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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明末清初大书家王铎以后的几百年,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中的草书艺术渐趋衰微,后继乏人。然近代林散之先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上下求索的精神,在草书领域里“入古出新”,以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书法语言,对草书艺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入古”到“出新”,关键在一个“变”字。林散之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中总结自己学书过程时说:“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后又一变矣。”凡此四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者为小变,可为一阶段,后两者为大变,而各为一阶段。
林散之先生15岁时从乡贤范柳堂先生学习诗文,16岁时从范培开先生学习书法,得双钩悬腕执笔法。一年后又从晚清进士张栗庵先生学古诗文和书法,临写褚遂良和米芾书法,并上溯汉魏、二王,在魏楷、唐楷和汉隶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他31岁赴上海拜黄宾虹学习书画,这是林散之先生学艺道路上的转折点;加之跋涉18000余里的游历,眼界与胸襟大开,气质与书画皆出现了质变。他不仅领悟了黄宾虹先生用笔、用墨之法,而且深得书法艺术传统之三昧。
林散之先生“古稀之后又一变”,进入了第三阶段。1970年他入浴时被热水烫伤,右手半残,执笔方法也被迫作了调整。在这之前40年左右的时间,他长期浸润于传统书法之中,酝酿着突破,渐进渐化,终于完成了“衰年变法”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独特书风:集怀素的飞动跌宕、祝枝山的恣肆奔放、董其昌的清淡空灵、王铎的奇崛酣畅于一炉,合书卷气和金石气为一体。精湛的笔墨功夫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二
林散之先生在近一个世纪的学习、探索、创作过程中,形成了超凡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细读他那惊心动魄的大草,其书法语言的包容性、超前性、表现力、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在20世纪的书坛都是罕见的。其中的奥妙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形成林散之草书艺术的最重要因素:
1.有楷、隶、行的深厚基础
在范培开、张栗庵、黄宾虹三位名师的教诲、引导下,林散之先生在学书过程中始终尊重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古代经典碑帖之间遨游,以最深的功力入碑入帖,以最大的勇气出碑出帖。中国书法史上那些最典范的楷书(包括唐楷、魏碑、晋楷)、隶书(《礼器》、《张迁》、《乙瑛》、《西峡颂》等)、行书(二王、米芾、李邕等)、草书(二王、怀素、祝允明、董其昌、王铎)等,他都曾用功临摹,潜心钻研,兀兀穷年。
楷书是林散之先生学书过程中用功甚勤的一种,从年轻时的唐楷到后期的北碑楷书。早年的楷书作品如《四时读书乐》、《山水类编》,写得十分精致,用笔沉着劲挺,结体参差错落,没有草率油滑之气,显示出作者严谨的书风。及至晚年,融合各家贯通诸体,掺入隶书和行书笔意,写得平正宽博、天真烂漫、古朴自然,如《赠小娟》横批,纯以神行,质朴恬淡。
隶书也是林散之先生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主攻的重点之一。他说:“我学汉碑已有三十几年,功夫有点。学碑必从汉开始。每天早上一百个字,写完才搁笔……”又说:“浮名乃虚花浪蕊,毫无用处。必回头,若干年,痛下功夫……”林散之认为隶书用笔迟涩凝重、断而后起的特点也是让人在用笔上防止草率、轻滑、含糊的良药。因此,林散之把隶书的研究作为自己探索笔法、增强笔力、丰富内蕴的手段,立志“把汉人碑刻一一摹下”。
