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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国家图书馆百年以来金石拓本的收藏历史、概况、现状以及当前藏品的编目整理和公众服务情况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馆藏碑帖珍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关键词：国图金石拓本整理编目 善本碑帖
一、国家图书馆的碑帖收藏概况
（一）收藏历史
拥有百年历史的国家图书馆，自建馆之初就开始了金石拓本的收藏。1929年（民国十八年），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重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根据教育部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要求，设立金石部，专门职掌金石拓本的采购、整理、编目、阅览、保管以及装潢修补等事项，从此以后，在图书馆内有了以“金石”为名的机构，并一直延续至今。金石专门机构的设置，对金石拓片的采编、整理和为学者提供服务的具体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金石拓片的收藏在图书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不均衡，1929年全馆藏书近20万册，而金石拓本只有两三千种，大部分是向各地征集和采购来的。袁同礼主持工作期间（1929.81948.12）金石器物和拓本的馆藏量大增，到1948年底国家图书馆的碑帖收藏已达23156件，其中拓本共22222件，占金石总藏量的96%。当时的主要采访方法有：1.征集，教育部下达通令，咨各省区“转饬所属，凡当地著名碑碣石刻，各拓一份，径送本部”，以充实京馆收藏；2.接受名人捐赠；3.收购；4.聘专人搜访新出土金石拓本；5.建立寄存制度，接受藏家寄存；6.传拓。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以“文革”为中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前（1949-1966）金石拓本的采访还是沿袭1949年之前的各种方法，但是名目有些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1.文化部文物局拨交；2.接受捐赠；3.收购；4.传拓。这一时期，金石拓本的入藏量不但为数不少，而且有一些名碑名帖和著名学者专藏入藏。“文革”十年，图书馆的工作陷入停滞，几乎没有金石拓本入藏，七十年代登账的藏品，都是整理旧年积压。1977年5月采访工作座谈会之后，金石拓本采访工作才又一次进入有序的轨道。尤其是1978年国家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图书馆工作也蓬勃发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金石拓本入藏。采访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1.收购：2.传拓；3.接受捐赠。近年来，国家图书馆采访人员积极宣传、主动联系，和各地文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加之前几年为拉动内需进行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而导致石刻大量出土的好时机，采访量逐年递增，每年都有一两千种新出石刻拓片的入藏，为达到为读者提供最新鲜、最原始的新材料做出了有力的藏品保障。在国家图书馆历代前贤和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截至2014年底共有馆藏155600余种，323200余件藏品，其中各类金石拓本26万余件。
（二）藏品概况
国家图书馆金石拓本类藏品分纸质和非纸质两大类，非纸质实物类藏品主要有：甲骨、汉魏石经残石、墓志、造像、玻璃底版等：纸质藏品以拓片为主，金石拓本是中国特有的保存金石资料的纸质文献，也是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要的特色藏品之一。国家图书馆现有各类拓本26万余件，据其内容有甲骨、墓志、房山石经、画像、铜陶砖瓦，据其装潢形式有裱轴、裱本，据其作用有法帖，据其地点有北京及其他各地，还有根据收藏人设置的专藏，根据收藏价值设置的善拓等等。拓片的传拓种类非常多，有蝉翼拓、乌金拓、朱拓、蜡拓、影拓及器物的全形拓（以青铜器为主）。为了方便利用和美观，有的整幅拓本剪割为裱本，有的装为卷轴。国家图书馆所藏大多数为整幅拓片，不仅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而且还可据以了解石刻原貌。
国家图书馆所藏文献中，最古老的是殷商甲骨。甲骨文是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内容是占卜和记录占卜，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较系统的文字。甲骨文主要行用于商代后期及西周初期，刻辞内容涉及商代的祭祀、田猎、出行、战争、农业、气象、疾病、生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反映了商代的阶级、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是迄今发现的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载体。自1899年发现以来，河南省殷墟出土的有刻辞的甲骨约有15万片，散藏在世界各地。甲骨主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遗址，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陕西省周原等地也有甲骨出土。近年西周甲骨又有重大发现，为研究西周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国家图书馆藏有甲骨35600余片，约占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大的一块牛肩甲骨长43.5厘米，宽24厘米，正面刻有196字，背面22字，共218字之多。甲骨文为我们研究殷商文化留下了可靠的资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2013年3月，殷墟甲骨文、殷墟小屯南地甲骨文和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与甲骨同时出现并绵延1000余年的青铜器在古代被称为“金”，故上面所铸的文字又称为金文。青铜器的数量很多，所铸文字多寡不一，少者仅有一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族徽标志，最多的有数百字，如：西周后期的《毛公鼎》，其铭文达499字，是存世文字最多的青铜器；《散氏盘》内有铭文375字。青铜器拓本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有青铜器拓本近2000种，其中有全形拓拓本800种之多，数量不菲。
（三）馆藏金石拓本的价值
国家图书馆所藏金石拓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从历史文物价值来看，就传拓时间而言，馆藏宋元拓本10余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其中北宋拓本《神策军碑》为海内外孤本。明拓《天一池碑》《乐善堂法帖》等是目前所见唯一拓本，《伊阙佛龛碑》是存世最佳拓本。此外大量的明清拓本中亦不乏精品，例如清拓《董美人墓志》是该墓志少见的几个整幅关中本之一。馆藏石刻拓本的历史文物价值还体现在名家旧藏上，如清代著名学者顾千里、铁琴铜剑楼主瞿镛、铁如意斋主缪继珊、四当斋主章珏、五百经幢馆主人叶昌炽、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还有李根源、周希丁、端方、陆和九等没有专门建立专藏的名家旧藏，也为馆藏增色不少。其中一些金石学家、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题跋、批语本身就是文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专藏的藏品装裱一致，多有藏家及友朋同好题签、题跋和钤印等，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专藏的设立是对藏家及其藏品的注重和认同。 从学术资料价值来看，馆藏拓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藏品时间跨度大。从殷商甲骨到现代红旗渠碑刻，绵延3000余载的历史痕迹皆可从馆藏拓片中追寻。第二，涉猎地域广泛。不但有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金石文献的收藏，还有朝鲜、日本、韩国和埃及古刻等国外石刻拓本。第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世石刻种类如刻石、碑、法帖、石经、字书、封禅、诏敕、符牒、书札、格论、典章、谱系、界至、诗文、墓志、塔铭、浮图、经幢、刻经、造像、画像、地图、桥柱、井栏、柱础、石阙、题名、摩崖、买地莉、投龙记、神位、食堂、医方、书目、吉语、诅盟、符箓、玺、押、题榜、楹联、石人、石狮子、石香炉、石盆等等，各种材质和形制器物的拓本一应俱全；且墓志、法帖、石经等形制的拓本都有相当数量的收藏，例如甲骨36000余种，金文（包括铜镜、铜造像、铜钟等）1万余种，石刻（包括竹、木、玉、砖刻等）中碑刻逾4万种，刻帖500余种（其中丛帖320余种，单帖200余种），砖2000余种，瓦当3000余种，陶文1000余种，印谱中印章边款近万种。第四，文字种类繁多。馆藏石刻拓本以汉字为主，还有满文、蒙文、藏文、巴斯巴文等多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叙利亚文、埃及古文字等外国文字，为我们研究外国文字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第五，文献内容丰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宗教、民族、民俗、天文、地理、科技、建筑、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其中墓碑、墓志、祠庙类拓本占总数的60%以上，造像和题名也都在2000种以上，保存了大量善本古籍之外的古代文献。馆藏拓本中整幅拓本占总数的90%以上，直观地保存了原碑的形态和内容。此外，有些石刻本身就是大部头的著作，例如历代儒家刻经，至今石刻尚完整存世的就有两种，一种是今存陕西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可以说是儒家经典的传世最早版本：另一种是今存北京国子监博物馆的清乾隆十三经（共计190石）。