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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逆子”是指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后在现代新思潮洗礼下，试图以他者话语改变传统话语，以此反对封建宗法家族，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青年群体。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他们的出现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及文学审美意义，也反映了现代作家游移于理性反叛与情感皈依之间的家园情怀。
关键词：逆子 反叛 皈依 家园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父亲因自然繁衍、伦理秩序及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天然优势而对整个家族成员拥有绝对控制权。费孝通先生曾将传统家庭的人际关系概括为亘古不变的铁三角——“父母子的三角”，“而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由此可以看出，维护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安全、高速、有效运转的重要支点是父子纵向关系。在“人子”眼中，“父者，子之天也”。父比君还要威严，还要神圣，所以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惩罚“人子”。但“人子”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觉能动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和父亲对抗。不过囿于传统理法以及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人子”（特别是长子）一般是不会和父亲发生面对面的冲突的，即使矛盾偶尔激化引起父子间的冲突，大多也是以“人子”屈服于“父亲”的高压而暂时使矛盾平息，很少出现所谓的“逆子”。但自“反对封建宗法家族，追求个性解放”为矢的五四时代以降，随着西方启蒙思想在古老中国传播的进一步深入，在先进文明图景的衬托下，中国旧式家族的颓废面貌愈加清晰。而那些陆续勇敢地“迈出家族围墙，走出父权樊篱，汇入到时代、社会洪流中去”，试图以他者话语改变传统话语，以决绝的姿态反对封建宗法家族，追求个性解放的“逆子”群体的出现，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及文学审美意义，也反映了现代作家游移于反叛与皈依之间的家园情怀。
一 “逆子”群体的构成及原因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是鲁迅以小说形式参与历史发展的宣言，“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品不仅以“表现得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很是“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而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首创第一个自觉反叛封建宗法家族的“逆子”形象——狂人。狂人反抗的命运虽因种种原因以妥协屈从告终，但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以及中国启蒙思潮的深入，“逆子”群体逐渐成为现代作家笔下绚丽多彩的形象系列。《雷雨》中的鲁大海，《家》中的高觉慧，《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前夕》中的黄静玲，《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无望村的馆主》中的陈世德，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么亲切，他们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情感以及“在旷野中寻找新生路”决裂与皈依并存的生命历程，已化为一个个传说，时刻萦绕在我们耳边。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逆子”群体基本上都是由“幼子”构成（与长子相对而言）。《清律辑注》云：“祖在则祖为家长，父在则父为家长。”如果祖、父均不在，就由长子担当家族重任，代替祖、父行使权力。与肩负“齐家”重任、不敢越雷池半步的长子相比，“幼子”因承担家庭角色的不同，没有长子们身上负荷的家族束缚，也没有父辈眼中家族价值的直接期望，相对宽泛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可以充分展示个性的存在。他们似乎天生成为家庭的自由分子，没有更多的心理负担，因此较容易受外界影响，常常主动或被动出走和流浪，得以追求时尚及个性解放。“他有抛弃家庭的自由，家庭却没有放逐他的权力，在组织严密的家族网络中，逆子是最不牢靠的一个环节。”叛逆者之所以敢于背叛旧的传统思想、传统意识，敢于背离乃至叛离传统的“家文化”，不仅充分展示了在旧家庭内部新生命的成长，也让我们看到了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希望。
二 野性与叛逆——“逆子”的性格心理
所谓“野性”，即“逆子”对任何事物都乐于尝试的性格常常是他们原始生命强力的自然流露。在老舍笔下，刚出场的“老三瑞全是个楞小子，毫不关心哪里是文雅，哪里是粗野”，但是当民族危机来临时，却是他首先打破死一般的冷寂：“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斩钉截铁的语言里自然流露出一种民族气节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对于祖父送他的《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训》，觉慧“愈看愈气”，认为“全篇的话不过教人怎样做一个奴隶罢了”，一气之下索性撕个粉碎，因为“撕掉一本也许可以少害几个人”。蒋纯祖、蒋少祖放弃优裕的生活，漂流在广袤的江河之间。这些略带些许野性的勇敢青年群体是那个时代“最敏感的触觉，最易燃的火种”，“虽然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但却是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
