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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耀因专注中国当代艺术收藏而被国际艺术媒体所关注，去年被国际专业媒体列入全球艺术圈权力榜第八位。今年7月他与上海徐汇区政府签订协议，将他的私人美术馆落户于徐汇区在黄浦江边新建的“西岸文化走廊”。在签约仪式上，他还宣布在毗邻的江滨绿地建设“西岸2.8 —— 雕塑公园”。这些都使他多少显得神秘的私人收藏逐渐浮出水面。他说明年10月他的新美术馆开馆，将把全球艺术圈的眼光带往上海，让他们为中国有这样优秀的当代艺术而惊叹。
“ 装置艺术更适合
东方文化 ”
笔者近日对余德耀作了专访。余先生侃侃而谈，话题从他收藏的装置艺术开始：首先我们要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认识装置艺术——以杜尚的作品《泉》的出现作为分界线，当杜尚宣称“所有的东西都是艺术品”的时候，装置艺术改变了历史。“我认为装置艺术和绘画的不同点在于，绘画艺术有局限性，绘画语言表现过于单一，不够多元化，而装置艺术的语言表达更为丰富，它可以涵盖如政治、哲学、宗教、人类学、宇宙学等各种领域的信息，包罗万象。特别在哲学、政治方面更能转化传递各种信息。”
他谈到了目前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黄永砯：“他的创作理念是‘道’，也有政治敏感度，以2001年4月在中国南海与中国军机相撞的美国 EP-3间谍机为原型做了一件作品。当时中美谈判后决定把这架在海南岛迫降的飞机送还，但是飞机已经无法飞回去了，所以就决定切割后运回，黄永砯受到启发就购买了一架旧飞机，重建了飞机机身，从中部到尾部共20米，然后切成几段。这个作品叫做《蝙蝠计划》。”余德耀收藏了其中具有总结性的第四件，《蝙蝠计划IV》。他说：“这也可以说明装置艺术能够表达政治的敏感度，能够很快地对当下的政治事件作出反应，表达了艺术家的对社会、政治的理念。这也就是我着迷装置艺术的原因。装置艺术永远在阐释其内涵，使看的人兴奋，为探索其背后的创作理念而感到激情澎湃，不断地受到作品的启示。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装置作品就是看艺术家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形态来表达自己的理念，这也就是为何一些艺术家很迷恋用装置这种形式来表达，因为绘画已经无法承载他们的观念。”他谈到了徐震的没顶公司创作的作品《平静》：将拆迁下来的残砖断瓦放在水床上，所形成的废墟会随着水的流动也跟着摇晃，观众在看的时候会感觉一阵眩晕，是个非常好的作品。他还指出，装置作品不仅在三维空间展开，有的更是加入第四维时间的概念。如艺术家隋建国的作品《天数》，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每天将撑着一个小球的铁杆放在蓝色油漆里蘸一下，小球直径每星期增加2毫米，体积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大，而他的每天一蘸的动作也可以看成是行为艺术。作品中的时间因素并不确定，可能要到他“金盆洗手”的那天，其形态会怎样呈现也是未知的。
他谈到了著名的艺术家组合“孙原&彭禹”的作品《自由》，用11米高的铁板将400平方米的空间围住，中间悬挂一根粗的橡皮水管，间歇性地喷水。收藏装置艺术作品，藏家买下的往往只是一个方案，一旦要呈现这个作品还要再出制作费。余德耀认为这件作品的花费主要集中在这400平方米的空间的制作上。他说：“这件作品没有人愿意收藏，只有我来收藏。很多初次接触艺术的人无法接受这类作品。我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愿意花钱来收藏这类作品。”
收藏装置艺术作品还有一个特点，买作品的价格不贵，但是收藏的花费却很大，因为装置需要保存与维护。他说：“我买的徐冰的《烟草计划》，第一次展览用了60多万支香烟，再过几年这些烟要全部替换，又是一笔支出。但你想到的只是美术馆需要这样的作品，而对不断投入的钱丝毫不在意。”
