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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庐山避暑地开发吸引了大批西方侨民来山避暑，在牯岭一带形成一个具有浓郁西方风情的新型社会。庐山社会的出现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空间殖民主义”的结果，地区社会因此由一元结构转化为二元结构。避暑地的繁荣还吸引了大量本国人来到庐山，他们在外国租借地外围聚集，使地区社会呈现层次分明的圈层结构。民国时期，庐山居民与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在此基础上，庐山社会主导权逐渐位移，本国居民成为庐山社会的主体。中西文化互动促进了庐山社会的有机融合与和谐发展。20世纪30年代，庐山社会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以本国居民为主体，中西杂糅的多元混合型社会。
关键词：避暑地；庐山社会；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129-04
庐山是晚清西方人在中国开发的著名避暑胜地之一，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至抗战爆发前，庐山在中西文化共同影响下持续经历了40余年的系统开发建设，山上牯岭一带形成一座人口众多的“云中山城”，在国内外旅游名山中可谓独树一帜。目前，近代庐山开发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近代建筑、历史文化以及重大政治活动等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①。但学者们对避暑地开发中形成的庐山社会尚缺乏应有的关注，而这却是庐山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代庐山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初步探究。
1．牯岭避暑地开发
庐山是中国传统文化名山，历史上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山麓一带，山上地域人迹罕至，本无社会可言。近代庐山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避暑地兴起的结果。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E.S.Little）倚仗母国侵华势力强租庐山牯牛岭长冲（东谷）一带1 029亩土地进行避暑地开发，并将牯牛岭改名“‘牯岭’，英译Kuling，取cooling清凉之意，同时又不失汉文音意”［1］ (P23)。由于中国长江流域夏季炎热，许多西方侨民受到暑气与热病的困扰，因此牯岭避暑地一经开辟便迅速繁荣起来。1896年后，进出九江的西方人明显增多，“大概均至本处牯牛岭避暑而来”［2］(P148)。随后，李德立等人成立牯岭公司统一负责避暑地开发经营。在旺盛的避暑市场需求推动下，牯岭公司通过英国驻九江领事向地方政府寻求扩租土地。1904年，中英签订的《庐山草地坡等处议定租地条款》规定：“毗连原租长冲地方之草地坡、下冲、猴子岭、大林寺等四处，现由牯岭公司推广永远承租”［3］(P273)。牯岭避暑地开发面积由此扩展至近2 000亩。此后，庐山猴子岭东坡、医生洼和医生凸等地也相继纳入避暑地开发范围。充足的土地资源与牯岭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使牯岭避暑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人口与别墅数量不断攀升（见图1）。
牯岭公司对避暑地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在指导规范购地业主兴建避暑别墅的同时，街道、学校、医院、教堂、邮局、运动场、游泳池等各类配套设施建设均有序进行。1898年，庐山牯岭一带已颇为繁盛，“前之野穴荒山，而今尽为楼台亭阁所点缀”［1］(P55)。至民国初年，“牯岭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避暑疗养地，来此避暑疗养的人持续增多”［4］(P1)。大批西方侨民来山避暑，使庐山牯岭一带出现一个具有浓郁西方风情的新型社会。
2．区域社会的二元比较
西方人进入庐山前，地区传统社会“民俗简净，罕事浮糜，……经营惟在本土，不习散四方” ［5］(P115)，人们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机联结并自然传承。西方人来到庐山显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曾引起地方社会的强烈排斥与拒绝。“九江人愤，乃于西人上山避暑者拦路殴击之，并烧毁临时建筑木屋”［6］(P797～798)。但在西方强权政治的庇护下，众多西方人集聚庐山，并形成一个小型社会楔入地区传统社会之中。因此，近代庐山社会不是地方传统社会的派生与延伸，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空间殖民主义”②的结果。这个外来植入型社会在地区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暂时形成一种“社会孤岛”现象。它的出现使地区社会由一元结构转化为二元结构。