与长子们的顺从、懦弱、隐忍等文化性格相比，“逆子”性格的核心即是叛逆。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逆子”们身上，很少有长兄们患得患失的优柔寡断，“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群真正的“弑父者”追求的是自由与博爱，这与“消泯人的主体意志，泯灭人的个性追求，扼杀人的思想独立”的传统封建思想格格不入。觉慧不顾祖父的再三反对，不仅与婢女鸣凤恋爱，帮助觉民逃婚，甚至在祖父下葬前离家出走，决绝的言行彻底实现了自己“要做旧礼教的叛逆者”的诺言。瑞全在国难来临时，坚决斩断一切情爱，“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为了寻找梦中的橄榄树，独自在旷野中无拘无束地流浪，蒋纯祖“以其肉体的毁灭证明其精神的不死，蒋纯祖因此获得了超越一切时代的永生和精神上的无上欢乐”。“逆子”群体叛逆性格的形成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经历息息相关，由于没有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重任，深受长辈宠爱的“逆子”们的生活空间相对宽松，以“自由人”角色旁观兄长们的隐忍苟活、奴仆长工的悲惨命运以及长辈们的荒淫无度，热爱自由胜过生命的“逆子”们在家族种种丑剧与惨象中艰于呼吸视听，不想在沉默中死亡，只有在沉默中爆发——离家出走了。
三 决裂与回归——“逆子”的生命轨迹
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逆子”们因公然指引一种通向未来的方向而自觉以孤胆文化英雄的形象出现，这种野性与叛逆并举的性格心理注定了他们不为家族所容。理想备受挫折仍九死而不悔的“逆子”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挣脱父亲与家的羁绊或许就会迎来美好的未来，于是，封闭性的家族保垒之外的广阔天地成就了这一群“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寻求救国救民救己道路的生命历程。觉慧、瑞全、纯祖，他们或者在流浪中变得更加成熟、坚定、自信，或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彷徨不定，承受着精神的苦刑，心力交瘁却找不到最终的皈依之处。虽然“逆子”们选择的自我救赎道路以及最后的结局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在自我救赎与救赎他人的过程中感应到了大自然的神秘与博大，触摸到了人性的深邃与复杂。而他们在流浪旅途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义无反顾、永不屈服以及生命不止、探索不息的精神，充分显示了世界文明史上人类发展所必须的生命意志与生命力量。生存的危机与压迫，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让他们的个性更加张扬。他们代表着一种鲜活的生命，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青春气息。
然而，在“逆子”们的身上，既有反叛家族的激情，也有恋家的温情。毕竟，“‘家’所特有的栅栏结构既意味着封闭，也意味着保护；既是囚禁，也是养育”。作为封建父权制度的“掘墓人”，他们那种摧毁一切的力量或许会给濒临灭亡的父辈传统最后致命的一击，然而人天性中与生俱来的对“家”的眷恋往往让他们出走的脚步变得迟缓，因而和父辈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更复杂而真实。果敢坚决、擅自离家的觉慧惟恐给即将逝去的祖父留下遗憾而放弃自己曾经的诺言，为了民族利益甘愿挥洒青春与热血的瑞全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人永远无法知晓的伤痛，在旷野中流浪来寻求超越自我的蒋纯祖无助的时候最难以抵挡的是“家”温暖的诱惑，曾经振臂高呼爱国口号投身抗日运动的蒋少祖最终和弥留的父亲达成和解。或许，对于这群义无反顾的“弑父者”来说，拥有他们快乐童年的家园永远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与难以割舍的生活情调。所以，即使是意志最坚定的“叛逆者”面对家庭时，多少也会有迟疑犹豫的心理，有时理智往往迁就了感情。
四 反叛与皈依——现代作家的家园情怀
传统知识分子以家族为本位的心理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密不可分的特质，正如樊浩所说，“在整个世界上，家庭经常是社会的基础，但在中国，家庭成了整个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就是中国的家庭制度”。正因如此，充当封建专制主义基石的家族制度因其对人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的束缚与限制在五四前后遭到无情的抨击。陈独秀、吴虞等民主先驱互相应和、大声疾呼，力图描绘出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异形同构关系。郁达夫、胡适、周作人等同仁则强力否定旧的家族制度，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陈独秀、鲁迅等人更是倡导一种与传统伦理截然不同的以幼者本位取代长者本位、以子孙崇拜取代祖先崇拜的新型父子关系。不过，在理性上与旧文化传统彻底决裂的现代作家们在情感上扯不断他们与家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长时间的浸润已让他们完全融为一体。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昭示出家族文化自身的复杂意蕴，这种复杂意蕴不仅导致了现代作家语言层面上激烈抨击与行为方式上无奈认同所形成的情与理的矛盾和困惑，也是它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家族在传统社会的存在象征了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一种上下有别的等级，它的存在确实给了人们种种约束，不过同时也给予人们一种安全感。