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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意识的自觉选择与精神出走
乔安娜是影片中家庭变故的主要人物，在对待儿子比利与丈夫泰德的感情中，自己总是扮演着情感的付出与奉献的角色，而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事情作为自己建立信心的目标与追求。在试图与丈夫建立对话并进行内心的交流时，泰德以工作的压力以及对现实的生活态度给予拒绝，导致了乔安娜在精神层面上的情感压抑与失落，正是在自己不愉快的人生经历中。她做出尝试，并试图回归于正常的人生体验状态，实现生活的愉悦与存在意味。所以说，她的出走根本上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即作为女性个体对自我认知的恢复与思考。她不甘成为命运的被动者，只作为家庭体系下的一个基本成员，而失去与其自身相对应的能力体现，即自我实现生活个性需求的满足与价值感。以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感知到的家庭角色身份纳入到生活状态的感受中。她也不能受缚于单调而没有追求的生活，在女性对现实的反抗意识中，她无力摆脱现有的生活状态，又不能摆脱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因而，选择精神出走。是女性意识确立的必然因素。虽然好友玛格利特与乔安娜对生活态度达成一致，并认为要追求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但在出走这一过程中，乔安娜并没有寻找借口，而是以直接的情感表露向泰德表达自己的困惑与不安，以及对待这种生活的不堪与恐惧。在影片开始时，乔安娜向儿子比利告别的那一幕中，母爱的表述与乔安娜的身份感知一样脆弱，在脸部侧面的特写与画面所呈现出来的黑色氛围中，对乔安娜的孤独与抑郁进行了隐喻表达，并让受众产生寓意联想，在女性意识的阐释与探索中，导演直观再现了这种矛盾心态的挣扎与变化，没有进行人为的介入与评判，这有助于我们在进行独立思考时，已完全中立的态度认知乔安娜的离家出走与自我选择的心路历程。
在这里，乔安娜出走的真实意味并不是逃避，也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一种解脱。是出于对生活信念的重新建构和自我的积极肯定。这种解脱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重新反思自我，寻找自我、回归自我的寓意确立：另一种，是从家庭的束缚中勇于突围，以积极的出走者的姿态改变在家庭生活中的被动与消极。前一种姿态是女性意识的认知内容。后一种则是女性意识的获得方式。形式与内容的集体表现，又进而勾勒出乔安娜的性格轮廓，她的犹豫与踌躇，挣扎与不舍，显然都背负了巨大的人生压力和挑战。她的家庭观念与自己的真实感受彻底决裂，在泰德成为公司下一任创意总监时选择离开，表现了乔安娜的选择是冷静而理智的，她有意放弃幸福的“假象”，去找寻生命的“真实”。所以，她的心理轨迹的变化，是从试图让家庭幸福的大概念中逐步转化为关注自身感受的个体情境所致。这种变化，也正是与泰德的男权思想与生活认知有着明显差异的思想碰撞所致。通过影片描述乔安娜给儿子比利寄来信件这一细节，她毫无隐瞒和逃避，正如在乔安娜信中写得那样：“当你的妈咪是一件事，但世界上还有其它事…”。乔安娜正是借此告诉丈夫泰德，表明自己的生活选择与给予儿子母爱一样重要，都是生命的追求与希望。接受心理治疗以及开始服装设计师的工作生涯都是乔安娜女性意识支撑下的自尊与自爱意识的体现。乔安娜的人格形象，在画面中几次出现在泰德送儿子去学校的情境中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这一细节暗示了乔安娜在新的生活方式与事业选择后并没有推卸掉母亲的责任感，并且随着她事业上的成功，把内心的愧疚表述逐渐清晰。影片对于这种女性意识的积极探索，在乔安娜具备了独立的生存能力后在争取比利的抚养权事件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这时的乔安娜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呈现出人格与自我的完全独立。她以女性意识的自觉选择创造了一种更具有平等对话权力的独立生存语境。