庐山社会与地区传统社会在社会生成机制、管理模式和人员构成等各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地区传统社会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有机团结的社会” ［7］(P9)，宗族礼法制度与传统习俗在维系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绅是维护社会稳定、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实行的是官绅合治的社会管理模式。而庐山社会形成初期主要由西方多国侨民组成。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南京、武汉、镇江、九江等外侨汇聚的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另有一部分来自华南、华北以及东北、西南等地区③。他们出于避暑度假的共同需要来庐山季节性居住或常年定居。因此，庐山社会居民身份复杂、结构松散，是机械组合而成的新型社会。与地区传统社会不同，庐山社会缺乏天然有效的社会内部制衡机制，西方法理和居民民主评议是维系其正常运转的重要杠杆。1899年，西方人成立的牯岭市政议会负责管理庐山各项社会事务，“由业主选举的十二名董事组成，每四年换届一次” ［4］(P1)。居民自治从此成为庐山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
3．居民与社会结构变化
近代庐山避暑地开发具有很好的连贯性与系统性，使其形成强大的人口集聚功能。晚清庐山西方人口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九江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896年后进出九江口的外国人明显增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来庐山避暑的。1907年，庐山“西人计有一千九名之多”［9］(P279)，1909年则达到“一千四百名之多，盖为历来仅见之事”［10］(P307)。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民国初年庐山牯岭一带已由“荆棘少人行” ［8］(P275)的荒野山乡发展成为一座功能完备、人口密集的“云中山城”，一个因避暑地开发而生成的新型社会日渐壮大。民国时期庐山社会居民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居民总量快速增长，本国居民绝对数量与相对比重不断攀升，外籍居民绝对数量与相对比重则渐趋下降，中外居民数量差距不断扩大（见图2）。
本国人的不断加入是庐山社会居民结构产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别具西方风情的避暑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上流阶层人士来到庐山。“从张家口到广州，从四川到上海都有中国人来牯岭疗养”［4］(P1)。同时，旅游、商业、建筑等行业的高度繁荣，使大量以谋生为目的的本国人来到庐山，他们在庐山社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据方绍龙统计，1937年庐山旅游、建筑、商业等行业从业者约有7 000人之多，约占庐山社会总人口的38.3%［11］(P7)。此外，庐山社会是在西方强权政治庇护下生成的，其发展同样也受到政治局势变化的强烈影响。1926年底，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西方人在庐山的特权开始受到限制。“外籍居民相继鬻产他适，山中境况渐见萧条”［6］(P888)。因此，这时庐山西方人口规模明显下降。20世纪30年代，庐山受到蒋介石等军政高官的青睐，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此后，中国军政力量主导了庐山的后续开发。西方人在庐山的生活逐渐被迫纳入中国化轨道，导致其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1935年庐山管理局推行新生活运动，“游客多感不便，尤以外籍人士为甚，于是颇多下山，转赴湖北鸡公山、浙江莫干山者”［12］(P291)。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庐山西方人口相对比重呈快速下降趋势，其绝对数量下降却较为平缓，人口规模基本保持在1 000人以上。1935年新生活运动中被迫离开庐山去鸡公山等地的西方人，“因天时及起居饮食等，均不如牯岭之适，为时不久，仍陆续回山者不少”［12］(P291)。这说明庐山是当时西方侨民在华的理想聚居地，规模相对稳定的西方居民仍然是庐山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显示，民国初年庐山本国居民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外籍居民，此后差距呈日渐扩大趋势。中外居民数量变化使庐山社会结构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西方人最初力图在租借地内营建一处纯良的西式生活环境。他们不仅限制中国人购买租借地内的房产，而且租借地内的医院、运动场、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均严格限制中国人使用。例如，牯岭美国学校拒绝接纳中国学童，“其就学儿童，大抵湘、豫、鄂、黔、赣各省内地之外籍教会人子女” ［6］(P895)。本国人来庐山，或在外国租借地内租屋避暑，或在租借地外围租地建屋避暑。这种社会区隔使庐山地区社会形成以租借地内外籍居民社区为内核，向外依次为庐山本国居民社区、山下地区传统社会的多圈层社会结构。但随着本国居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及社区间经济、文化往来的不断加深，这种界限分明的圈层社会结构正在逐步消解。1926年后，受战争和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影响，本国人进入租借地内购置房产现象日渐增多。据统计，至1933年庐山外国租借地内本国人购置的房产已达到108处［6］(P913～916)。中外居民杂居格局的形成使庐山租借地与非租借地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表明，20世纪30年代庐山中外居民居住与生活状态正趋于同化，社会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
4．社会主导权位移与社会转型