林散之的行书发轫于二王,尤得力于李北海和米南宫,也学过颜真卿、王铎等人。如1965年所作《瞻园七绝四首》,李北海的影响十分明显,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成熟的书风。而晚年的行书之笔意,圆浑自然、平淡祥和。
2.以隶入草,创新变化
草书得流走奔放易,得沉著凝重难。林散之将隶书沉著厚重之气寓于草书之中,故其书草能得厚重的老辣气象。汉隶用笔迟涩、不滑不滞、笔笔力到,而林散之尤重“中实”,即“笔划中间不能让当”,行笔处处皆“留”,这就防止了草书因行笔迅疾极易出现“中怯”——轻薄浮滑的弊端。而隶书笔笔断而后起的方折用笔,也是克服草书行笔过于圆转而失之油滑的良方。在林散之那里,汉隶奇崛的方折用笔,经过他的处理,变成了圆中寓方,柔中含刚的线条,而隶书用笔上的笔笔藏锋,也使得林草的线条含蓄蕴藉,而无抛筋露骨、尖刻浮薄之弊。种种以隶入草,使林散之的草书既沉著厚重老辣纷披,又含蓄典雅神采飞扬。
3.重笔墨之法
林散之先生在自己论艺诗文中,多次强调了黄宾虹老师论述笔墨的要旨:
“凡用笔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股,曰屋漏痕,曰壁拆纹。用墨有七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墨,曰浓墨,曰淡墨,曰渴墨。”
“善用墨者,当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铁之沉而取其秀。”
“墨如精金,笔如钢杵,燥如秋风,润含秋雨。”
林散之先生一生都在努力地实践着黄宾虹老师的谆谆教导。黄宾虹老人在中国画中创造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境界,被林散之先生在中国书法中创造性的展现出来了。
挟数十年临池功力,林散之先生得心应手地驾驭“长锋”或“超长锋”羊毫笔,辅之以墨中加水的“破墨”与“宿墨”妙法,使得其草书点画极富力感、质感和朦胧感。正是曲处求直、圆处觉方,绵里藏针、柔中含刚;燥处如秋风吹裂万岁枯藤,润处如春雨浸透千瓣新花,矫健而妩媚、飘逸而浑厚。前人在用笔上所追求的“锥画沙”、“折拆股”“屋漏痕”等等,在林散之先生笔下皆有所体现。由于将长锋羊毫的特性和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其书法具有水墨画般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运用“散锋”,有如中国画中的皴笔,大大丰富了书法点画的表现力。这些对中国传统笔法和墨法的突破与开拓,是林散之先生为中国书法艺术所作的特殊贡献。
4.以学识修养为支撑
林散之早年投师黄宾虹时,即遵从黄老之教诲,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与启功所评:胸罗子史——读万卷书、眼寓山川——师造化相一致。而以学问修养寓之于书,故其书气韵灵动盎然,格调高雅脱俗,神妙不可端倪。
林散之深明读书之重要,终生读书吟诗不断。他反复强调“学字要才、学、识”,指出“境界就是书卷气的流露,书读多了就有了”。还说:“书法与旧文学是分不开的,能钻进去就好了,不要只看翻译才懂。这是个很高的修养。所谓书卷气,就是书读多了,不是学成的而是养成了。”这正应了唐张怀瓘在《书断》中所云:“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他所指的神采即为“书卷气”。这种生机活泼的气息,没有深厚精淳的文化修养、学问功底是呈现不出来的。归根结底,林散之在草书上取得的成就,是深厚学问滋养的结果。
5.学书做人,德艺双馨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怒涛啸于侧而不变声。”生活中,林散之始终保持一种纯朴天真、散淡宁静的天性。只有书画、诗词、文学才是他寄情所在,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他曾写诗道:“我是当年杨风子,几经尘劫堕凡胎。于今又入婆娑界,写出人间真相来。”在林散之眼里,“学字就是学做人”,就是用艺术改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是传统意义的弘道,即济天下。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那年发起书画义卖活动,林老闻知,泼墨挥毫一气呵成,慷慨相赠,古道热肠!
林散之先生名满天下却自谦自让,从无骄色。在他的书画集“自序”中写道:“顾念平生,寒灯秋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深望识者指其瑕疵,以匡不逮,则幸甚矣。”其态度何等谦逊,其胸怀何等博大!