对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温暖港湾恐怕很少有人能抵抗住它的诱惑，即使是对家族文化激烈抨击的现代作家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崇拜席勒的强盗们、尼采的超人和拜伦的绝望的英雄们”，将西方文化作为精神导向，用青春呼唤光明，主动承担思想启蒙表率的“逆子”群体代表了现代作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巴金曾说：“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路翎则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的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一方面，作家们对“逆子”的喜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封建家族文化自身的多重意蕴也导致了现代作家游移于理性反叛与情感皈依之间的矛盾情怀。他们虽然清醒地认识到旧家庭与专制家长给家人带来的伤害，因而怀疑并激进地讨伐，对家庭伦理表现出彻底的反叛；不过传统伦理文化长期的浸润，家庭早已经成为他们精神家园的皈依之处，这种矛盾的情感不但表现在他们对旧家庭的游离徘徊态度上，也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家族叙事中。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2011年度调研课题《中国现代家族文学父子关系研究》（SKL-2011-101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伟忠：《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东方论坛》，1999年第1期。
[2]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 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巴金：《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5] 曹书文：《论现代作家的家族文化情怀》，《江汉论坛》，2003年第4期。
[6]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范智红：《世变缘常——40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梅雯：《家族生活和新旧代替之际的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9]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樊浩：《中国伦理的概念系统及其文化原理》，《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12] 楚爱华：《从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作者简介：解浩，男，1979—，河南西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逆子 反叛 皈依 家园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父亲因自然繁衍、伦理秩序及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天然优势而对整个家族成员拥有绝对控制权。费孝通先生曾将传统家庭的人际关系概括为亘古不变的铁三角——“父母子的三角”，“而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由此可以看出，维护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安全、高速、有效运转的重要支点是父子纵向关系。在“人子”眼中，“父者，子之天也”。父比君还要威严，还要神圣，所以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惩罚“人子”。但“人子”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觉能动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和父亲对抗。不过囿于传统理法以及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人子”（特别是长子）一般是不会和父亲发生面对面的冲突的，即使矛盾偶尔激化引起父子间的冲突，大多也是以“人子”屈服于“父亲”的高压而暂时使矛盾平息，很少出现所谓的“逆子”。但自“反对封建宗法家族，追求个性解放”为矢的五四时代以降，随着西方启蒙思想在古老中国传播的进一步深入，在先进文明图景的衬托下，中国旧式家族的颓废面貌愈加清晰。而那些陆续勇敢地“迈出家族围墙，走出父权樊篱，汇入到时代、社会洪流中去”，试图以他者话语改变传统话语，以决绝的姿态反对封建宗法家族，追求个性解放的“逆子”群体的出现，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及文学审美意义，也反映了现代作家游移于反叛与皈依之间的家园情怀。
