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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围绕着巨流河而形成的时间之书，如千川注入江河，洄澜激荡。
2009年7月7日，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她八十一岁开始写此书，在山间养生村里用古老的书写方式，一笔一划，足足花了四年时间，完成史诗场景的自传，将家族史和个人奋斗史悲喜交集地放置在百年的舞台上，读完的人，无不心潮激涌，感叹不已。昔日学生简媜以“一出手，山河震动”形容此书重量；哈佛学者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描述此书令人低回咀嚼，一唱三叹的感受。
《巨流河》出版后，无以数计自发性的书评、读后感出现在报章、网络；媒体纷至沓来；读者致敬、请安、提问的函电不断。事情还不止如此，出书不久，简体字版、日文版的版权引进都来谈了，“排山倒海而来的事务；每一件都独特且重要，重要到必须抽几根疏松的八十六龄骨头才能击退。”齐先生每日跟酸痛、气喘、寒热、无力等身体不适搏斗，还必须“从泥泞般的疲惫里爬起来，稍作喘息，继续与下一个笑呵呵胖嘟嘟的敌兵做殊死战。”
2010年底，《巨流河》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取得授权，虽在少许删节的立场上有些折冲与磨合，但终能顺利出版，并立刻引起大陆读者既广且深的触思。北京资深记者卢跃刚形容，这是本“拿在手里不敢轻易打开，打开了不能轻易合上，合上了心里却时时牵挂，隐隐不能释怀的书。”
这时的回响更如绵延巨浪，一波接一波，在两岸三地获得十多个评选票选奖项，引起大陆媒体的关注、追逐。齐先生也觉得诧异，竟然有那么多的大陆读者被陌生的台湾作家感动，她收到更多“贴了邮票的信函，书中人物和记者的电话，然后是越洋的访问，当选十大好书的红色通知，得奖的通知……有一段时期，我常常似由梦游中醒来，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
大陆的媒体原本对齐先生毫不熟悉，不方便立即越洋访问，齐先生希望他们先提问题。有一位认真的记者发采访提纲至台北，时隔两个多月，她收到回复，手写，十页纸，密密麻麻。除了笔答外，齐先生另附有一信：“你一定吓了一跳，收到这样的手写访问稿。我收到三联出版社转来你的三十四个问题时也吓了一跳，数了两次确是三十四题呢。它们在我心中竟然盘旋不去……我在一切年节喧嚣之间一点点回答，思考回答，终于答了三十二题，可以缴卷了。我一生教书总是考别人，如今自己回答试题，很似报应……谢谢你对《巨流河》一书的关切，更谢谢你花了时间问了我那些很中肯、令我愿回答的好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喜爱文化，能如此好好地做文化记者工作，是我那一代女子年轻时所想不到的。”
自此，一问一答的往返文字日日累积，问题也越来越深入贴切。看见对岸对一段陌生历史的关切，及于她忘不了的人和事，齐先生开始慎重考虑，是否要给热忱写信的人、提出许多类似问题的人，用一种方式做个整体回答。但是，仍有诸多考虑，让她踌躇犹疑。
2011年，《巨流河》日文版毫无删减，全书照译出版了。齐先生很感动于以抗日战争为主轴的这本书，得以全貌在日本出版。而更多较有深度的采访者提出的问题，或是代表了读者心中疑惑的更直接的问题，让她再次的思索面对。
记者问：为什么能把过去所有的波涛汹涌化为了波澜不惊？
她说：“Sing the anger of a man”（歌唱愤怒──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第一句话。）失去了，能怎么办？在养生村的小书房里，经常一面看史料，一面哭得不能自已。可是哭八天八夜也没用，我反正就没有家。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
记者问：你在八十高龄离开家人，自己住进养生村闭关写作《巨流河》，出书后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她说：上报父母，下报儿子，回答朋友——我这些年做了什么？给自己争了好大一口气，同时给老人做个好榜样，老年生活要做点事，要优雅地活着。当你们老的时候要想到我──要振作、乐观、感恩。
记者问：目前你在大陆有很多读者，因此书影响，继续追寻张大飞的故事，这种“热”是你期望看到的结果吗？
她说：你这个问题也许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对感情的态度吧？你我之间这六七十年的代沟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难跨越这现实层面的种种距离。我曾试过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满意，也无法令你们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纪四十年代由四川到云南一样，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尝试之后，我终于明白，《巨流河》中写张大飞的故事，是我纪念他唯一的方式。一个十二岁、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满心创伤的十八岁无家男孩，他在寒风中曾由山上牵她下山脱困，在十九岁投身战斗前，赠她满载信、望、爱的《圣经》，祝福她“可爱的前途光明！”──在那个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谁会梦想“可爱的前途”？我漫长的一生时时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灵魂欣慰。
