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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应用巴赫金对话理论，对华裔美国文学史中的三部重要作品《华人阿五》、《女勇士》、《喜福会》进行分析，指出三部小说为东方、西方及封建男权专制这三种声音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场所。小说中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打破了无语状态，发出了自己声音。这些声音中有对封建男权专制的控诉，有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与融合。而在各种声音的对话中，小说获得了最终的意义。
关键词：对话 华裔女性声音 东西方意识形态 封建男权专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华裔女性作家作品是美国华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作家在华裔文学史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其中，水仙花被誉为“当代欧亚裔作家的精神前辈”和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鼻祖。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人阿五》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在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之前，它是流传最广的第二代华裔作品。汤亭亭和谭恩美无疑是华裔女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获得了国家图书批评界奖，并被美国的学校选为教材，用于美国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妇女研究等学科的学习与研究。谭恩美创作的小说《喜福会》好评如潮，连续八个月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于1993年由著名导演Wayne Wang和制片人Oliver Stone搬上银幕。
在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女性作家作品同男性作家相比取得了更加令人瞩目的成绩，原因何在？除去语言本身的魅力、异国情调等因素，在美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下曾经保持沉默的华裔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应该是女性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即应用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上述因素进行分析，以展现美国社会华裔女性的声音。
二
巴赫金认为，文学作品是多个声音对话、交流的场所，每种声音代表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文学作品是多种声音的结合体。每一种声音专属某一阶级群体和话语团体。话语，无论是真实生活中的话语还是文学作品中的话语，它的意义都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体，包括话语产生的具体社会语境、说话者同听话者的关系、语言同其所回应的话语之间的关系等。
巴赫金认为，小说不可能完全独语，而是具有狂欢性。小说将来自不同阶层的话语汇聚起来，颠覆权威、蔑视社会规范、展现不敬。小说的狂欢化尤其可在颠覆传统的声音中找到。小说由各种相抗衡的声音组成，在各种声音的交流及与作者声音的交流中，小说获得了最终的意义。巴赫金把话语当作叙事作品构成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小说文本是各种声音、各种社会观点、社会价值观的混合体。这些声音、观点、价值观彼此互不调和，构成了作品的开放性。叙事作品，或整个文学领域，甚至整个文化是各种声音的聚合体，不可能有一种决定性的声音形成独语世界。开放性的对话形式使主人公得以同自身对话，同其他主人公对话，发现彼此的关联与区别。
巴赫金反对独语，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艺术和语言的本质也是对话，复调是对话的最高形式。复调更像是大众喧哗的对话，它超越对话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多元性和彻底性。复调和狂欢理论张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昵和平等，而官方真理是独语式的，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压制和隔绝，只能导致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只有对话才能带来思想活力和生机。人们评价巴赫金的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爱的学说，它产生于没有爱的时代，是渴望爱的学说。在小说的大型对话中存在着八大类型的对话关系：读者－文本（主人公）；作者－文本（主人公）；作者－读者；作者－作者；读者－读者；读者－世界；作者和世界；以及文本（主人公）－文本（主人公）。
三
黄玉雪的《华人阿五》、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人们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族裔政治身份、代际冲突等多种角度对其进行过评论。这三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均为女性，分别代表了在中国出生、长大，后移居美国的第一代华裔女性及在美国出生、成长、生存的第二代华裔女性。第一代华裔女性既具有根深蒂固的东方意识形态，同时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又具有了反对封建男权专制的思想。第二代华裔女性则与之相反，在价值观上主要体现了西方的民主与平等思想，但华人家庭的成长经历也使其具有了东方的顺从思想。这些女性人物如何构造出小说的意义？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进行分析，可以说上述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无论是第一代华裔女性，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在西方社会语境下，都打破了沉默，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中国封建男权专制制度、西方白人的意识形态等独语式的官方真理进行着对话，从而争取平等与爱、反对等级与压迫。同时，她们还在多大程度上将东方与西方意识形态融于一身这一问题进行了对话与商榷。
