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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裔魁北克作家应晨的小说《水的记忆》是对中国的书写，然而对文本细读分析，发现该小说不是作者对自己族裔特性的强调和彰显，而是通过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来表明价值的流变性，伦理叙述来解构传统的伦理结构，最终对中国文化本质主义进行了否定。比较不同小说中传教士的形象，发现该小说对传教士后代Jér？me形象的塑造更是质疑了任何僵化的族裔文化身份。因此，《水的记忆》虽然书写中国，目的却是对静止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为海外作家书写中国拓展了新的形式。
关键词：应晨 《水的记忆》 中国书写 文化身份
华裔魁北克作家应晨{1}的第一部小说《水的记忆》密集体现了“中国元素”。然而，她的中国书写并非为了彰显族裔特性，而是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场的情况下，探讨文化身份流变性的可能。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除了稳定不变的意义框架，文化身份“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族裔特性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同，应晨作为80年代踏出国门的移民作家在《水的记忆》中的叙述策略与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的去中心化、反本质主义的话语紧密相连，主张对静止的、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尝试探索一种流动不居的身份，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自我。
国内学界对应晨及其小说关注都较少，提及《水的记忆》的更是寥寥无几。仅有张裕禾在魁北克出版的中文文章《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详细介绍了应晨及其创作，其中提到《水的记忆》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糟粕的不认同；在国内出版的则有SONG Xiaowei的法语论文《应晨与水的记忆》，文章以社会历史与女性主义的角度评析了小说，点出小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对中国人特别是女性命运的影响。由于出版地或是语言的限制，这些文章未能引起论者的太多关注；同时，它们也未涉及小说对同质化族裔文化身份的否定。故笔者想以此文来丰富对应晨及其小说《水的记忆》的研究。
价值标准的流变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命运。故事随着历史时间推进，从1912年清朝皇帝下台，经历国共合作破裂、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新中国，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真实历史事件，人物命运被历史所左右。作者主要通过“我”的奶奶Lie-Fei的个人视角与感受，来把握历史和个体的关系，更具体来讲，作者运用了一个旧中国特有的“裹小脚”的风俗，将个人的身体与历史相关联：Lie-Fei五岁时按照当时的风俗开始缠足，然而适逢清政府倒台，原本是朝廷官员的Lie-Fei父亲从北京逃回老家，他嗅到了时代的风向，中断了奶奶的缠足，于是奶奶的脚生长成了既非天足又非小脚的“中等”大小，这样“中等”的脚在她传统的家人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姨妈们不再送她彩色的鞋子，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谈论她的脚，人们似乎对之不再感兴趣了”{3}。甚至会引起路人的侧目：“由于缠过足的原因，小姑娘的脚不怎么长大，但不管怎样，还是长了一点……有一位小脚妇人走过他们的时候，不禁发出了一声呻吟。”之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Lie-Fei都因为这双脚而遭受异样的眼光：在结婚后，Lie-Fei的婆婆认为她的脚是“邪气聚成了形”，从此不再愿意和她相处；为了躲避战争Lie-Fei逃到上海的租界内，也遭到了旁人的注目，“在租界内……当她在一家杂货店前下车时，她又再次感到她的脚尖有一种烫人的热感，就好像这个城市突然醒了过来，睁开了它的眼睛，女士们尤其慢下了脚步，然后一边大声地叹气，一边重新上路”。“文化大革命”时，奶奶被社区的红卫兵批斗，罪名是儿子“反革命”，外加“有一双封建的脚”。
这双脚是“尴尬”的，是某个历史时刻中的权力话语在个人身体上留下的“尴尬”，就像福柯思想中的身体，“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4}。某个短暂历史权力话语下的价值标准影响了奶奶的一生，历史语境一旦改变，她便饱受身心折磨。在男子身上，同样有这种尴尬，比如文中提到的剪不剪辫子的问题，“在清帝国，所有男人都留着长辫子……而革命者留着短发，并且宣称要砍下所有留着辫子的人头。而保皇派则仍然公开或暗中地反抗着，放出风声来要砍下所有留短发的人头。在那个年代，大概有一半的男人留辫子，一半的留短发。所有人都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中”。
