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产阶级的焦虑，离不开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精神抑郁等一堆专门术语。不过这些东西跟历史上的布尔乔亚沾不上边。200年前，布尔乔亚还是尚未分化的大家庭，人丁兴旺朝气蓬勃。彼时，布尔乔亚是法国大革命的中坚，不仅活跃在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也战斗在议会、广场与街垒。一直到1830年，在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期间，布尔乔亚仍有很强的战斗力。
　　今天我们可以从画家德拉克罗瓦的名作 《自由引导人民》里看到当时的布尔乔亚包括哪些成员。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历史上的布尔乔亚是最具革命性的社会组成—当然，由于《共产党宣言》统共有23个不同的汉译版本，此话是褒是贬，尽显各色诡异。
　　德拉克罗瓦不是惟一为布尔乔亚造像的艺术家。如果说他描绘的1830年，布尔乔亚正由热血青年转向稳重中年，那么作家丹尼尔·笛福在1719年所做的，则是为布尔乔亚的青少年时期画像—出身中产的鲁宾逊·克鲁索浪迹海上时，只有19岁。可是如果我们随时光倏然进入20世纪就会看到，小说家米歇尔·图尼埃笔下的鲁宾逊，已然符合现代中产的条件：神经兮兮、耽于玄思。
　　由此我们发现，中产阶级的历史面貌变化很大。差不多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从布尔乔亚大家庭分离出去，而家庭的名誉遗产大体归中产阶级所继承，他们的形象才逐渐满足今天的认知。这一转变如此漫长，足足用了100年。检视那一百年的历史，很明显，与身体一起成熟的，还有中产阶级的头脑，也就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念。他们用这套信念，一步步将自己与别的阶级分开。他们对道德的极力追捧，对自然的温情想象，对时间的恪守态度，尤其对秩序、理性、克己、家庭、科技以及勤奋等字眼的高度认同乃至深度痴迷，其他阶级难以比肩。
　　抱持着这套信念，中产阶级到处给事物划定界限。他们将洁净与肮脏分开，将自然与社会分开，将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分开，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分开，将卧室、客厅、书房、厨房、卫生间分开。他们怀着对无序混沌的深切恐惧，强调着隐私的无比重要，克制着自己的身体、情感与性爱。他们在吃鱼的时候羞于吐出“尾巴”这样“粗俗”的字眼，而将“尾端”当作“恰如其分”。他们甚至不肯用“双脚”这样“模糊”的复数形式，而要用“我的左脚和右脚”来精确指称。在中产阶级看来，除非赋予了一个事物以秩序上的意义，否则根本不应该开口—只有下层人才会粗鲁地把一把铲子叫做“铲子”，更不要说性爱、怀孕、生产、大小便这些与“脏乱差”分不开的事情了。一位女士在回忆录中写到，在1900年代，人们从来不会使用助产士、产婆这类称呼，迫不得已，他们会以交头接耳的方式，婉转地名之为“必需夫人”。
　　中产阶级与工业文明的联系相当抢眼。就像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它的社会成员理性、热爱秩序，善于精细而稳定的自我控制。毫无疑问，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都更符合这一要求。换句话说，现代社会鼓吹的主流文化，必然是中产阶级的文化。
　　问题是，过度寻求秩序的保护，过度追求琐细的克己，就会产生高浓度的焦虑。特别是一战之后，经由鼓吹出来的中产阶级文化，焦虑四下扩散，像巨大的雨云包裹着矛盾的现实。人们误以为中产阶级正在扩大规模，然而社会学家大前研一就提醒道，中产者所占的社会比重不仅持续降低，而且濒临结构崩溃。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 M型的社会结构已在多国出现—逐渐趋近于1的基尼指数已经指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硕大无朋空无一物的中产幻象还裹挟着大多数的人。他如此提问，你为房贷担心吗？你害怕结婚生子吗？你操心子女教育吗？如果你的任何一个回答为“是”，那么你就不要自以为是中产。
　　然而如同作家J·K·罗琳所言，长期浸淫在中产幻象里的人不仅惊人地势利，并且自命不凡。要他们重拾布尔乔亚的社会热情很难。不过有趣之处在于，当中产阶级濒临消失之时，他们却会掀起巨澜。这种“消失的力量”，曾经涌现于1933年的德国，以及1947年的中国。
　　在那样的时刻，一个典型的中产者往往会坐在咖啡馆里，看着乱哄哄的游行队伍从街上走过，然后对朋友说：“连我们都谈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