在他看来，收藏装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国内优秀的装置艺术家很少，陈箴、黄永砯、孙原&彭禹、刘韡等。不过有的艺术家也在尝试用装置艺术突破绘画的界限。如刘炜将画框作了特别处理，和画一起作为作品，余德耀认为这是“装置绘画”。他在北京也看到一个艺术家在突破二维绘画的界限，在画面上加上各种其他材料，如镜子、石头等。而在国外，已经有很多这种尝试。“去年去巴塞尔，有画廊带我去看一件作品，很大的空间中悬挂着很多废弃的瓶瓶罐罐，但是我没有感觉。我后来在旁边看到另外一件作品——美国艺术家弗瑞德·桑德贝克（Fred Sandback）的《无题》，艺术家用7根绳子在画廊空间中制造出一个对线、面、体进行探索的空间。当时我就买下了这件作品，不料轰动了整个巴塞尔，艺术媒体《Art Newspaper》2011年 6月 16日头版头条报道，标题是《The tastemakers are here》：品位制造者在此。他们惊呼原来亚洲人也能品鉴和收藏这样的艺术品啊！对我来说，这是种成就感。”
余德耀还谈到了由这件作品与中国艺术家汪建伟、著名国际策展人巫鸿展开的讨论：“汪建伟跟我说：‘极简原来是东方的理念哲学，却被西方的艺术家运用得如此深刻、完美。’他觉得中国艺术家需要反省。东方的理念是很适合做装置艺术的，但是我们的作品却无法如西方艺术家做得那么到位。” 他认为装置艺术的历史很短，中国与西方相比，开始做装置艺术的时间差距不过15到20年，而在油画上这种时间差距有好几百年。可以说中国的装置艺术和西方是同步发展的。中国的哲学、理念非常适合用装置艺术来表现，中国的哲学、神学、宗教、东方的理念运用在装置作品中，将中国的装置艺术推到了很高的位置，但是中国的装置艺术家却很少。
“我的工厂几乎都是我设计的”
尽管如此，余德耀收藏的重点仍是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他在多个场合反复谈到过他的收藏理念，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反映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没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转型社会，他相信由此产生的艺术也是千年不遇的。他说，在他的收藏中中国当代艺术是一条线，西方艺术只是几个点，点是越来越多，但是不能成为一条线。中国当代艺术那条线一直在延长，中间在慢慢补充，越来越清晰。西方艺术就一点一点收藏。当然，西方的点也和中国的线有关。比如极简主义的作品、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作品，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他透露，他才开始接触装置艺术是近4年的事，第一件藏品是陈箴的作品，以后又陆续收藏了黄永砯、卡特兰的作品。他说：“我感觉这种装置艺术的语言非常丰富，入木三分，打破了绘画等平面媒介在形式上的局限性。如果你去参观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览，如双年展、文献展，很少会看到绘画作品。装置、雕塑、影像作品已经成为一股大浪潮。绘画这种表达形式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式微，人类已经不满足于平面化的表达。” 余德耀谈到，在国际上，装置艺术（installation）和雕塑（sculpture）的概念一直在争论当中，界限很模糊。不过在他看来，像“西岸2.8——雕塑公园”这样的艺术项目更适合雕塑，因为很多装置作品很难放在户外。比如他收藏了阿尔及利亚出生的艺术家阿德尔·阿贝德赛梅的作品《有其母必有其子》，与黄永砯一样也是以飞机为材料，其中有一些部分是用脆弱的帆布作为材料的，不能被雨淋。显然，装置艺术在展示和保存上有很多局限性。
余德耀坦承，对影像艺术没有像装置艺术那样有特别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影像艺术需要藏家花许多时间去研究。比如，麦克雷（Christian Marclay）的著名作品《钟》，片长足足有24小时。他现在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作品。相形之下，他个人对空间更有感觉。他说：“在印尼，由于我从事的畜牧业、食品业需要大量的不同功能的建筑，比如饲料厂、农场等。我自己也和设计师一起参与建筑的设计。我的工厂几乎都是我设计的。”他对建筑的热爱，也许正可以说明他对装置艺术的感觉。他特地提到了在印尼新建的办公室，那是一个5000平方米的楼面。他说：“我想要很高的层高，用作办公和展厅，展示我的藏品。所以我们和设计师在停车场的上面设计一个层高5米左右的空间。停车场中央的转盘，设计成我一个人的办公室，有800平方米，中心部分我会作为展厅，层高达到12米，此外还有阳光房、会客区、卧室、酒吧、健身房等，一共1300平方米。我完全充当了设计师的角色，采用极简主义的样式，就好像一个美术馆，远看十分壮观。我们选择的办公家具，特别采用黑色的色调和白墙搭配，没有其他颜色。员工的办公桌也是用了深灰，射灯柔和地照射在办公区域。”