当历史处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时，文化形态，包括伦理、道德、风俗等也相对稳定，比如封建社会中，女子缠得一双完美的“小脚”是对其社会地位的保障，这种习俗延续了上千年，“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5}。而历史语境一旦变动，文化形态也会随之变化，比如随着封建统治的结束，“小脚”也不再是女子追寻的目标，反而是一种被厌弃的“尴尬”了。小说展现了如“水”般不断变动的中国近代历史，以奶奶的亲身感受为支点，揭示了随着历史的变化，外界对同样的人事也不断变化的眼光和标准，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表现了绝对的价值标准的脆弱性、局限性。作者借“我”的男友Gao Long之口，表达了这种价值和标准的相对性：“以前的人们缠足，这个事情并不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坏，风尚随着时代改变……我们从何理解以前的风尚呢，因为这些风尚当时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们有自己的风尚，而在五十年甚至更短时间之后，这些风尚就会成为当时的人们批判的对象，而那些人也将会有自己的风尚，同样也会是蛮横却短暂的。”
同质伦理的解构
通过描写历史潮流的更迭，作者从纵向、历时的角度对“绝对价值”进行了否定，而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说，地理上的“离散”也会消解“绝对价值”。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强调单一的价值取向的，这源于农耕文化下的社会形态，《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在阻碍着各人间的充分了解。”{6}各人间的无差别，也就是文化习惯、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同质化”。而且，乡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聚族而居的结构，推崇家人间的“聚合”，“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7}。这样的结构更加剧了“同质化”，小说中非常典型的描写在一次“我”和Lie-Fei奶奶去看望病重的清漪姨婆，来到她所居住的家族宅院，“我”的姨姥爷的侄孙女Ling向我们讲述：“我的父母亲、兄弟们和我睡在三楼。二楼的房间是留给我爷爷奶奶那辈的，你见过你姨婆的房间了吗？我爷爷奶奶的房间就在旁边。你看到的，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正好在走廊的中间，以前是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几代同堂的小家族，而清漪姨婆因为“经常旅行”“头脑敏锐”，所以被大家认为是“特别”的，一直都“名声不是太好”。这就是违背了“同质化”文化环境的人所遭受的道德舆论的惩罚。故事进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面对的道德环境仍然是从旧的社会格局中遗留下来的，“在十六岁的时候，我还肯定不是一个大人，因为我出门还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十八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变化……二十三岁的时候我获得了毕业文凭，开始自己挣钱，但我必须把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上交给妈妈，晚上出门还是要得到批准”。虽然时代演进，环境也从中国乡村来到了大城市，但“家长制”的传统伦理环境没有变，“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这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8}。服从父母，也就是完全接受和继承父母辈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文化习惯，孩子成年以后的所思所想和父母是差不多的，也保持了文化的“同质化”。 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价值同质化、服从长辈等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特点都被应晨精准地抓住，成为小说中人物的文化底色；但同时，作者也铺陈了另一条解构这种传统伦理结构的叙事线。在表面的合居下，清漪姨婆家庭成员的关系其实并不融洽，Ling告诉“我”：“有一天，在走廊里，我撞见奶奶拉扯姨婆的头发，然后自己被甩了一个大嘴巴子。一场多么激烈而又沉默的战役！我呼叫父亲，但是他不愿理睬。这两个女人看了我一眼，然后快速分开了。”还有，Lie-Fei嫁人之后，和她的丈夫Wei Po以及婆婆Sheng一起居住，但是婆媳两人无法和睦相处，于是Wei Po准备去上海开展事业，以此为借口带着Lie-Fei和一个儿子一同离开，他们要打破传统，背井离乡，而家族也由“聚合”变为“离散”，这在主流的观点看来是无奈又可悲的，然而，作者却写出了一家人那种不可言说的“如释重负”，“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决定，没有一个人反对，家里的两个女人开始做准备。第一次，她们感到被一种不可说的默契联系起来了，这种默契来自于摆脱彼此的需要。”作者的解构式描写显露了在主流伦理观之下人们暗暗对“离散”向往的情绪，因为伴随着“聚合”的是对每个人独特诉求的忽略与压制。其实，在小说中，Lie-Fei的家族从清朝政府倒台开始就已经面临着“离散”，先是Lie-Fei嫁走，之后清漪姨婆也嫁到外省，后来Lie-Fei的父亲不知所踪，母亲也去世，Lie-Fei和丈夫Wei Po带着小儿子来到上海，Wei Po去世之后，大儿子Ging也从家乡来到了上海，最后去了香港再无音讯，二儿子Lou则到外省去打工也一度杳无音讯，三儿子则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被送往了法国，而Lie-Fei的孙女“我”在故事的最后也前往了纽约。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解构传统伦理的叙事线中一整个家族越来越离散的轨迹，在Lie-Fei的大儿子Ging离开上海的当晚，作者通过Lie-Fei的视角实现了一段颇有象征意味的描写：“将近午夜的时候，城市的一角现出了耀眼的光芒……云朵显现出了一条金龙的形状，她觉得自己好像再次看见了她父亲的官帽。龙在风中舞蹈，帽子裂成碎片，然后像烟雾那样飘散了。……她看到那团耀眼的光亮已经消失了，龙不见了，黑色天空的一角只剩下一些白色的痕迹。”金龙是曾经当清政府官员的Lie-Fei的父亲官帽上的图样，在他仍然戴着官帽时，表示历史静止、政权稳定、家族繁荣而聚合；当父亲的官帽碎裂，则意味着历史演进、权力更迭，家族也面临离散，Lie-Fei从天空中看到的金龙消失，似乎就意味着一个家族从聚合到离散的必然和无奈，以及“龙”象征一些传统的文化形态趋于消散。
