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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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莎菲骚动的肉体欲望与孤独高傲的灵魂之间的矛盾纠葛。而正是这种灵肉上的稚嫩纠葛和社会仪规的束缚,预示着莎菲选择离开、走向堕落的结局的必然性。
  关键词:莎菲;灵与肉;“三我”
  近九十年来,随着时代的演进,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价以及对莎菲形象的注解,经历了夸赞和贬低的过程,并逐渐趋向理性化。然而,对莎菲的形象描述却一直多多少少带有不少的阶级色彩,或是称莎菲“所谓的恋爱自由、热情,以至恋爱至上主义”,[1]或是说莎菲“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2]又或是说莎菲只是想“征服别人,占有别人,玩弄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情欲”,“是资产阶级认为的一种”。[1]而在这众多的评论中,笔者比较推崇茅盾的说法,“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1]因为丁玲在创作前期“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参加青年团,哪个组织也不是”,[3]直至1932年3月丁玲才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此时,离《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已经有近五年的时光。所以,与其把莎菲禁锢在阶级的囚笼中,强行阐述她的阶级行为,倒不如把她从时代的枷锁里解救出来,迈过阶级的沟壑,仅从莎菲作为女性的精神心理角度来审视她的生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比较完美地诠释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早期,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含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并以此发表了冰山理论。而后,弗洛伊德将这个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他认为人格也有三个部分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基本上是由性本能組成,按“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它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其中,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自我在调和“三我”的产物。
  1 骚动的肉体欲望
  莎菲因病在家休养,生活寂寂无聊,无所事事,一天又一天,莎菲继续重复煨着牛奶,重复看着报纸,重复着不可名状的忧伤,颇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日记的开头完全是一种没事找事的节奏,而她主要的事情就是在思考自己对苇弟和凌吉士的感情问题。全文一共有四个“无意识”,那是莎菲的性欲本我在躁动。
  对于苇弟,莎菲是不爱但又难舍的。内心深处的莎菲是厌恶苇弟的,她厌恶他的软弱无能和卑微谦恭,但是纵然不喜欢苇弟,莎菲也绝不会有胆量与苇弟决裂,彻底斩断与苇弟之间的一切联系。在社会道德的约束下,莎菲的超我人格不允许她有这样残忍的做法,但更重要的是,莎菲不会舍得丢掉苇弟这个最后的避风港。在如花般灿烂的年华中,“莎菲们”美丽骄傲,本我人格下的她们需要赞扬也需要肯定。例如,苇弟这样的异性的存在无疑是增加了她们亮丽外衣的“羽毛”,而这“羽毛”不仅满足了一种可笑而又真实的虚荣心,给了她们一种被珍视的满足感,同时也给予了这群缺乏安全感的女生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因为无论世事,“苇弟们”都不会是背叛者,因为无论世事,“莎菲们”都是“苇弟们”的女王。可以说,苇弟是超越爱情的存在,或者说苇弟仅仅是可以为莎菲带来依靠感和肉欲幻想的活的人偶,是让莎菲感觉还有生气的存在。
  当面对有着“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足以闪耀人的眼睛”[4]的凌吉士,莎菲对美无法抵御的肉体冲动不断考验着她的内心,希望凌吉士热情,满足她对亲吻的渴望,她做着最后的挣扎。莎菲“不敢把眼光抬平去望那可爱慕的火炉的一角。两只不知羞惭的破烂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灯光处”。[4]在爱的人面前,再多的骄傲都是枉然,莎菲的超我人格希望自己保持着公主甚至女王一样高贵的姿态,但自我人格在凌吉士这一强力干扰的刺激下变得混乱而无措,再无法对超我人格的外化作出任何支持,故其表现出的更多是本我人格中最女性、最本真的状态,忸怩而羞涩。并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大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4]莎菲为了凌吉士的吻,愿意抛下自尊和傲骨。
  然而,苇弟与凌吉士都久久无法回应她的性欲冲动。苇弟除了言语的关心和哭泣,没有其他;凌吉士渐近又渐远,当凌吉士真地亲吻了莎菲,一瞬间的得意之后,是无穷的神伤。也就是说,莎菲的肉欲并没有真正地满足,她得到的不是她想要得到的,她为那个吻而感到耻辱,自我在此刻隐退,自我站在超我的角度上反思本我冲动的错误性,以看破真相的心态,寻找一种对自我的谅解,从而得到解脱。然而,自我对本我的控制只是暂时性的,不知何时,莎菲的欲望又会逃脱牢笼,因为有一种觉醒叫“自由”。
  2 孤独高傲的灵魂
  孤独是莎菲最真切的体会,也是她最突出的形象特色。孤独不仅是在身体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不仅是面对情人,还是朋友,甚至是莎菲自己。
  她对苇弟在本我人格中是鄙夷的,她厌恶苇弟用哭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嘲笑哭是“他唯一的本能”。[4]她希望苇弟可以成为继蕴姊之后能够读懂她的人,所以把自己的隐私——日记向苇弟展现,然而苇弟关注的只是“你爱他!你爱他!我不配你”。[4]忽略了莎菲的真心真意,根本无意了解一个完整的莎菲。莎菲还是找不到一个愿意并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而对凌吉士,莎菲几乎没有苛求他了解自己,甚至把自己伪装起来。因为莎菲知道凌吉士是个猥琐不堪的伪君子,是个欺骗感情的真小人,莎菲对凌吉士的需求在于他的外表,更像是满足欲望的工具。同时,莎菲也借一系列追求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有所寄托,充实起来,充满动力。而实现了亲吻的目的后,凌吉士的使命似乎就完成了,没有任何用处,可以被弃之不理了,莎菲就可以没什么躁动且遗憾地离开那座城市。
