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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世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带来了“欧风美雨”的飞驰而东。在深刻改变中国沿海地区的同时，也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西南边疆地区的殖民化，加剧了各族民众的苦难。另一方面，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近代化，从而提升了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本文以近三十年有关来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切入，对其研究概况进行总结与分析，并对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及思路提供若干有益参考。
【关键词】：西南边疆;民族经济;近代化;未来趋势
引言：
鸦片战争后，中国随“欧风美雨”的浸润深入逐渐迈向近世社会。西方殖民者在从东南沿海攫取大量权益的同时，又把目光瞄准了相对封闭但战略地位显著的中国西南[1]。以1874年马嘉里事件为开端，西方殖民者相继通过武力威胁、政治恫吓等手段与清廷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商埠、修铁路、建领馆，从而将侵略的魔爪深向了原始、封闭的西南边疆。
“欧风美雨包含着凶暴的星风血雨，也包含着润物无声的和风细雨。”[2]以英、法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列强在通过政治渗透、经济奴役、军事入侵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殖民劫掠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声、光、电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化因素带到了西南地区，并促进了当地近代化的发展。其中尤以经济发展最为突出。李珪曾以云南为例评论道：
“近代以来云南各民族之间，云南与祖国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没有哪一个少数民族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独自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3]
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西南民族经济关系相关领域，不仅可以加深对西南各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对近代化“冲击”反应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梳理、弄清有关史实，进而为解决当下较为棘手的民族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近代中国西南邊疆民族经济关系真正研究发轫于改革开放后[4]，随着“解冻”程度的不断加深，“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观点的治史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质疑，史学界因此迎来了宽松的治学环境，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89年，由杨毓才所著的《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作为较早研究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的论著得以出版。在这部论著中，杨先生打破了长期单一教条的“革命—英雄”范式，以绪论为开头，时间为轴线，按年代顺序的长远叙述了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论及近代部分时，杨先生客观地指出了帝国主义“窥伺中国云南”[5]的狼子野心，但同时也强调了帝国主义在“促进了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打破了封闭式的闭关自守状态，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经济状况……这无疑对云南的经济发展又是起到促进作用的。”[6]的历史客观功绩。90年代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况林的《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民族出版社，1992）、李珪的《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郭亚非的《近代云南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等。不过，这一时期由于受宏大叙事研究思路的影响，少有微观细化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碎片化”理论的广泛使用，再加上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在以往宏观叙事的基础上，又有了微观深入的推进，并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佳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周智生的《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陈炜的《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商业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以广西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8）、陈征平的《辛亥革命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及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等。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趋势。
一、研究分析
近三十年来，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宏观向微观”的发展轨迹。具体而言，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国家主导与西南边疆开发
近世社会前，虽然满清王朝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手段及政策措施控制了西南边疆地区。但由于受交通阻隔、语言不通等因素的限制，所以在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的同时，不少居于边远地区的民族部落依旧维持着原有领主统治。治理方式的落后，带来的必然是经济生产模式的落后。正因为如此，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仍处于物物交换占主导的阶段”[7]。
近世社会后，中国保守落后的体制、僵化禁锢的思想，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现代文明面前显得陈旧不堪，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昔日的天朝上国竟败给蕞尔小国，在引发国人深切忧虑的同时，也激发起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章太炎在晚年的追忆中这样描述道：
“……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8]