矛盾的戏剧性出现在乔安娜与泰德争夺儿子抚养权的官司上。在这场官司中，乔安娜表明了一个母亲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她十分渴望给予儿子情感的补偿，但同时，她又陷入到不安之中，她察觉到了泰德为了孩子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因为比利被别的同学欺负，泰德在一次重要报告中途离席却借口与一位老师有约；因为比利发烧曾耽误大西洋航空公司的截稿日而使公司付出巨额赔偿：同时，也是因为乔安娜在听泰德说起儿子玩耍时跌落受伤的过程，而被己方律师以是否是合格的父亲为由对泰德进行盘问与责难感到深深的愧疚与不安。这种内心的矛盾过程使得乔安娜即使赢下了儿子的抚养权，却陷入了良知与情感的痛苦反思中。在影片的结尾，她的母爱本色又回归到儿子的内心感受中进行解脱，无疑是对现有家庭关系的维系所作的最好注解。
二、男权思想的内在反思与责任坚守
影片中泰德这一形象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中，而忽略掉妻子的精神诉求与情感交流，并试图以自己的要求让乔安娜成为自己喜欢的一种性格类型，而对乔安娜的性格进行了人为的干预：泰德从男性的相对强势地位所进行的错误定位，带有明显的个人意愿和独立特征，因而表现出一定意味的男权思想。他认为自己尽力做好工作就是对乔安娜的回报，从而把自己的内心体验与乔安娜完全等同起来。所以当乔安娜表示离开时，泰德的惊讶与困惑就不难理解了。泰德把事业价值的获取放在第一位，而乔安娜却恰好相反，把精神的自救与自赎放在了急需改变的立场上。两者的对立中，泰德以错误的思想方式与情感理解导致了婚姻的裂痕，从表面看来，似是泰德忽略了乔安娜的内心感受所致，实则是反映了男权思想对女性意识的干扰与侵害，是男性的生活模式对女性意识的全面渗透和消解，婚后一直没有工作的乔安娜只是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靠于泰德的苦苦打拼，乔安娜试图提出参加工作的想法时总被泰德强硬拒绝，这些因素导致了乔安娜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信念的苍白。
在与儿子比利的生活中他开始操持家务，并担负起照料比利起居的职责，在生活的无序与忙碌中，他虽然勇于面对现实。却不得不担负着更多的压力，影片中描写比利不肯吃饭而贪吃冰激凌时，泰德的粗暴又激起了比利的内心反抗，比利渴望母爱的心声在压抑与委屈的情绪中得以释放。在这些情景描述中，总让人感受到乔安娜对于家庭的重要性，而乔安娜的离家出走恰恰传达出一个信号，那即是不堪于忍受没有希望与期盼的生活，她也有追求生活信念的权利。所以。乔安娜的出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以更加情感化的寓意形象在记忆中加以确立。这种立意不仅反衬出泰德现在的生活窘态，更能揭示他在体会乔安娜出走后承担起妻子的家庭角色，并对其现实处境产生的认同与共鸣。
影片中泰德对男权思想进行反思与解释的过程巧妙安排在与儿子的对话中。当比利毫无睡意时间泰德，乔安娜的离去是否是因为自己不听话的缘故时，泰德向比利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是因为我一直…要她成为某种样子的人，变成我想要的那种太太，但她 不是那样的人”。乔安娜一直生活在家庭的阴影中，她在为家庭尽力付出时却无法与泰德进行心灵的对话。泰德误以为自己高兴的事情，乔安娜也会高兴的，把自己的意志和感受强加于乔安娜，而没有在意乔安娜的内心感受。这种类似于独白式的描写在影片中并不是处于消极、灰暗的地位，在记叙时也没有刻意凸显，泰德的内在反思是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进程中自然流露的，因而，男权思想的化解也深入到泰德的坚强与乐观，乔安娜的脆弱与敏感的性格层面中去。
