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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往事历历。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程思远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我与他认识、交往近40年，相互间建立了较真挚的情谊。他那坦荡襟怀、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关注两岸统一的赤诚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
一
程思远先生不忘故土，为家乡的建设牵肠挂肚，这是他留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我于1966年2月底开始认识程思远先生，他当时陪国民党政府原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广西观光。我作为南宁市市长，曾与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们，也曾陪他们参观南宁市的厂矿、公园等。晚宴又与程老同坐一桌。在交谈中，他盛赞南宁市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说新建的邕江大桥桥面比长江大桥还宽敞，说市里道路的清洁卫生和绿化也搞得好。他还以称赞的口气对我说：“我最近陪李宗仁先生走了很多省市，你可说是一位最年轻的市长!”
1977年底，程老与夫人从北京回到阔别31年的宾阳县探亲和观光时，他参观了清平水库、桃源水库、县城轻工业展览及大桥乡和茶村的果园等地后，高兴地称赞说：“变了，家乡变得认不出来了!”他回京后写了长篇游记《重游广西睹巨变》一文，称赞“今日宾阳分外娇”。
1983年，我担任自治区主席后，与程老接触更多。他几次回广西观光、视察工作，或每年我到京开会，我们都相互热情接待、开怀畅谈。1985年8月，我与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等上京参加全国党代会期间，在京召开了广西籍和曾在广西工作的老同志座谈会。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程老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议由我主持，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恳请到会同志为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会上，程老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老广西了。广西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金木水火土’样样齐全。金，就是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木，就是广西山多林木多；水，就是有红水河、西江等大河流和沿海独特资源；火，就是水力发电资源丰富；土，就是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适合粮食、经济作物、水果的种植，建议你们利用这金木水火土的优势来加速发展广西的经济，广西大有希望。”他在发言中充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和期望，我和陈辉光书记听后都表示接受和感谢。后来，程老还反复多次对我说：“我不懂经济，但我总认为，广西除了发展粮食生产、推广杂优水稻外，应多种桐油、茶油、剑麻等经济作物，还要发展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他的意见很中肯，对我的工作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1988年12月，程老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代表团成员到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时，我到西园饭店程老的房间去看望他。他关切地询问广西改革开放的情况，并从北京带来一幅亲笔条幅送给我。条幅写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涵百川，有容乃大”。他还给覃应机(时任自治区政协主席)和甘苦(时任自治区人大主任)两位同志送了条幅。这也可说是对家乡“父母官”的关爱和鞭策。
1995年5月底至6月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老到广西视察工作。当他回到家乡看到刚修复好的程村旧居时，心情颇为兴奋，对县党政部门深表谢意。同时，他还视察了黎塘金龙开发区、宾阳商贸城、新桥东昌制革厂、金玉造纸厂等。高度赞扬了家乡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宾阳人的聪明，并为黎塘开发区亲笔题词：“开发黎塘，建设家乡”。他还拿出自己的1万元稿费捐给家乡的扶贫工程。
1999年10月1日，“壮乡第一条高速路”——桂林至柳州高速公路段建成通车。已91岁高龄的程老，高兴地应邀从京回广西参加该高速公路通车典礼。同年11月12日至16日，程老又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宋平及王光英副委员长到广西参加“99南宁国际民歌节”等活动，活动结束后，他驱车回家乡视察。当他看到县城新建起雄伟壮观，规模、设备居广西第一流的体育馆时，他激动地说：“我作为宾阳一份子，家乡的建设和变化都时刻牵动我的心。”当天，他高兴地在该馆与宾阳县党政领导同志一起观看南宁地区第六届体育运动会男子篮球赛。同时，程老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很关心，致信宾阳县委和县政府，表示愿意将自己积累多年的30万元稿费捐给家乡建设一所小学，接着汇来了捐资款。县委、县政府对此建议很重视，决定在程老家乡——宾阳县大桥镇大程村筹建思远育才学校。
2001年11月中上旬，年已93岁高龄的程老到南宁参加国际民歌节活动后，第八次回宾阳视察工作，这也是他从香港回大陆定居后的最后一次回乡。其重点是了解家乡的教育工作情况。当他听到县党政部门已接受其倡议，开始筹建育才小学的消息时，甚为高兴，他深有体会地说：“搞经济建设，要敢下本钱，以超前的和更高的标准抓好教育事业建设。”乡亲们以浓重的乡音表示感谢程老解囊捐款建校，他回答：“党和人民给我很高的荣誉和关怀，我应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家乡人民。”在程老的倡议和捐助下，加上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各级政府的投入资金共154万元，于今年8月建成了一座拥有1020㎡教学楼、720㎡教工宿舍楼和宽阔运动场的“宾阳思远育才学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为该校题写校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发来贺信。