“美术馆将带来全球的眼光”
余德耀还透露，他的新美术馆的建筑设计请了著名的建筑师藤本壮介（Sou Fujimoto），他的团队刚获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金狮奖。他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思考设计方案。除了展厅外，我就不给他任何限制了。我就告诉他我要在哪里展示哪些藏品，他会考虑作品陈列的位置。和建筑师的交往就和艺术家一样，不同的是，艺术家是完成了作品后我们去收藏；而建筑设计师的创作你必须和他同步，看着他的整个创作过程。这种经历非常有趣。当美术馆建筑建成后，那个建筑就是我们两人思想的汇合。”
新美术馆可谓余德耀的梦想：尽管他企业家出身，做的是私人收藏，其宗旨与趣味固然完全按照他个人的追求与喜好，人力与财力的投入也完全由他个人说了算，但是多年来他的收藏都是按照私人美术馆的蓝图按部就班实施的。为了绘制这个蓝图，他从2008年起已连续4届组织每年一次的“巴厘岛会谈”，邀请海内外知名的收藏家、艺术家、策展人与美术馆馆长一起讨论如何进行当代艺术收藏、如何创办私人美术馆、如何开展当代艺术展示与研究工作。目前新馆建设就在按照“巴厘岛对话”形成的建设蓝图在一步步实施。新的美术馆像美国著名的私人博物馆盖蒂美术馆一样，包括一个顶级的美术馆，一个顶级的当代艺术研究所，甚至还包括一个沿黄浦江江滨2.8公里的雕塑公园。
余德耀透露，新美术馆已经完成建筑设计，进入施工阶段，明年6月完成。10月的开馆展上一部分展品是收藏品陈列展；还有特展部分，将邀请著名的国际策展人巫鸿担任开幕策展人。他也是“巴厘岛会谈”的主持人。至于研究所，他认为很依赖“人”，要找到合适的人，就好像树木生长一样，先扎根然后再开枝生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办研究所相当于建设一片文化的森林，必须花很多精力、人力在其中，必须全身心投入。他只能支持，不能包办，会慢慢跟进，从小做到大。
余德耀还透露，开幕展起码需要6个月的时间。之后的展览也有很多方案，还在讨论之中。上面提到的外国艺术家阿德尔·阿贝德赛梅也主动希望成为第一个在余德耀美术馆办展览的国外艺术家。他目前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个展，是一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法国巴黎。余德耀也收藏了他的几件体量巨大的装置作品，上面提到的作品《有其母必有其子》就是其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保留飞机原始形态并加以改造，目前被蓬皮杜艺术中心借展。余德耀相信，他的新美术馆会把全球艺术圈的眼光吸引到上海，让他们赞叹，中国还有如此优秀的当代艺术。
“收藏好比是用钱投票”
余德耀在艺术市场一直受到关注，因为他许多重要作品的收藏主要来自拍卖会。不久前香港苏富比的秋拍上还出现了他的藏品，更是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余德耀向笔者表示：“有人询问为何苏富比的秋拍上送拍了作品却没有参与拍卖。我需要澄清下，我现在站在美术馆的高度来收藏作品，没有可以提升美术馆收藏价值的作品我不会收。而且我4月份也买了不少作品，必须先消化一下。所以，我没有去参加这次拍卖。” 他还说：“我完全没有送拍的经验。这次是第一次。对于微博上的那些评论我不予回应。微博上有的的言论很不负责。我做的事情对我自己负责，不需要有争论。”
当前艺术市场大起大落，当代艺术作品也涨涨跌跌，但余德耀认为这不会影响他的收藏。他说：“有些作品也许因为市场原因价格下跌，我也不会去埋怨市场，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不是投资者，我会很平静地看待作品的涨跌。我们的收藏对象很明确，是那些进入美术史的作品，是有历史性的、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是艺术运动的代表作。有人看到我出手一些作品，就认为我对当代艺术不感兴趣了，其实恰恰相反。我做的只是应该做的调整。