在反思意识确立后，泰德将对乔安娜的愧疚转化为对比利更加专注的爱护。从儿子玩耍受伤那一幕起，一组描绘泰德奔跑动态寻找医务室的镜头连接让人读出了父爱的味道，在比利脸部缝合10针的痛苦中，他以父亲的坚强给予了比利更多精神上的支持。在这里，男权思想的表现逐步淡出而转变为对比利的父爱人格的刻画与凸显。在这种爱的情景中，不仅让人回味起影片一开始细致描绘泰德做饭时的笨手笨脚的细节，让人读出影片中对泰德生活状态所持有的几分略显稚拙的幽默与调侃，从而传达出在乔安娜出走后。泰德的积极生存态度与人格精神。
影片中对泰德生活状况的关注并不是呈现一种悲观状态的，相反，在他重新认知自己家庭角色的身份后，他曾经告诉玛格利特，如果自己遭遇不幸，希望比利能得到她的关爱。当他认识到情感需要沟通与交流时，他与比利建立起了更为积极乐观地情感信任。他开始关注比利的思想，并试图让儿子的各种愿望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与满足，他开始像一个母亲一样给比利耐心的讲故事，也会在他熟睡时给他盖上滑落一旁的被子，他的细心与父爱很好的填补了比利在母亲出走后内心的亏空，他加倍的补偿也试图让比利摆脱记忆的阴影。泰德在父子感情逐步深化的努力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代价。从忙于照料发高烧的比利，工作出现失误被公司解聘，到乔安娜与其打官司争夺比利抚养权的矛盾，让泰德身陷囹国。泰德在男权思想的反思中，没有向现实妥协，在影片中。由于争夺抚养权的需要，不得不在失业后迅速找到工作，他屈职于与实际能力充满落差的工作。所作出的牺牲与现实妥协可以看作是与比利无法离开的父子之情的真实表达。在乔安娜离家出走后，泰德以更加坚定的方式守护在比利身边，也把这种父爱当作继续生活的希望与动力，所以说，在与乔安娜母爱缺失的对比中，父爱的长期守候变为一种责任，得到了巩固与强化。
泰德身上的性格特点是影片保持悬念与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源于他的坚强与责任，才有了影片继续发展的内在动因，他的性格特征与乔安娜的性格特征在男权思想与女性意识的碰撞中逐步清晰。而泰德乐观的资本，是他在反思自我猛然清醒时，发现还没有失去比利，这是他作为精神慰藉而重获自信的内在原因。虽然在争夺抚养权的官司中以泰德的失利而告终，但他所进行的艰难尝试在情感与责任感上已经胜出了。正是这种由男权思想的反思把他带入到洞察他人的内心世界中，进而表现为对比利父爱的深入与持续，最终塑造起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成熟的父亲形象。
三、精神突围与现实意味
影片《克莱默夫妇》演绎了泰德与乔安娜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是情感交流的缺失而导致的。而这种精神困惑也具有独立性与渗透性。首先，乔安娜的生活追求无法得到实现。也无法与泰德进行交流与排遣，因而导致了精神寓意的反自我倾向，在生活表象的平静下，隐藏着精神世界里的迷茫、困惑与无助。这直接导致了她对自我缺乏信心，对生活充满焦虑与不安的心理胶着状态。自我挣扎痕迹愈发明显，最终在寻找精神出路时实现了自我主体性选择，并带有浓厚的自觉、自省意识。这可以理解为女性意识的复苏：而泰德的困惑则来自于对乔安娜的不解，他把自己的男权思想当作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行为方式上不顾于乔安娜的感受，造成情感的疏远与孤立。因此说，两者之间的矛盾根本上还是源于不对等的两种生存状态，两种思想方式所致。