忧患意识催生出了变革整顿的力量。自清末新政后，近世中国历代执政府无论施政方针如何，均能以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西方的长处。在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上，除了加强战备、巩固边防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及手段加强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扩大开放、发展交通、货币改革。而这也成为当下学者研究的着力点：郭亚非从对外开放角度指出，正是由于执政当局开放对外开放意识的不断增强，才使“一些原来经济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9]，先前基础较好的民族如大理白族等，此时“通过贸易经营，积累起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跃入先进行列”[10];陈征平从交通建设角度指出，近世以来，列强觊觎西南边疆地区，为达到对其的全面控制，路权就成为其筹谋的主要考量。因此，围绕路权的掌握，西南各族民众与列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在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取得较大胜利。“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西南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且前所未有地推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11];徐德莉从币政统一的角度指出，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从整顿金融、保障供应的角度出发，对当时以“川滇黔”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就法币统一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斗争、协商，最终使法币在西南地区得以大力流通，“为推进西南边疆币政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西南边疆建设，促进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12]。 此外，研究国家主导与西南边疆开放的文章还有：陈征平的《20世纪上半叶西南边疆现代交通建设的基本特征》，张静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缘政治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任勇的《帝国形态、边疆治理与国家整合——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等。
（二）商贾活动与西南边疆繁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商业活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古世中国，虽不乏巨贾大商的典型事例，但由于地主阶层统治者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致使商人地位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近世中国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日益深入，不少有识之士在认识到“兵战”重要性的同时，也极力倡导“商战”的重要性。当时的著名买办郑观应甚至发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呐喊。但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及观念的落后，以致于在数十年间清廷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为解决巨额的财政压力，不得不对商业着手进行改革，除了成立农工商部外，还颁行了《奖励商勋章程》等诸多法制条令，从而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经商氛围[14]。至此以后，除了少数因政权更迭或战乱而造成对商业的劫掠外，大部分时期商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是较高的。
经商环境的改善推动了社会资本流入商业的可能，而商人地位的改善又助力了各方资源的鼎力支持。由此，全国商业自清末新政后呈现出了相较于以往更加繁荣的趋势。受此影响，处于中国西南边疆的广大地区也逐渐成为商贾逐利的场所。在商贾活动的强力推动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商贸交流、城镇社会，农家经济等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记录的账簿、绘制的图标、撰写的书籍也因此成为后世研究者切入的对象。周智生从商贸交流的角度出发，将空间范围限定在了滇西北地区，指出在“商品经济大潮风气云涌的背景下”[15]，以滇西北为代表的白族、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商人顺时而动、因势而为，利用地理位置、交通干线等优势，为活跃地区经济、联接滇藏川做出了较大贡献;陈炜从农家经济角度出发，将空间范围限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强调“近代伴随着大规模民间贸易兴起，各地从事民间自由贸易的商人依托于各级城镇市场源源涌入昔日沉寂偏僻的广西民族地区”[16]，在“促进了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进而有力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17]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盘剥过重等消极影响。刘爱新从城镇经纪业着手，以广西民族地区为探究，肯定了近代经纪业“推进广西农业商品化进程”、“促进商业活动运转”及“推动专业圩市日益繁荣”[18]，但也强调了不宜将经纪业作用无限放大的观点。
此外，研究商贾活动与西南边疆繁荣的文章还有：侯宣杰的《回族与广西城镇社会的历史变迁》，张越的《近代云南马帮的发展及其对云南经济的影响》，周鑫的《云南商帮及其在云南与东南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三）杰出人物与西南边疆治理
任何一个极具变革、动荡的时代，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脱颖于人民群众，在汲取群众的智慧积淀上，因其视野独特、思维活跃，且具有一定的领导、组织才能，故能引导群众开拓进取、顺应潮流。
近世中国社会，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在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苦难的同时，也唤醒了亿万炎黄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这其中也包括统治阶层的精英人士，虽然他们身居“庙堂之上”，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情怀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志向，又使得他们不能不对此有所行动。对于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而言，少数杰出人物的治疆措施不仅有效抵制了西方的入侵，还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杰出人物也进而成为当下学者研究的新亮点：祝远娟立足苏元春治桂举措，指出，中法战争结束后，面对法国殖民势力对边疆的入侵，身为当时广西提督的苏元春，除积极整顿边防外，还大力开展交通、商贸、移民等活动，在“造福边疆百姓人民”[19]的同时，也加快了广西经济的发展;潘先林立足龙云治滇举措，指出，1929年，龍云在巩固自身统治之后，以“三民主义革命建设的新云南”为总体设想，在经济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活动，使云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带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云南多民族地区“自立”倾向，增强了云南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国国家的认同和近代中华民族的凝聚。”[20]的积极效果。卢霞立足赵尔丰治川边措施，指出，赵尔丰在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期，开展了以屯田、兴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为核心治理的“六要事”。此外，还就简政放权等相关事宜做了有益探索。在其精心治理下，川边各项事业有了显著发展，“为边地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促进了边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21]
此外，研究杰出人物与西南边疆治理的文章还有：朱军的《唐继尧政权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廖华西的《刘文辉治理西康的实践及其思想评述》，赵惠民的《龙云主政时期的云南经济发展》等。
二、若干思考
近三十年来，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呈现良好发展趋势，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作品。这充分证明：树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通过发扬本国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及融合西方先进的治史理念，从而达到了一种全新高度。