为此他特地谈到了对他的收藏进行调整的背景。他说：“我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两年了，我要收藏的是对中国艺术史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个策略和目标是优先要考虑的，等我的历史使命感完成得令我满意后，才有可能走出这个范围来收藏些其他的作品。孰重孰轻是我一直在考虑的。我对近3年来所收藏的作品都很满意，我愿意收藏有历史性的作品。在艺术史中，有时候会以某艺术家为线索的，因此，有的艺术家我会收藏他整个创作脉络，我愿意收藏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品；有些艺术家我愿意收藏他过去的旧作，未来则会静观他的突破；而有的艺术家我会收藏他未来的作品。“他举了刘炜的例子，刘炜的作品他收藏了30多张。他说：“这样的艺术家我就以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为线索来形成‘一条线’。这就看你对某艺术家的感觉了。藏家和艺术家也有感情喜好的因素。”
“一个成熟的收藏家，需要做一些战略规划，我会使我的收藏线索更清晰。在我线索之外的点我会放弃。”他指出，从收藏的角度看，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作品，错过可以再找回来，但是1990年代的作品就很难再找到，所以价格再高也要拿到手。“我不会做一些离谱的，使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所以，我这个调整其实是在梳理我的收藏理念，告诉我应该如何做。”
余德耀2005年起进入当代艺术的收藏领域，这8年来，他对当代艺术的认识也是更上层楼。他调侃地说：“上了不止一层，有几十层吧！我愿意付学费在年轻艺术家身上，愿意关注在前沿艺术领域里面冒险，挖掘新的创作领域的艺术家，在这个探索中可以出错。我现在站在美术馆的高度看待作品，代表机构来对待收藏，而非普通的收藏家、投资者。因为是私人的机构，我才可以做出一些策略、方向性的微调。”他还表示，那些知名的作品都在市场上买，不会去工作室买。“我感觉我在市场上买作品非常自由，如果艺术家又创作出一些很创新的作品而我又感兴趣的话，我也会去敲他们工作室的门。收藏就好像是用钱去投票，用你的财富去投票，你需要谨慎一点。”
“ 装置艺术更适合
东方文化 ”
笔者近日对余德耀作了专访。余先生侃侃而谈，话题从他收藏的装置艺术开始：首先我们要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认识装置艺术——以杜尚的作品《泉》的出现作为分界线，当杜尚宣称“所有的东西都是艺术品”的时候，装置艺术改变了历史。“我认为装置艺术和绘画的不同点在于，绘画艺术有局限性，绘画语言表现过于单一，不够多元化，而装置艺术的语言表达更为丰富，它可以涵盖如政治、哲学、宗教、人类学、宇宙学等各种领域的信息，包罗万象。特别在哲学、政治方面更能转化传递各种信息。”
他谈到了目前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黄永砯：“他的创作理念是‘道’，也有政治敏感度，以2001年4月在中国南海与中国军机相撞的美国 EP-3间谍机为原型做了一件作品。当时中美谈判后决定把这架在海南岛迫降的飞机送还，但是飞机已经无法飞回去了，所以就决定切割后运回，黄永砯受到启发就购买了一架旧飞机，重建了飞机机身，从中部到尾部共20米，然后切成几段。这个作品叫做《蝙蝠计划》。”余德耀收藏了其中具有总结性的第四件，《蝙蝠计划IV》。他说：“这也可以说明装置艺术能够表达政治的敏感度，能够很快地对当下的政治事件作出反应，表达了艺术家的对社会、政治的理念。这也就是我着迷装置艺术的原因。装置艺术永远在阐释其内涵，使看的人兴奋，为探索其背后的创作理念而感到激情澎湃，不断地受到作品的启示。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装置作品就是看艺术家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形态来表达自己的理念，这也就是为何一些艺术家很迷恋用装置这种形式来表达，因为绘画已经无法承载他们的观念。”