在这部描绘夫妻感情的影片中，泰德与乔安娜在分离后都做出了在精神方面新的尝试与变化，在精神突围中都以重新反思自我的态度解读关于家庭与事业的现实感受。影片中对于乔安娜选择离开去实现自己对生活信念的理解，并没有持谴责意味或明显的情感倾向。在直观表现其自身矛盾、挣扎与重新找到勇气的经历中，对其女性意识的探索也十分冷静。这可以理解为是在突破传统婚姻观念的基础上现代女性的自我解放与自我新生，它强调了女性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与现实选择，把感情与事业纳入到新女性观中进行新的解读与安置。所以，从乔安娜的离家出走到母爱意识的回归是围绕在其自身生活权利的逐步获得与事业追求的逐步稳定后，对其责任感的一种追加解释，影片对于乔安娜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表示了同情。对于她的出走与生活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理解；所以，在乔安娜出走后带来的家庭阴影与悲观色彩是相对较弱的，影片在更多情况下，是围绕着泰德与比利生活的尝试与重新选择进行叙述的。泰德与比利的父子关系由于乔安娜的缺席，变得更为紧密与融合，在父子进行交流的情感过程中。泰德与比利并没有怨恨乔安娜的突然离别，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觉地完成了对自我的反思。在他们眼中，并无指责乔安娜的任何意指，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接受并主动承担各自的责任。影片在对待这一巨大家庭变故时所持有的态度是充满理解与宽容的，这也从侧面上反映出影片对乔安娜的这一做法并不持否定态度，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理想与信念的权利。而这，也没有使影片陷入到泰德与比利针对乔安娜的不满情绪中去，而是借助其出走的力量继续推动父子在现实生存语意上的自我评价与身份确认。影片把矛盾的焦点贯穿到父子之间的生活琐事中，当小的摩擦出现，泰德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时，比利的强烈抗争最终把矛盾转移到对母爱的期盼中加以消解，这无疑是影片借助于乔安娜出走这一既定事实对父子生活现实影响的内在反映的一种宣泄方式，这一点也在父子摩擦中因为对乔安娜的体谅最终达成对爱与信任的谅解而回归到对现实生活的渴求与希望中去。当然，在这场关于自己家庭身份角色的认知所带来的现实启示在于：平等、尊重，学会沟通与交流才是构建和谐家庭最为重要与积极的行为方式，才是与影片的精神主旨相符合的内在表达。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乔安娜是影片中家庭变故的主要人物，在对待儿子比利与丈夫泰德的感情中，自己总是扮演着情感的付出与奉献的角色，而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事情作为自己建立信心的目标与追求。在试图与丈夫建立对话并进行内心的交流时，泰德以工作的压力以及对现实的生活态度给予拒绝，导致了乔安娜在精神层面上的情感压抑与失落，正是在自己不愉快的人生经历中。她做出尝试，并试图回归于正常的人生体验状态，实现生活的愉悦与存在意味。所以说，她的出走根本上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即作为女性个体对自我认知的恢复与思考。她不甘成为命运的被动者，只作为家庭体系下的一个基本成员，而失去与其自身相对应的能力体现，即自我实现生活个性需求的满足与价值感。以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感知到的家庭角色身份纳入到生活状态的感受中。她也不能受缚于单调而没有追求的生活，在女性对现实的反抗意识中，她无力摆脱现有的生活状态，又不能摆脱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因而，选择精神出走。是女性意识确立的必然因素。虽然好友玛格利特与乔安娜对生活态度达成一致，并认为要追求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但在出走这一过程中，乔安娜并没有寻找借口，而是以直接的情感表露向泰德表达自己的困惑与不安，以及对待这种生活的不堪与恐惧。在影片开始时，乔安娜向儿子比利告别的那一幕中，母爱的表述与乔安娜的身份感知一样脆弱，在脸部侧面的特写与画面所呈现出来的黑色氛围中，对乔安娜的孤独与抑郁进行了隐喻表达，并让受众产生寓意联想，在女性意识的阐释与探索中，导演直观再现了这种矛盾心态的挣扎与变化，没有进行人为的介入与评判，这有助于我们在进行独立思考时，已完全中立的态度认知乔安娜的离家出走与自我选择的心路历程。