八年抗战全部的历程中，我们不停歇地写信，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只留住一封，也必能胜过我今日的千言万语。
我在书中用的名字并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十四岁，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酷刑烧死，他离家逃亡时，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十九岁时考上空军，改名张大飞。他的一生木讷寡言，他笃信基督教，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读者何不多追寻他为国献身的诚心和他那个时代爱国的真挚？何不多去研究当年“飞虎队”以少击多的精湛战术，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二十六岁的生命如流萤，却有难忘的价值，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寂寞身后事”又何必追寻？我们祝他安息吧！也请《巨流河》的知音留给我文学上的宁静。少年时代的钟情，隔了半世纪，应已潭深无波（Still water runs deep）。
一个不寐的夜晚，一个单词， Anachronism，来到她的眼前，意思是时间的错置。齐先生回想她的人生，在时代与时代、居所与居所残酷的断裂之际，所有的失落与寻觅，似乎在这所有的问与答、关怀与书写、了解与情谊中可以瞥见。
齐先生终于决定用一本合集的方式，把最具代表性的了解与交流收进纪念之册，她最后想谈的“生死”，也早先邀约简媜对谈执笔完成──她担心面临人生大限，想说的话没说完（现在，她放下担心了）。
为了让从千篇文字精选而出的近百篇，能涵容在一本书中，只得精简浓缩，征得原作者同意删去许多重复的资料，过奖的赞美，齐先生想对所有写过片纸只字的人说：“无论收没收得进来，篇篇都是厚重情意，直扣我心，读了又读，不忍释手。我充满感谢与你们在书里书外有缘相逢！”
2009年7月7日，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她八十一岁开始写此书，在山间养生村里用古老的书写方式，一笔一划，足足花了四年时间，完成史诗场景的自传，将家族史和个人奋斗史悲喜交集地放置在百年的舞台上，读完的人，无不心潮激涌，感叹不已。昔日学生简媜以“一出手，山河震动”形容此书重量；哈佛学者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描述此书令人低回咀嚼，一唱三叹的感受。
《巨流河》出版后，无以数计自发性的书评、读后感出现在报章、网络；媒体纷至沓来；读者致敬、请安、提问的函电不断。事情还不止如此，出书不久，简体字版、日文版的版权引进都来谈了，“排山倒海而来的事务；每一件都独特且重要，重要到必须抽几根疏松的八十六龄骨头才能击退。”齐先生每日跟酸痛、气喘、寒热、无力等身体不适搏斗，还必须“从泥泞般的疲惫里爬起来，稍作喘息，继续与下一个笑呵呵胖嘟嘟的敌兵做殊死战。”
2010年底，《巨流河》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取得授权，虽在少许删节的立场上有些折冲与磨合，但终能顺利出版，并立刻引起大陆读者既广且深的触思。北京资深记者卢跃刚形容，这是本“拿在手里不敢轻易打开，打开了不能轻易合上，合上了心里却时时牵挂，隐隐不能释怀的书。”
这时的回响更如绵延巨浪，一波接一波，在两岸三地获得十多个评选票选奖项，引起大陆媒体的关注、追逐。齐先生也觉得诧异，竟然有那么多的大陆读者被陌生的台湾作家感动，她收到更多“贴了邮票的信函，书中人物和记者的电话，然后是越洋的访问，当选十大好书的红色通知，得奖的通知……有一段时期，我常常似由梦游中醒来，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
大陆的媒体原本对齐先生毫不熟悉，不方便立即越洋访问，齐先生希望他们先提问题。有一位认真的记者发采访提纲至台北，时隔两个多月，她收到回复，手写，十页纸，密密麻麻。除了笔答外，齐先生另附有一信：“你一定吓了一跳，收到这样的手写访问稿。我收到三联出版社转来你的三十四个问题时也吓了一跳，数了两次确是三十四题呢。它们在我心中竟然盘旋不去……我在一切年节喧嚣之间一点点回答，思考回答，终于答了三十二题，可以缴卷了。我一生教书总是考别人，如今自己回答试题，很似报应……谢谢你对《巨流河》一书的关切，更谢谢你花了时间问了我那些很中肯、令我愿回答的好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喜爱文化，能如此好好地做文化记者工作，是我那一代女子年轻时所想不到的。”