然而，就目前发展形势看，史学界对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虽有个别突破，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探索时期。具体而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成果零散化严重，系统性不强：正如潘先林所言：“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22]受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影响，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同样也存在薄弱环节和系统性不强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至今尚无专题研究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史的论著出现。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或专著，大多“就事论事”或“泛泛而谈”，未能有效提炼出一般性的规律。
2、研究方法多样化缺乏，立体性不足：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为治史“借石他山”提供了学科交流平台。纵观近三十年的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却鲜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研究成果，而这又成为进一步制约其纵深发展的障碍。 3.研究视角不平衡突出，全局性不够：“近代化条件下是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又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23]作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凝聚国家意识的经济纽带，在发表的诸多文章中，除了云南、广西的研究成果较多外，西藏、四川、贵州的研究最为薄弱。此外，就研究成果较集中的领域看，以云南为例，成果主要集中在滇西北地区，而以侨商贸易为特征的滇南地区研究相比之下则薄弱环节较多。
三、展望未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推进。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必定会在自身学术发展与时局促进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为其更好发展迎来机遇。
因此，在研究中仍要保持“整体化”与“碎片化”相互并存发展势头。即需要将西南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特征的基本框架，同时又在宏观研究范畴上，通过多学科领域的交叉互动及加强薄弱领域重点研究，以此带动个案研究的具体深入。由此，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便会在以往积累上取得全方位突破。
[1]据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描述的西南地区范围为：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贵州以西的地区。因本文涉及到近代史部分，故采用‘大西南’地理概念，即将西藏、广西、贵州东部也纳入文章考虑范畴。”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
[3]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4]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左”倾主义错误的长期干扰，致使以“阶级斗争”为观点的错误理论在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加上“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无情摧残，从而导致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被纳入革命史、英雄史范畴，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
[5]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6]同上，第340页.
[7]陈征平：《辛亥革命前夕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及特点》，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55页.
[8]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9]郭亚非：《近代云南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01页.
[10] 同上，第103页.
[11]陈征平：《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载《学术探索》2013年2期，第74页.
[12]徐德莉：《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第164页.
[13]（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转引自贾学义、赵建坤：《〈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载《邢台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05页）
[14]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国人看待商业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出现了“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的景象。
[15]周智生：《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47页.
[16]陈炜：《近代商人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家经济》，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90頁.
[17]同上，95页.
[18]刘爱新：《近代城镇经纪业与广西民族经济融合》，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第85页.
[19]祝远娟：《苏元春与广西西南边疆经济的发展》，载《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2页.
[20]潘先林：《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3页.
[21]卢霞：《赵尔丰治边思想初探》，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94页.
[22]潘先林：《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载《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第95页.
[23]张媚玲、张曙辉：《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第122页.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15.
[2]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96.
[3]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317.
[4]陈征平.辛亥革命前夕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及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4）.
[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45.
[6]郭亚非.近代云南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3）.
[7]陈征平：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J].学术探索.2013，（2）.
[8]徐德莉：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J].思想战线.2016，（1）.
[9]贾学义，赵建坤：《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J].邢台学院学报.2013，（3）.
[10]周智生.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3）.
[11]陈炜.近代商人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家经济[J].贵州民族研究.2006，（2）.
[12]刘爱新.近代城镇经纪业与广西民族经济融合[J].学术论坛.2006，（5）.
[13]祝远娟.苏元春与广西西南边疆经济的发展[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
[14]潘先林.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6）.
[15]卢霞.赵尔丰治边思想初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1）.