固定族裔文化身份的消解
在应晨的中国历史叙事中，有一个异国人的形象，法国人Jér？觝me，是一位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儿子，小说描述他是“一位当时在中国政治界十分活跃的传教士的儿子，他学习过中文，尤其精通中国古代史”。中国近当代文学作品中传教士的后代的形象为数不多，作为传教士家庭的一员，我们也可将他放到传教士的类别中进行观照，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中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过表现，通常他们的“他者”身份十分明晰，或是如老舍《二马》中的伊牧师、《四世同堂》中的窦神父、萧乾的《昙》中的约翰牧师那样蔑视中国民众，将基督教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是一个与中国对立的形象；或是如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的英格曼神甫、范稳的《水乳大地》中的沙利士神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老詹那样虔诚地一心想要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对中国民众报以真挚的同情，他们的形象亲切，但在文化上仍然是代表西方的；如果更严谨一些，只讨论传教士后代的形象的话，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书写中国而蜚声国际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她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也愿意融入中国文化，“不管是在宿州还是在镇江赛珍珠一家都是租住在中国人中间”“为了学习中国文化，赛珍珠父母还给她请了一个中国家庭教师孔先生”{9}。赛珍珠不少作品中的文学人物表现了她自己作为“传教士女儿”的立场，虽然有些角色对中国文化十分认同，但总体来说，她还是更体认美国文化，在《异邦客》中，她描绘了健美勤劳的西方妇人与懒散破落的中国仆人，阴暗的中国城市与生机盎然的美式花园。{10}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都是叙述者“我”对美国从表面的生活方式到精神层面的全方位体认。{11}而《水的记忆》中的Jér？觝me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形象，他并不认同自己国家，认为“他的家乡有没落的迹象，那里的道德前所未有地堕落，宗教成为一个玩笑”。相反，他愿意将自己视作“中国人”，“他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中国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伦理和习俗等，认为背后都有其合理性，甚至当Lie-Fei向他学法语的时候，学到的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而他教授西方文化时，则更多的是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在我两年的法语学习中，Jér？觝me让我了解的中国文化和我以前的先生教给我的同样多……而相反，我学习到了什么西方文化呢？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和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唯一的一本小说：《波斯人信札》。”Jér？觝me甚至爱上了“我”的奶奶Lie-Fei，最后他虽然由于中国战乱的原因回到了法国，但是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愉快地生活着，他在晚年太太去世后自己也濒临崩溃。Jér？觝me和中国女性的这种两性关系和“蝴蝶夫人”式的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征服式的关系不同，Jér？觝me代表了一个真心实意认同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形象，他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过生活。而小说中的“我”则相反，觉得中国的生活太压抑，最后选择了出国去纽约，来到另一种文化世界，“我”在飞机上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梦，梦境中Jér？觝me把自己的机票给了我，自己下了飞机，把他在飞机上的位置、在西方的位置让给了我，自己留在了中国，这“一来一往”的选择比向西方文化靠拢的“单向式”行为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在叙述策略上避免成为一个单向肯定西方文明的故事，而是更加开放，对彼岸的向往不是单向的，而是交错和相互的，每一个文明中都有选择“离散”的分子。这样，作者消解的就不仅是固定不变的中国文化身份，任何本质化的文化身份都被质疑和解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一种变动不居的后现代身份得以建构，避免了因对族裔特性的坚持本质化而压制了族裔个体寻求的自由身份。 结语
应晨离开了中国，却以回望的姿态书写中国，却不是为了固守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正是她移民作家的身份改变了她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若没有移民生活给她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也许她也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应晨的这种“另类”的写作方式为移民作家对中国的书写开拓了另一种可能，也带领读者思考带有本质化倾向的问题：谁是中国人？谁又是美国人？