面对林老的草书艺术,人们不禁从心底发出由衷赞叹:千秋草圣,风流独步;人生有限,艺术无穷。
自明末清初大书家王铎以后的几百年,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中的草书艺术渐趋衰微,后继乏人。然近代林散之先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上下求索的精神,在草书领域里“入古出新”,以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书法语言,对草书艺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入古”到“出新”,关键在一个“变”字。林散之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中总结自己学书过程时说:“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后又一变矣。”凡此四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者为小变,可为一阶段,后两者为大变,而各为一阶段。
林散之先生15岁时从乡贤范柳堂先生学习诗文,16岁时从范培开先生学习书法,得双钩悬腕执笔法。一年后又从晚清进士张栗庵先生学古诗文和书法,临写褚遂良和米芾书法,并上溯汉魏、二王,在魏楷、唐楷和汉隶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他31岁赴上海拜黄宾虹学习书画,这是林散之先生学艺道路上的转折点;加之跋涉18000余里的游历,眼界与胸襟大开,气质与书画皆出现了质变。他不仅领悟了黄宾虹先生用笔、用墨之法,而且深得书法艺术传统之三昧。
林散之先生“古稀之后又一变”,进入了第三阶段。1970年他入浴时被热水烫伤,右手半残,执笔方法也被迫作了调整。在这之前40年左右的时间,他长期浸润于传统书法之中,酝酿着突破,渐进渐化,终于完成了“衰年变法”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独特书风:集怀素的飞动跌宕、祝枝山的恣肆奔放、董其昌的清淡空灵、王铎的奇崛酣畅于一炉,合书卷气和金石气为一体。精湛的笔墨功夫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二
林散之先生在近一个世纪的学习、探索、创作过程中,形成了超凡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细读他那惊心动魄的大草,其书法语言的包容性、超前性、表现力、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在20世纪的书坛都是罕见的。其中的奥妙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形成林散之草书艺术的最重要因素:
1.有楷、隶、行的深厚基础
在范培开、张栗庵、黄宾虹三位名师的教诲、引导下,林散之先生在学书过程中始终尊重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古代经典碑帖之间遨游,以最深的功力入碑入帖,以最大的勇气出碑出帖。中国书法史上那些最典范的楷书(包括唐楷、魏碑、晋楷)、隶书(《礼器》、《张迁》、《乙瑛》、《西峡颂》等)、行书(二王、米芾、李邕等)、草书(二王、怀素、祝允明、董其昌、王铎)等,他都曾用功临摹,潜心钻研,兀兀穷年。
楷书是林散之先生学书过程中用功甚勤的一种,从年轻时的唐楷到后期的北碑楷书。早年的楷书作品如《四时读书乐》、《山水类编》,写得十分精致,用笔沉着劲挺,结体参差错落,没有草率油滑之气,显示出作者严谨的书风。及至晚年,融合各家贯通诸体,掺入隶书和行书笔意,写得平正宽博、天真烂漫、古朴自然,如《赠小娟》横批,纯以神行,质朴恬淡。
隶书也是林散之先生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主攻的重点之一。他说:“我学汉碑已有三十几年,功夫有点。学碑必从汉开始。每天早上一百个字,写完才搁笔……”又说:“浮名乃虚花浪蕊,毫无用处。必回头,若干年,痛下功夫……”林散之认为隶书用笔迟涩凝重、断而后起的特点也是让人在用笔上防止草率、轻滑、含糊的良药。因此,林散之把隶书的研究作为自己探索笔法、增强笔力、丰富内蕴的手段,立志“把汉人碑刻一一摹下”。
林散之的行书发轫于二王,尤得力于李北海和米南宫,也学过颜真卿、王铎等人。如1965年所作《瞻园七绝四首》,李北海的影响十分明显,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成熟的书风。而晚年的行书之笔意,圆浑自然、平淡祥和。