《华人阿五》是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该书形象再现了黄玉雪24岁以前的生活、梦想和成功的喜悦。小说讲述了黄玉雪本人如何选择事业，如何同父母建立起行得通的关系，如何培养出既适合父辈又适合她生活于其中的新环境的生活哲学。这是一个关于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孩奋斗与成就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模范族裔的形象。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与其说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模范族裔的形象，不如说这部小说更多地蕴含着东方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交锋与对话。首先，小说里所表现的东方意识形态与白人读者持有的西方意识形态构成对话。传记中的黄玉雪儿时受限于家庭，必须尊敬、服从长辈，同时还要承担养育弟弟、妹妹的责任。学龄期时，黄玉雪一方面接受着长辈的严厉教育，一方面要面对美国“散漫”的课堂。这些描写既展现了东方的意识形态，又展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各自在小说中不断地发出各自的声音，在小说提供的场所中狂欢。然而，这里的东方声音事实上是以弱势姿态在同强势的西方声音对话，在祈求西方声音对自己的接受，并非真正平等的对话。
在作者与文本的对话中，黄玉雪试图建立起东方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联系。她希望二者通过对话彼此沟通，而非一方以独语的形式压制另一方。传记中描写的对长辈必须服从、长辈们对其严厉的教育、父母对其欲融入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漠，实际上展现了第一代华裔对其子女的专制。他们将自己固化在东方意识形态之中，将西方意识形态拒于千里之外，思想停滞、僵化，拒绝对话。小说中黄玉雪父母对其意识形态转变的冷漠，实际上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漠。而传记中黄玉雪与其长辈的对话则展现了黄玉雪欲促成东西方意识形态相互对话、相互接受、彼此爱护的愿望。传记中黄玉雪的成功意味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话的成功，虽然此时的东方声音在面对西方声音时仍处于较低的姿态，但对话带来了思想的活力与生机。此外，黄玉雪采用第三人称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实际上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与自己进行对话。是否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多大程度上融合东西方意识形态于一体等等都是曾令她困惑、令她内心挣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够不断地找寻到答案。
《华人阿五》主要展现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是在华人阿五所处的社会语境下，东方声音虽然打破了沉默，但却是在仰视西方。汤亭亭的《女勇士》与谭恩美的《喜福会》在意识形态的对话上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汤亭亭的《女勇士》是一部创新性的自传，集民间故事、神话、女性主义和自传于一体。它试图描绘一个在双重文化的世界中成长的女性外部和内心经历，以及在两者之间被撕裂的感觉。“女勇士”是指叙述者在中国的祖先的幽灵，一个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勇敢女英雄，叙述者对她有着很强的认同感，以至于某个阶段叙述者实际上变成了她。谭恩美的《喜福会》讲述了四对母女的故事。每位母亲因过去在中国的经历形成了各自对世界的认识并期待女儿能够认同。每个女儿在试图理解母亲的同时，也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赢得母亲的接受。
两部小说同《华人阿五》一样，展现的是东方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区别在于：《华人阿五》中的黄玉雪以较低的姿态对待西方意识形态，视西方意识形态高于东方意识形态，她发出东方的声音是为了让西方听到自己、看到自己，所以她努力地融入西方，表现出自身优秀的品质，接受西方视自己为“模范华裔”的评判。这个阶段是东方的声音处于弱势并渴望西方肯定的阶段。到了《女勇士》这一阶段，汤亭亭笔下的主人公则将东方声音与西方声音视为对等的两种不同的声音，不再仰望西方意识形态。东方声音就像男扮女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一样，成为与西方意识形态一样强势的声音。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作者视花木兰为华裔女性的代表，正如小说中所写：“华裔女孩在听父母讲故事时，知道了如果长大后只做别人的妻子或者佣人，那么就是失败的。”花木兰般的华裔女性不甘于被西方意识形态所控制，而是要与之平等前行，汤亭亭代表的华裔女性发出了与华人阿五既相同又不同的声音。相同在于：两者都在发出东方声音，不同在于：华人阿五仰视西方意识形态，而汤亭亭则平视西方意识形态。《喜福会》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作了进一步推进。它以母女间的对话展现了东方与西方两种本不相同的意识形态不断接受彼此的转变过程。小说中的女儿们都嫁给了白人或者具有白人价值观的东方人。她们各自的婚姻相继出现问题，而她们的问题最终在持有东方价值观的母亲的帮助下得以解决。这实际上象征了东西意识形态在开放的对话中的融合。小说结尾处，“我和我的姐姐们拥抱在一起”、“虽然我们沉默不语，却知道我们跟妈妈一样”。“我”长在西方，而姐姐们长在中国，她们的拥抱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拥抱。妈妈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结合体，“跟妈妈一样”象征着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