西方人在早期庐山社会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初租界地内本国人无地主权，故不能参与市政议会” ［6］(P803)。1899年4月，李德立在镇江宣教士会议的演讲中公开鼓吹：“尤望我众殖民，各尽其能，以谋牯岭幸福，而使此地成一模范村”［1］(P53)。所以，早期庐山社会完全是西方人统治的“国中之国”，有着浓厚的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但随着本国居民的增多与租借地界限的模糊化，本国居民开始有机会加入庐山最高权力机关——牯岭市政议会，参与社会管理。不过，西方人在市政议会中仍占绝对多数。李德立等人为保障西方人在庐山的主导地位与特权不受影响，规定中国居民在市政会议中的席位不得超过1/3。然而，国人参与到庐山社会事务的具体讨论与决策中却预示了庐山社会主导权位移与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
1926年的北伐战争使长江流域英国侵略势力受到重创，九江、汉口英租界相继被国民政府收回。以英国为主要政治靠山的李德立等西方人也失去其在庐山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一变化可以从庐山居民自治机构人员构成情况中得到证实（见表2）。1927年3月，国民政府收回庐山租借地警察行政权。“而关于房产、地皮、贸易等之税收，及桥梁、道路、交通、卫生等之财务、内务行政仍完全操诸外人之手”［6］(P882)。但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庐山回到中国治下成为必然，英国政府主动提出将牯岭英租借地交还中国。1929年，李德立黯然离开庐山远赴新西兰。此后成立的庐山董事会完全由本国人组成，这表明本国居民已经真正成为庐山社会的主体。
庐山重新回到中国治下并未使西方居民在庐山社会中被边缘化。庐山董事会制定庐山各项管理措施时，慎重考虑到“将来牯岭、芦林外籍居民之愿否参加” ［6］(P887)。1935年国民政府正式收回牯岭租借地后设立庐山管理局“综理庐山行政事务”,“为旧牯岭产业区内中外居民之公共利益起见，设立七人之咨询委员会，中国四人，外籍三人” ［11］(P182)。这种政府统管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复合式社会管理模式是主张中外居民共同权利的表现，也是庐山社会有机融合的重要标志。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庐山外籍居民规模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并在此后数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情况说明，庐山中外社区区隔基本消解，社会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庐山社会已经转型为以本国居民为主体的多元混合型社会。
5．文化互动与社会融合
新社会的出现必然导致多元文化的互动，而文化互动则将促进社会的有机融合。近代避暑地开发使庐山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西方文化在庐山留下了深刻烙印，甚至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也颇受其影响。1920年，西方人拍摄的庐山道教圣地仙人洞照片上显示，神龛上已经采用了欧式铁皮瓦［4］(P32)。无独有偶，1925年修复的庐山大林寺也是“禅房三楹，已全然欧化”［13］(P6)。数年后，胡适游历庐山见此情景不由感叹道：“深山胜地的名刹已变成上海租界马路上的下院”，并进一步深刻地指出：“牯岭，代表西方侵入中国的大趋势”［14］(P19、26)。黄炎培在其游记中也谈到对庐山的印象是“入其境者，恍游欧美焉” ［15］(P104)。庐山“欧化”现象固然印证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但笔者认为这同样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包容与改造过程。主持大林寺修复的太虚法师曾在庐山佛教集会中宣称：“今则将进而融摄西方文化，联合天下，以开全地轴（球）之新文明”［16］(P53)。
中西文化在庐山碰撞、调适，最终走向和谐相融。“基督教在庐山泛滥使西方礼俗和教会仪式在山间广为流行。”而庐山本国居民大量增加使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是，中外居民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使庐山社会文化呈现中西杂采、新旧并存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庐山社会“一切礼俗，中外合糅以趋于合作，乃由极繁复中趋于简易”，“岁时节令，则如俗称外国清明、冬至、耶稣诞日，亦几与中国旧历端午、中秋、岁除、新历双十节等并重” ［6］(P908、909)。中外语言的交互影响也十分明显，本国居民“其因商业及教会关系稍与外人习者均能英语，外籍教士居牯岭久者亦能普通国语，间杂浔鄂方言”［6］(P912)。为促进交流与沟通，美国学校曾在庐山开办工友英语训练班。文化是联结社会成员的桥梁与纽带，中西文化互动促进了庐山社会的有机融合。20世纪30年代，庐山中外居民普遍参与打网球、游泳、滑雪、弹钢琴、看电影、跳舞等休闲娱乐活动。中外居民甚至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国际运动会。中外居民居住与生活状态日益趋同表明庐山社会已由最初的圈层结构社会发展成为多元一体化社会。