{1} 应晨这个名字在中国学界尚属陌生，但是在魁北克甚至是世界文学界却常被提起。她1961年出生在上海，1989年移居至加拿大蒙特利尔。自1992年起，她用法语出版了《水的记忆》《忘恩负义》《磐石一般》《食人者》等十本小说和两本文论集，引起了魁北克文学界特别的关注以及广泛的接受，荣获魁北克-巴黎联合文学奖（Le Prix Québec-Paris）、魁北克书商奖（le Prix des libraires du Québec），法国费米纳奖（le prix Fémina）以及艾尔弗雷德-德罗什文学奖（Prix Alfred-Desrochers）奖等多项提名，其作被译成英、意、西、德等多种文字。
{2}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出自刘象愚、罗钢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11页。
③ Ying Chen. la mémoire de l’eau[M]. Montréal： Léméac，1992. 应晨：《水的记忆》，勒美亚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均出自此书，故不再另注）
④ 张文彩：《福柯的身体理论》，兰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5}{6}{7}{8}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第44页，第37页，第40页。
{9} 袁涛：《自塑形象——赛珍珠作品的美国形象》，载《安徽文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第15页。
{10}{11} 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婷婷为中心的讨论》，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87页，第90页。
参考文献：
[1] 张裕禾.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岁月在漂泊——加拿大魁北克华人文学作品选[M].郑南川，邵云主编.蒙特利尔：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出版，2012：660-683.
[2] Song Xiao Wei.Ying Chen et La Mémoire de l’eau.从中国看魁北克——北京2006年魁北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M].李洪峰，傅荣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3] 蔡军.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西方传教士形象[D].安徽大学，2014.
[4] 王惠.全球化视野下看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消解[J].外国文学研究，2013（2）：100-107.
关键词：应晨 《水的记忆》 中国书写 文化身份
华裔魁北克作家应晨{1}的第一部小说《水的记忆》密集体现了“中国元素”。然而，她的中国书写并非为了彰显族裔特性，而是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场的情况下，探讨文化身份流变性的可能。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除了稳定不变的意义框架，文化身份“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族裔特性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同，应晨作为80年代踏出国门的移民作家在《水的记忆》中的叙述策略与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的去中心化、反本质主义的话语紧密相连，主张对静止的、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尝试探索一种流动不居的身份，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自我。
国内学界对应晨及其小说关注都较少，提及《水的记忆》的更是寥寥无几。仅有张裕禾在魁北克出版的中文文章《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详细介绍了应晨及其创作，其中提到《水的记忆》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糟粕的不认同；在国内出版的则有SONG Xiaowei的法语论文《应晨与水的记忆》，文章以社会历史与女性主义的角度评析了小说，点出小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对中国人特别是女性命运的影响。由于出版地或是语言的限制，这些文章未能引起论者的太多关注；同时，它们也未涉及小说对同质化族裔文化身份的否定。故笔者想以此文来丰富对应晨及其小说《水的记忆》的研究。