这两种儒家石经，国家图书馆皆藏有完整的拓本。同时存在国子监的还有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共计198石），保存了元明清三代大量的读书人生平信息。佛教刻经最普遍，最著名的就是房山云居寺石经，自隋代起，绵延刻了1000余年，共计刻石15000余块，保存了很多佛教经典的珍贵版本；第六，名家题跋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馆藏顾千里、叶昌炽、梁启超、缪继珊、章钰等人的专藏共6732种11201件，藏家题跋众多，这些题跋或考订版本优劣，或注明石刻所在、沿革及拓本来源，或正史补史，或考辨真伪，或品味书法，或评论文章。据统计，各类拓本中有题跋者凡800余人3000余款，最多的是宋元合璧本《广政石经》，题跋绘画达147款之多。从艺术观赏价值来看，首先石刻一向是书法艺术的宝藏，自秦至今，历代书法名家和无名书家的无数精彩作品不计其数，读之美不胜收。法帖，是将历代书法家之法书摹刻在高一尺许、宽近三尺的石板或木板上，传拓、装裱后供人们学习书法之用。它的可观赏性、可效仿性及史料性等特征，是法帖独具的艺术魅力。法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书法开始从“碑学”转向“帖学”，成为我国书法史上又一高峰，在研究我国书法艺术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还是我们学习书法不可多得的范本。现存最早的法帖是北宋《淳化阁帖》，目前我馆收藏的法帖有800余种，包括丛帖300余种。其次，馆藏拓本种类齐全方面，拓本的主体是墨拓，其中不乏墨拓精品——乌金拓和蝉翼拓；朱拓、蓝拓、彩拓各色拓本色彩纷呈，镶拓、隔麻拓、瓜皮拓等各种形式则一应俱全：而出现于乾隆年间主要用于青铜器的艺术精品——全形拓本，更是传拓技艺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观之如见原器，美不胜收。再次，石刻还是绘画艺术的舞台，汉代画像、南北朝石刻造像，都是石刻中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是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的结合体，是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些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画像和造像，还是考古学上据以断代的重要物证。可以说，石刻中的画像和造像，是一部形象的石刻绘画史。此外，纸白墨润的金石拓本，名家专藏钤印累累，藏家题跋书法精美，卷首绘画笔墨精良，都会带给人无上的美感和艺术享受，更别说石刻里面有很多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了。
二、编目整理概况及可为读者提供的服务
图书馆是公众服务机构，图书馆的职责就在为读者找书和为读者找书提供各种方便。目前国家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碑帖拓本的服务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网上查询和阅览
1.已完成拓片书目数据（截至2013年底）38000余条。
2.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影像数据：
（1）甲骨世界：2003至2013年甲骨数据共加工15543条，其中网上发布甲骨元数据有8540条，影像12046幅（包含甲骨实物数据3764条，影像7532幅，甲骨拓片数据4776条，影像4514幅）。
（2）碑帖菁华：已有元数据23058种，影像29000余幅。
（二）出版书目和影印拓片
除了采、编、阅、藏的图书馆日常基础工作外，我馆还为科研机构和出版社提供资料，开展咨询工作，对金石拓片而言，就编制了年代、题名、地区、责任者（撰者、书者、刻者）、文种、专题6套卡片目录和10余种书本目录与索引。同时，还主动地、有计划地编撰文章、著作、目录、资料公开出版发行，以宣传介绍馆藏。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出版了几十部学术性书籍，主要的有：甲骨方面的《甲骨缀合编》等；青铜器方面的《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石刻方面的《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片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为金石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为社会利用图书馆馆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拓片书目
《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收46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收6300余种。
2.拓片汇编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156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收21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收7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收2000余种。
3.题跋类
王敏《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
（三）到馆服务：卡片查询、拓片阅览、咨询服务
卡片目录有如下几种组织：
1.题名目录：
2.责任者目录（包括撰绘者、书写者、镌刻者）；
3.地区目录（依现行行政区划到县，同一县内依年代排）；
4.年代目录（以朝代、年号、年、月、日顺序排列，相同者依题名排序，最便于查找）：
5.文种目录（同一文种依年代排序）；
6.专题目录（如房山石经等，依年代排序）。
以上卡片目录、书目、汇编、书目数据、影像数据不仅为读者在不同地域从不同的角度查找和利用这些拓片资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还可为拓片的整理编目者提供参考。
三、馆藏珍品介绍
（一）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为加强古籍保护工作，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200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文化部、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十部委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07年5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2008年3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国发[2008]9号），正式批准公布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到2014年年底，一共完成了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和评审工作。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于2008年3月1日公布，共2392种古籍，其中碑帖73种：2009年6月9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4478部古籍，其中碑帖10种：2010年6月11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共2989部古籍，其中碑帖9种；2013年3月8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共入选1516部古籍，其中碑帖71种；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完成了评审工作，正在等待公布。自2008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参加了五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碑帖目录的评审，前四批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碑帖拓本共23种，其中宋拓本12种（《神策军碑》《隶韵》《广政石经》《大智禅师碑》《干禄字书》《李思训碑》《九成宫醴泉铭》《三藏圣教序》《麓山寺碑》《争坐位帖》和《绛帖》两种）；元拓本1种（《道德经》）；明拓本6种（《嘉祜石经》《伊阙佛龛碑》《天一池碑》《瘗鹤铭》《乐善堂法帖》《天发神谶碑》）；清拓本4种（《五百罗汉图》《雪浪石盆铭》《董美人墓志》《九姓回鹘可汗碑》），详见附件。
今将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几种珍品做一简单介绍：
《隶韵》宋拓本名录号：00389
刘球纂集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
《隶韵》是宋代刘球纂集的一部汉隶字典，亦可视为隶书体单字集刻帖，沈亨刊刻于南宋淳熙二年五月，木刻。全书10卷，计单字3275个，依韵排列。以楷体为字头，字头下辑录两汉以来庙碑、墓碣、遗经残石、镫、钲、盆、镜等上的隶书字形，每种字形下皆注明所出之碑。正文前有碑目一卷，所引261种（一说134通）碑刻，今已十不存一。《隶韵》是研究汉字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语言、历史、金石谱录、书法篆刻的重要参考书。此帖传世拓本极为稀少，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皆藏宋拓本《隶韵》，国家再造善本工程中皆获得再造，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又双双入选。国家图书馆藏宋拓本《隶韵》，存九卷，缺卷四，无碑目，凡222开，裱为8册，含墨本197开，册页装，墨心高25.5厘米，宽15.7厘米。明范大澈旧藏，后归黄氏一层楼，清乾隆时入卢登棹家，后为李鸿裔珍藏。赵之谦题签，首册前副页有钱大听题记一开，帖中有吴大澂等人篆书观款，册尾有卢登棹乾隆乙巳夏六月、钱维乔乾隆乙巳中秋后一日题记一开。钤“范大澈印”“钱大听印” “苏邻鉴藏” “郪江李氏文房”等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拓《隶韵》存六卷，包括碑目、卷三、卷四、卷六、卷八和卷九，墨本共146开。亦为赵之谦题签，前有杨守敬跋一页，刘球表边跋有二秦恩复嘉庆壬申正月五日，江藩嘉庆庚辰如月廿一日，表后有阮元、徐渭仁、赵烈文各一跋，碑目后有跋。