[16]潘先林.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J].学术探索.2007，（4）.
[17]张媚玲，张曙辉.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J].思想战线.2009，（3）.
【关键词】：西南边疆;民族经济;近代化;未来趋势
引言：
鸦片战争后，中国随“欧风美雨”的浸润深入逐渐迈向近世社会。西方殖民者在从东南沿海攫取大量权益的同时，又把目光瞄准了相对封闭但战略地位显著的中国西南[1]。以1874年马嘉里事件为开端，西方殖民者相继通过武力威胁、政治恫吓等手段与清廷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商埠、修铁路、建领馆，从而将侵略的魔爪深向了原始、封闭的西南边疆。
“欧风美雨包含着凶暴的星风血雨，也包含着润物无声的和风细雨。”[2]以英、法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列强在通过政治渗透、经济奴役、军事入侵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殖民劫掠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声、光、电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化因素带到了西南地区，并促进了当地近代化的发展。其中尤以经济发展最为突出。李珪曾以云南为例评论道：
“近代以来云南各民族之间，云南与祖国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没有哪一个少数民族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独自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3]
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西南民族经济关系相关领域，不仅可以加深对西南各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对近代化“冲击”反应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梳理、弄清有关史实，进而为解决当下较为棘手的民族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近代中国西南邊疆民族经济关系真正研究发轫于改革开放后[4]，随着“解冻”程度的不断加深，“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观点的治史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质疑，史学界因此迎来了宽松的治学环境，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89年，由杨毓才所著的《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作为较早研究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的论著得以出版。在这部论著中，杨先生打破了长期单一教条的“革命—英雄”范式，以绪论为开头，时间为轴线，按年代顺序的长远叙述了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论及近代部分时，杨先生客观地指出了帝国主义“窥伺中国云南”[5]的狼子野心，但同时也强调了帝国主义在“促进了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打破了封闭式的闭关自守状态，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经济状况……这无疑对云南的经济发展又是起到促进作用的。”[6]的历史客观功绩。90年代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况林的《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民族出版社，1992）、李珪的《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郭亚非的《近代云南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等。不过，这一时期由于受宏大叙事研究思路的影响，少有微观细化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碎片化”理论的广泛使用，再加上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在以往宏观叙事的基础上，又有了微观深入的推进，并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佳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周智生的《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陈炜的《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商业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以广西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8）、陈征平的《辛亥革命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及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等。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趋势。
一、研究分析
近三十年来，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宏观向微观”的发展轨迹。具体而言，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国家主导与西南边疆开发
近世社会前，虽然满清王朝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手段及政策措施控制了西南边疆地区。但由于受交通阻隔、语言不通等因素的限制，所以在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的同时，不少居于边远地区的民族部落依旧维持着原有领主统治。治理方式的落后，带来的必然是经济生产模式的落后。正因为如此，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仍处于物物交换占主导的阶段”[7]。
近世社会后，中国保守落后的体制、僵化禁锢的思想，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现代文明面前显得陈旧不堪，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昔日的天朝上国竟败给蕞尔小国，在引发国人深切忧虑的同时，也激发起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章太炎在晚年的追忆中这样描述道：
“……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8]
忧患意识催生出了变革整顿的力量。自清末新政后，近世中国历代执政府无论施政方针如何，均能以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西方的长处。在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上，除了加强战备、巩固边防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及手段加强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扩大开放、发展交通、货币改革。而这也成为当下学者研究的着力点：郭亚非从对外开放角度指出，正是由于执政当局开放对外开放意识的不断增强，才使“一些原来经济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9]，先前基础较好的民族如大理白族等，此时“通过贸易经营，积累起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跃入先进行列”[10];陈征平从交通建设角度指出，近世以来，列强觊觎西南边疆地区，为达到对其的全面控制，路权就成为其筹谋的主要考量。因此，围绕路权的掌握，西南各族民众与列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在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取得较大胜利。“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西南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且前所未有地推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11];徐德莉从币政统一的角度指出，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从整顿金融、保障供应的角度出发，对当时以“川滇黔”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就法币统一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斗争、协商，最终使法币在西南地区得以大力流通，“为推进西南边疆币政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西南边疆建设，促进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12]。 此外，研究国家主导与西南边疆开放的文章还有：陈征平的《20世纪上半叶西南边疆现代交通建设的基本特征》，张静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缘政治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任勇的《帝国形态、边疆治理与国家整合——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等。
