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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2日是我国的第五个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局确定的文化遗产日活动主题为“文化遗产，在我身边”，文化部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的活动主题是“非遗保护，人人参与”，二者都强调民众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2010年6月15日《无锡日报》发表的《无锡倡议：共同努力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指出：“保护文物，匹夫有责；人人参与，刻不容缓。我们要行动起来：人人参与保护和传承我们身边的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全民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共识和必然趋势。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公众的支持，概凡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皆有一个特点，即公众参与程度都比较高。美国的遗产保护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的遗产保护没有全国性的组织，也没有政府的资助，主要由众多地方性的群众性组织发起。英国从事历史保护的组织有1000多个，冠以“信托”之名的公益保护组织接近300家。成立于1895年的国民信托(The National Trust)，以保护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为最终目标，是世界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信托组织，2009年拥有360万名会员和55000名志愿者。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家，有近6000个有关遗产和景观的协会，100多个建筑遗产保护基金会。意大利有众多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组织，涉及研究、评估、保护等各个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
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已经初露端倪，涌现出一股保护文化遗产的民间力量，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文化遗产保护倾注着心血和汗水，他们的行为看似平凡实则伟大，他们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潜在希望。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多年来，CHP一直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着力提高国内官员和百姓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呼吁国人对传统文化要有起码的尊重，先后开展了《勐马档案》、从江文化绘图和阿尔村羌文化保护等项目，请当地人记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以此来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CHP在推动北京历史街区、梁林故居和喀什老城等的保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媒体培训和公众教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CHP正在发起一个极具创新性和开拓性的全国志愿者网络计划——“文化保护网络”(Cultural Action Network)，这是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全国范围的文化行动网络，此网络的建立能够促进人们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认识，关注记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并且对可能出现的破坏行为起到预警作用。CHP是一个充满魅力的NGO，只有5名专职员工和3名实习生的管理团队，却先后吸引了上千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很多志愿者是海外人士，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那就是“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老北京拍记队——完整客观真实地记录首都变迁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象征之一。北京有多少胡同呢?俗话说：
“著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解放前北京胡同的数量，虽各个文献记载不尽相同，但出入不大，都在3000条以上。到2008年，有关资料显示，保存相对完整的胡同仅为500条。也就是说，北京的胡同在60年问消失了5／6，速度可谓惊人。为了记录正在消失的胡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老北京的胡同里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成员不固定，不断有新成员加入，经常行走在北京的各个胡同里，用镜头记录胡同的每一个细节，用纸笔记录听到的每一个故事。经过5年的成长，数百场的活动，数千人次的参与，留下了百万佘张图片资料和数千万文字资料，其中很多图片已成为绝版。他们用照片向世人诉说着胡同的“美”以及四合院的“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人对老北京文化的珍惜和保护。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北京人、外地人甚至海外人士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表彰。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各地纷纷涌现出类似的拍记组织，因此我们可以说，老北京拍记队开创了中国民间文物保护群体参与方式的先河。他们的功绩不仅是照片和文字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辐射力。2009年1月，由苏州2l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申办、中国记忆网站主办、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国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示范项目成果展”在北京成功举办，展览汇集了北京、天津、苏州、襄樊、承德、冀州等地区志愿者的劳动成果，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展示全国大部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的一次盛会，对提高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具有积极作用。
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守护好城市回家的路
2006年，穆森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几年来，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天津现存老城区展开集中调研，为天津地区历史建筑遗产的记录和保护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活跃在天津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的民间文保团队。他们走遍了天津市区的每个角落，拍摄照片数万张，活动影像百佘小时，撰写专题文字报告约十万字，上书数十封，先后为200多处鲜为人知的历史建筑找到了“身份”，成功保护了包括天津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等多处文物建筑和重要历史街区。他们提出的保护建议及规划，很多已被政府采纳，并落实到市政建设中去。该团队已经成为天津市民问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他们提出的倡议、呼吁还多次获得过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和建设部、新华社及天津各级主管部门的批示和重视。2008年，该团队首创并自费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数十位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参会，并一致通过中国首个由志愿者发起的文化遗产保护宣言《天津宣言》，获得社会广泛重视。