价值标准的流变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命运。故事随着历史时间推进，从1912年清朝皇帝下台，经历国共合作破裂、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新中国，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真实历史事件，人物命运被历史所左右。作者主要通过“我”的奶奶Lie-Fei的个人视角与感受，来把握历史和个体的关系，更具体来讲，作者运用了一个旧中国特有的“裹小脚”的风俗，将个人的身体与历史相关联：Lie-Fei五岁时按照当时的风俗开始缠足，然而适逢清政府倒台，原本是朝廷官员的Lie-Fei父亲从北京逃回老家，他嗅到了时代的风向，中断了奶奶的缠足，于是奶奶的脚生长成了既非天足又非小脚的“中等”大小，这样“中等”的脚在她传统的家人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姨妈们不再送她彩色的鞋子，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谈论她的脚，人们似乎对之不再感兴趣了”{3}。甚至会引起路人的侧目：“由于缠过足的原因，小姑娘的脚不怎么长大，但不管怎样，还是长了一点……有一位小脚妇人走过他们的时候，不禁发出了一声呻吟。”之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Lie-Fei都因为这双脚而遭受异样的眼光：在结婚后，Lie-Fei的婆婆认为她的脚是“邪气聚成了形”，从此不再愿意和她相处；为了躲避战争Lie-Fei逃到上海的租界内，也遭到了旁人的注目，“在租界内……当她在一家杂货店前下车时，她又再次感到她的脚尖有一种烫人的热感，就好像这个城市突然醒了过来，睁开了它的眼睛，女士们尤其慢下了脚步，然后一边大声地叹气，一边重新上路”。“文化大革命”时，奶奶被社区的红卫兵批斗，罪名是儿子“反革命”，外加“有一双封建的脚”。
这双脚是“尴尬”的，是某个历史时刻中的权力话语在个人身体上留下的“尴尬”，就像福柯思想中的身体，“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4}。某个短暂历史权力话语下的价值标准影响了奶奶的一生，历史语境一旦改变，她便饱受身心折磨。在男子身上，同样有这种尴尬，比如文中提到的剪不剪辫子的问题，“在清帝国，所有男人都留着长辫子……而革命者留着短发，并且宣称要砍下所有留着辫子的人头。而保皇派则仍然公开或暗中地反抗着，放出风声来要砍下所有留短发的人头。在那个年代，大概有一半的男人留辫子，一半的留短发。所有人都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中”。
当历史处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时，文化形态，包括伦理、道德、风俗等也相对稳定，比如封建社会中，女子缠得一双完美的“小脚”是对其社会地位的保障，这种习俗延续了上千年，“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5}。而历史语境一旦变动，文化形态也会随之变化，比如随着封建统治的结束，“小脚”也不再是女子追寻的目标，反而是一种被厌弃的“尴尬”了。小说展现了如“水”般不断变动的中国近代历史，以奶奶的亲身感受为支点，揭示了随着历史的变化，外界对同样的人事也不断变化的眼光和标准，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表现了绝对的价值标准的脆弱性、局限性。作者借“我”的男友Gao Long之口，表达了这种价值和标准的相对性：“以前的人们缠足，这个事情并不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坏，风尚随着时代改变……我们从何理解以前的风尚呢，因为这些风尚当时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们有自己的风尚，而在五十年甚至更短时间之后，这些风尚就会成为当时的人们批判的对象，而那些人也将会有自己的风尚，同样也会是蛮横却短暂的。”
同质伦理的解构
通过描写历史潮流的更迭，作者从纵向、历时的角度对“绝对价值”进行了否定，而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说，地理上的“离散”也会消解“绝对价值”。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强调单一的价值取向的，这源于农耕文化下的社会形态，《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在阻碍着各人间的充分了解。”{6}各人间的无差别，也就是文化习惯、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同质化”。而且，乡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聚族而居的结构，推崇家人间的“聚合”，“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7}。这样的结构更加剧了“同质化”，小说中非常典型的描写在一次“我”和Lie-Fei奶奶去看望病重的清漪姨婆，来到她所居住的家族宅院，“我”的姨姥爷的侄孙女Ling向我们讲述：“我的父母亲、兄弟们和我睡在三楼。二楼的房间是留给我爷爷奶奶那辈的，你见过你姨婆的房间了吗？我爷爷奶奶的房间就在旁边。你看到的，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正好在走廊的中间，以前是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几代同堂的小家族，而清漪姨婆因为“经常旅行”“头脑敏锐”，所以被大家认为是“特别”的，一直都“名声不是太好”。这就是违背了“同质化”文化环境的人所遭受的道德舆论的惩罚。故事进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面对的道德环境仍然是从旧的社会格局中遗留下来的，“在十六岁的时候，我还肯定不是一个大人，因为我出门还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十八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变化……二十三岁的时候我获得了毕业文凭，开始自己挣钱，但我必须把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上交给妈妈，晚上出门还是要得到批准”。虽然时代演进，环境也从中国乡村来到了大城市，但“家长制”的传统伦理环境没有变，“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这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8}。