他谈到了徐震的没顶公司创作的作品《平静》：将拆迁下来的残砖断瓦放在水床上，所形成的废墟会随着水的流动也跟着摇晃，观众在看的时候会感觉一阵眩晕，是个非常好的作品。他还指出，装置作品不仅在三维空间展开，有的更是加入第四维时间的概念。如艺术家隋建国的作品《天数》，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每天将撑着一个小球的铁杆放在蓝色油漆里蘸一下，小球直径每星期增加2毫米，体积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大，而他的每天一蘸的动作也可以看成是行为艺术。作品中的时间因素并不确定，可能要到他“金盆洗手”的那天，其形态会怎样呈现也是未知的。
他谈到了著名的艺术家组合“孙原&彭禹”的作品《自由》，用11米高的铁板将400平方米的空间围住，中间悬挂一根粗的橡皮水管，间歇性地喷水。收藏装置艺术作品，藏家买下的往往只是一个方案，一旦要呈现这个作品还要再出制作费。余德耀认为这件作品的花费主要集中在这400平方米的空间的制作上。他说：“这件作品没有人愿意收藏，只有我来收藏。很多初次接触艺术的人无法接受这类作品。我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愿意花钱来收藏这类作品。”
收藏装置艺术作品还有一个特点，买作品的价格不贵，但是收藏的花费却很大，因为装置需要保存与维护。他说：“我买的徐冰的《烟草计划》，第一次展览用了60多万支香烟，再过几年这些烟要全部替换，又是一笔支出。但你想到的只是美术馆需要这样的作品，而对不断投入的钱丝毫不在意。”
在他看来，收藏装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国内优秀的装置艺术家很少，陈箴、黄永砯、孙原&彭禹、刘韡等。不过有的艺术家也在尝试用装置艺术突破绘画的界限。如刘炜将画框作了特别处理，和画一起作为作品，余德耀认为这是“装置绘画”。他在北京也看到一个艺术家在突破二维绘画的界限，在画面上加上各种其他材料，如镜子、石头等。而在国外，已经有很多这种尝试。“去年去巴塞尔，有画廊带我去看一件作品，很大的空间中悬挂着很多废弃的瓶瓶罐罐，但是我没有感觉。我后来在旁边看到另外一件作品——美国艺术家弗瑞德·桑德贝克（Fred Sandback）的《无题》，艺术家用7根绳子在画廊空间中制造出一个对线、面、体进行探索的空间。当时我就买下了这件作品，不料轰动了整个巴塞尔，艺术媒体《Art Newspaper》2011年 6月 16日头版头条报道，标题是《The tastemakers are here》：品位制造者在此。他们惊呼原来亚洲人也能品鉴和收藏这样的艺术品啊！对我来说，这是种成就感。”
余德耀还谈到了由这件作品与中国艺术家汪建伟、著名国际策展人巫鸿展开的讨论：“汪建伟跟我说：‘极简原来是东方的理念哲学，却被西方的艺术家运用得如此深刻、完美。’他觉得中国艺术家需要反省。东方的理念是很适合做装置艺术的，但是我们的作品却无法如西方艺术家做得那么到位。” 他认为装置艺术的历史很短，中国与西方相比，开始做装置艺术的时间差距不过15到20年，而在油画上这种时间差距有好几百年。可以说中国的装置艺术和西方是同步发展的。中国的哲学、理念非常适合用装置艺术来表现，中国的哲学、神学、宗教、东方的理念运用在装置作品中，将中国的装置艺术推到了很高的位置，但是中国的装置艺术家却很少。
“我的工厂几乎都是我设计的”
尽管如此，余德耀收藏的重点仍是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他在多个场合反复谈到过他的收藏理念，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反映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没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转型社会，他相信由此产生的艺术也是千年不遇的。他说，在他的收藏中中国当代艺术是一条线，西方艺术只是几个点，点是越来越多，但是不能成为一条线。中国当代艺术那条线一直在延长，中间在慢慢补充，越来越清晰。西方艺术就一点一点收藏。当然，西方的点也和中国的线有关。比如极简主义的作品、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作品，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他透露，他才开始接触装置艺术是近4年的事，第一件藏品是陈箴的作品，以后又陆续收藏了黄永砯、卡特兰的作品。