《广政石经>宋元拓本名录号：00391
十国后蜀广政初年（938）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刻石
“石经”是指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东汉经学兴盛，因各家所传经文文字各不相同，导致论争纷起，蔡邕等奏求正订六经文字，于熹平年间（172-178）间刻成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为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版本意义的石头图书，在校对版本、规范文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此为源头，由政府组织的儒家经典大规模刻石活动还有六次：三国魏正始年间（241-249）刻立的《正始石经》，唐开成二年（837）刻成的《开成石经》，十国后蜀广政年间（938-965）始刻的《广政石经》，北宋嘉祜六年（1061）刻立的《北宋石经》，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刻立的《南宋石经》，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立的《乾隆石经》。
《广政石经》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938-965）初年，故名，又称《蜀石经》或《后蜀石经》，因立于今四川成都，又有《成都石经》《益都石经》之称。由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其事，始刻经时仅《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仅刻十七卷）十部经书；宋皇祜元年（1049）成都府尹田况补刻《公羊传》《毂梁传》和《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徽宗宣和五年（1123）蜀帅席贡又补刻《孟子》；孝宗乾道五年（1169）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附刻于后。刻经时间长达180多年，加上刻《考异》时间，更长至230多年。《广政石经》刊刻于雕版印刷大兴之际，其存古及校勘学意义自不待言。七次刻经中唯《广政石经》经注并刻，行款类宋版古书，经文用单行大字，注疏用双行小字排在经文之下，经注并行，相映生辉。由张德钊、杨钧、张铭文、孙逢吉、朋吉、周得贞等著名书家抄写书丹，其严谨的体例和峻美的书法，被后代书家誉为“专精”之作。《广政石经》石逾千数，字过百万，是儒家刻经中刊刻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杨守敬评价曰：“蜀石经经注并刻，宏工巨制，可谓空前绝后。” 《广政石经》出自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时中原丧乱，多有士大夫到蜀中避难，蜀后主孟昶在位30余年，休养生息，兴文求治，蜀中尚称安定。原石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至宋初尚完好，传说毁于宋末元初之兵燹。传世拓本极为罕见，据说宋时内府尚有拓本96册，明万历间内阁犹存，入清则仅剩《毛诗》半部了。国家图书馆藏《广政石经》为宋、元拓本之合璧残本，宋内府、刘体乾、陈澄中等递藏，是现存《蜀石经》的最佳拓本；是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从香港购回藏品中的一种。此本共9册，含墨拓本《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清道光间木刻印本《蜀石经》一册，《题跋姓名目录》一册。其中《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的内府官印，可知此本系宋拓无疑。存清及近代以来名家题跋及题签、题首、观款达上百条，还有何维朴、金蓉镜、林纾、吴昌硕等十数人的绘图，拓本藏印累累，递藏有绪。尤其是乾嘉以来著名学者如翁方纲、段玉裁、钱大听、瞿中溶、梁章钜、何绍基、祁寯藻、潘祖荫、王懿荣、缪荃孙、杨守敬、王闾运、沈曾植等数十人的题跋，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大智禅师碑》宋拓本名录号：00525
严挺之撰史维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刻石
《大智禅师碑》又名“义福禅师碑”，刻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十八日，碑阳为唐代名相严挺之撰文，唐隶四大家之一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碑阴开元二十九年（741）刻，阳成伯撰文，亦史惟则隶书，碑末附北宋淳化、宣和，金大定及明弘治年间题名。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史惟则，广陵人，玄宗时殿中侍御史，善隶书。此碑书法苍劲庄严、颇具骨力，被孙承泽推为开元第一隶书。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宋拓宋装，张伯英旧藏，钤“勺圃”印，首行题名“史惟则”之“则”字完好，是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著录的唯一宋本。2008年入选名录。
《神策军碑》宋拓本名录号：00585
崔铉撰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843）刻石
《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功碑”。宰相崔铉撰文，柳公权楷书，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立，碑原立于唐长安大明宫西，久佚。此拓为北宋拓海内外孤本，残存上册，割裱本，27开，高27厘米，宽16厘米。贾似道、南宋内府、元翰林国史院、明晋王府、清孙承泽、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仁涛、陈介祺、蒋祖贻、谭敬、陈清华等递藏，有柿叶斋主人、孙承泽、姚元之题跋。钤“秋壑图书” “翰林国史院官书”“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北平孙泽”“安仪周家珍藏”“陈仁涛”“金匮国宝无双”“金匮室精鉴玺”“谭敬私印”等印。
唐末宦官弄权，唐会昌元年（841）唐武宗李炎即位，为向宦官示好，亲自巡幸由宦官指挥的担任宫城守卫职责的左神策军，并建碑记录此事。碑文记录了武宗即位后祭祀天地、告祭祖先宗庙及巡幸左神策军军营等事，尤其是记录安辑南归唐朝的回鹘首领咀没斯的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鹘是兴起于阿尔泰山、活跃在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原称回纥。北魏时受突厥政权统治，唐初逐渐强盛，唐贞观二十年（646）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天宝三年（744），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建立回鹘政权，德宗时改称回鹘。一直和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友好来往，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后因与吐蕃争夺北庭失利，加之蒙古高原发生重大灾荒，回鹘汗国灭亡。唐会昌二年（842），首领咀没斯部归附于唐。唐朝给以特殊待遇，赐姓李氏，加官晋爵，授予咀没斯特进、左金吾卫大将军之职，并封为怀化郡王。建立归义军，交咀没斯等人统领。唐朝对咀没斯等部的家属，仍给予特殊照顾，并为他们建筑房屋，供应粮食，即碑文所言“复其故庐”、“颁赐粟帛”。咀没斯部忠于唐朝，为捍卫边疆起了重大作用。
此碑系唐代楷书大家柳公权所书，最能体现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刻工精良，直与真迹无异，为历代书家所宝爱，更是无数学子临习楷书的范本。启功先生一直主张“一生师笔不师刀”，就是学习书法一定要学习墨迹，才能得笔墨情趣，不要学习碑版，因碑版经过刀刻的加工，不能直接再现书法的真谛。他生前来我们图书馆看过很多次《神策军碑》，对此碑书法大加赞赏，认为是“下真迹一等”的珍品。
依照唐代惯例，当时拓本都会颁赐近臣，但流传不广。原碑大约毁于北宋，仅此宋拓本孤本传世。北宋末，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了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赵氏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劫余又流人权势之家。此拓首有“秋壑图书”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所藏。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成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大约重装于此时。元朝灭宋，归翰林国史院。明洪武六年（1373）收入内库，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棢。明末清初，归大收藏家孙承泽，著录于《庚子销夏录》，顾炎武曾鉴赏此碑。清代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民国经蒋祖诒、陈仁涛、谭敬、陈澄中等收藏。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其中就有这部《神策军碑》。1965年，中央政府重金将其购回，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藏拓本中柳公权所书碑刻除《神策军碑》外，还有《金刚经刻石》《李晟神道碑》《冯宿神道碑》《苻磷神道碑》《玄秘塔碑》《刘沔神道碑》《高元裕神道碑》《圭峰禅师碑》《复东林寺碑》等共十余种，另外还有金皇统四年（1144）仲汝尚集柳书的《普照寺碑》。
《绛帖》（宋）潘师旦摹宋拓本名录号：00707
《绛帖》（宋）潘师旦摹宋拓本名录号：00708