正由于程老对桑梓有笃深情愫，家乡人民称他为“宾阳之子”。每逢程老华诞或春节，大程村村委会都会代表全村父老乡亲向远在京城的程老发去贺电或节日问候。程老接电后，也至感盛情，给予复电致谢。
程思远同志一生同海内外的赤子一样，满腔热血，热爱祖国，关爱祖国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其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和所作出的贡献，令人敬佩。
二
他定居香港时，为促成李宗仁先生回国，曾冒着生命危险，五上北京，两赴欧洲，最终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推动了李宗仁夫妇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大陆定居。程老陪李宗仁夫妇回大陆后，曾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名誉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等职。他设法和台湾各界友好人士联系，并经常自费接待台湾来的客人，向他们宣传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穿针引线。
2003年3月11日，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图为胡锦涛（右一）和程思远（左一）亲切握手
有一年年底，程老到广西视察工作，我曾在桂林对他说起这么两件事：一是桂林市为扩大榕湖饭店，想要拆掉白崇禧的故居，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不同意；二是讲我有一位在美国的桂林籍学生，他与蒋经国有交往，有一年回广西探亲告诉我，蒋经国对大陆不承认国民党抗战功绩有意见，若中共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蒋经国表示台湾今后对大陆的政策会起根本性变化。程老听后很高兴。为了改善两岸的关系，他回京后，即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于1987年举行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活动。恰逢当时周恩来建议广西电影制片厂筹拍反映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程老很高兴，两次参加该剧本编写座谈会，在拍制过程中还提供不少宝贵资料和意见。1986年秋，该片拍成送审，电影局邀请了几位中央有关领导观看，一位领导看完后说：“我们对当时的抗战历史事实不太清楚，难以发表意见。”其他领导同志也沉默下来，该片未获中央批准。程老找我商量，并作了分工：广西方面的工作由我负责做，北京方面的工作主要由程老做，我也给予协助。恰逢同年11月中旬，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到广西参加国家重点项目——天生桥二级水电站截流成功庆典，我便趁此机会，晚上请他们观看新拍成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看后征求他们的意见，问是否可以公开放映，国务院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表态说：“历史事实是这样，就可以放。但还要拍一些反映一些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影片。”我即把此话转告在北京的程老，后北京的有关部门终于批准该片公开放映。
该片在海内外放映后，引起巨大反响。它可说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正面战场国民党抗日事迹的影片。该片被带到香港后，程老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志把它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负责人。后据程老说：蒋经国看完此片后说了三句话：第一，共产党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日功绩；第二，没有丑化、歪曲我父亲；第三，我父亲在影片中成为正面人物。蒋经国把此影片推荐给国民党中常会委员观看，宋美龄等要人也观看了此片。不久，国民党政府决定局部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接着，又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这些关系的改善，是与程老的铺路搭桥工作和《血战台儿庄》的公开放映分不开的。
1993年4月，大陆在山东台儿庄隆重举行“纪念台儿庄大战55周年”活动，86岁高龄的程副委员长应邀前往参加纪念活动，并在纪念会上发表有关实现两岸统一的讲话。
同年下半年，为纪念我国抗战胜利5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筹拍反映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的广西昆仑关大捷的影片《铁血昆仑关》，他和我、韦瑞霖三位同志担任此片顾问。他非常关心该片的摄制，多次为该片题词。如“魂绕昆仑”、“昆仑关战役大捷是攻坚战和运动战密切结合的结果”、“拍好《铁血昆仑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1995年，该片拍成后送审，因种种原因，只获海外发行，未获在大陆公映。至今年，在纪念我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该片才获准在国内公映(片名改为《铁血》)，可惜程老在该片国内公映前一个月谢世，甚为遗憾。
程老生前特别关心两岸关系的改善，当他病重在床上听到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的消息时，感到非常高兴。可惜他未能看到祖国河山一统、两岸统一，这可说是程老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三
程老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好关系，积极、真诚、坦率地向党和政府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或批评意见，他可说是中共难得的诤友。
