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村子里发生了一桩大事，麻叔家的大门被摘。我说的是摘，而非砸。像摘辣椒摘茄子一样，被摘了去。
　　摘大门的是邻村的四疯子，他有备而来，拉了架子车，麻叔蹴在一边，由着四疯子摘门。麻婶疯了样阻挡，没用。四疯子把灰泡泡的两扇门扔在架子车上，头也不回地拉走。车胎吃上了劲，瘪了一半，门扇有分量。
　　麻叔推牌九，把大门输了。抢天呼地的哭闹声，从黑洞洞的门豁里冲出，麻婶尖锐，麻叔沉闷，倒像是没有伴奏的二重唱。
　　麻叔家败了，大门被摘，比死了亲娘老子还悲怆。
　　门是家的一张脸，脸重要。门楼子要撑，门要开开合合，那是家的表情。门被摘和锅被拎是丢不起脸的大事，八辈子抬不起头。左邻右舍，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闹点矛盾正常得很，闹急了、闹狠了，上户砸门，就是天大的事。砸和摘还不一样，砸破了的门能修，摘去的门就回不来了。
　　村里发生过大门被泼上大粪的事，也是妯娌俩闹事，家里的事情，相互泼，没过上几个年头，风吹雨摇，臭气去了，两家又和好如初。
　　麻叔家的门是祖传的，松柏木，厚沉，黧黑光亮，夏天炎热，松节还吱吱冒油。麻叔家的门和房子不匹配，房子破旧，土墙草顶，估估价，三间破房子，不值两扇门的钱。
　　麻叔本是不赌的，架不住四疯子劝，三下五除二，输个精光，连带上了装面子的大门。有人悄悄话，四疯子早看中了柏木门，但也仅仅说说，愿赌服输。
　　自此，麻叔萎了，在村子里矮人半个头，整天低着头看地，似乎地欠了他八百吊钱。土里扒生活，日子难熬，摘了门，再装门，还真的是件难事。那年春天，我常看到麻叔，带着比我大不上几岁的儿子大川，在房前栽树，树是松树。大川告诉我，等树长大了，打一副门，安在门洞上。
　　麻叔没熬上几年，一病不起，睡进了老坟地里，睡的是水泥棺材，十几块钱还是村里人凑的。据麻婶说，麻叔死不闭眼，手指着门洞，做着关门的动作。麻叔盼着有一副门，把风雨霜寒关在门外，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在我的记忆里，麻叔死后的不少年里，他家无门，全靠一挂草帘子，象征性地划出家和外面的界限，好在家徒四壁，有门无门关系不紧要。
　　麻叔一死，打麻婶主意的人不少，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是无门紧闭的寡妇。麻婶刚烈，四处放话，跨進麻叔家的门，就是麻叔的人，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四疯子也掀过麻婶家的门帘子，麻婶和大川持锹拿锄，一顿猛追，大喊，要杀了仇家。
　　摘门的人是仇家，四疯子自然是仇家。
　　麻叔家门前的松树活得葳蕤，齐刷刷地长，但离打门的料质，还有长长的年头，麻叔家的门就一直豁着。豁着的门是村里的活教材，说赌钱的坏处，吓得我们听到赌字就发抖。不过，效果明显，许多年里村中无赌事，以后的日子里，也没出过赌徒。
　　大川对门渴慕，他和我是好朋友，常倚在我家的门框上，摸着门闩、门钌，半天不吭声。他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就怕过年三十、年初一，三十晚上关大门，年初一开大门，他不知怎么下手。三十关大门，初一开大门，乡间有十分重要的仪式，关门炮、开门炮要放得山响。大川家都免了，无门开关，关住了，风一吹草帘子就撩起了。不过，大川家的春节门对子写得讲究，大川写得一笔好字，龙飞凤舞，对子也是自己编的：金门面对千棵松，草房胸怀万顷田。不工整，却独特。
　　我离开村子外出求学，不多年大川给我写信说，门装上了，用的是门前碗口粗的松树。大川家终有门了，我暗自高兴，忙回信祝贺。后来家人和我说，装门那天，大川在麻叔的坟前放了一万响的鞭炮，还给麻叔的坟披了红。
　　有门的日子真好，掩好门，家的所有就安安稳稳。
　　时光的刀子又砍了许多年，再见大川，大川已今非昔比。大我几岁的大川比我显得精神，凑一起就说到了门。大川告诉我，被摘了去的门，又回归了，我吃惊。大川三言两语，又说出了另一段故事。
　　四疯子也老得不像样子，却主动找上了大川的门，要把摘去的门还他。大川先是拒绝，但麻婶发话，收回。大川听麻婶的，给了四疯子一把钱，算是买下了。大川叹口气，钱够四疯子养老了。
　　大川和我商量，他想出资在村子建个乡村博物馆，展示农家事，其中有展室，专门展览乡村的门。乡村的门形形色色，有展头。我当然支持，实际上我心里明白，大川要展的是自家的门。
　　开门天地宽，关门一家亲。门事，我又怎能完整地交代出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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