《绛帖》是汇刻丛帖，共二十卷，北宋皇祜、嘉祐年间（1049-1063）尚书郎潘师旦摹刻于绛州（今山西新绛）。该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有所增删，是《淳化阁帖》谱系中的一种。《绛帖》是北宋唯一一部民间刻帖，其摹刻去《阁帖》时间不长，无论从内容的增删还是刊刻技法，皆足正《阁帖》“肉胜”之失，故历来为世人重视。《绛帖》前十卷第一卷为诸家古法帖，第二至五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六、七卷为王羲之书，八至十卷为王献之书；后十卷中第一卷为大宋帝王书，第二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三至六卷为王羲之书，第七、八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九卷为唐法帖，第十卷是唐、宋法帖。 相传潘师旦死后，其二子各分得帖石十卷，长子因负官钱，帖石被没入公库，绛州官薯补刻后十卷，名“公库本”，又称“东库本”，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二十字为卷数之记；次子亦补刻前十卷，名“私家本”；后世习惯上将潘氏原本、东库本、私家本称为“旧本绛帖”或“真绛帖”。
靖康之乱金人入关，金人据“东库本”重刻，是为“新绛帖”，新帖避金帝完颜亮讳，故“亮”字缺笔，也称“亮字不全本”。金崇庆初年（1222）高汝砺重刻《绛帖》，共十二卷，后人称之为”伪绛帖”。及至明清，翻刻甚多，分支繁衍，不可究诘，但与宋刻全不相干，例如“北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等。明清人所见《绛帖》，大多已是金刻十二卷本，这样就产生有关《绛帖》卷数的分歧，致使谬种流传。《绛帖》宋石早佚，宋代《绛帖》真本就十分难得，原石拓本传世极少，明内府收藏数部，皆不全。国内几家大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没有完整本，故宫博物院所藏涿州冯铨旧藏本20卷，是以原刻本、东库本、私家本为主体，配补《阁帖》的泉州本和费刻本等拼合而成的。国家图书馆藏有宋拓《绛帖》残本二册，前十卷之“历代名臣法帖”第三、第四两卷合装一册，后十卷之大宋帝王书第一和历代帝王书第二合装一册，瓷青纸封面，浓墨拓，挖裱册页装。汇集庾元亮、赵匡义、司马炎等41人书51帖。此拓为高士奇旧藏，第三卷历代名臣法帖内有“光”字编号，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内有“天”字编号，后卷第一卷大宋帝王书内有“太”字编号，可证所拓原石为公库本。与《南村帖考》对校，内容和顺序均相同。经清代高士奇、近代蒋祖怡、张伯英递藏，钤“宝绛阁藏书记”“梦庄”“任邱王文进字晋卿藏”“蒋祖诒印”“谷孙”“张伯英”“东涯”“士奇”“高澹人”“真赏”“辅元之印”“晋卿鉴藏”“兰林生”等印。高士奇跋称此本得自北京书肆，纸墨古香，尚是宋时装帧；张伯英亦定为宋拓宋装。
《伊阙佛龛碑》明拓本名录号：01720
（唐）岑文本撰 （唐）褚遂良书唐贞观十五年（641）刻石
《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龙门三龛碑》。镌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刻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内，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正书。32行，行51字，额篆书题：“伊阙佛龛之碑”。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与太子李承乾争夺皇位，借为母亲长孙皇后开窟造像做功德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立。该碑著录始见于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传世拓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明何良俊清森阁旧藏明拓本为最。此本首行“延阁”之“延”字未损，末行“皇祚于”及“年岁次辛丑”可见，“五”字可见末笔。割裱本，1册，共43开，其中题跋4.5开。曾由何良俊、毕泷、顾文彬、李鸿裔等递藏，费念慈、钱大听题签，何良俊、毕泷、张玮、沈志达、赵烈文题跋。钤“清森阁书画记”“毕泷鉴藏”“静逸庵书画印”“元和顾子山秘籍之印”“过云楼考藏金石图书”“苏邻鉴藏”“郪江李氏文房”“长生安乐赵烈文印”“蓉初珍藏”“臣大听”“辛楣”“臣志达印”“东山世泽”“谢骥之印”“沈氏图书”“字季英号屺室”“张玮字日效彬”“西溟学士北海道人”等印。
《天一池碑》明拓本名录号：01721
揭傒斯撰并书，张晏篆额，元至正七年（1347）刻石
国家图书馆藏明拓《天一池碑》，整幅立轴装，高133厘米，宽88厘米，此本缺额及阴，有硬伤。最初为明范氏天一阁所藏，罹清道光、咸丰之难后，1932年为邵章得到。轴衣为布质，邵氏题日“明初拓元天一池记，杭州邵氏珍藏”并钤“邵章”、“精品”印；拓本邵氏题签：“明拓元揭文安书天一池记，壬申所得，伯褧珍藏”并钤“邵章小记”印。裱轴的上下方是邵章和章钰的题跋。《天一池碑》元至正七年（1347）五月十五日立石，原在江西省贵溪市西南部的龙虎山上，久佚。东汉张道陵（34-156）曾修道于龙虎山“正一观”，龙虎山是道教正一道的发源地。据记载，该碑阳面刻元吴全节（ 1269-1346）题“龙虎山天一池”六个大字，碑阴刻元揭傒斯撰文并书写的“天一池记”，元张篆额。碑文详细地记述了天一池凿建和命名的经过。
据碑载，元至正二年（1342），在万寿宫的南门外二十步凿建大池，大池建成后专程到京师请大宗师吴全节命名， “生天地者，道也；载天地者，气也。无形日道，有形日气。气者，道之用也。道为万物之祖，气为万物之母。道与气一口已，故天一生水。一者，万物之所由生也。一之生无穷，万物之生生亦与之无穷，故一者，万物之始终也”。大宗师据此名日天一之池。并亲自书写了“龙虎山天一池”六个大字刻于碑阳。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省丰城县）人，追封豫章郡公，谥日文安。元史有传。早有文名，元延祐（1314-1320）初荐于朝，三入翰林。元天历（1328-1330）初开奎章阁，首擢授经郎。元元统（1333-1335）初累迁翰林侍讲学士，总修辽、金、宋三史。著有《文安集》十四卷，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其文严整简当，诗尤清婉丽密；其书“苍古有力”，楷法尤其“精健闲雅”。《元史》本传评其书法曰：“善楷行草书，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成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存世墨迹作品有《千字文》《杂书卷》等；馆藏拓本中，揭傒斯撰文的碑刻还有《长明灯记》《竹温台神道碑》《代祀南镇记》《瑞应寺碑》等，由他书写的碑刻还有《加封孔子诏碑》《孔庙田宅记》《代祀南镇记》《瑞应寺碑》等。
《乐善堂法帖》明拓本名录号：01840
赵孟頫书并绘顾信摹勒吴世昌茅绍之镌元延祐五年（1318）刻石
国家图书馆藏张伯英旧藏明拓《乐善堂法帖》是传世丛帖中的稀见拓本，经折装，一函两册，凡50开，黄纸，浓墨拓，张伯英题签，尾附张寰手书跋一页。现存四卷，后附“名贤法帖”三卷（卷八卷九卷十），辑刻赵孟頫书“兰亭序”等十帖及与顾善夫手札等，“名贤法帖”辑刻宋姜白石与卢柳南书帖，是宋人书帖中未曾多见的书法佳作。《乐善堂帖》上卷卷首存赵孟頫绘“兰竹图”，下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前有赵孟頫绘老子坐像。《乐善堂帖》保存了赵孟頫的书法和绘画，是世存赵帖中稀见之佳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著录宋刻丛帖廿九种，明代丛帖55种，元代所刻丛帖仅此一种。张氏认为“元刻帖传世特少”。近人容庚所著《丛帖目》一书收录丛帖最为宏富，列目达300余种，未见此帖。元代所刻丛帖甚少，《乐善堂帖》传世鲜为人知，有极高的版本珍藏价值。《乐善堂帖》初拓本未见传世，这部张寰旧藏本是明代帖石出土后的初拓本，虽不能反映元初拓本的完整全貌，然此拓本留传至今也实属稀见。 附：国家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碑帖拓本目录（凡25种）
第一批（9种）
00389《隶韵》十卷 刘球纂集 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版宋拓本存九卷（一至三、五至十）
00391《广政石经》 十国后蜀广政初年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刻石 宋元拓本钱大昕跋
00525《大智禅师碑》 严挺之撰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刻石宋拓本
00585《神策军碑》 崔铉撰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843）刻石 宋拓本
00707《绛帖》二十卷潘师旦摹北宋皇祐至嘉祜刻石（1049-1063） 宋拓本存四卷（前三、四，后一、二）
00708《绛帖》二十卷潘师旦摹北宋皇祜至嘉祜刻石（1049-1063） 宋拓本存二卷（前一、二）
01720《伊阙佛龛碑》岑文本撰褚遂良书唐贞观十五年（641）刻石 明拓本
01721《天一池碑》 揭侯斯撰并书 张宴篆额元至正七年（1347）刻石明拓本
01840《乐善堂法帖》 赵孟频书并绘顾信摹勒 吴世昌 茅绍之镌元延祜五年（1318）刻石 明拓本存卷不详
第二批（8种）
02622《干禄字书》 颜元孙撰颜真卿正书 南宋宝祜年间（1253-1258）重刻石 宋拓本
02849《李思训碑》李邕撰并行书唐开元八年（720）刻石 宋拓本梁章钜题签
02886《九成宫醴泉铭》 魏征撰欧阳询正书 唐贞观六年（632）刻石北宋拓本江恂梁献题跋
02887《三藏圣教序》 李世民撰序李治撰记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唐咸亨三年（672）刻石 南宋拓本朱翼庵题跋并题端
02888《麓山寺碑》 李邕撰并行书唐开元十八年（730）刻石南宋拓本铁保刘泽源题跋
02903《争座位帖》 颜真卿撰并行书 唐广德二年（764）书写 宋拓本梁启超潘仕成题签程瑶田 梁启超翁方纲等题跋郑孝胥题记
03080《道德经》 李耳撰赵孟頫正书元延祜五年（1318）顾信摹勒吴世昌镌刻元拓本章钰题签
03203《嘉祜石经》 宋嘉祜六年（1061）刻石 明初拓本缪荃孙柯劭态叶昌炽 罗振玉等题跋褚德彝录丁晏《北宋汴学石经记》并跋吴昌硕篆书题端存四册（一至四）
第三批（2种）
07886《董美人墓志》杨秀撰隋开皇十七年（597）十月十二日刻石 清道光初拓本张廷济、沈树镛题跋伊立勋题签
08681《瘗鹤铭》 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 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刻石 明末水前拓本何绍基宋小坡题签
第四批（4种）
11019《天发神谶碑》皇象书 三国吴天玺元年（276）刻石 明拓本叶昌炽李文田 翁同铄题跋
11038《雪浪石盆铭》苏轼撰并书北宋绍圣元年（1094）四月刻石 清拓本 吴大澂 沈树镛杨沂孙陈承修题跋
11042《五百罗汉图》王方岳绘高宗弘历撰记并书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石初拓本
11371《九姓回鹘可汗碑》颉于伽思撰粟特突厥汉合璧唐元和九年（814）刻石清拓本