襄樊拾穗者——回到田野守望故乡
襄樊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是一个民间志愿者团队，致力于本土文化、民间文化和汉水文化的记录、研究、保护和传播工作，现有核心成员十人，李秀桦是召集人。为了保护故乡的历史，留住故乡的文化，他们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田野调查、拍摄采风、整理资料、提供线索、修缮民宅等都是他们的工作内容。2006年，经过拾穗者的努力，《中国国家地理》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南漳古山寨专题，引起轰动效应，他们拟写的保护意见书得到南漳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促成了《南漳古山寨保护条例》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南漳古山寨的保护工作。几年来，他们不停地行进在荆山汉水间，走访在民宅陋巷中，他们用相机和纸笔记录着一段段历史，反映着一系列变迁，他们将一个个历史碎片变成珍珠，串成了璀璨的项链。他们的精神感染了采访他们的记者，感染了机关公务员，感染了冷眼旁观者，也感染了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有人问最好的宣传教育方式是什么，那就是身体力行。
楚长城研究保护团体——楚长城的守护神
河南楚长城研究保护团体是一个广义的、松散型的团体，团体成员遍及楚长城沿线的平顶山、南阳、驻马店等二十多个市县。他们常年奔波在楚长城沿线，经常性地开展楚长城考察活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无条件为长城资源调查和第三次文物普查提供支持。他们不仅竭尽全力保护楚长城，还通过谱写传唱歌曲、印制图文画册、“以邮为媒”等多种形式策划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他们倡导保护理念，宣传保护事迹，使河南民间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聚集起来，一起保护和传承厚重的中原文化。他们为楚长城的保护付出的不仅是时间、精力和金钱，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谈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力量，还有很多人我们都不能忘记：著名散文家丹青、著名教授阮仪三、“北京胡同卫士”华新民、捐献大家赵泰来、黑龙江日报资深记者曾一智、新乡市文物卫士史继祖……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都有着强烈的责任心，矢志不渝地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呼吁，不仅保护了众多文化遗产，还唤醒了很多人的文保意识。他们向我们传递的不仅是他们为文化遗产保护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做点什么；他们留给世人的不仅是记录、拍摄和保护了一大批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感染、影响和教育了更多普通民众，一起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尽心尽责。
截至2009年12月31日，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超过了90万处，巨大数额的文化遗产无疑需要更大的人力和财力来支持。据统计，2009年我国文博行业从业人员仅为9万余人。如果仅仅依靠这有限的专业队伍，我国的文化遗产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动员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虽然目前民间群体的力量还很单薄，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事业重视程度的提高，随着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与他们一道，一起记录面临消逝的历史，一起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公众的支持，概凡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皆有一个特点，即公众参与程度都比较高。美国的遗产保护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的遗产保护没有全国性的组织，也没有政府的资助，主要由众多地方性的群众性组织发起。英国从事历史保护的组织有1000多个，冠以“信托”之名的公益保护组织接近300家。成立于1895年的国民信托(The National Trust)，以保护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为最终目标，是世界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信托组织，2009年拥有360万名会员和55000名志愿者。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家，有近6000个有关遗产和景观的协会，100多个建筑遗产保护基金会。意大利有众多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组织，涉及研究、评估、保护等各个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
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已经初露端倪，涌现出一股保护文化遗产的民间力量，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文化遗产保护倾注着心血和汗水，他们的行为看似平凡实则伟大，他们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潜在希望。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多年来，CHP一直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着力提高国内官员和百姓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呼吁国人对传统文化要有起码的尊重，先后开展了《勐马档案》、从江文化绘图和阿尔村羌文化保护等项目，请当地人记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以此来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CHP在推动北京历史街区、梁林故居和喀什老城等的保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媒体培训和公众教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CHP正在发起一个极具创新性和开拓性的全国志愿者网络计划——“文化保护网络”(Cultural Action Network)，这是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全国范围的文化行动网络，此网络的建立能够促进人们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认识，关注记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并且对可能出现的破坏行为起到预警作用。CHP是一个充满魅力的NGO，只有5名专职员工和3名实习生的管理团队，却先后吸引了上千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很多志愿者是海外人士，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那就是“帮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老北京拍记队——完整客观真实地记录首都变迁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象征之一。北京有多少胡同呢?俗话说：