一 “逆子”群体的构成及原因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是鲁迅以小说形式参与历史发展的宣言，“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品不仅以“表现得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很是“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而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首创第一个自觉反叛封建宗法家族的“逆子”形象——狂人。狂人反抗的命运虽因种种原因以妥协屈从告终，但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以及中国启蒙思潮的深入，“逆子”群体逐渐成为现代作家笔下绚丽多彩的形象系列。《雷雨》中的鲁大海，《家》中的高觉慧，《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前夕》中的黄静玲，《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无望村的馆主》中的陈世德，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么亲切，他们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情感以及“在旷野中寻找新生路”决裂与皈依并存的生命历程，已化为一个个传说，时刻萦绕在我们耳边。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逆子”群体基本上都是由“幼子”构成（与长子相对而言）。《清律辑注》云：“祖在则祖为家长，父在则父为家长。”如果祖、父均不在，就由长子担当家族重任，代替祖、父行使权力。与肩负“齐家”重任、不敢越雷池半步的长子相比，“幼子”因承担家庭角色的不同，没有长子们身上负荷的家族束缚，也没有父辈眼中家族价值的直接期望，相对宽泛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可以充分展示个性的存在。他们似乎天生成为家庭的自由分子，没有更多的心理负担，因此较容易受外界影响，常常主动或被动出走和流浪，得以追求时尚及个性解放。“他有抛弃家庭的自由，家庭却没有放逐他的权力，在组织严密的家族网络中，逆子是最不牢靠的一个环节。”叛逆者之所以敢于背叛旧的传统思想、传统意识，敢于背离乃至叛离传统的“家文化”，不仅充分展示了在旧家庭内部新生命的成长，也让我们看到了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希望。
二 野性与叛逆——“逆子”的性格心理
所谓“野性”，即“逆子”对任何事物都乐于尝试的性格常常是他们原始生命强力的自然流露。在老舍笔下，刚出场的“老三瑞全是个楞小子，毫不关心哪里是文雅，哪里是粗野”，但是当民族危机来临时，却是他首先打破死一般的冷寂：“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斩钉截铁的语言里自然流露出一种民族气节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对于祖父送他的《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训》，觉慧“愈看愈气”，认为“全篇的话不过教人怎样做一个奴隶罢了”，一气之下索性撕个粉碎，因为“撕掉一本也许可以少害几个人”。蒋纯祖、蒋少祖放弃优裕的生活，漂流在广袤的江河之间。这些略带些许野性的勇敢青年群体是那个时代“最敏感的触觉，最易燃的火种”，“虽然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但却是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
与长子们的顺从、懦弱、隐忍等文化性格相比，“逆子”性格的核心即是叛逆。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逆子”们身上，很少有长兄们患得患失的优柔寡断，“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群真正的“弑父者”追求的是自由与博爱，这与“消泯人的主体意志，泯灭人的个性追求，扼杀人的思想独立”的传统封建思想格格不入。觉慧不顾祖父的再三反对，不仅与婢女鸣凤恋爱，帮助觉民逃婚，甚至在祖父下葬前离家出走，决绝的言行彻底实现了自己“要做旧礼教的叛逆者”的诺言。瑞全在国难来临时，坚决斩断一切情爱，“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为了寻找梦中的橄榄树，独自在旷野中无拘无束地流浪，蒋纯祖“以其肉体的毁灭证明其精神的不死，蒋纯祖因此获得了超越一切时代的永生和精神上的无上欢乐”。“逆子”群体叛逆性格的形成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经历息息相关，由于没有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重任，深受长辈宠爱的“逆子”们的生活空间相对宽松，以“自由人”角色旁观兄长们的隐忍苟活、奴仆长工的悲惨命运以及长辈们的荒淫无度，热爱自由胜过生命的“逆子”们在家族种种丑剧与惨象中艰于呼吸视听，不想在沉默中死亡，只有在沉默中爆发——离家出走了。
三 决裂与回归——“逆子”的生命轨迹
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逆子”们因公然指引一种通向未来的方向而自觉以孤胆文化英雄的形象出现，这种野性与叛逆并举的性格心理注定了他们不为家族所容。理想备受挫折仍九死而不悔的“逆子”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挣脱父亲与家的羁绊或许就会迎来美好的未来，于是，封闭性的家族保垒之外的广阔天地成就了这一群“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寻求救国救民救己道路的生命历程。觉慧、瑞全、纯祖，他们或者在流浪中变得更加成熟、坚定、自信，或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彷徨不定，承受着精神的苦刑，心力交瘁却找不到最终的皈依之处。虽然“逆子”们选择的自我救赎道路以及最后的结局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在自我救赎与救赎他人的过程中感应到了大自然的神秘与博大，触摸到了人性的深邃与复杂。而他们在流浪旅途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义无反顾、永不屈服以及生命不止、探索不息的精神，充分显示了世界文明史上人类发展所必须的生命意志与生命力量。生存的危机与压迫，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让他们的个性更加张扬。他们代表着一种鲜活的生命，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青春气息。