第五批（尚未公布，入选2种）
00737《兰亭图》 （传）李公麟绘朱有燉摹明永乐十五年（1417）刻石 明拓本
00738《积古图》 阮元辑清嘉庆八年（1803）辑拓本翁方纲题端 阮元跋周瓒绘图
关键词：国图金石拓本整理编目 善本碑帖
一、国家图书馆的碑帖收藏概况
（一）收藏历史
拥有百年历史的国家图书馆，自建馆之初就开始了金石拓本的收藏。1929年（民国十八年），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重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根据教育部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要求，设立金石部，专门职掌金石拓本的采购、整理、编目、阅览、保管以及装潢修补等事项，从此以后，在图书馆内有了以“金石”为名的机构，并一直延续至今。金石专门机构的设置，对金石拓片的采编、整理和为学者提供服务的具体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金石拓片的收藏在图书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不均衡，1929年全馆藏书近20万册，而金石拓本只有两三千种，大部分是向各地征集和采购来的。袁同礼主持工作期间（1929.81948.12）金石器物和拓本的馆藏量大增，到1948年底国家图书馆的碑帖收藏已达23156件，其中拓本共22222件，占金石总藏量的96%。当时的主要采访方法有：1.征集，教育部下达通令，咨各省区“转饬所属，凡当地著名碑碣石刻，各拓一份，径送本部”，以充实京馆收藏；2.接受名人捐赠；3.收购；4.聘专人搜访新出土金石拓本；5.建立寄存制度，接受藏家寄存；6.传拓。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以“文革”为中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前（1949-1966）金石拓本的采访还是沿袭1949年之前的各种方法，但是名目有些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1.文化部文物局拨交；2.接受捐赠；3.收购；4.传拓。这一时期，金石拓本的入藏量不但为数不少，而且有一些名碑名帖和著名学者专藏入藏。“文革”十年，图书馆的工作陷入停滞，几乎没有金石拓本入藏，七十年代登账的藏品，都是整理旧年积压。1977年5月采访工作座谈会之后，金石拓本采访工作才又一次进入有序的轨道。尤其是1978年国家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图书馆工作也蓬勃发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金石拓本入藏。采访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1.收购：2.传拓；3.接受捐赠。近年来，国家图书馆采访人员积极宣传、主动联系，和各地文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加之前几年为拉动内需进行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而导致石刻大量出土的好时机，采访量逐年递增，每年都有一两千种新出石刻拓片的入藏，为达到为读者提供最新鲜、最原始的新材料做出了有力的藏品保障。在国家图书馆历代前贤和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截至2014年底共有馆藏155600余种，323200余件藏品，其中各类金石拓本26万余件。
（二）藏品概况
国家图书馆金石拓本类藏品分纸质和非纸质两大类，非纸质实物类藏品主要有：甲骨、汉魏石经残石、墓志、造像、玻璃底版等：纸质藏品以拓片为主，金石拓本是中国特有的保存金石资料的纸质文献，也是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要的特色藏品之一。国家图书馆现有各类拓本26万余件，据其内容有甲骨、墓志、房山石经、画像、铜陶砖瓦，据其装潢形式有裱轴、裱本，据其作用有法帖，据其地点有北京及其他各地，还有根据收藏人设置的专藏，根据收藏价值设置的善拓等等。拓片的传拓种类非常多，有蝉翼拓、乌金拓、朱拓、蜡拓、影拓及器物的全形拓（以青铜器为主）。为了方便利用和美观，有的整幅拓本剪割为裱本，有的装为卷轴。国家图书馆所藏大多数为整幅拓片，不仅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而且还可据以了解石刻原貌。
国家图书馆所藏文献中，最古老的是殷商甲骨。甲骨文是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内容是占卜和记录占卜，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较系统的文字。甲骨文主要行用于商代后期及西周初期，刻辞内容涉及商代的祭祀、田猎、出行、战争、农业、气象、疾病、生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反映了商代的阶级、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是迄今发现的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载体。自1899年发现以来，河南省殷墟出土的有刻辞的甲骨约有15万片，散藏在世界各地。甲骨主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遗址，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陕西省周原等地也有甲骨出土。近年西周甲骨又有重大发现，为研究西周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国家图书馆藏有甲骨35600余片，约占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大的一块牛肩甲骨长43.5厘米，宽24厘米，正面刻有196字，背面22字，共218字之多。甲骨文为我们研究殷商文化留下了可靠的资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2013年3月，殷墟甲骨文、殷墟小屯南地甲骨文和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与甲骨同时出现并绵延1000余年的青铜器在古代被称为“金”，故上面所铸的文字又称为金文。青铜器的数量很多，所铸文字多寡不一，少者仅有一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族徽标志，最多的有数百字，如：西周后期的《毛公鼎》，其铭文达499字，是存世文字最多的青铜器；《散氏盘》内有铭文375字。青铜器拓本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有青铜器拓本近2000种，其中有全形拓拓本800种之多，数量不菲。
（三）馆藏金石拓本的价值
国家图书馆所藏金石拓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从历史文物价值来看，就传拓时间而言，馆藏宋元拓本10余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其中北宋拓本《神策军碑》为海内外孤本。明拓《天一池碑》《乐善堂法帖》等是目前所见唯一拓本，《伊阙佛龛碑》是存世最佳拓本。此外大量的明清拓本中亦不乏精品，例如清拓《董美人墓志》是该墓志少见的几个整幅关中本之一。馆藏石刻拓本的历史文物价值还体现在名家旧藏上，如清代著名学者顾千里、铁琴铜剑楼主瞿镛、铁如意斋主缪继珊、四当斋主章珏、五百经幢馆主人叶昌炽、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还有李根源、周希丁、端方、陆和九等没有专门建立专藏的名家旧藏，也为馆藏增色不少。其中一些金石学家、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题跋、批语本身就是文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专藏的藏品装裱一致，多有藏家及友朋同好题签、题跋和钤印等，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专藏的设立是对藏家及其藏品的注重和认同。 从学术资料价值来看，馆藏拓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藏品时间跨度大。从殷商甲骨到现代红旗渠碑刻，绵延3000余载的历史痕迹皆可从馆藏拓片中追寻。第二，涉猎地域广泛。不但有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金石文献的收藏，还有朝鲜、日本、韩国和埃及古刻等国外石刻拓本。第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世石刻种类如刻石、碑、法帖、石经、字书、封禅、诏敕、符牒、书札、格论、典章、谱系、界至、诗文、墓志、塔铭、浮图、经幢、刻经、造像、画像、地图、桥柱、井栏、柱础、石阙、题名、摩崖、买地莉、投龙记、神位、食堂、医方、书目、吉语、诅盟、符箓、玺、押、题榜、楹联、石人、石狮子、石香炉、石盆等等，各种材质和形制器物的拓本一应俱全；且墓志、法帖、石经等形制的拓本都有相当数量的收藏，例如甲骨36000余种，金文（包括铜镜、铜造像、铜钟等）1万余种，石刻（包括竹、木、玉、砖刻等）中碑刻逾4万种，刻帖500余种（其中丛帖320余种，单帖200余种），砖2000余种，瓦当3000余种，陶文1000余种，印谱中印章边款近万种。第四，文字种类繁多。馆藏石刻拓本以汉字为主，还有满文、蒙文、藏文、巴斯巴文等多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叙利亚文、埃及古文字等外国文字，为我们研究外国文字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第五，文献内容丰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宗教、民族、民俗、天文、地理、科技、建筑、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其中墓碑、墓志、祠庙类拓本占总数的60%以上，造像和题名也都在2000种以上，保存了大量善本古籍之外的古代文献。馆藏拓本中整幅拓本占总数的90%以上，直观地保存了原碑的形态和内容。此外，有些石刻本身就是大部头的著作，例如历代儒家刻经，至今石刻尚完整存世的就有两种，一种是今存陕西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可以说是儒家经典的传世最早版本：另一种是今存北京国子监博物馆的清乾隆十三经（共计190石）。这两种儒家石经，国家图书馆皆藏有完整的拓本。同时存在国子监的还有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共计198石），保存了元明清三代大量的读书人生平信息。