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那些来自西方文化背景、只是偶然落脚中国的人不一样，对我来说，中国从来不只是个影像，或者什么不切实的东西。她承载着我的人生轨迹和内心情感。我对她总是怀着世上最美好的祝愿。
　　 旅居异国18载，2004年3月我回到中国，在大学里教授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课程。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不是好奇心，而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西方的生活体验。
　　 每个关于文化比较的演讲，我都把重点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大量误解和谬误之上，想实现一种切实的、深层的理解。我是一名哲学家，同时也是专业的文化交流者。
　　 我在中国的经历是愉快的。我为中国在过去30多年改善国家经济条件上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但同时我也注意到，在文化领域广泛存在着对西方思想的肤浅理解，它的根源在于对西方的遐想和误读。
　　 曾常有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宣传自由主义、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这样的西方的概念。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应当让读者知道，西方为什么有那么根深蒂固独特的自由思想。在西方，“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非西方”这种二元对立之说法是受到质疑的，遭到西方后现代思潮批判的启蒙概念在中国是那么受一些名家的推崇。西方思想的传播，恐怕不是说服力，而是诱惑力，使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产生文化离异感，对自己的文化渐渐失去认同感。他们因为追求一己“个性”而失去文化“个性”；在渐渐缺失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中，萌发出文化自卑感。
　　 世界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迫使不同文明付出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和适应一个更加紧密的互相关联的共同生存环境。它要求我们越来越应意识到，是西方独特的“自我”思想，使整个文化与其他文化拉开距离，尤其是与中国文化的距离。
　　 首先，西方存在一种强烈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创造人类，人类因上帝而存在。启蒙运动虽然实现对这个概想的转换，从“上帝至上”走到“理性、科学”至上，但它没有彻底摒弃上帝主宰人类的思想。而中国思想体系没有“上帝”，人因自己而存在，也因自己所在的关系（或所在集体）而存在。一个好人在于奉献社会，并因此达到一种对自己也对集体的良好存在状态。按这一逻辑，人有自己决定自己是“善”还是“恶”的权利。
　　 其次，西方认为人类是本性邪恶的。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犯罪，为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与社会，是一种安排。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人类初始状态的邪恶性是核心理念；至少在个人层面，人类是不具备自身从善或提升能动的。然而，树立自我提升与发展目标是中国思想体系至关重要的观念。而这恰恰是西方没有的。对人性恶的设定，迥异于中国思想传统，西方因此决定性地改变了其整个思想体系的走向。政府形式在自由主义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选择的政府形式正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这与中国观念相比，它更容易和法律、自由主义政府结构、以一己作为终端目的的理念构合。法律和政府是抑制人性、保障社会和平的手段。而在中国，政府是人性从善倾向的表达，是实现人整体改善的方式。君是民的道德榜样，不是以命令强加于民或制定律法以约束人性的人。
　　 如果一个人误读西方文化中的结构性差异，误读这个导致其它所有差异的关于“自我”的独特理念，他就会对按中国的还是按西方的模式行为感到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自己文化认同感的缺失，他就不可能和西方人有较充分的交流，使自己的想法获得理解。仅仅掌握一些英语是不够的。只有充分考虑到根本文化差异，才有可能实现较为充分的交流。这时，人们才能明白一味效仿西方文化范式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它深深植根于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思维形态、信仰、价值观、文化和语言之中。我们应该有文化的自我感，同时用更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
　　 （作者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编辑/王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