“著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解放前北京胡同的数量，虽各个文献记载不尽相同，但出入不大，都在3000条以上。到2008年，有关资料显示，保存相对完整的胡同仅为500条。也就是说，北京的胡同在60年问消失了5／6，速度可谓惊人。为了记录正在消失的胡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老北京的胡同里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成员不固定，不断有新成员加入，经常行走在北京的各个胡同里，用镜头记录胡同的每一个细节，用纸笔记录听到的每一个故事。经过5年的成长，数百场的活动，数千人次的参与，留下了百万佘张图片资料和数千万文字资料，其中很多图片已成为绝版。他们用照片向世人诉说着胡同的“美”以及四合院的“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人对老北京文化的珍惜和保护。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北京人、外地人甚至海外人士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表彰。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各地纷纷涌现出类似的拍记组织，因此我们可以说，老北京拍记队开创了中国民间文物保护群体参与方式的先河。他们的功绩不仅是照片和文字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辐射力。2009年1月，由苏州2l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申办、中国记忆网站主办、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国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示范项目成果展”在北京成功举办，展览汇集了北京、天津、苏州、襄樊、承德、冀州等地区志愿者的劳动成果，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展示全国大部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的一次盛会，对提高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具有积极作用。
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守护好城市回家的路
2006年，穆森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几年来，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天津现存老城区展开集中调研，为天津地区历史建筑遗产的记录和保护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活跃在天津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的民间文保团队。他们走遍了天津市区的每个角落，拍摄照片数万张，活动影像百佘小时，撰写专题文字报告约十万字，上书数十封，先后为200多处鲜为人知的历史建筑找到了“身份”，成功保护了包括天津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等多处文物建筑和重要历史街区。他们提出的保护建议及规划，很多已被政府采纳，并落实到市政建设中去。该团队已经成为天津市民问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他们提出的倡议、呼吁还多次获得过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和建设部、新华社及天津各级主管部门的批示和重视。2008年，该团队首创并自费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数十位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参会，并一致通过中国首个由志愿者发起的文化遗产保护宣言《天津宣言》，获得社会广泛重视。
襄樊拾穗者——回到田野守望故乡
襄樊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是一个民间志愿者团队，致力于本土文化、民间文化和汉水文化的记录、研究、保护和传播工作，现有核心成员十人，李秀桦是召集人。为了保护故乡的历史，留住故乡的文化，他们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田野调查、拍摄采风、整理资料、提供线索、修缮民宅等都是他们的工作内容。2006年，经过拾穗者的努力，《中国国家地理》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南漳古山寨专题，引起轰动效应，他们拟写的保护意见书得到南漳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促成了《南漳古山寨保护条例》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南漳古山寨的保护工作。几年来，他们不停地行进在荆山汉水间，走访在民宅陋巷中，他们用相机和纸笔记录着一段段历史，反映着一系列变迁，他们将一个个历史碎片变成珍珠，串成了璀璨的项链。他们的精神感染了采访他们的记者，感染了机关公务员，感染了冷眼旁观者，也感染了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有人问最好的宣传教育方式是什么，那就是身体力行。
楚长城研究保护团体——楚长城的守护神
河南楚长城研究保护团体是一个广义的、松散型的团体，团体成员遍及楚长城沿线的平顶山、南阳、驻马店等二十多个市县。他们常年奔波在楚长城沿线，经常性地开展楚长城考察活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无条件为长城资源调查和第三次文物普查提供支持。他们不仅竭尽全力保护楚长城，还通过谱写传唱歌曲、印制图文画册、“以邮为媒”等多种形式策划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他们倡导保护理念，宣传保护事迹，使河南民间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聚集起来，一起保护和传承厚重的中原文化。他们为楚长城的保护付出的不仅是时间、精力和金钱，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谈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力量，还有很多人我们都不能忘记：著名散文家丹青、著名教授阮仪三、“北京胡同卫士”华新民、捐献大家赵泰来、黑龙江日报资深记者曾一智、新乡市文物卫士史继祖……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都有着强烈的责任心，矢志不渝地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呼吁，不仅保护了众多文化遗产，还唤醒了很多人的文保意识。他们向我们传递的不仅是他们为文化遗产保护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做点什么；他们留给世人的不仅是记录、拍摄和保护了一大批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感染、影响和教育了更多普通民众，一起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尽心尽责。
截至2009年12月31日，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超过了90万处，巨大数额的文化遗产无疑需要更大的人力和财力来支持。据统计，2009年我国文博行业从业人员仅为9万余人。如果仅仅依靠这有限的专业队伍，我国的文化遗产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动员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虽然目前民间群体的力量还很单薄，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事业重视程度的提高，随着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与他们一道，一起记录面临消逝的历史，一起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