在这里，乔安娜出走的真实意味并不是逃避，也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一种解脱。是出于对生活信念的重新建构和自我的积极肯定。这种解脱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重新反思自我，寻找自我、回归自我的寓意确立：另一种，是从家庭的束缚中勇于突围，以积极的出走者的姿态改变在家庭生活中的被动与消极。前一种姿态是女性意识的认知内容。后一种则是女性意识的获得方式。形式与内容的集体表现，又进而勾勒出乔安娜的性格轮廓，她的犹豫与踌躇，挣扎与不舍，显然都背负了巨大的人生压力和挑战。她的家庭观念与自己的真实感受彻底决裂，在泰德成为公司下一任创意总监时选择离开，表现了乔安娜的选择是冷静而理智的，她有意放弃幸福的“假象”，去找寻生命的“真实”。所以，她的心理轨迹的变化，是从试图让家庭幸福的大概念中逐步转化为关注自身感受的个体情境所致。这种变化，也正是与泰德的男权思想与生活认知有着明显差异的思想碰撞所致。通过影片描述乔安娜给儿子比利寄来信件这一细节，她毫无隐瞒和逃避，正如在乔安娜信中写得那样：“当你的妈咪是一件事，但世界上还有其它事…”。乔安娜正是借此告诉丈夫泰德，表明自己的生活选择与给予儿子母爱一样重要，都是生命的追求与希望。接受心理治疗以及开始服装设计师的工作生涯都是乔安娜女性意识支撑下的自尊与自爱意识的体现。乔安娜的人格形象，在画面中几次出现在泰德送儿子去学校的情境中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这一细节暗示了乔安娜在新的生活方式与事业选择后并没有推卸掉母亲的责任感，并且随着她事业上的成功，把内心的愧疚表述逐渐清晰。影片对于这种女性意识的积极探索，在乔安娜具备了独立的生存能力后在争取比利的抚养权事件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这时的乔安娜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呈现出人格与自我的完全独立。她以女性意识的自觉选择创造了一种更具有平等对话权力的独立生存语境。
矛盾的戏剧性出现在乔安娜与泰德争夺儿子抚养权的官司上。在这场官司中，乔安娜表明了一个母亲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她十分渴望给予儿子情感的补偿，但同时，她又陷入到不安之中，她察觉到了泰德为了孩子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因为比利被别的同学欺负，泰德在一次重要报告中途离席却借口与一位老师有约；因为比利发烧曾耽误大西洋航空公司的截稿日而使公司付出巨额赔偿：同时，也是因为乔安娜在听泰德说起儿子玩耍时跌落受伤的过程，而被己方律师以是否是合格的父亲为由对泰德进行盘问与责难感到深深的愧疚与不安。这种内心的矛盾过程使得乔安娜即使赢下了儿子的抚养权，却陷入了良知与情感的痛苦反思中。在影片的结尾，她的母爱本色又回归到儿子的内心感受中进行解脱，无疑是对现有家庭关系的维系所作的最好注解。
二、男权思想的内在反思与责任坚守
影片中泰德这一形象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中，而忽略掉妻子的精神诉求与情感交流，并试图以自己的要求让乔安娜成为自己喜欢的一种性格类型，而对乔安娜的性格进行了人为的干预：泰德从男性的相对强势地位所进行的错误定位，带有明显的个人意愿和独立特征，因而表现出一定意味的男权思想。他认为自己尽力做好工作就是对乔安娜的回报，从而把自己的内心体验与乔安娜完全等同起来。所以当乔安娜表示离开时，泰德的惊讶与困惑就不难理解了。泰德把事业价值的获取放在第一位，而乔安娜却恰好相反，把精神的自救与自赎放在了急需改变的立场上。两者的对立中，泰德以错误的思想方式与情感理解导致了婚姻的裂痕，从表面看来，似是泰德忽略了乔安娜的内心感受所致，实则是反映了男权思想对女性意识的干扰与侵害，是男性的生活模式对女性意识的全面渗透和消解，婚后一直没有工作的乔安娜只是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靠于泰德的苦苦打拼，乔安娜试图提出参加工作的想法时总被泰德强硬拒绝，这些因素导致了乔安娜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信念的苍白。