他说：“我感觉这种装置艺术的语言非常丰富，入木三分，打破了绘画等平面媒介在形式上的局限性。如果你去参观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览，如双年展、文献展，很少会看到绘画作品。装置、雕塑、影像作品已经成为一股大浪潮。绘画这种表达形式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式微，人类已经不满足于平面化的表达。” 余德耀谈到，在国际上，装置艺术（installation）和雕塑（sculpture）的概念一直在争论当中，界限很模糊。不过在他看来，像“西岸2.8——雕塑公园”这样的艺术项目更适合雕塑，因为很多装置作品很难放在户外。比如他收藏了阿尔及利亚出生的艺术家阿德尔·阿贝德赛梅的作品《有其母必有其子》，与黄永砯一样也是以飞机为材料，其中有一些部分是用脆弱的帆布作为材料的，不能被雨淋。显然，装置艺术在展示和保存上有很多局限性。
余德耀坦承，对影像艺术没有像装置艺术那样有特别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影像艺术需要藏家花许多时间去研究。比如，麦克雷（Christian Marclay）的著名作品《钟》，片长足足有24小时。他现在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作品。相形之下，他个人对空间更有感觉。他说：“在印尼，由于我从事的畜牧业、食品业需要大量的不同功能的建筑，比如饲料厂、农场等。我自己也和设计师一起参与建筑的设计。我的工厂几乎都是我设计的。”他对建筑的热爱，也许正可以说明他对装置艺术的感觉。他特地提到了在印尼新建的办公室，那是一个5000平方米的楼面。他说：“我想要很高的层高，用作办公和展厅，展示我的藏品。所以我们和设计师在停车场的上面设计一个层高5米左右的空间。停车场中央的转盘，设计成我一个人的办公室，有800平方米，中心部分我会作为展厅，层高达到12米，此外还有阳光房、会客区、卧室、酒吧、健身房等，一共1300平方米。我完全充当了设计师的角色，采用极简主义的样式，就好像一个美术馆，远看十分壮观。我们选择的办公家具，特别采用黑色的色调和白墙搭配，没有其他颜色。员工的办公桌也是用了深灰，射灯柔和地照射在办公区域。”
“美术馆将带来全球的眼光”
余德耀还透露，他的新美术馆的建筑设计请了著名的建筑师藤本壮介（Sou Fujimoto），他的团队刚获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金狮奖。他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思考设计方案。除了展厅外，我就不给他任何限制了。我就告诉他我要在哪里展示哪些藏品，他会考虑作品陈列的位置。和建筑师的交往就和艺术家一样，不同的是，艺术家是完成了作品后我们去收藏；而建筑设计师的创作你必须和他同步，看着他的整个创作过程。这种经历非常有趣。当美术馆建筑建成后，那个建筑就是我们两人思想的汇合。”
新美术馆可谓余德耀的梦想：尽管他企业家出身，做的是私人收藏，其宗旨与趣味固然完全按照他个人的追求与喜好，人力与财力的投入也完全由他个人说了算，但是多年来他的收藏都是按照私人美术馆的蓝图按部就班实施的。为了绘制这个蓝图，他从2008年起已连续4届组织每年一次的“巴厘岛会谈”，邀请海内外知名的收藏家、艺术家、策展人与美术馆馆长一起讨论如何进行当代艺术收藏、如何创办私人美术馆、如何开展当代艺术展示与研究工作。目前新馆建设就在按照“巴厘岛对话”形成的建设蓝图在一步步实施。新的美术馆像美国著名的私人博物馆盖蒂美术馆一样，包括一个顶级的美术馆，一个顶级的当代艺术研究所，甚至还包括一个沿黄浦江江滨2.8公里的雕塑公园。
余德耀透露，新美术馆已经完成建筑设计，进入施工阶段，明年6月完成。10月的开馆展上一部分展品是收藏品陈列展；还有特展部分，将邀请著名的国际策展人巫鸿担任开幕策展人。他也是“巴厘岛会谈”的主持人。至于研究所，他认为很依赖“人”，要找到合适的人，就好像树木生长一样，先扎根然后再开枝生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办研究所相当于建设一片文化的森林，必须花很多精力、人力在其中，必须全身心投入。他只能支持，不能包办，会慢慢跟进，从小做到大。