服从父母，也就是完全接受和继承父母辈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文化习惯，孩子成年以后的所思所想和父母是差不多的，也保持了文化的“同质化”。 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价值同质化、服从长辈等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特点都被应晨精准地抓住，成为小说中人物的文化底色；但同时，作者也铺陈了另一条解构这种传统伦理结构的叙事线。在表面的合居下，清漪姨婆家庭成员的关系其实并不融洽，Ling告诉“我”：“有一天，在走廊里，我撞见奶奶拉扯姨婆的头发，然后自己被甩了一个大嘴巴子。一场多么激烈而又沉默的战役！我呼叫父亲，但是他不愿理睬。这两个女人看了我一眼，然后快速分开了。”还有，Lie-Fei嫁人之后，和她的丈夫Wei Po以及婆婆Sheng一起居住，但是婆媳两人无法和睦相处，于是Wei Po准备去上海开展事业，以此为借口带着Lie-Fei和一个儿子一同离开，他们要打破传统，背井离乡，而家族也由“聚合”变为“离散”，这在主流的观点看来是无奈又可悲的，然而，作者却写出了一家人那种不可言说的“如释重负”，“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决定，没有一个人反对，家里的两个女人开始做准备。第一次，她们感到被一种不可说的默契联系起来了，这种默契来自于摆脱彼此的需要。”作者的解构式描写显露了在主流伦理观之下人们暗暗对“离散”向往的情绪，因为伴随着“聚合”的是对每个人独特诉求的忽略与压制。其实，在小说中，Lie-Fei的家族从清朝政府倒台开始就已经面临着“离散”，先是Lie-Fei嫁走，之后清漪姨婆也嫁到外省，后来Lie-Fei的父亲不知所踪，母亲也去世，Lie-Fei和丈夫Wei Po带着小儿子来到上海，Wei Po去世之后，大儿子Ging也从家乡来到了上海，最后去了香港再无音讯，二儿子Lou则到外省去打工也一度杳无音讯，三儿子则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被送往了法国，而Lie-Fei的孙女“我”在故事的最后也前往了纽约。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解构传统伦理的叙事线中一整个家族越来越离散的轨迹，在Lie-Fei的大儿子Ging离开上海的当晚，作者通过Lie-Fei的视角实现了一段颇有象征意味的描写：“将近午夜的时候，城市的一角现出了耀眼的光芒……云朵显现出了一条金龙的形状，她觉得自己好像再次看见了她父亲的官帽。龙在风中舞蹈，帽子裂成碎片，然后像烟雾那样飘散了。……她看到那团耀眼的光亮已经消失了，龙不见了，黑色天空的一角只剩下一些白色的痕迹。”金龙是曾经当清政府官员的Lie-Fei的父亲官帽上的图样，在他仍然戴着官帽时，表示历史静止、政权稳定、家族繁荣而聚合；当父亲的官帽碎裂，则意味着历史演进、权力更迭，家族也面临离散，Lie-Fei从天空中看到的金龙消失，似乎就意味着一个家族从聚合到离散的必然和无奈，以及“龙”象征一些传统的文化形态趋于消散。
固定族裔文化身份的消解
在应晨的中国历史叙事中，有一个异国人的形象，法国人Jér？觝me，是一位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儿子，小说描述他是“一位当时在中国政治界十分活跃的传教士的儿子，他学习过中文，尤其精通中国古代史”。中国近当代文学作品中传教士的后代的形象为数不多，作为传教士家庭的一员，我们也可将他放到传教士的类别中进行观照，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中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过表现，通常他们的“他者”身份十分明晰，或是如老舍《二马》中的伊牧师、《四世同堂》中的窦神父、萧乾的《昙》中的约翰牧师那样蔑视中国民众，将基督教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是一个与中国对立的形象；或是如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的英格曼神甫、范稳的《水乳大地》中的沙利士神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老詹那样虔诚地一心想要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对中国民众报以真挚的同情，他们的形象亲切，但在文化上仍然是代表西方的；如果更严谨一些，只讨论传教士后代的形象的话，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书写中国而蜚声国际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她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也愿意融入中国文化，“不管是在宿州还是在镇江赛珍珠一家都是租住在中国人中间”“为了学习中国文化，赛珍珠父母还给她请了一个中国家庭教师孔先生”{9}。赛珍珠不少作品中的文学人物表现了她自己作为“传教士女儿”的立场，虽然有些角色对中国文化十分认同，但总体来说，她还是更体认美国文化，在《异邦客》中，她描绘了健美勤劳的西方妇人与懒散破落的中国仆人，阴暗的中国城市与生机盎然的美式花园。{10}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都是叙述者“我”对美国从表面的生活方式到精神层面的全方位体认。{11}而《水的记忆》中的Jér？觝me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形象，他并不认同自己国家，认为“他的家乡有没落的迹象，那里的道德前所未有地堕落，宗教成为一个玩笑”。相反，他愿意将自己视作“中国人”，“他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中国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伦理和习俗等，认为背后都有其合理性，甚至当Lie-Fei向他学法语的时候，学到的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而他教授西方文化时，则更多的是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在我两年的法语学习中，Jér？