在与儿子比利的生活中他开始操持家务，并担负起照料比利起居的职责，在生活的无序与忙碌中，他虽然勇于面对现实。却不得不担负着更多的压力，影片中描写比利不肯吃饭而贪吃冰激凌时，泰德的粗暴又激起了比利的内心反抗，比利渴望母爱的心声在压抑与委屈的情绪中得以释放。在这些情景描述中，总让人感受到乔安娜对于家庭的重要性，而乔安娜的离家出走恰恰传达出一个信号，那即是不堪于忍受没有希望与期盼的生活，她也有追求生活信念的权利。所以。乔安娜的出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以更加情感化的寓意形象在记忆中加以确立。这种立意不仅反衬出泰德现在的生活窘态，更能揭示他在体会乔安娜出走后承担起妻子的家庭角色，并对其现实处境产生的认同与共鸣。
影片中泰德对男权思想进行反思与解释的过程巧妙安排在与儿子的对话中。当比利毫无睡意时间泰德，乔安娜的离去是否是因为自己不听话的缘故时，泰德向比利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是因为我一直…要她成为某种样子的人，变成我想要的那种太太，但她 不是那样的人”。乔安娜一直生活在家庭的阴影中，她在为家庭尽力付出时却无法与泰德进行心灵的对话。泰德误以为自己高兴的事情，乔安娜也会高兴的，把自己的意志和感受强加于乔安娜，而没有在意乔安娜的内心感受。这种类似于独白式的描写在影片中并不是处于消极、灰暗的地位，在记叙时也没有刻意凸显，泰德的内在反思是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进程中自然流露的，因而，男权思想的化解也深入到泰德的坚强与乐观，乔安娜的脆弱与敏感的性格层面中去。
在反思意识确立后，泰德将对乔安娜的愧疚转化为对比利更加专注的爱护。从儿子玩耍受伤那一幕起，一组描绘泰德奔跑动态寻找医务室的镜头连接让人读出了父爱的味道，在比利脸部缝合10针的痛苦中，他以父亲的坚强给予了比利更多精神上的支持。在这里，男权思想的表现逐步淡出而转变为对比利的父爱人格的刻画与凸显。在这种爱的情景中，不仅让人回味起影片一开始细致描绘泰德做饭时的笨手笨脚的细节，让人读出影片中对泰德生活状态所持有的几分略显稚拙的幽默与调侃，从而传达出在乔安娜出走后。泰德的积极生存态度与人格精神。
影片中对泰德生活状况的关注并不是呈现一种悲观状态的，相反，在他重新认知自己家庭角色的身份后，他曾经告诉玛格利特，如果自己遭遇不幸，希望比利能得到她的关爱。当他认识到情感需要沟通与交流时，他与比利建立起了更为积极乐观地情感信任。他开始关注比利的思想，并试图让儿子的各种愿望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与满足，他开始像一个母亲一样给比利耐心的讲故事，也会在他熟睡时给他盖上滑落一旁的被子，他的细心与父爱很好的填补了比利在母亲出走后内心的亏空，他加倍的补偿也试图让比利摆脱记忆的阴影。泰德在父子感情逐步深化的努力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代价。从忙于照料发高烧的比利，工作出现失误被公司解聘，到乔安娜与其打官司争夺比利抚养权的矛盾，让泰德身陷囹国。泰德在男权思想的反思中，没有向现实妥协，在影片中。由于争夺抚养权的需要，不得不在失业后迅速找到工作，他屈职于与实际能力充满落差的工作。所作出的牺牲与现实妥协可以看作是与比利无法离开的父子之情的真实表达。在乔安娜离家出走后，泰德以更加坚定的方式守护在比利身边，也把这种父爱当作继续生活的希望与动力，所以说，在与乔安娜母爱缺失的对比中，父爱的长期守候变为一种责任，得到了巩固与强化。