1966年2月，程老陪李宗仁夫妇到南宁观光时，他及时地向我们反映李宗仁先生的观感，有的是他们私下叙说的知心话。如李宗仁观看了广西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西津水电站后，曾激动地对程老说：“过去，我们长期视中共为匪，杀了他们很多人，现在，百闻不如一见，我服罪了，服输了，中共是真正为民造福祉的政党!”程老听后立即把李宗仁先生说的心里话和自己的观感，坦率地向我讲述、反映。此后对党中央一些重大决策和自己一些不理解的重大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程老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很不理解。尤其是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思想更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听说他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上首先“放炮”，提出了几个不解的问题和为什么：“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一下子上升到纂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成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我的小孩从外面大字报中抄回《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百例’》，说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我反复看不懂、不理解，何以说它是反革命纲领?外面大字报又点了邓小平的名，要把他揪出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有什么错?”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无党派人士的凛然正气，还讲述苏联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的深刻教训。幸得主持会议的人设法为程老解脱、保护，才使程老免遭厄运。
1999年3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地方志会议期间，曾抽空到程老家里看望其夫妇俩，恰逢他夫人石泓患重病住院，他为家里无法招待我吃饭而感到歉意和难过(因他不要国家配给服务人员，故过去都是石泓亲自给我们做饭菜招待)。我同他谈起影片《铁血昆仑关》的史实问题，他说，该片反映的内容与历史事实不大符合，只写中央军第五军，没有写到桂军的配合，他对此很有意见。我对该片存在的缺点也有同感。我说，影片应反映桂军对昆仑关战役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援，也不应过多描写战场的恋情，但该片基本内容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桂军在抗战中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昆仑关战役中，只是在外围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我还唱起当年流传的歌谣：“中国分省二十八，广西子弟最刚强，天生会打仗，个个勇敢上战场。”我还给他念了自己1995年在桂林写的诗句：“八桂英雄舒国恨，壮乡何处不同仇。”他听到此，心里才开始高兴起来，向我介绍其养生之道：一是有适当、经常的运动；二是要有开朗、坦荡的心胸；三是要有节制、规律的生活方式。告别前，我们高兴地合了照。分别时，我要他保重身体，祝他健康长寿，但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程老溘然长逝的恶噩传来，我心里无限悲恸。在此，追忆一些片断，作为一瓣心香，供献在程老灵前，以表达自己对程老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程思远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我与他认识、交往近40年，相互间建立了较真挚的情谊。他那坦荡襟怀、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关注两岸统一的赤诚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
一
程思远先生不忘故土，为家乡的建设牵肠挂肚，这是他留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我于1966年2月底开始认识程思远先生，他当时陪国民党政府原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广西观光。我作为南宁市市长，曾与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们，也曾陪他们参观南宁市的厂矿、公园等。晚宴又与程老同坐一桌。在交谈中，他盛赞南宁市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说新建的邕江大桥桥面比长江大桥还宽敞，说市里道路的清洁卫生和绿化也搞得好。他还以称赞的口气对我说：“我最近陪李宗仁先生走了很多省市，你可说是一位最年轻的市长!”
1977年底，程老与夫人从北京回到阔别31年的宾阳县探亲和观光时，他参观了清平水库、桃源水库、县城轻工业展览及大桥乡和茶村的果园等地后，高兴地称赞说：“变了，家乡变得认不出来了!”他回京后写了长篇游记《重游广西睹巨变》一文，称赞“今日宾阳分外娇”。
1983年，我担任自治区主席后，与程老接触更多。他几次回广西观光、视察工作，或每年我到京开会，我们都相互热情接待、开怀畅谈。1985年8月，我与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等上京参加全国党代会期间，在京召开了广西籍和曾在广西工作的老同志座谈会。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程老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议由我主持，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恳请到会同志为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会上，程老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老广西了。广西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金木水火土’样样齐全。金，就是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木，就是广西山多林木多；水，就是有红水河、西江等大河流和沿海独特资源；火，就是水力发电资源丰富；土，就是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适合粮食、经济作物、水果的种植，建议你们利用这金木水火土的优势来加速发展广西的经济，广西大有希望。”他在发言中充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和期望，我和陈辉光书记听后都表示接受和感谢。后来，程老还反复多次对我说：“我不懂经济，但我总认为，广西除了发展粮食生产、推广杂优水稻外，应多种桐油、茶油、剑麻等经济作物，还要发展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他的意见很中肯，对我的工作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1988年12月，程老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代表团成员到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时，我到西园饭店程老的房间去看望他。他关切地询问广西改革开放的情况，并从北京带来一幅亲笔条幅送给我。条幅写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涵百川，有容乃大”。他还给覃应机(时任自治区政协主席)和甘苦(时任自治区人大主任)两位同志送了条幅。这也可说是对家乡“父母官”的关爱和鞭策。