佛教刻经最普遍，最著名的就是房山云居寺石经，自隋代起，绵延刻了1000余年，共计刻石15000余块，保存了很多佛教经典的珍贵版本；第六，名家题跋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馆藏顾千里、叶昌炽、梁启超、缪继珊、章钰等人的专藏共6732种11201件，藏家题跋众多，这些题跋或考订版本优劣，或注明石刻所在、沿革及拓本来源，或正史补史，或考辨真伪，或品味书法，或评论文章。据统计，各类拓本中有题跋者凡800余人3000余款，最多的是宋元合璧本《广政石经》，题跋绘画达147款之多。从艺术观赏价值来看，首先石刻一向是书法艺术的宝藏，自秦至今，历代书法名家和无名书家的无数精彩作品不计其数，读之美不胜收。法帖，是将历代书法家之法书摹刻在高一尺许、宽近三尺的石板或木板上，传拓、装裱后供人们学习书法之用。它的可观赏性、可效仿性及史料性等特征，是法帖独具的艺术魅力。法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书法开始从“碑学”转向“帖学”，成为我国书法史上又一高峰，在研究我国书法艺术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还是我们学习书法不可多得的范本。现存最早的法帖是北宋《淳化阁帖》，目前我馆收藏的法帖有800余种，包括丛帖300余种。其次，馆藏拓本种类齐全方面，拓本的主体是墨拓，其中不乏墨拓精品——乌金拓和蝉翼拓；朱拓、蓝拓、彩拓各色拓本色彩纷呈，镶拓、隔麻拓、瓜皮拓等各种形式则一应俱全：而出现于乾隆年间主要用于青铜器的艺术精品——全形拓本，更是传拓技艺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观之如见原器，美不胜收。再次，石刻还是绘画艺术的舞台，汉代画像、南北朝石刻造像，都是石刻中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是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的结合体，是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些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画像和造像，还是考古学上据以断代的重要物证。可以说，石刻中的画像和造像，是一部形象的石刻绘画史。此外，纸白墨润的金石拓本，名家专藏钤印累累，藏家题跋书法精美，卷首绘画笔墨精良，都会带给人无上的美感和艺术享受，更别说石刻里面有很多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了。
二、编目整理概况及可为读者提供的服务
图书馆是公众服务机构，图书馆的职责就在为读者找书和为读者找书提供各种方便。目前国家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碑帖拓本的服务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网上查询和阅览
1.已完成拓片书目数据（截至2013年底）38000余条。
2.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影像数据：
（1）甲骨世界：2003至2013年甲骨数据共加工15543条，其中网上发布甲骨元数据有8540条，影像12046幅（包含甲骨实物数据3764条，影像7532幅，甲骨拓片数据4776条，影像4514幅）。
（2）碑帖菁华：已有元数据23058种，影像29000余幅。
（二）出版书目和影印拓片
除了采、编、阅、藏的图书馆日常基础工作外，我馆还为科研机构和出版社提供资料，开展咨询工作，对金石拓片而言，就编制了年代、题名、地区、责任者（撰者、书者、刻者）、文种、专题6套卡片目录和10余种书本目录与索引。同时，还主动地、有计划地编撰文章、著作、目录、资料公开出版发行，以宣传介绍馆藏。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出版了几十部学术性书籍，主要的有：甲骨方面的《甲骨缀合编》等；青铜器方面的《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石刻方面的《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片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为金石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为社会利用图书馆馆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拓片书目
《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收46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收6300余种。
2.拓片汇编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156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收21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收700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收2000余种。
3.题跋类
王敏《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
（三）到馆服务：卡片查询、拓片阅览、咨询服务
卡片目录有如下几种组织：
1.题名目录：
2.责任者目录（包括撰绘者、书写者、镌刻者）；
3.地区目录（依现行行政区划到县，同一县内依年代排）；
4.年代目录（以朝代、年号、年、月、日顺序排列，相同者依题名排序，最便于查找）：
5.文种目录（同一文种依年代排序）；
6.专题目录（如房山石经等，依年代排序）。
以上卡片目录、书目、汇编、书目数据、影像数据不仅为读者在不同地域从不同的角度查找和利用这些拓片资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还可为拓片的整理编目者提供参考。
三、馆藏珍品介绍
（一）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为加强古籍保护工作，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200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文化部、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十部委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07年5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2008年3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国发[2008]9号），正式批准公布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到2014年年底，一共完成了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和评审工作。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于2008年3月1日公布，共2392种古籍，其中碑帖73种：2009年6月9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4478部古籍，其中碑帖10种：2010年6月11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共2989部古籍，其中碑帖9种；2013年3月8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共入选1516部古籍，其中碑帖71种；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完成了评审工作，正在等待公布。自2008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参加了五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碑帖目录的评审，前四批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碑帖拓本共23种，其中宋拓本12种（《神策军碑》《隶韵》《广政石经》《大智禅师碑》《干禄字书》《李思训碑》《九成宫醴泉铭》《三藏圣教序》《麓山寺碑》《争坐位帖》和《绛帖》两种）；元拓本1种（《道德经》）；明拓本6种（《嘉祜石经》《伊阙佛龛碑》《天一池碑》《瘗鹤铭》《乐善堂法帖》《天发神谶碑》）；清拓本4种（《五百罗汉图》《雪浪石盆铭》《董美人墓志》《九姓回鹘可汗碑》），详见附件。
今将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几种珍品做一简单介绍：
《隶韵》宋拓本名录号：00389
刘球纂集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
《隶韵》是宋代刘球纂集的一部汉隶字典，亦可视为隶书体单字集刻帖，沈亨刊刻于南宋淳熙二年五月，木刻。全书10卷，计单字3275个，依韵排列。以楷体为字头，字头下辑录两汉以来庙碑、墓碣、遗经残石、镫、钲、盆、镜等上的隶书字形，每种字形下皆注明所出之碑。正文前有碑目一卷，所引261种（一说134通）碑刻，今已十不存一。《隶韵》是研究汉字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语言、历史、金石谱录、书法篆刻的重要参考书。此帖传世拓本极为稀少，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皆藏宋拓本《隶韵》，国家再造善本工程中皆获得再造，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又双双入选。国家图书馆藏宋拓本《隶韵》，存九卷，缺卷四，无碑目，凡222开，裱为8册，含墨本197开，册页装，墨心高25.5厘米，宽15.7厘米。明范大澈旧藏，后归黄氏一层楼，清乾隆时入卢登棹家，后为李鸿裔珍藏。赵之谦题签，首册前副页有钱大听题记一开，帖中有吴大澂等人篆书观款，册尾有卢登棹乾隆乙巳夏六月、钱维乔乾隆乙巳中秋后一日题记一开。钤“范大澈印”“钱大听印” “苏邻鉴藏” “郪江李氏文房”等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拓《隶韵》存六卷，包括碑目、卷三、卷四、卷六、卷八和卷九，墨本共146开。亦为赵之谦题签，前有杨守敬跋一页，刘球表边跋有二秦恩复嘉庆壬申正月五日，江藩嘉庆庚辰如月廿一日，表后有阮元、徐渭仁、赵烈文各一跋，碑目后有跋。
《广政石经>宋元拓本名录号：00391
十国后蜀广政初年（938）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刻石