（二）商贾活动与西南边疆繁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商业活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古世中国，虽不乏巨贾大商的典型事例，但由于地主阶层统治者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致使商人地位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近世中国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日益深入，不少有识之士在认识到“兵战”重要性的同时，也极力倡导“商战”的重要性。当时的著名买办郑观应甚至发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呐喊。但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及观念的落后，以致于在数十年间清廷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为解决巨额的财政压力，不得不对商业着手进行改革，除了成立农工商部外，还颁行了《奖励商勋章程》等诸多法制条令，从而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经商氛围[14]。至此以后，除了少数因政权更迭或战乱而造成对商业的劫掠外，大部分时期商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是较高的。
经商环境的改善推动了社会资本流入商业的可能，而商人地位的改善又助力了各方资源的鼎力支持。由此，全国商业自清末新政后呈现出了相较于以往更加繁荣的趋势。受此影响，处于中国西南边疆的广大地区也逐渐成为商贾逐利的场所。在商贾活动的强力推动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商贸交流、城镇社会，农家经济等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记录的账簿、绘制的图标、撰写的书籍也因此成为后世研究者切入的对象。周智生从商贸交流的角度出发，将空间范围限定在了滇西北地区，指出在“商品经济大潮风气云涌的背景下”[15]，以滇西北为代表的白族、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商人顺时而动、因势而为，利用地理位置、交通干线等优势，为活跃地区经济、联接滇藏川做出了较大贡献;陈炜从农家经济角度出发，将空间范围限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强调“近代伴随着大规模民间贸易兴起，各地从事民间自由贸易的商人依托于各级城镇市场源源涌入昔日沉寂偏僻的广西民族地区”[16]，在“促进了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进而有力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17]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盘剥过重等消极影响。刘爱新从城镇经纪业着手，以广西民族地区为探究，肯定了近代经纪业“推进广西农业商品化进程”、“促进商业活动运转”及“推动专业圩市日益繁荣”[18]，但也强调了不宜将经纪业作用无限放大的观点。
此外，研究商贾活动与西南边疆繁荣的文章还有：侯宣杰的《回族与广西城镇社会的历史变迁》，张越的《近代云南马帮的发展及其对云南经济的影响》，周鑫的《云南商帮及其在云南与东南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三）杰出人物与西南边疆治理
任何一个极具变革、动荡的时代，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脱颖于人民群众，在汲取群众的智慧积淀上，因其视野独特、思维活跃，且具有一定的领导、组织才能，故能引导群众开拓进取、顺应潮流。
近世中国社会，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在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苦难的同时，也唤醒了亿万炎黄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这其中也包括统治阶层的精英人士，虽然他们身居“庙堂之上”，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情怀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志向，又使得他们不能不对此有所行动。对于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而言，少数杰出人物的治疆措施不仅有效抵制了西方的入侵，还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杰出人物也进而成为当下学者研究的新亮点：祝远娟立足苏元春治桂举措，指出，中法战争结束后，面对法国殖民势力对边疆的入侵，身为当时广西提督的苏元春，除积极整顿边防外，还大力开展交通、商贸、移民等活动，在“造福边疆百姓人民”[19]的同时，也加快了广西经济的发展;潘先林立足龙云治滇举措，指出，1929年，龍云在巩固自身统治之后，以“三民主义革命建设的新云南”为总体设想，在经济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活动，使云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带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云南多民族地区“自立”倾向，增强了云南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国国家的认同和近代中华民族的凝聚。”[20]的积极效果。卢霞立足赵尔丰治川边措施，指出，赵尔丰在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期，开展了以屯田、兴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为核心治理的“六要事”。此外，还就简政放权等相关事宜做了有益探索。在其精心治理下，川边各项事业有了显著发展，“为边地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促进了边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21]
此外，研究杰出人物与西南边疆治理的文章还有：朱军的《唐继尧政权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廖华西的《刘文辉治理西康的实践及其思想评述》，赵惠民的《龙云主政时期的云南经济发展》等。
二、若干思考
近三十年来，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呈现良好发展趋势，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作品。这充分证明：树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通过发扬本国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及融合西方先进的治史理念，从而达到了一种全新高度。
然而，就目前发展形势看，史学界对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虽有个别突破，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探索时期。具体而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成果零散化严重，系统性不强：正如潘先林所言：“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22]受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影响，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同样也存在薄弱环节和系统性不强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至今尚无专题研究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史的论著出现。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或专著，大多“就事论事”或“泛泛而谈”，未能有效提炼出一般性的规律。