1995年5月底至6月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老到广西视察工作。当他回到家乡看到刚修复好的程村旧居时，心情颇为兴奋，对县党政部门深表谢意。同时，他还视察了黎塘金龙开发区、宾阳商贸城、新桥东昌制革厂、金玉造纸厂等。高度赞扬了家乡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宾阳人的聪明，并为黎塘开发区亲笔题词：“开发黎塘，建设家乡”。他还拿出自己的1万元稿费捐给家乡的扶贫工程。
1999年10月1日，“壮乡第一条高速路”——桂林至柳州高速公路段建成通车。已91岁高龄的程老，高兴地应邀从京回广西参加该高速公路通车典礼。同年11月12日至16日，程老又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宋平及王光英副委员长到广西参加“99南宁国际民歌节”等活动，活动结束后，他驱车回家乡视察。当他看到县城新建起雄伟壮观，规模、设备居广西第一流的体育馆时，他激动地说：“我作为宾阳一份子，家乡的建设和变化都时刻牵动我的心。”当天，他高兴地在该馆与宾阳县党政领导同志一起观看南宁地区第六届体育运动会男子篮球赛。同时，程老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很关心，致信宾阳县委和县政府，表示愿意将自己积累多年的30万元稿费捐给家乡建设一所小学，接着汇来了捐资款。县委、县政府对此建议很重视，决定在程老家乡——宾阳县大桥镇大程村筹建思远育才学校。
2001年11月中上旬，年已93岁高龄的程老到南宁参加国际民歌节活动后，第八次回宾阳视察工作，这也是他从香港回大陆定居后的最后一次回乡。其重点是了解家乡的教育工作情况。当他听到县党政部门已接受其倡议，开始筹建育才小学的消息时，甚为高兴，他深有体会地说：“搞经济建设，要敢下本钱，以超前的和更高的标准抓好教育事业建设。”乡亲们以浓重的乡音表示感谢程老解囊捐款建校，他回答：“党和人民给我很高的荣誉和关怀，我应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家乡人民。”在程老的倡议和捐助下，加上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各级政府的投入资金共154万元，于今年8月建成了一座拥有1020㎡教学楼、720㎡教工宿舍楼和宽阔运动场的“宾阳思远育才学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为该校题写校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发来贺信。
正由于程老对桑梓有笃深情愫，家乡人民称他为“宾阳之子”。每逢程老华诞或春节，大程村村委会都会代表全村父老乡亲向远在京城的程老发去贺电或节日问候。程老接电后，也至感盛情，给予复电致谢。
程思远同志一生同海内外的赤子一样，满腔热血，热爱祖国，关爱祖国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其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和所作出的贡献，令人敬佩。
二
他定居香港时，为促成李宗仁先生回国，曾冒着生命危险，五上北京，两赴欧洲，最终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推动了李宗仁夫妇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大陆定居。程老陪李宗仁夫妇回大陆后，曾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名誉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等职。他设法和台湾各界友好人士联系，并经常自费接待台湾来的客人，向他们宣传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穿针引线。
2003年3月11日，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图为胡锦涛（右一）和程思远（左一）亲切握手
有一年年底，程老到广西视察工作，我曾在桂林对他说起这么两件事：一是桂林市为扩大榕湖饭店，想要拆掉白崇禧的故居，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不同意；二是讲我有一位在美国的桂林籍学生，他与蒋经国有交往，有一年回广西探亲告诉我，蒋经国对大陆不承认国民党抗战功绩有意见，若中共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蒋经国表示台湾今后对大陆的政策会起根本性变化。程老听后很高兴。为了改善两岸的关系，他回京后，即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于1987年举行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活动。恰逢当时周恩来建议广西电影制片厂筹拍反映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程老很高兴，两次参加该剧本编写座谈会，在拍制过程中还提供不少宝贵资料和意见。1986年秋，该片拍成送审，电影局邀请了几位中央有关领导观看，一位领导看完后说：“我们对当时的抗战历史事实不太清楚，难以发表意见。”其他领导同志也沉默下来，该片未获中央批准。程老找我商量，并作了分工：广西方面的工作由我负责做，北京方面的工作主要由程老做，我也给予协助。恰逢同年11月中旬，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到广西参加国家重点项目——天生桥二级水电站截流成功庆典，我便趁此机会，晚上请他们观看新拍成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看后征求他们的意见，问是否可以公开放映，国务院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表态说：“历史事实是这样，就可以放。但还要拍一些反映一些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影片。”我即把此话转告在北京的程老，后北京的有关部门终于批准该片公开放映。