从《华人阿五》到《女勇士》再到《喜福会》，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对话从东方对西方的仰视，到东方意识形态以平等姿态看待西方意识形态，再到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对话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对话双方所处的语境。
这两部小说除汇集了东方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两种声音外，反对中国男权封建专制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声音。中国男权封建专制在各种声音的对话中受到了绝对的批判。在男权封建专制下，女性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男性是唯一可以发出声音的一方，这种男性独语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压制和隔绝。《女勇士》中的无名女人、《喜福会》中的莹莹年轻时在中国的遭遇就是在封建专制独语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无名女人是叙述者的姨，结婚后在丈夫离家的情况下怀孕，而这违反了中国社会的禁忌，因此全村人敌视、报复她，最终她和孩子都死了。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的中国社会中，男性的声音是绝对的权威，而女性则没有权利发出任何声音，即使发出了一丝声音，也会被无情地打压下去。无名女认同她的孩子被打死就是其真实的写照。《喜福会》中的莹莹嫁了一个蔑视、压制女性的封建男性。他当着莹莹的面跟歌女调情，还把她带回家。作者将这些故事由女性主人公展现在读者面前，是让曾经不能发出声音的女性通过对话痛斥可恶的男权专制，还自己以平等，展现对封建社会意识的不敬。这种狂欢化颠覆了曾经不破的传统，将封建意识形态狠狠地打了回去。
四
综上所述，以巴赫金对话理论分析，上述三部小说主要由东方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封建男权专制三种意识形态构成。这三种意识形态在小说为它们提供的场所中对话、狂欢，展现各自的价值观，打破了不同社会背景中的官方独语，构建了平等、开放的价值观。在各种相抗衡声音的对话中，小说获得了最终的意义。
注：本文系东北林业大学201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专项课题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艾布拉姆斯：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2] The Norton Anthology-American Literature,W.W.Norton&Company,Inc.,New York,1999.
作者简介：尹燕，女，1973—，山东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对话 华裔女性声音 东西方意识形态 封建男权专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华裔女性作家作品是美国华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作家在华裔文学史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其中，水仙花被誉为“当代欧亚裔作家的精神前辈”和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鼻祖。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人阿五》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在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之前，它是流传最广的第二代华裔作品。汤亭亭和谭恩美无疑是华裔女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获得了国家图书批评界奖，并被美国的学校选为教材，用于美国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妇女研究等学科的学习与研究。谭恩美创作的小说《喜福会》好评如潮，连续八个月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于1993年由著名导演Wayne Wang和制片人Oliver Stone搬上银幕。
在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女性作家作品同男性作家相比取得了更加令人瞩目的成绩，原因何在？除去语言本身的魅力、异国情调等因素，在美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下曾经保持沉默的华裔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应该是女性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即应用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上述因素进行分析，以展现美国社会华裔女性的声音。
二
巴赫金认为，文学作品是多个声音对话、交流的场所，每种声音代表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文学作品是多种声音的结合体。每一种声音专属某一阶级群体和话语团体。话语，无论是真实生活中的话语还是文学作品中的话语，它的意义都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体，包括话语产生的具体社会语境、说话者同听话者的关系、语言同其所回应的话语之间的关系等。