6．结语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同样也表现在社会领域。以租界、租借地和避暑地为依托，一个个小型西方社会在西方强权政治作用下楔入中国传统社会的躯体中，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晚清避暑地开发使庐山由山麓环状开发转入山巅中心式开发，并因之产生一个以西方侨民为主体的新型社会。民国时期大量本国居民来到庐山，中外居民间日益频繁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加速了对庐山社会的改造。北伐战争使长江流域英国侵略势力受到重创，庐山社会主导权因此发生位移，本国居民真正成为庐山社会的主体。政治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是刚性的、机械的，而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则是柔性的，有机的。中西文化互动促进了庐山社会有机融合，使其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以本国居民为主体，中西杂糅的多元混合型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较，依托避暑地开发形成的庐山社会缺乏超强的稳定性与顽强的再生功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外居民纷纷离山，庐山社会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但其历史演进过程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近代避暑地开发中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注 释：
① 主要代表作有：彭开福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庐山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庐山建筑学会：《庐山风景建筑艺术》，江西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张敏龙:《从“三大公建”看庐山近代建筑风格的演变》，《华中建筑》2003年第5期；罗时叙：《人类文化交响乐――庐山别墅大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徐顺民等：《庐山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夏蓉：《宋美龄与抗战初期庐山妇女谈话会》，《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陈朝晖、陈蕴茜：《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夏都庐山的建设》，《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②“空间殖民主义”概念参见吴家骅：《论“空间殖民主义”》，《建筑学报》，1995年第1期。
③来庐山避暑西方侨民的来向可以从避暑别墅业主身份得到判断，具体情况参见罗时叙《人类文化交响乐――庐山别墅大观》一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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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明良．光绪三十三年九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A］ \\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6册)［G］．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10］李明良．宣统元年九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A］ \\中国旧海关史料(第51册)［G］．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11］ 方绍龙．解放前庐山工人运动［J］．庐山志通讯，1996，（10）．
［12］(民国)吴宗慈．庐山续志稿［M］ ．九江：江西省庐山地方志办公室印，1992．
［13］(民国)朱偰．匡庐纪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4］(民国)胡适．庐山游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5］(民国)黄炎培．庐山［A］\\中国现代游记选［G］．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2．
［16］(民国)太虚．庐山学［M］．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
关键词：避暑地；庐山社会；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129-04
庐山是晚清西方人在中国开发的著名避暑胜地之一，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至抗战爆发前，庐山在中西文化共同影响下持续经历了40余年的系统开发建设，山上牯岭一带形成一座人口众多的“云中山城”，在国内外旅游名山中可谓独树一帜。目前，近代庐山开发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近代建筑、历史文化以及重大政治活动等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①。但学者们对避暑地开发中形成的庐山社会尚缺乏应有的关注，而这却是庐山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代庐山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初步探究。
1．牯岭避暑地开发