自此，一问一答的往返文字日日累积，问题也越来越深入贴切。看见对岸对一段陌生历史的关切，及于她忘不了的人和事，齐先生开始慎重考虑，是否要给热忱写信的人、提出许多类似问题的人，用一种方式做个整体回答。但是，仍有诸多考虑，让她踌躇犹疑。
2011年，《巨流河》日文版毫无删减，全书照译出版了。齐先生很感动于以抗日战争为主轴的这本书，得以全貌在日本出版。而更多较有深度的采访者提出的问题，或是代表了读者心中疑惑的更直接的问题，让她再次的思索面对。
记者问：为什么能把过去所有的波涛汹涌化为了波澜不惊？
她说：“Sing the anger of a man”（歌唱愤怒──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第一句话。）失去了，能怎么办？在养生村的小书房里，经常一面看史料，一面哭得不能自已。可是哭八天八夜也没用，我反正就没有家。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
记者问：你在八十高龄离开家人，自己住进养生村闭关写作《巨流河》，出书后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她说：上报父母，下报儿子，回答朋友——我这些年做了什么？给自己争了好大一口气，同时给老人做个好榜样，老年生活要做点事，要优雅地活着。当你们老的时候要想到我──要振作、乐观、感恩。
记者问：目前你在大陆有很多读者，因此书影响，继续追寻张大飞的故事，这种“热”是你期望看到的结果吗？
她说：你这个问题也许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对感情的态度吧？你我之间这六七十年的代沟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难跨越这现实层面的种种距离。我曾试过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满意，也无法令你们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纪四十年代由四川到云南一样，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尝试之后，我终于明白，《巨流河》中写张大飞的故事，是我纪念他唯一的方式。一个十二岁、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满心创伤的十八岁无家男孩，他在寒风中曾由山上牵她下山脱困，在十九岁投身战斗前，赠她满载信、望、爱的《圣经》，祝福她“可爱的前途光明！”──在那个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谁会梦想“可爱的前途”？我漫长的一生时时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灵魂欣慰。
八年抗战全部的历程中，我们不停歇地写信，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只留住一封，也必能胜过我今日的千言万语。
我在书中用的名字并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十四岁，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酷刑烧死，他离家逃亡时，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十九岁时考上空军，改名张大飞。他的一生木讷寡言，他笃信基督教，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读者何不多追寻他为国献身的诚心和他那个时代爱国的真挚？何不多去研究当年“飞虎队”以少击多的精湛战术，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二十六岁的生命如流萤，却有难忘的价值，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寂寞身后事”又何必追寻？我们祝他安息吧！也请《巨流河》的知音留给我文学上的宁静。少年时代的钟情，隔了半世纪，应已潭深无波（Still water runs deep）。
一个不寐的夜晚，一个单词， Anachronism，来到她的眼前，意思是时间的错置。齐先生回想她的人生，在时代与时代、居所与居所残酷的断裂之际，所有的失落与寻觅，似乎在这所有的问与答、关怀与书写、了解与情谊中可以瞥见。
齐先生终于决定用一本合集的方式，把最具代表性的了解与交流收进纪念之册，她最后想谈的“生死”，也早先邀约简媜对谈执笔完成──她担心面临人生大限，想说的话没说完（现在，她放下担心了）。
为了让从千篇文字精选而出的近百篇，能涵容在一本书中，只得精简浓缩，征得原作者同意删去许多重复的资料，过奖的赞美，齐先生想对所有写过片纸只字的人说：“无论收没收得进来，篇篇都是厚重情意，直扣我心，读了又读，不忍释手。我充满感谢与你们在书里书外有缘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