巴赫金认为，小说不可能完全独语，而是具有狂欢性。小说将来自不同阶层的话语汇聚起来，颠覆权威、蔑视社会规范、展现不敬。小说的狂欢化尤其可在颠覆传统的声音中找到。小说由各种相抗衡的声音组成，在各种声音的交流及与作者声音的交流中，小说获得了最终的意义。巴赫金把话语当作叙事作品构成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小说文本是各种声音、各种社会观点、社会价值观的混合体。这些声音、观点、价值观彼此互不调和，构成了作品的开放性。叙事作品，或整个文学领域，甚至整个文化是各种声音的聚合体，不可能有一种决定性的声音形成独语世界。开放性的对话形式使主人公得以同自身对话，同其他主人公对话，发现彼此的关联与区别。
巴赫金反对独语，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艺术和语言的本质也是对话，复调是对话的最高形式。复调更像是大众喧哗的对话，它超越对话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多元性和彻底性。复调和狂欢理论张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昵和平等，而官方真理是独语式的，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压制和隔绝，只能导致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只有对话才能带来思想活力和生机。人们评价巴赫金的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爱的学说，它产生于没有爱的时代，是渴望爱的学说。在小说的大型对话中存在着八大类型的对话关系：读者－文本（主人公）；作者－文本（主人公）；作者－读者；作者－作者；读者－读者；读者－世界；作者和世界；以及文本（主人公）－文本（主人公）。
三
黄玉雪的《华人阿五》、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人们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族裔政治身份、代际冲突等多种角度对其进行过评论。这三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均为女性，分别代表了在中国出生、长大，后移居美国的第一代华裔女性及在美国出生、成长、生存的第二代华裔女性。第一代华裔女性既具有根深蒂固的东方意识形态，同时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又具有了反对封建男权专制的思想。第二代华裔女性则与之相反，在价值观上主要体现了西方的民主与平等思想，但华人家庭的成长经历也使其具有了东方的顺从思想。这些女性人物如何构造出小说的意义？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进行分析，可以说上述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无论是第一代华裔女性，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在西方社会语境下，都打破了沉默，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中国封建男权专制制度、西方白人的意识形态等独语式的官方真理进行着对话，从而争取平等与爱、反对等级与压迫。同时，她们还在多大程度上将东方与西方意识形态融于一身这一问题进行了对话与商榷。
《华人阿五》是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该书形象再现了黄玉雪24岁以前的生活、梦想和成功的喜悦。小说讲述了黄玉雪本人如何选择事业，如何同父母建立起行得通的关系，如何培养出既适合父辈又适合她生活于其中的新环境的生活哲学。这是一个关于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孩奋斗与成就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模范族裔的形象。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与其说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模范族裔的形象，不如说这部小说更多地蕴含着东方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交锋与对话。首先，小说里所表现的东方意识形态与白人读者持有的西方意识形态构成对话。传记中的黄玉雪儿时受限于家庭，必须尊敬、服从长辈，同时还要承担养育弟弟、妹妹的责任。学龄期时，黄玉雪一方面接受着长辈的严厉教育，一方面要面对美国“散漫”的课堂。这些描写既展现了东方的意识形态，又展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各自在小说中不断地发出各自的声音，在小说提供的场所中狂欢。然而，这里的东方声音事实上是以弱势姿态在同强势的西方声音对话，在祈求西方声音对自己的接受，并非真正平等的对话。
在作者与文本的对话中，黄玉雪试图建立起东方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联系。她希望二者通过对话彼此沟通，而非一方以独语的形式压制另一方。传记中描写的对长辈必须服从、长辈们对其严厉的教育、父母对其欲融入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漠，实际上展现了第一代华裔对其子女的专制。他们将自己固化在东方意识形态之中，将西方意识形态拒于千里之外，思想停滞、僵化，拒绝对话。小说中黄玉雪父母对其意识形态转变的冷漠，实际上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漠。而传记中黄玉雪与其长辈的对话则展现了黄玉雪欲促成东西方意识形态相互对话、相互接受、彼此爱护的愿望。传记中黄玉雪的成功意味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话的成功，虽然此时的东方声音在面对西方声音时仍处于较低的姿态，但对话带来了思想的活力与生机。此外，黄玉雪采用第三人称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实际上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与自己进行对话。是否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多大程度上融合东西方意识形态于一体等等都是曾令她困惑、令她内心挣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够不断地找寻到答案。