庐山是中国传统文化名山，历史上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山麓一带，山上地域人迹罕至，本无社会可言。近代庐山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避暑地兴起的结果。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E.S.Little）倚仗母国侵华势力强租庐山牯牛岭长冲（东谷）一带1 029亩土地进行避暑地开发，并将牯牛岭改名“‘牯岭’，英译Kuling，取cooling清凉之意，同时又不失汉文音意”［1］ (P23)。由于中国长江流域夏季炎热，许多西方侨民受到暑气与热病的困扰，因此牯岭避暑地一经开辟便迅速繁荣起来。1896年后，进出九江的西方人明显增多，“大概均至本处牯牛岭避暑而来”［2］(P148)。随后，李德立等人成立牯岭公司统一负责避暑地开发经营。在旺盛的避暑市场需求推动下，牯岭公司通过英国驻九江领事向地方政府寻求扩租土地。1904年，中英签订的《庐山草地坡等处议定租地条款》规定：“毗连原租长冲地方之草地坡、下冲、猴子岭、大林寺等四处，现由牯岭公司推广永远承租”［3］(P273)。牯岭避暑地开发面积由此扩展至近2 000亩。此后，庐山猴子岭东坡、医生洼和医生凸等地也相继纳入避暑地开发范围。充足的土地资源与牯岭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使牯岭避暑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人口与别墅数量不断攀升（见图1）。
牯岭公司对避暑地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在指导规范购地业主兴建避暑别墅的同时，街道、学校、医院、教堂、邮局、运动场、游泳池等各类配套设施建设均有序进行。1898年，庐山牯岭一带已颇为繁盛，“前之野穴荒山，而今尽为楼台亭阁所点缀”［1］(P55)。至民国初年，“牯岭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避暑疗养地，来此避暑疗养的人持续增多”［4］(P1)。大批西方侨民来山避暑，使庐山牯岭一带出现一个具有浓郁西方风情的新型社会。
2．区域社会的二元比较
西方人进入庐山前，地区传统社会“民俗简净，罕事浮糜，……经营惟在本土，不习散四方” ［5］(P115)，人们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机联结并自然传承。西方人来到庐山显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曾引起地方社会的强烈排斥与拒绝。“九江人愤，乃于西人上山避暑者拦路殴击之，并烧毁临时建筑木屋”［6］(P797～798)。但在西方强权政治的庇护下，众多西方人集聚庐山，并形成一个小型社会楔入地区传统社会之中。因此，近代庐山社会不是地方传统社会的派生与延伸，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空间殖民主义”②的结果。这个外来植入型社会在地区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暂时形成一种“社会孤岛”现象。它的出现使地区社会由一元结构转化为二元结构。
庐山社会与地区传统社会在社会生成机制、管理模式和人员构成等各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地区传统社会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有机团结的社会” ［7］(P9)，宗族礼法制度与传统习俗在维系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绅是维护社会稳定、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实行的是官绅合治的社会管理模式。而庐山社会形成初期主要由西方多国侨民组成。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南京、武汉、镇江、九江等外侨汇聚的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另有一部分来自华南、华北以及东北、西南等地区③。他们出于避暑度假的共同需要来庐山季节性居住或常年定居。因此，庐山社会居民身份复杂、结构松散，是机械组合而成的新型社会。与地区传统社会不同，庐山社会缺乏天然有效的社会内部制衡机制，西方法理和居民民主评议是维系其正常运转的重要杠杆。1899年，西方人成立的牯岭市政议会负责管理庐山各项社会事务，“由业主选举的十二名董事组成，每四年换届一次” ［4］(P1)。居民自治从此成为庐山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
3．居民与社会结构变化
近代庐山避暑地开发具有很好的连贯性与系统性，使其形成强大的人口集聚功能。晚清庐山西方人口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九江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896年后进出九江口的外国人明显增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来庐山避暑的。1907年，庐山“西人计有一千九名之多”［9］(P279)，1909年则达到“一千四百名之多，盖为历来仅见之事”［10］(P307)。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民国初年庐山牯岭一带已由“荆棘少人行” ［8］(P275)的荒野山乡发展成为一座功能完备、人口密集的“云中山城”，一个因避暑地开发而生成的新型社会日渐壮大。民国时期庐山社会居民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居民总量快速增长，本国居民绝对数量与相对比重不断攀升，外籍居民绝对数量与相对比重则渐趋下降，中外居民数量差距不断扩大（见图2）。