2.以隶入草,创新变化
草书得流走奔放易,得沉著凝重难。林散之将隶书沉著厚重之气寓于草书之中,故其书草能得厚重的老辣气象。汉隶用笔迟涩、不滑不滞、笔笔力到,而林散之尤重“中实”,即“笔划中间不能让当”,行笔处处皆“留”,这就防止了草书因行笔迅疾极易出现“中怯”——轻薄浮滑的弊端。而隶书笔笔断而后起的方折用笔,也是克服草书行笔过于圆转而失之油滑的良方。在林散之那里,汉隶奇崛的方折用笔,经过他的处理,变成了圆中寓方,柔中含刚的线条,而隶书用笔上的笔笔藏锋,也使得林草的线条含蓄蕴藉,而无抛筋露骨、尖刻浮薄之弊。种种以隶入草,使林散之的草书既沉著厚重老辣纷披,又含蓄典雅神采飞扬。
3.重笔墨之法
林散之先生在自己论艺诗文中,多次强调了黄宾虹老师论述笔墨的要旨:
“凡用笔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股,曰屋漏痕,曰壁拆纹。用墨有七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墨,曰浓墨,曰淡墨,曰渴墨。”
“善用墨者,当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铁之沉而取其秀。”
“墨如精金,笔如钢杵,燥如秋风,润含秋雨。”
林散之先生一生都在努力地实践着黄宾虹老师的谆谆教导。黄宾虹老人在中国画中创造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境界,被林散之先生在中国书法中创造性的展现出来了。
挟数十年临池功力,林散之先生得心应手地驾驭“长锋”或“超长锋”羊毫笔,辅之以墨中加水的“破墨”与“宿墨”妙法,使得其草书点画极富力感、质感和朦胧感。正是曲处求直、圆处觉方,绵里藏针、柔中含刚;燥处如秋风吹裂万岁枯藤,润处如春雨浸透千瓣新花,矫健而妩媚、飘逸而浑厚。前人在用笔上所追求的“锥画沙”、“折拆股”“屋漏痕”等等,在林散之先生笔下皆有所体现。由于将长锋羊毫的特性和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其书法具有水墨画般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运用“散锋”,有如中国画中的皴笔,大大丰富了书法点画的表现力。这些对中国传统笔法和墨法的突破与开拓,是林散之先生为中国书法艺术所作的特殊贡献。
4.以学识修养为支撑
林散之早年投师黄宾虹时,即遵从黄老之教诲,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与启功所评:胸罗子史——读万卷书、眼寓山川——师造化相一致。而以学问修养寓之于书,故其书气韵灵动盎然,格调高雅脱俗,神妙不可端倪。
林散之深明读书之重要,终生读书吟诗不断。他反复强调“学字要才、学、识”,指出“境界就是书卷气的流露,书读多了就有了”。还说:“书法与旧文学是分不开的,能钻进去就好了,不要只看翻译才懂。这是个很高的修养。所谓书卷气,就是书读多了,不是学成的而是养成了。”这正应了唐张怀瓘在《书断》中所云:“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他所指的神采即为“书卷气”。这种生机活泼的气息,没有深厚精淳的文化修养、学问功底是呈现不出来的。归根结底,林散之在草书上取得的成就,是深厚学问滋养的结果。
5.学书做人,德艺双馨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怒涛啸于侧而不变声。”生活中,林散之始终保持一种纯朴天真、散淡宁静的天性。只有书画、诗词、文学才是他寄情所在,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他曾写诗道:“我是当年杨风子,几经尘劫堕凡胎。于今又入婆娑界,写出人间真相来。”在林散之眼里,“学字就是学做人”,就是用艺术改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是传统意义的弘道,即济天下。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那年发起书画义卖活动,林老闻知,泼墨挥毫一气呵成,慷慨相赠,古道热肠!
林散之先生名满天下却自谦自让,从无骄色。在他的书画集“自序”中写道:“顾念平生,寒灯秋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深望识者指其瑕疵,以匡不逮,则幸甚矣。”其态度何等谦逊,其胸怀何等博大!
面对林老的草书艺术,人们不禁从心底发出由衷赞叹:千秋草圣,风流独步;人生有限,艺术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