  莎菲虽说有几个朋友体惜,可是真正能走进莎菲内心的却少之又少。莎菲告诉了毓芳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她却完全把话听到反面去了。蕴姊是最知晓莎菲的人,但是却已经死了。朋友们不能直击她内心的关心,反而成为一种累赘,她的超我人格也想对那些关心她的人表现出一种友善,但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时常左右她行为,因而她时常作出反复、矛盾的事情来。“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会想念大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4]   何止是这些朋友和情人无法成为她的灵魂伴侣,就连莎菲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她“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4]理解她,关怀她,能够为她解忧,满足心灵的缺位,疏解心头的愁丝,释放本我的压力;另一方面,她又“不愿让人懂得我,看得我太容易”,[4]不愿意把自己的缺点(一些违背超我的思想和行为)暴露出来。理解与不理解,是自我在调节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中的纠葛。在矛盾中,孤独感进一步增强。
  尽管孤独,她依然始终保持着高傲的姿态,用高傲掩饰着孤寂和脆弱的内心。莎菲得意于苇弟为她落的眼泪,虽然偶尔会为这样的自己感到羞愧。“在一个老实人面前,我已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折磨他,但当他走后,我真想能抓他回来,只请求他:‘我知道自己的罪过,请不要再爱这样一个不配承受那真挚的爱的女人了吧!’”[4]在最真实的日记面前,莎菲如实检讨自己,但她也不会将这句话亲口对苇弟说出,因为在内心世界里,她不希望自己在苇弟面前有任何形式的谦卑,她要保持着这种骄傲,以防止自己的弱点被践踏和蹂躏,从而变得更卑微和孤独。
  “我要的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法设计让他自己送来。”[4]这是莎菲在日记中记录下的真实想法,也是莎菲本我人格中尚存的骄傲与矜持作祟的写照。作为女性,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心理机制便是矜持,主动了就轻浮了,在与凌吉士的关系中,莎菲的本我人格已经不允许她再主动向前一步,她希望依旧保持女王的高傲。而在这段感情中的率先主动让心底里骄傲的莎菲后悔不已,她试图寻找着一种平衡,试图找寻一种存在感,证明自己并没有处于一种劣势,因为这样的一种劣势让莎菲感到了不安。当她试图误导凌吉士将自己的侄女认作她的女儿时,她从凌吉士诧愕的表情中找到了快感,也找到了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价值,“我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诚实”。[4]这是一种本我人格力量的反扑,它压倒了自我人格在凌吉士这个外因作用下的无力,在超我表现中实现了一种回击。这种看似无意义的最后挣扎却是所有女人一直以来乐此不疲的追求,古代女人为夺夫君宠爱而花招百出,欲擒故纵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
  3 胜利者与失败者
  “‘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因为他所使我迷恋的那东西,在吻我时,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时鄙夷我自己了!于是我忽然伤心起来,我把他用力推开,我哭了。”[4]
  莎菲胜利了吗?她得到了一瞬间肉欲的满足,可以算是勝利者,但她也是失败者。
  就她本身来讲,莎菲似乎脱离了稚嫩,但又未完全走向成熟。她的本我人格企图冲破一切枷锁,用自己的力量迈向期待已久的成人世界,诠释女人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词,但在自身力量不足以及社会道德压力面前,超我人格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天生弱势,使得她们在行动之时多了更多的犹豫不决。比起过去,她长大了,但是这种长大不足以为她指明前方的路,也不足以驱散她内心的忧惧。
  而凌吉士作为有妇之夫,莎菲在不断的超我的束缚和解脱中,压抑和释放着本我,然而在追求凌吉士的开始就预示着最后的失败。由于社会仪规的束缚,勾引有妇之夫的行动,被大众称为“不道德”的行为,引发了莎菲自我的焦虑和紧张。为了缓和焦虑和紧张,自我便采取保护措施,即压抑、升华。一方面,莎菲控制着自己想要对凌吉士作出疯狂举动的冲动,外界不理解她,她也并不剧烈反抗,把自己保护在自己的小小世界,独自做着无聊的工作,避免和外界发生冲突,孤独是她进行反抗的选择。另一方面,她通过撰写日记实现自我的升华,把原始性冲动引向社会允可的某种文化活动,转化为与吻无关的、高尚的行为。同样,对于丁玲来说,1927年处于低潮期的革命、办不下去的学校、冷清的北京,都加剧了丁玲的烦闷和孤寂,她“对社会不满,对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1]阐述对社会的鄙视,以及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在一定意义上将无声的孤独变作有声的孤独,使孤独从虚无变成存在”,[5]实现了自我精神的挖掘和升华。不过,日记也只能“表现我(莎菲)万分之一”,[4]能读懂日记的人尚且只能理解莎菲世界的冰山一角,读不懂日记和莎菲话语的人怎么可能懂得莎菲呢?莎菲怎能不孤寂呢?
  结尾处,莎菲走了,说要南下,说要“在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4]鲁迅曾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那么莎菲走后怎样?“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6]莎菲含糊其辞的目的地正是反映了她不知路往何处走、无路可走的绝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前一部,即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中,丁玲以梦珂的自愿沦为妓女为结局,可以说是丁玲在前期创作中对这一问题的反复回答。即便说她们能够逃离的这一举措是胜利的,那么胜利也只是一瞬间的安息,她们终究还是失败者。觉醒的自我意识为莎菲和梦珂开辟了一条逃离的单行线,逃离是注定的,但她们都会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逐渐堕落下去,会在社会的道德绑架之下,在本我的诱惑中,“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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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M].
  [3]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4]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50,74,58,73,46,53-54,48,56,80-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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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坟[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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