本国人的不断加入是庐山社会居民结构产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别具西方风情的避暑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上流阶层人士来到庐山。“从张家口到广州，从四川到上海都有中国人来牯岭疗养”［4］(P1)。同时，旅游、商业、建筑等行业的高度繁荣，使大量以谋生为目的的本国人来到庐山，他们在庐山社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据方绍龙统计，1937年庐山旅游、建筑、商业等行业从业者约有7 000人之多，约占庐山社会总人口的38.3%［11］(P7)。此外，庐山社会是在西方强权政治庇护下生成的，其发展同样也受到政治局势变化的强烈影响。1926年底，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西方人在庐山的特权开始受到限制。“外籍居民相继鬻产他适，山中境况渐见萧条”［6］(P888)。因此，这时庐山西方人口规模明显下降。20世纪30年代，庐山受到蒋介石等军政高官的青睐，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此后，中国军政力量主导了庐山的后续开发。西方人在庐山的生活逐渐被迫纳入中国化轨道，导致其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1935年庐山管理局推行新生活运动，“游客多感不便，尤以外籍人士为甚，于是颇多下山，转赴湖北鸡公山、浙江莫干山者”［12］(P291)。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庐山西方人口相对比重呈快速下降趋势，其绝对数量下降却较为平缓，人口规模基本保持在1 000人以上。1935年新生活运动中被迫离开庐山去鸡公山等地的西方人，“因天时及起居饮食等，均不如牯岭之适，为时不久，仍陆续回山者不少”［12］(P291)。这说明庐山是当时西方侨民在华的理想聚居地，规模相对稳定的西方居民仍然是庐山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显示，民国初年庐山本国居民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外籍居民，此后差距呈日渐扩大趋势。中外居民数量变化使庐山社会结构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西方人最初力图在租借地内营建一处纯良的西式生活环境。他们不仅限制中国人购买租借地内的房产，而且租借地内的医院、运动场、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均严格限制中国人使用。例如，牯岭美国学校拒绝接纳中国学童，“其就学儿童，大抵湘、豫、鄂、黔、赣各省内地之外籍教会人子女” ［6］(P895)。本国人来庐山，或在外国租借地内租屋避暑，或在租借地外围租地建屋避暑。这种社会区隔使庐山地区社会形成以租借地内外籍居民社区为内核，向外依次为庐山本国居民社区、山下地区传统社会的多圈层社会结构。但随着本国居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及社区间经济、文化往来的不断加深，这种界限分明的圈层社会结构正在逐步消解。1926年后，受战争和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影响，本国人进入租借地内购置房产现象日渐增多。据统计，至1933年庐山外国租借地内本国人购置的房产已达到108处［6］(P913～916)。中外居民杂居格局的形成使庐山租借地与非租借地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表明，20世纪30年代庐山中外居民居住与生活状态正趋于同化，社会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
4．社会主导权位移与社会转型
西方人在早期庐山社会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初租界地内本国人无地主权，故不能参与市政议会” ［6］(P803)。1899年4月，李德立在镇江宣教士会议的演讲中公开鼓吹：“尤望我众殖民，各尽其能，以谋牯岭幸福，而使此地成一模范村”［1］(P53)。所以，早期庐山社会完全是西方人统治的“国中之国”，有着浓厚的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但随着本国居民的增多与租借地界限的模糊化，本国居民开始有机会加入庐山最高权力机关——牯岭市政议会，参与社会管理。不过，西方人在市政议会中仍占绝对多数。李德立等人为保障西方人在庐山的主导地位与特权不受影响，规定中国居民在市政会议中的席位不得超过1/3。然而，国人参与到庐山社会事务的具体讨论与决策中却预示了庐山社会主导权位移与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
1926年的北伐战争使长江流域英国侵略势力受到重创，九江、汉口英租界相继被国民政府收回。以英国为主要政治靠山的李德立等西方人也失去其在庐山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一变化可以从庐山居民自治机构人员构成情况中得到证实（见表2）。1927年3月，国民政府收回庐山租借地警察行政权。“而关于房产、地皮、贸易等之税收，及桥梁、道路、交通、卫生等之财务、内务行政仍完全操诸外人之手”［6］(P882)。但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庐山回到中国治下成为必然，英国政府主动提出将牯岭英租借地交还中国。1929年，李德立黯然离开庐山远赴新西兰。此后成立的庐山董事会完全由本国人组成，这表明本国居民已经真正成为庐山社会的主体。
庐山重新回到中国治下并未使西方居民在庐山社会中被边缘化。庐山董事会制定庐山各项管理措施时，慎重考虑到“将来牯岭、芦林外籍居民之愿否参加” ［6］(P887)。1935年国民政府正式收回牯岭租借地后设立庐山管理局“综理庐山行政事务”,“为旧牯岭产业区内中外居民之公共利益起见，设立七人之咨询委员会，中国四人，外籍三人” ［11］(P182)。这种政府统管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复合式社会管理模式是主张中外居民共同权利的表现，也是庐山社会有机融合的重要标志。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庐山外籍居民规模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并在此后数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情况说明，庐山中外社区区隔基本消解，社会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庐山社会已经转型为以本国居民为主体的多元混合型社会。
5．文化互动与社会融合