泰德身上的性格特点是影片保持悬念与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源于他的坚强与责任，才有了影片继续发展的内在动因，他的性格特征与乔安娜的性格特征在男权思想与女性意识的碰撞中逐步清晰。而泰德乐观的资本，是他在反思自我猛然清醒时，发现还没有失去比利，这是他作为精神慰藉而重获自信的内在原因。虽然在争夺抚养权的官司中以泰德的失利而告终，但他所进行的艰难尝试在情感与责任感上已经胜出了。正是这种由男权思想的反思把他带入到洞察他人的内心世界中，进而表现为对比利父爱的深入与持续，最终塑造起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成熟的父亲形象。
三、精神突围与现实意味
影片《克莱默夫妇》演绎了泰德与乔安娜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是情感交流的缺失而导致的。而这种精神困惑也具有独立性与渗透性。首先，乔安娜的生活追求无法得到实现。也无法与泰德进行交流与排遣，因而导致了精神寓意的反自我倾向，在生活表象的平静下，隐藏着精神世界里的迷茫、困惑与无助。这直接导致了她对自我缺乏信心，对生活充满焦虑与不安的心理胶着状态。自我挣扎痕迹愈发明显，最终在寻找精神出路时实现了自我主体性选择，并带有浓厚的自觉、自省意识。这可以理解为女性意识的复苏：而泰德的困惑则来自于对乔安娜的不解，他把自己的男权思想当作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行为方式上不顾于乔安娜的感受，造成情感的疏远与孤立。因此说，两者之间的矛盾根本上还是源于不对等的两种生存状态，两种思想方式所致。
在这部描绘夫妻感情的影片中，泰德与乔安娜在分离后都做出了在精神方面新的尝试与变化，在精神突围中都以重新反思自我的态度解读关于家庭与事业的现实感受。影片中对于乔安娜选择离开去实现自己对生活信念的理解，并没有持谴责意味或明显的情感倾向。在直观表现其自身矛盾、挣扎与重新找到勇气的经历中，对其女性意识的探索也十分冷静。这可以理解为是在突破传统婚姻观念的基础上现代女性的自我解放与自我新生，它强调了女性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与现实选择，把感情与事业纳入到新女性观中进行新的解读与安置。所以，从乔安娜的离家出走到母爱意识的回归是围绕在其自身生活权利的逐步获得与事业追求的逐步稳定后，对其责任感的一种追加解释，影片对于乔安娜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表示了同情。对于她的出走与生活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理解；所以，在乔安娜出走后带来的家庭阴影与悲观色彩是相对较弱的，影片在更多情况下，是围绕着泰德与比利生活的尝试与重新选择进行叙述的。泰德与比利的父子关系由于乔安娜的缺席，变得更为紧密与融合，在父子进行交流的情感过程中。泰德与比利并没有怨恨乔安娜的突然离别，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觉地完成了对自我的反思。在他们眼中，并无指责乔安娜的任何意指，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接受并主动承担各自的责任。影片在对待这一巨大家庭变故时所持有的态度是充满理解与宽容的，这也从侧面上反映出影片对乔安娜的这一做法并不持否定态度，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理想与信念的权利。而这，也没有使影片陷入到泰德与比利针对乔安娜的不满情绪中去，而是借助其出走的力量继续推动父子在现实生存语意上的自我评价与身份确认。影片把矛盾的焦点贯穿到父子之间的生活琐事中，当小的摩擦出现，泰德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时，比利的强烈抗争最终把矛盾转移到对母爱的期盼中加以消解，这无疑是影片借助于乔安娜出走这一既定事实对父子生活现实影响的内在反映的一种宣泄方式，这一点也在父子摩擦中因为对乔安娜的体谅最终达成对爱与信任的谅解而回归到对现实生活的渴求与希望中去。当然，在这场关于自己家庭身份角色的认知所带来的现实启示在于：平等、尊重，学会沟通与交流才是构建和谐家庭最为重要与积极的行为方式，才是与影片的精神主旨相符合的内在表达。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