该片在海内外放映后，引起巨大反响。它可说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正面战场国民党抗日事迹的影片。该片被带到香港后，程老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志把它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负责人。后据程老说：蒋经国看完此片后说了三句话：第一，共产党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日功绩；第二，没有丑化、歪曲我父亲；第三，我父亲在影片中成为正面人物。蒋经国把此影片推荐给国民党中常会委员观看，宋美龄等要人也观看了此片。不久，国民党政府决定局部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接着，又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这些关系的改善，是与程老的铺路搭桥工作和《血战台儿庄》的公开放映分不开的。
1993年4月，大陆在山东台儿庄隆重举行“纪念台儿庄大战55周年”活动，86岁高龄的程副委员长应邀前往参加纪念活动，并在纪念会上发表有关实现两岸统一的讲话。
同年下半年，为纪念我国抗战胜利5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筹拍反映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的广西昆仑关大捷的影片《铁血昆仑关》，他和我、韦瑞霖三位同志担任此片顾问。他非常关心该片的摄制，多次为该片题词。如“魂绕昆仑”、“昆仑关战役大捷是攻坚战和运动战密切结合的结果”、“拍好《铁血昆仑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1995年，该片拍成后送审，因种种原因，只获海外发行，未获在大陆公映。至今年，在纪念我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该片才获准在国内公映(片名改为《铁血》)，可惜程老在该片国内公映前一个月谢世，甚为遗憾。
程老生前特别关心两岸关系的改善，当他病重在床上听到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的消息时，感到非常高兴。可惜他未能看到祖国河山一统、两岸统一，这可说是程老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三
程老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好关系，积极、真诚、坦率地向党和政府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或批评意见，他可说是中共难得的诤友。
1966年2月，程老陪李宗仁夫妇到南宁观光时，他及时地向我们反映李宗仁先生的观感，有的是他们私下叙说的知心话。如李宗仁观看了广西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西津水电站后，曾激动地对程老说：“过去，我们长期视中共为匪，杀了他们很多人，现在，百闻不如一见，我服罪了，服输了，中共是真正为民造福祉的政党!”程老听后立即把李宗仁先生说的心里话和自己的观感，坦率地向我讲述、反映。此后对党中央一些重大决策和自己一些不理解的重大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程老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很不理解。尤其是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思想更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听说他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上首先“放炮”，提出了几个不解的问题和为什么：“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一下子上升到纂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成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我的小孩从外面大字报中抄回《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百例’》，说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我反复看不懂、不理解，何以说它是反革命纲领?外面大字报又点了邓小平的名，要把他揪出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有什么错?”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无党派人士的凛然正气，还讲述苏联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的深刻教训。幸得主持会议的人设法为程老解脱、保护，才使程老免遭厄运。
1999年3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地方志会议期间，曾抽空到程老家里看望其夫妇俩，恰逢他夫人石泓患重病住院，他为家里无法招待我吃饭而感到歉意和难过(因他不要国家配给服务人员，故过去都是石泓亲自给我们做饭菜招待)。我同他谈起影片《铁血昆仑关》的史实问题，他说，该片反映的内容与历史事实不大符合，只写中央军第五军，没有写到桂军的配合，他对此很有意见。我对该片存在的缺点也有同感。我说，影片应反映桂军对昆仑关战役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援，也不应过多描写战场的恋情，但该片基本内容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桂军在抗战中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昆仑关战役中，只是在外围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我还唱起当年流传的歌谣：“中国分省二十八，广西子弟最刚强，天生会打仗，个个勇敢上战场。”我还给他念了自己1995年在桂林写的诗句：“八桂英雄舒国恨，壮乡何处不同仇。”他听到此，心里才开始高兴起来，向我介绍其养生之道：一是有适当、经常的运动；二是要有开朗、坦荡的心胸；三是要有节制、规律的生活方式。告别前，我们高兴地合了照。分别时，我要他保重身体，祝他健康长寿，但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程老溘然长逝的恶噩传来，我心里无限悲恸。在此，追忆一些片断，作为一瓣心香，供献在程老灵前，以表达自己对程老的缅怀和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