然而，在“逆子”们的身上，既有反叛家族的激情，也有恋家的温情。毕竟，“‘家’所特有的栅栏结构既意味着封闭，也意味着保护；既是囚禁，也是养育”。作为封建父权制度的“掘墓人”，他们那种摧毁一切的力量或许会给濒临灭亡的父辈传统最后致命的一击，然而人天性中与生俱来的对“家”的眷恋往往让他们出走的脚步变得迟缓，因而和父辈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更复杂而真实。果敢坚决、擅自离家的觉慧惟恐给即将逝去的祖父留下遗憾而放弃自己曾经的诺言，为了民族利益甘愿挥洒青春与热血的瑞全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人永远无法知晓的伤痛，在旷野中流浪来寻求超越自我的蒋纯祖无助的时候最难以抵挡的是“家”温暖的诱惑，曾经振臂高呼爱国口号投身抗日运动的蒋少祖最终和弥留的父亲达成和解。或许，对于这群义无反顾的“弑父者”来说，拥有他们快乐童年的家园永远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与难以割舍的生活情调。所以，即使是意志最坚定的“叛逆者”面对家庭时，多少也会有迟疑犹豫的心理，有时理智往往迁就了感情。
四 反叛与皈依——现代作家的家园情怀
传统知识分子以家族为本位的心理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密不可分的特质，正如樊浩所说，“在整个世界上，家庭经常是社会的基础，但在中国，家庭成了整个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就是中国的家庭制度”。正因如此，充当封建专制主义基石的家族制度因其对人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的束缚与限制在五四前后遭到无情的抨击。陈独秀、吴虞等民主先驱互相应和、大声疾呼，力图描绘出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异形同构关系。郁达夫、胡适、周作人等同仁则强力否定旧的家族制度，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陈独秀、鲁迅等人更是倡导一种与传统伦理截然不同的以幼者本位取代长者本位、以子孙崇拜取代祖先崇拜的新型父子关系。不过，在理性上与旧文化传统彻底决裂的现代作家们在情感上扯不断他们与家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长时间的浸润已让他们完全融为一体。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昭示出家族文化自身的复杂意蕴，这种复杂意蕴不仅导致了现代作家语言层面上激烈抨击与行为方式上无奈认同所形成的情与理的矛盾和困惑，也是它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家族在传统社会的存在象征了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一种上下有别的等级，它的存在确实给了人们种种约束，不过同时也给予人们一种安全感。对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温暖港湾恐怕很少有人能抵抗住它的诱惑，即使是对家族文化激烈抨击的现代作家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崇拜席勒的强盗们、尼采的超人和拜伦的绝望的英雄们”，将西方文化作为精神导向，用青春呼唤光明，主动承担思想启蒙表率的“逆子”群体代表了现代作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巴金曾说：“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路翎则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的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一方面，作家们对“逆子”的喜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封建家族文化自身的多重意蕴也导致了现代作家游移于理性反叛与情感皈依之间的矛盾情怀。他们虽然清醒地认识到旧家庭与专制家长给家人带来的伤害，因而怀疑并激进地讨伐，对家庭伦理表现出彻底的反叛；不过传统伦理文化长期的浸润，家庭早已经成为他们精神家园的皈依之处，这种矛盾的情感不但表现在他们对旧家庭的游离徘徊态度上，也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家族叙事中。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2011年度调研课题《中国现代家族文学父子关系研究》（SKL-2011-101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伟忠：《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东方论坛》，1999年第1期。
[2]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 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巴金：《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5] 曹书文：《论现代作家的家族文化情怀》，《江汉论坛》，2003年第4期。
[6]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范智红：《世变缘常——40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梅雯：《家族生活和新旧代替之际的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9]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樊浩：《中国伦理的概念系统及其文化原理》，《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12] 楚爱华：《从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作者简介：解浩，男，1979—，河南西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