭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喧哗与骚动：上塘人向往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和生活，渴望走出去，但是勉强进入“现代”的乡村子孙在城市却找不到“家园”。 “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身依托的锚地。”② 因此，“往外走”就成了上塘人心中最坚定的信念。“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虽然城市会带给他们伤痛、屈辱，如宁木匠的儿子宁玉刚在外干劳务，被一帮劫匪从火车上扔了出来，死在荒郊野外；李明柱媳妇和张家二姑娘在城市受尽了屈辱；走出上塘的大学生在城市找不到精神的寄托……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孙惠芬以平静的心态诉说着这一切，很显然她已经摆脱了路遥、贾平凹式的乡土情结。“现代理性使人们意识到：将农民世世代代捆绑在土地上，认为乡村田园才是农民唯一归宿的看法，不仅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意识，也是对广大农民的不公甚至歧视。公民能否自由地行走和自由谋生于社会，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尺度。”③ 但是，作者并没有抹煞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乡村文化的不肯妥协，使乡村文化仍然固守于过去而难以进入“现代”。在上塘生活了一辈子的申家爷爷，为了跟孙子进城，提前一年就开始和上塘人告别。但是，当他们进城之后，却根本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不能随地吐痰，还要受孙媳妇的白眼，只好又回到上塘。那位从上塘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在城市感到了“深度恐慌”，但在梦里回上塘却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其次，乡土生活的“常”与“变”还体现在村民的生活方式上：外在物质条件的改变与固有生活方式的坚守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上塘村的房子有老、中、青三代，前街主要是老房子，后街主要是新房子。新房子的“新”不只体现在雨顺比老房宽一米五，举架比旧房高一米三，更重要的是里边的格局。很显然新房子受到了城市住房格局的影响：进门也有厨房，厨房里边也有餐厅客厅，餐厅客厅后边也有储藏室和衣帽间。房子格局的改变是乡土生活现代性体现的一个方面。但有意思的是，孙惠芬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开掘，发现了新格局下农民生活一切照旧：建了客厅，却一年也接待不了几个客人；饭做好，蹲在锅台就吃，根本用不着上桌；干了一天活累得腰酸胳膊疼，习惯躺在床上看电视，沙发白白晾在那里；衣裳并不多，还是习惯放在柜子而不是衣帽间；那些本应该放在炕上的地瓜土豆放在储藏间，烂得一塌糊涂……乡村改变的是房子“格局”，而村民生活的方式并没有改变。在这种日常生活“常”与“变”的交错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行进的艰难。
另外，由于历史惯性造成的乡村人的“心理定势”与现代生活给村民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生活另一个层面的“常”与“变”。比如上塘人年年看秧歌高跷，看的，就是孙悟空，而年年看孙悟空，又都是重复的内容。二尺长的高跷，永远是二尺长的高跷；张五忱一蹲一起二十次，永远是一蹲一起二十次；两手举地转二十圈，永远是两手举地转二十圈……人们年年都看，却不愿有所改进，有所创新，似乎一改变，“就像原本是韭菜馅的饺子变成了芹菜馅，就变了味儿”。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孙悟空其实是在用重复的表演，向上塘人提供一个在不变中看到变的机会，在不变中看到时光流逝的机会。这变，既是别人的变，也是自己的变”。在这种不变的游戏中，人们开始平静地接受“改变”。现代文明的汹涌而至，给昔日相对保守、稳定的上塘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村民价值观念的改变。如电话、手机等现代文明产品给上塘人带来了巨大的骚动和心理失衡，傍了大款的张家二姑娘给吕雪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乡村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管为此会给乡土世界带来怎样的矛盾、焦虑和失衡，人们都必须勇敢面对。在孙惠芬笔下，乡村和城市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交流、沟通的，面对着变革时代乡土社会中的“常”与“变”，孙惠芬采取了更为冷静，更为平和的态度。
读孙惠芬的小说，我们会想到萧红、迟子建，她们都“不是以学识和深厚的文化质感而为文的，而是带着天然的、无伪的情感，走近艺术”④。当然，孙惠芬仍很难与萧红相提并论，萧红仍然是东北文学中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但是孙惠芬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艺术感觉和深厚的生活底蕴，让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样一位处在上升时期的作家心存期待和敬意。
注释
①蒋楚婷、孙惠芬：《乡村生活进入灵魂》，《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1日。
②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2003年第3期。
③李运抟：《现代田园的骚动与书写》，《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④孙郁：《〈歇马山庄〉略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作者单位：长沙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