“石经”是指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东汉经学兴盛，因各家所传经文文字各不相同，导致论争纷起，蔡邕等奏求正订六经文字，于熹平年间（172-178）间刻成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为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版本意义的石头图书，在校对版本、规范文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此为源头，由政府组织的儒家经典大规模刻石活动还有六次：三国魏正始年间（241-249）刻立的《正始石经》，唐开成二年（837）刻成的《开成石经》，十国后蜀广政年间（938-965）始刻的《广政石经》，北宋嘉祜六年（1061）刻立的《北宋石经》，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刻立的《南宋石经》，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立的《乾隆石经》。
《广政石经》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938-965）初年，故名，又称《蜀石经》或《后蜀石经》，因立于今四川成都，又有《成都石经》《益都石经》之称。由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其事，始刻经时仅《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仅刻十七卷）十部经书；宋皇祜元年（1049）成都府尹田况补刻《公羊传》《毂梁传》和《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徽宗宣和五年（1123）蜀帅席贡又补刻《孟子》；孝宗乾道五年（1169）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附刻于后。刻经时间长达180多年，加上刻《考异》时间，更长至230多年。《广政石经》刊刻于雕版印刷大兴之际，其存古及校勘学意义自不待言。七次刻经中唯《广政石经》经注并刻，行款类宋版古书，经文用单行大字，注疏用双行小字排在经文之下，经注并行，相映生辉。由张德钊、杨钧、张铭文、孙逢吉、朋吉、周得贞等著名书家抄写书丹，其严谨的体例和峻美的书法，被后代书家誉为“专精”之作。《广政石经》石逾千数，字过百万，是儒家刻经中刊刻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杨守敬评价曰：“蜀石经经注并刻，宏工巨制，可谓空前绝后。” 《广政石经》出自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时中原丧乱，多有士大夫到蜀中避难，蜀后主孟昶在位30余年，休养生息，兴文求治，蜀中尚称安定。原石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至宋初尚完好，传说毁于宋末元初之兵燹。传世拓本极为罕见，据说宋时内府尚有拓本96册，明万历间内阁犹存，入清则仅剩《毛诗》半部了。国家图书馆藏《广政石经》为宋、元拓本之合璧残本，宋内府、刘体乾、陈澄中等递藏，是现存《蜀石经》的最佳拓本；是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从香港购回藏品中的一种。此本共9册，含墨拓本《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清道光间木刻印本《蜀石经》一册，《题跋姓名目录》一册。其中《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的内府官印，可知此本系宋拓无疑。存清及近代以来名家题跋及题签、题首、观款达上百条，还有何维朴、金蓉镜、林纾、吴昌硕等十数人的绘图，拓本藏印累累，递藏有绪。尤其是乾嘉以来著名学者如翁方纲、段玉裁、钱大听、瞿中溶、梁章钜、何绍基、祁寯藻、潘祖荫、王懿荣、缪荃孙、杨守敬、王闾运、沈曾植等数十人的题跋，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大智禅师碑》宋拓本名录号：00525
严挺之撰史维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刻石
《大智禅师碑》又名“义福禅师碑”，刻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十八日，碑阳为唐代名相严挺之撰文，唐隶四大家之一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碑阴开元二十九年（741）刻，阳成伯撰文，亦史惟则隶书，碑末附北宋淳化、宣和，金大定及明弘治年间题名。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史惟则，广陵人，玄宗时殿中侍御史，善隶书。此碑书法苍劲庄严、颇具骨力，被孙承泽推为开元第一隶书。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宋拓宋装，张伯英旧藏，钤“勺圃”印，首行题名“史惟则”之“则”字完好，是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著录的唯一宋本。2008年入选名录。
《神策军碑》宋拓本名录号：00585
崔铉撰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843）刻石
《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功碑”。宰相崔铉撰文，柳公权楷书，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立，碑原立于唐长安大明宫西，久佚。此拓为北宋拓海内外孤本，残存上册，割裱本，27开，高27厘米，宽16厘米。贾似道、南宋内府、元翰林国史院、明晋王府、清孙承泽、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仁涛、陈介祺、蒋祖贻、谭敬、陈清华等递藏，有柿叶斋主人、孙承泽、姚元之题跋。钤“秋壑图书” “翰林国史院官书”“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北平孙泽”“安仪周家珍藏”“陈仁涛”“金匮国宝无双”“金匮室精鉴玺”“谭敬私印”等印。
唐末宦官弄权，唐会昌元年（841）唐武宗李炎即位，为向宦官示好，亲自巡幸由宦官指挥的担任宫城守卫职责的左神策军，并建碑记录此事。碑文记录了武宗即位后祭祀天地、告祭祖先宗庙及巡幸左神策军军营等事，尤其是记录安辑南归唐朝的回鹘首领咀没斯的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鹘是兴起于阿尔泰山、活跃在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原称回纥。北魏时受突厥政权统治，唐初逐渐强盛，唐贞观二十年（646）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天宝三年（744），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建立回鹘政权，德宗时改称回鹘。一直和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友好来往，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后因与吐蕃争夺北庭失利，加之蒙古高原发生重大灾荒，回鹘汗国灭亡。唐会昌二年（842），首领咀没斯部归附于唐。唐朝给以特殊待遇，赐姓李氏，加官晋爵，授予咀没斯特进、左金吾卫大将军之职，并封为怀化郡王。建立归义军，交咀没斯等人统领。唐朝对咀没斯等部的家属，仍给予特殊照顾，并为他们建筑房屋，供应粮食，即碑文所言“复其故庐”、“颁赐粟帛”。咀没斯部忠于唐朝，为捍卫边疆起了重大作用。
此碑系唐代楷书大家柳公权所书，最能体现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刻工精良，直与真迹无异，为历代书家所宝爱，更是无数学子临习楷书的范本。启功先生一直主张“一生师笔不师刀”，就是学习书法一定要学习墨迹，才能得笔墨情趣，不要学习碑版，因碑版经过刀刻的加工，不能直接再现书法的真谛。他生前来我们图书馆看过很多次《神策军碑》，对此碑书法大加赞赏，认为是“下真迹一等”的珍品。
依照唐代惯例，当时拓本都会颁赐近臣，但流传不广。原碑大约毁于北宋，仅此宋拓本孤本传世。北宋末，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了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赵氏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劫余又流人权势之家。此拓首有“秋壑图书”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所藏。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成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大约重装于此时。元朝灭宋，归翰林国史院。明洪武六年（1373）收入内库，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棢。明末清初，归大收藏家孙承泽，著录于《庚子销夏录》，顾炎武曾鉴赏此碑。清代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民国经蒋祖诒、陈仁涛、谭敬、陈澄中等收藏。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其中就有这部《神策军碑》。1965年，中央政府重金将其购回，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藏拓本中柳公权所书碑刻除《神策军碑》外，还有《金刚经刻石》《李晟神道碑》《冯宿神道碑》《苻磷神道碑》《玄秘塔碑》《刘沔神道碑》《高元裕神道碑》《圭峰禅师碑》《复东林寺碑》等共十余种，另外还有金皇统四年（1144）仲汝尚集柳书的《普照寺碑》。
《绛帖》（宋）潘师旦摹宋拓本名录号：00707
《绛帖》（宋）潘师旦摹宋拓本名录号：00708
《绛帖》是汇刻丛帖，共二十卷，北宋皇祜、嘉祐年间（1049-1063）尚书郎潘师旦摹刻于绛州（今山西新绛）。该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有所增删，是《淳化阁帖》谱系中的一种。《绛帖》是北宋唯一一部民间刻帖，其摹刻去《阁帖》时间不长，无论从内容的增删还是刊刻技法，皆足正《阁帖》“肉胜”之失，故历来为世人重视。《绛帖》前十卷第一卷为诸家古法帖，第二至五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六、七卷为王羲之书，八至十卷为王献之书；后十卷中第一卷为大宋帝王书，第二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三至六卷为王羲之书，第七、八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九卷为唐法帖，第十卷是唐、宋法帖。 相传潘师旦死后，其二子各分得帖石十卷，长子因负官钱，帖石被没入公库，绛州官薯补刻后十卷，名“公库本”，又称“东库本”，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二十字为卷数之记；次子亦补刻前十卷，名“私家本”；后世习惯上将潘氏原本、东库本、私家本称为“旧本绛帖”或“真绛帖”。