2、研究方法多样化缺乏，立体性不足：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为治史“借石他山”提供了学科交流平台。纵观近三十年的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却鲜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研究成果，而这又成为进一步制约其纵深发展的障碍。 3.研究视角不平衡突出，全局性不够：“近代化条件下是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又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23]作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凝聚国家意识的经济纽带，在发表的诸多文章中，除了云南、广西的研究成果较多外，西藏、四川、贵州的研究最为薄弱。此外，就研究成果较集中的领域看，以云南为例，成果主要集中在滇西北地区，而以侨商贸易为特征的滇南地区研究相比之下则薄弱环节较多。
三、展望未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推进。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必定会在自身学术发展与时局促进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为其更好发展迎来机遇。
因此，在研究中仍要保持“整体化”与“碎片化”相互并存发展势头。即需要将西南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特征的基本框架，同时又在宏观研究范畴上，通过多学科领域的交叉互动及加强薄弱领域重点研究，以此带动个案研究的具体深入。由此，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便会在以往积累上取得全方位突破。
[1]据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描述的西南地区范围为：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贵州以西的地区。因本文涉及到近代史部分，故采用‘大西南’地理概念，即将西藏、广西、贵州东部也纳入文章考虑范畴。”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
[3]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4]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左”倾主义错误的长期干扰，致使以“阶级斗争”为观点的错误理论在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加上“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无情摧残，从而导致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经济关系研究被纳入革命史、英雄史范畴，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
[5]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6]同上，第340页.
[7]陈征平：《辛亥革命前夕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及特点》，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55页.
[8]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9]郭亚非：《近代云南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01页.
[10] 同上，第103页.
[11]陈征平：《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载《学术探索》2013年2期，第74页.
[12]徐德莉：《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第164页.
[13]（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转引自贾学义、赵建坤：《〈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载《邢台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05页）
[14]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国人看待商业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出现了“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的景象。
[15]周智生：《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47页.
[16]陈炜：《近代商人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家经济》，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90頁.
[17]同上，95页.
[18]刘爱新：《近代城镇经纪业与广西民族经济融合》，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第85页.
[19]祝远娟：《苏元春与广西西南边疆经济的发展》，载《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2页.
[20]潘先林：《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3页.
[21]卢霞：《赵尔丰治边思想初探》，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94页.
[22]潘先林：《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载《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第95页.
[23]张媚玲、张曙辉：《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第122页.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15.
[2]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96.
[3]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317.
[4]陈征平.辛亥革命前夕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及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4）.
[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45.
[6]郭亚非.近代云南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3）.
[7]陈征平：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J].学术探索.2013，（2）.
[8]徐德莉：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J].思想战线.2016，（1）.
[9]贾学义，赵建坤：《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J].邢台学院学报.2013，（3）.
[10]周智生.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3）.
[11]陈炜.近代商人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家经济[J].贵州民族研究.2006，（2）.
[12]刘爱新.近代城镇经纪业与广西民族经济融合[J].学术论坛.2006，（5）.
[13]祝远娟.苏元春与广西西南边疆经济的发展[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
[14]潘先林.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6）.
[15]卢霞.赵尔丰治边思想初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1）.
[16]潘先林.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J].学术探索.2007，（4）.
[17]张媚玲，张曙辉.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J].思想战线.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