新社会的出现必然导致多元文化的互动，而文化互动则将促进社会的有机融合。近代避暑地开发使庐山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西方文化在庐山留下了深刻烙印，甚至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也颇受其影响。1920年，西方人拍摄的庐山道教圣地仙人洞照片上显示，神龛上已经采用了欧式铁皮瓦［4］(P32)。无独有偶，1925年修复的庐山大林寺也是“禅房三楹，已全然欧化”［13］(P6)。数年后，胡适游历庐山见此情景不由感叹道：“深山胜地的名刹已变成上海租界马路上的下院”，并进一步深刻地指出：“牯岭，代表西方侵入中国的大趋势”［14］(P19、26)。黄炎培在其游记中也谈到对庐山的印象是“入其境者，恍游欧美焉” ［15］(P104)。庐山“欧化”现象固然印证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但笔者认为这同样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包容与改造过程。主持大林寺修复的太虚法师曾在庐山佛教集会中宣称：“今则将进而融摄西方文化，联合天下，以开全地轴（球）之新文明”［16］(P53)。
中西文化在庐山碰撞、调适，最终走向和谐相融。“基督教在庐山泛滥使西方礼俗和教会仪式在山间广为流行。”而庐山本国居民大量增加使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是，中外居民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使庐山社会文化呈现中西杂采、新旧并存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庐山社会“一切礼俗，中外合糅以趋于合作，乃由极繁复中趋于简易”，“岁时节令，则如俗称外国清明、冬至、耶稣诞日，亦几与中国旧历端午、中秋、岁除、新历双十节等并重” ［6］(P908、909)。中外语言的交互影响也十分明显，本国居民“其因商业及教会关系稍与外人习者均能英语，外籍教士居牯岭久者亦能普通国语，间杂浔鄂方言”［6］(P912)。为促进交流与沟通，美国学校曾在庐山开办工友英语训练班。文化是联结社会成员的桥梁与纽带，中西文化互动促进了庐山社会的有机融合。20世纪30年代，庐山中外居民普遍参与打网球、游泳、滑雪、弹钢琴、看电影、跳舞等休闲娱乐活动。中外居民甚至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国际运动会。中外居民居住与生活状态日益趋同表明庐山社会已由最初的圈层结构社会发展成为多元一体化社会。
6．结语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同样也表现在社会领域。以租界、租借地和避暑地为依托，一个个小型西方社会在西方强权政治作用下楔入中国传统社会的躯体中，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晚清避暑地开发使庐山由山麓环状开发转入山巅中心式开发，并因之产生一个以西方侨民为主体的新型社会。民国时期大量本国居民来到庐山，中外居民间日益频繁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加速了对庐山社会的改造。北伐战争使长江流域英国侵略势力受到重创，庐山社会主导权因此发生位移，本国居民真正成为庐山社会的主体。政治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是刚性的、机械的，而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则是柔性的，有机的。中西文化互动促进了庐山社会有机融合，使其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以本国居民为主体，中西杂糅的多元混合型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较，依托避暑地开发形成的庐山社会缺乏超强的稳定性与顽强的再生功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外居民纷纷离山，庐山社会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但其历史演进过程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近代避暑地开发中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注 释：
① 主要代表作有：彭开福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庐山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庐山建筑学会：《庐山风景建筑艺术》，江西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张敏龙:《从“三大公建”看庐山近代建筑风格的演变》，《华中建筑》2003年第5期；罗时叙：《人类文化交响乐――庐山别墅大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徐顺民等：《庐山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夏蓉：《宋美龄与抗战初期庐山妇女谈话会》，《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陈朝晖、陈蕴茜：《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夏都庐山的建设》，《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②“空间殖民主义”概念参见吴家骅：《论“空间殖民主义”》，《建筑学报》，1995年第1期。
③来庐山避暑西方侨民的来向可以从避暑别墅业主身份得到判断，具体情况参见罗时叙《人类文化交响乐――庐山别墅大观》一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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