觝me让我了解的中国文化和我以前的先生教给我的同样多……而相反，我学习到了什么西方文化呢？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和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唯一的一本小说：《波斯人信札》。”Jér？觝me甚至爱上了“我”的奶奶Lie-Fei，最后他虽然由于中国战乱的原因回到了法国，但是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愉快地生活着，他在晚年太太去世后自己也濒临崩溃。Jér？觝me和中国女性的这种两性关系和“蝴蝶夫人”式的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征服式的关系不同，Jér？觝me代表了一个真心实意认同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形象，他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过生活。而小说中的“我”则相反，觉得中国的生活太压抑，最后选择了出国去纽约，来到另一种文化世界，“我”在飞机上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梦，梦境中Jér？觝me把自己的机票给了我，自己下了飞机，把他在飞机上的位置、在西方的位置让给了我，自己留在了中国，这“一来一往”的选择比向西方文化靠拢的“单向式”行为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在叙述策略上避免成为一个单向肯定西方文明的故事，而是更加开放，对彼岸的向往不是单向的，而是交错和相互的，每一个文明中都有选择“离散”的分子。这样，作者消解的就不仅是固定不变的中国文化身份，任何本质化的文化身份都被质疑和解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一种变动不居的后现代身份得以建构，避免了因对族裔特性的坚持本质化而压制了族裔个体寻求的自由身份。 结语
应晨离开了中国，却以回望的姿态书写中国，却不是为了固守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正是她移民作家的身份改变了她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若没有移民生活给她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也许她也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应晨的这种“另类”的写作方式为移民作家对中国的书写开拓了另一种可能，也带领读者思考带有本质化倾向的问题：谁是中国人？谁又是美国人？
{1} 应晨这个名字在中国学界尚属陌生，但是在魁北克甚至是世界文学界却常被提起。她1961年出生在上海，1989年移居至加拿大蒙特利尔。自1992年起，她用法语出版了《水的记忆》《忘恩负义》《磐石一般》《食人者》等十本小说和两本文论集，引起了魁北克文学界特别的关注以及广泛的接受，荣获魁北克-巴黎联合文学奖（Le Prix Québec-Paris）、魁北克书商奖（le Prix des libraires du Québec），法国费米纳奖（le prix Fémina）以及艾尔弗雷德-德罗什文学奖（Prix Alfred-Desrochers）奖等多项提名，其作被译成英、意、西、德等多种文字。
{2}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出自刘象愚、罗钢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11页。
③ Ying Chen. la mémoire de l’eau[M]. Montréal： Léméac，1992. 应晨：《水的记忆》，勒美亚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均出自此书，故不再另注）
④ 张文彩：《福柯的身体理论》，兰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5}{6}{7}{8}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第44页，第37页，第40页。
{9} 袁涛：《自塑形象——赛珍珠作品的美国形象》，载《安徽文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第15页。
{10}{11} 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婷婷为中心的讨论》，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87页，第90页。
参考文献：
[1] 张裕禾.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岁月在漂泊——加拿大魁北克华人文学作品选[M].郑南川，邵云主编.蒙特利尔：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出版，2012：660-683.
[2] Song Xiao Wei.Ying Chen et La Mémoire de l’eau.从中国看魁北克——北京2006年魁北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M].李洪峰，傅荣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3] 蔡军.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西方传教士形象[D].安徽大学，2014.
[4] 王惠.全球化视野下看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消解[J].外国文学研究，2013（2）：1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