余德耀还透露，开幕展起码需要6个月的时间。之后的展览也有很多方案，还在讨论之中。上面提到的外国艺术家阿德尔·阿贝德赛梅也主动希望成为第一个在余德耀美术馆办展览的国外艺术家。他目前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个展，是一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法国巴黎。余德耀也收藏了他的几件体量巨大的装置作品，上面提到的作品《有其母必有其子》就是其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保留飞机原始形态并加以改造，目前被蓬皮杜艺术中心借展。余德耀相信，他的新美术馆会把全球艺术圈的眼光吸引到上海，让他们赞叹，中国还有如此优秀的当代艺术。
“收藏好比是用钱投票”
余德耀在艺术市场一直受到关注，因为他许多重要作品的收藏主要来自拍卖会。不久前香港苏富比的秋拍上还出现了他的藏品，更是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余德耀向笔者表示：“有人询问为何苏富比的秋拍上送拍了作品却没有参与拍卖。我需要澄清下，我现在站在美术馆的高度来收藏作品，没有可以提升美术馆收藏价值的作品我不会收。而且我4月份也买了不少作品，必须先消化一下。所以，我没有去参加这次拍卖。” 他还说：“我完全没有送拍的经验。这次是第一次。对于微博上的那些评论我不予回应。微博上有的的言论很不负责。我做的事情对我自己负责，不需要有争论。”
当前艺术市场大起大落，当代艺术作品也涨涨跌跌，但余德耀认为这不会影响他的收藏。他说：“有些作品也许因为市场原因价格下跌，我也不会去埋怨市场，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不是投资者，我会很平静地看待作品的涨跌。我们的收藏对象很明确，是那些进入美术史的作品，是有历史性的、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是艺术运动的代表作。有人看到我出手一些作品，就认为我对当代艺术不感兴趣了，其实恰恰相反。我做的只是应该做的调整。
为此他特地谈到了对他的收藏进行调整的背景。他说：“我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两年了，我要收藏的是对中国艺术史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个策略和目标是优先要考虑的，等我的历史使命感完成得令我满意后，才有可能走出这个范围来收藏些其他的作品。孰重孰轻是我一直在考虑的。我对近3年来所收藏的作品都很满意，我愿意收藏有历史性的作品。在艺术史中，有时候会以某艺术家为线索的，因此，有的艺术家我会收藏他整个创作脉络，我愿意收藏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品；有些艺术家我愿意收藏他过去的旧作，未来则会静观他的突破；而有的艺术家我会收藏他未来的作品。“他举了刘炜的例子，刘炜的作品他收藏了30多张。他说：“这样的艺术家我就以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为线索来形成‘一条线’。这就看你对某艺术家的感觉了。藏家和艺术家也有感情喜好的因素。”
“一个成熟的收藏家，需要做一些战略规划，我会使我的收藏线索更清晰。在我线索之外的点我会放弃。”他指出，从收藏的角度看，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作品，错过可以再找回来，但是1990年代的作品就很难再找到，所以价格再高也要拿到手。“我不会做一些离谱的，使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所以，我这个调整其实是在梳理我的收藏理念，告诉我应该如何做。”
余德耀2005年起进入当代艺术的收藏领域，这8年来，他对当代艺术的认识也是更上层楼。他调侃地说：“上了不止一层，有几十层吧！我愿意付学费在年轻艺术家身上，愿意关注在前沿艺术领域里面冒险，挖掘新的创作领域的艺术家，在这个探索中可以出错。我现在站在美术馆的高度看待作品，代表机构来对待收藏，而非普通的收藏家、投资者。因为是私人的机构，我才可以做出一些策略、方向性的微调。”他还表示，那些知名的作品都在市场上买，不会去工作室买。“我感觉我在市场上买作品非常自由，如果艺术家又创作出一些很创新的作品而我又感兴趣的话，我也会去敲他们工作室的门。收藏就好像是用钱去投票，用你的财富去投票，你需要谨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