靖康之乱金人入关，金人据“东库本”重刻，是为“新绛帖”，新帖避金帝完颜亮讳，故“亮”字缺笔，也称“亮字不全本”。金崇庆初年（1222）高汝砺重刻《绛帖》，共十二卷，后人称之为”伪绛帖”。及至明清，翻刻甚多，分支繁衍，不可究诘，但与宋刻全不相干，例如“北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等。明清人所见《绛帖》，大多已是金刻十二卷本，这样就产生有关《绛帖》卷数的分歧，致使谬种流传。《绛帖》宋石早佚，宋代《绛帖》真本就十分难得，原石拓本传世极少，明内府收藏数部，皆不全。国内几家大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没有完整本，故宫博物院所藏涿州冯铨旧藏本20卷，是以原刻本、东库本、私家本为主体，配补《阁帖》的泉州本和费刻本等拼合而成的。国家图书馆藏有宋拓《绛帖》残本二册，前十卷之“历代名臣法帖”第三、第四两卷合装一册，后十卷之大宋帝王书第一和历代帝王书第二合装一册，瓷青纸封面，浓墨拓，挖裱册页装。汇集庾元亮、赵匡义、司马炎等41人书51帖。此拓为高士奇旧藏，第三卷历代名臣法帖内有“光”字编号，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内有“天”字编号，后卷第一卷大宋帝王书内有“太”字编号，可证所拓原石为公库本。与《南村帖考》对校，内容和顺序均相同。经清代高士奇、近代蒋祖怡、张伯英递藏，钤“宝绛阁藏书记”“梦庄”“任邱王文进字晋卿藏”“蒋祖诒印”“谷孙”“张伯英”“东涯”“士奇”“高澹人”“真赏”“辅元之印”“晋卿鉴藏”“兰林生”等印。高士奇跋称此本得自北京书肆，纸墨古香，尚是宋时装帧；张伯英亦定为宋拓宋装。
《伊阙佛龛碑》明拓本名录号：01720
（唐）岑文本撰 （唐）褚遂良书唐贞观十五年（641）刻石
《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龙门三龛碑》。镌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刻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内，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正书。32行，行51字，额篆书题：“伊阙佛龛之碑”。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与太子李承乾争夺皇位，借为母亲长孙皇后开窟造像做功德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立。该碑著录始见于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传世拓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明何良俊清森阁旧藏明拓本为最。此本首行“延阁”之“延”字未损，末行“皇祚于”及“年岁次辛丑”可见，“五”字可见末笔。割裱本，1册，共43开，其中题跋4.5开。曾由何良俊、毕泷、顾文彬、李鸿裔等递藏，费念慈、钱大听题签，何良俊、毕泷、张玮、沈志达、赵烈文题跋。钤“清森阁书画记”“毕泷鉴藏”“静逸庵书画印”“元和顾子山秘籍之印”“过云楼考藏金石图书”“苏邻鉴藏”“郪江李氏文房”“长生安乐赵烈文印”“蓉初珍藏”“臣大听”“辛楣”“臣志达印”“东山世泽”“谢骥之印”“沈氏图书”“字季英号屺室”“张玮字日效彬”“西溟学士北海道人”等印。
《天一池碑》明拓本名录号：01721
揭傒斯撰并书，张晏篆额，元至正七年（1347）刻石
国家图书馆藏明拓《天一池碑》，整幅立轴装，高133厘米，宽88厘米，此本缺额及阴，有硬伤。最初为明范氏天一阁所藏，罹清道光、咸丰之难后，1932年为邵章得到。轴衣为布质，邵氏题日“明初拓元天一池记，杭州邵氏珍藏”并钤“邵章”、“精品”印；拓本邵氏题签：“明拓元揭文安书天一池记，壬申所得，伯褧珍藏”并钤“邵章小记”印。裱轴的上下方是邵章和章钰的题跋。《天一池碑》元至正七年（1347）五月十五日立石，原在江西省贵溪市西南部的龙虎山上，久佚。东汉张道陵（34-156）曾修道于龙虎山“正一观”，龙虎山是道教正一道的发源地。据记载，该碑阳面刻元吴全节（ 1269-1346）题“龙虎山天一池”六个大字，碑阴刻元揭傒斯撰文并书写的“天一池记”，元张篆额。碑文详细地记述了天一池凿建和命名的经过。
据碑载，元至正二年（1342），在万寿宫的南门外二十步凿建大池，大池建成后专程到京师请大宗师吴全节命名， “生天地者，道也；载天地者，气也。无形日道，有形日气。气者，道之用也。道为万物之祖，气为万物之母。道与气一口已，故天一生水。一者，万物之所由生也。一之生无穷，万物之生生亦与之无穷，故一者，万物之始终也”。大宗师据此名日天一之池。并亲自书写了“龙虎山天一池”六个大字刻于碑阳。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省丰城县）人，追封豫章郡公，谥日文安。元史有传。早有文名，元延祐（1314-1320）初荐于朝，三入翰林。元天历（1328-1330）初开奎章阁，首擢授经郎。元元统（1333-1335）初累迁翰林侍讲学士，总修辽、金、宋三史。著有《文安集》十四卷，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其文严整简当，诗尤清婉丽密；其书“苍古有力”，楷法尤其“精健闲雅”。《元史》本传评其书法曰：“善楷行草书，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成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存世墨迹作品有《千字文》《杂书卷》等；馆藏拓本中，揭傒斯撰文的碑刻还有《长明灯记》《竹温台神道碑》《代祀南镇记》《瑞应寺碑》等，由他书写的碑刻还有《加封孔子诏碑》《孔庙田宅记》《代祀南镇记》《瑞应寺碑》等。
《乐善堂法帖》明拓本名录号：01840
赵孟頫书并绘顾信摹勒吴世昌茅绍之镌元延祐五年（1318）刻石
国家图书馆藏张伯英旧藏明拓《乐善堂法帖》是传世丛帖中的稀见拓本，经折装，一函两册，凡50开，黄纸，浓墨拓，张伯英题签，尾附张寰手书跋一页。现存四卷，后附“名贤法帖”三卷（卷八卷九卷十），辑刻赵孟頫书“兰亭序”等十帖及与顾善夫手札等，“名贤法帖”辑刻宋姜白石与卢柳南书帖，是宋人书帖中未曾多见的书法佳作。《乐善堂帖》上卷卷首存赵孟頫绘“兰竹图”，下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前有赵孟頫绘老子坐像。《乐善堂帖》保存了赵孟頫的书法和绘画，是世存赵帖中稀见之佳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著录宋刻丛帖廿九种，明代丛帖55种，元代所刻丛帖仅此一种。张氏认为“元刻帖传世特少”。近人容庚所著《丛帖目》一书收录丛帖最为宏富，列目达300余种，未见此帖。元代所刻丛帖甚少，《乐善堂帖》传世鲜为人知，有极高的版本珍藏价值。《乐善堂帖》初拓本未见传世，这部张寰旧藏本是明代帖石出土后的初拓本，虽不能反映元初拓本的完整全貌，然此拓本留传至今也实属稀见。 附：国家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碑帖拓本目录（凡25种）
第一批（9种）
00389《隶韵》十卷 刘球纂集 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版宋拓本存九卷（一至三、五至十）
00391《广政石经》 十国后蜀广政初年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刻石 宋元拓本钱大昕跋
00525《大智禅师碑》 严挺之撰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刻石宋拓本
00585《神策军碑》 崔铉撰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843）刻石 宋拓本
00707《绛帖》二十卷潘师旦摹北宋皇祐至嘉祜刻石（1049-1063） 宋拓本存四卷（前三、四，后一、二）
00708《绛帖》二十卷潘师旦摹北宋皇祜至嘉祜刻石（1049-1063） 宋拓本存二卷（前一、二）
01720《伊阙佛龛碑》岑文本撰褚遂良书唐贞观十五年（641）刻石 明拓本
01721《天一池碑》 揭侯斯撰并书 张宴篆额元至正七年（1347）刻石明拓本
01840《乐善堂法帖》 赵孟频书并绘顾信摹勒 吴世昌 茅绍之镌元延祜五年（1318）刻石 明拓本存卷不详
第二批（8种）
02622《干禄字书》 颜元孙撰颜真卿正书 南宋宝祜年间（1253-1258）重刻石 宋拓本
02849《李思训碑》李邕撰并行书唐开元八年（720）刻石 宋拓本梁章钜题签
02886《九成宫醴泉铭》 魏征撰欧阳询正书 唐贞观六年（632）刻石北宋拓本江恂梁献题跋
02887《三藏圣教序》 李世民撰序李治撰记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唐咸亨三年（672）刻石 南宋拓本朱翼庵题跋并题端
02888《麓山寺碑》 李邕撰并行书唐开元十八年（730）刻石南宋拓本铁保刘泽源题跋
02903《争座位帖》 颜真卿撰并行书 唐广德二年（764）书写 宋拓本梁启超潘仕成题签程瑶田 梁启超翁方纲等题跋郑孝胥题记
03080《道德经》 李耳撰赵孟頫正书元延祜五年（1318）顾信摹勒吴世昌镌刻元拓本章钰题签
03203《嘉祜石经》 宋嘉祜六年（1061）刻石 明初拓本缪荃孙柯劭态叶昌炽 罗振玉等题跋褚德彝录丁晏《北宋汴学石经记》并跋吴昌硕篆书题端存四册（一至四）
第三批（2种）
07886《董美人墓志》杨秀撰隋开皇十七年（597）十月十二日刻石 清道光初拓本张廷济、沈树镛题跋伊立勋题签
08681《瘗鹤铭》 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 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刻石 明末水前拓本何绍基宋小坡题签
第四批（4种）
11019《天发神谶碑》皇象书 三国吴天玺元年（276）刻石 明拓本叶昌炽李文田 翁同铄题跋
11038《雪浪石盆铭》苏轼撰并书北宋绍圣元年（1094）四月刻石 清拓本 吴大澂 沈树镛杨沂孙陈承修题跋
11042《五百罗汉图》王方岳绘高宗弘历撰记并书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石初拓本
11371《九姓回鹘可汗碑》颉于伽思撰粟特突厥汉合璧唐元和九年（814）刻石清拓本
第五批（尚未公布，入选2种）
00737《兰亭图》 （传）李公麟绘朱有燉摹明永乐十五年（1417）刻石 明拓本
00738《积古图》 阮元辑清嘉庆八年（1803）辑拓本翁方纲题端 阮元跋周瓒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