《华人阿五》主要展现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是在华人阿五所处的社会语境下，东方声音虽然打破了沉默，但却是在仰视西方。汤亭亭的《女勇士》与谭恩美的《喜福会》在意识形态的对话上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汤亭亭的《女勇士》是一部创新性的自传，集民间故事、神话、女性主义和自传于一体。它试图描绘一个在双重文化的世界中成长的女性外部和内心经历，以及在两者之间被撕裂的感觉。“女勇士”是指叙述者在中国的祖先的幽灵，一个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勇敢女英雄，叙述者对她有着很强的认同感，以至于某个阶段叙述者实际上变成了她。谭恩美的《喜福会》讲述了四对母女的故事。每位母亲因过去在中国的经历形成了各自对世界的认识并期待女儿能够认同。每个女儿在试图理解母亲的同时，也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赢得母亲的接受。
两部小说同《华人阿五》一样，展现的是东方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区别在于：《华人阿五》中的黄玉雪以较低的姿态对待西方意识形态，视西方意识形态高于东方意识形态，她发出东方的声音是为了让西方听到自己、看到自己，所以她努力地融入西方，表现出自身优秀的品质，接受西方视自己为“模范华裔”的评判。这个阶段是东方的声音处于弱势并渴望西方肯定的阶段。到了《女勇士》这一阶段，汤亭亭笔下的主人公则将东方声音与西方声音视为对等的两种不同的声音，不再仰望西方意识形态。东方声音就像男扮女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一样，成为与西方意识形态一样强势的声音。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作者视花木兰为华裔女性的代表，正如小说中所写：“华裔女孩在听父母讲故事时，知道了如果长大后只做别人的妻子或者佣人，那么就是失败的。”花木兰般的华裔女性不甘于被西方意识形态所控制，而是要与之平等前行，汤亭亭代表的华裔女性发出了与华人阿五既相同又不同的声音。相同在于：两者都在发出东方声音，不同在于：华人阿五仰视西方意识形态，而汤亭亭则平视西方意识形态。《喜福会》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作了进一步推进。它以母女间的对话展现了东方与西方两种本不相同的意识形态不断接受彼此的转变过程。小说中的女儿们都嫁给了白人或者具有白人价值观的东方人。她们各自的婚姻相继出现问题，而她们的问题最终在持有东方价值观的母亲的帮助下得以解决。这实际上象征了东西意识形态在开放的对话中的融合。小说结尾处，“我和我的姐姐们拥抱在一起”、“虽然我们沉默不语，却知道我们跟妈妈一样”。“我”长在西方，而姐姐们长在中国，她们的拥抱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拥抱。妈妈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结合体，“跟妈妈一样”象征着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
从《华人阿五》到《女勇士》再到《喜福会》，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对话从东方对西方的仰视，到东方意识形态以平等姿态看待西方意识形态，再到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对话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对话双方所处的语境。
这两部小说除汇集了东方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两种声音外，反对中国男权封建专制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声音。中国男权封建专制在各种声音的对话中受到了绝对的批判。在男权封建专制下，女性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男性是唯一可以发出声音的一方，这种男性独语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压制和隔绝。《女勇士》中的无名女人、《喜福会》中的莹莹年轻时在中国的遭遇就是在封建专制独语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无名女人是叙述者的姨，结婚后在丈夫离家的情况下怀孕，而这违反了中国社会的禁忌，因此全村人敌视、报复她，最终她和孩子都死了。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的中国社会中，男性的声音是绝对的权威，而女性则没有权利发出任何声音，即使发出了一丝声音，也会被无情地打压下去。无名女认同她的孩子被打死就是其真实的写照。《喜福会》中的莹莹嫁了一个蔑视、压制女性的封建男性。他当着莹莹的面跟歌女调情，还把她带回家。作者将这些故事由女性主人公展现在读者面前，是让曾经不能发出声音的女性通过对话痛斥可恶的男权专制，还自己以平等，展现对封建社会意识的不敬。这种狂欢化颠覆了曾经不破的传统，将封建意识形态狠狠地打了回去。
四
综上所述，以巴赫金对话理论分析，上述三部小说主要由东方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封建男权专制三种意识形态构成。这三种意识形态在小说为它们提供的场所中对话、狂欢，展现各自的价值观，打破了不同社会背景中的官方独语，构建了平等、开放的价值观。在各种相抗衡声音的对话中，小说获得了最终的意义。
注：本文系东北林业大学201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专项课题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艾布拉姆斯：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2] The Norton Anthology-American Literature,W.W.Norton&Company,Inc.,New York,1999.
作者简介：尹燕，女，1973—，山东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