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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的评选中,与张爱玲、虹影、苏童、陈冠中等名家共同获得这项殊荣的,有一个让人关注的名字——葛亮。这位原籍南京、现居香港,生于1978年的写作者,成为这一奖项迄今最年轻的获奖人。
很少见到一个进入商业出版市场不久的年轻作者,肯用5年时间打磨一部小说。年仅三十出头,却以时下年轻作家稀见的责任感回望历史,将对南京的深厚情感落笔为这座城七十年间宿命与缘分的流转。完成《朱雀》的这5年中,葛亮体会着创作带来的愉悦、折磨、个人成长与遗憾缺失。评论家们都赞叹这个年轻人非凡的创作力,然而他难得的真诚、直面历史与自我的勇气,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意义。
早在2005年,葛亮的短篇小说《谜鸦》获得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自此走上“规律性写作”的道路。之后著有小说集《谜鸦》、《相忘江湖的鱼》、《七声》,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
也许可以这样说——
葛亮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写出了文字。
葛亮有两次说话:一次是父母教他发音,一次是文字教他发言。
葛亮也有两重世界:一重是红尘俗世,一重是方块字间。
他说,自己有一个年轻的身体,却有一个老灵魂。写作时幸福感与痛苦感真实交错,而他也从混沌走向了纯粹,文字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说,他能看见无穷可能。
是的,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他永恒的信仰和快乐。
《朱雀》,我的千秋家国梦
“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
《朱雀》的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长大的华裔青年许迈廷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揭开一个家族三代女子的命运传奇。世势动荡,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文革”等等重大变迁,三代女子尽管都敢爱敢恨,但在时代洪流与神秘的历史律动中,个人意志始终显得微不足道,相似的宿命轮回在三代女子身上。惟有一枚金朱雀挂饰,风雨七十年间辗转于不同人手中,见证着一切温柔与残酷、巧合与错失,最终不减其光芒。
这几位南京女儿有好听的名字: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许多读者为她们的命运扼腕,问葛亮:为什么一家三代这么好的女子,每个人都得不到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为什么相似的命运要在四个女子身上反复出现?
葛亮说,“我想讲一个宿命的故事。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在《朱雀》里,我用一家三代串联了历史,来表达南京。南京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个‘没落的帝都’,老话说金陵是有王气的,尽管不少朝代亡国于此,但仍有其他朝代前赴后继——所以你能感觉到,南京的宿命,就是作为一个帝都、不断重复的命运。同时南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是很深重的‘没落的美感’,带着古典气韵。所以我就想把这种感觉,投射到可以承载它这种命运、或者说和这种命运相呼应的一整个家族的传承上面。”
这本讲述宿命的长篇,在香港一面世就好评如潮。《朱雀》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葛亮对于人与历史、城与历史的温暖关怀与深刻思考。
书香:为什么会把小说命名为《朱雀》?
葛:从“朱雀”这个意向来讲,它是南京的地标之一。南京的朱雀门,代表南京的正南方。早在东晋,南京秦淮河的二十四航(注:航,浮桥)中,朱雀航是最为华丽和宏大的。朱雀是一个昔日胜景的象征,但是已经逝去了——这与南京的古典气质在现代社会逐渐流失的感觉非常吻合。
书香:这本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结构复杂,你在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设定了这样的关系网和机缘巧合吗?
葛:一般写结构比较复杂的故事之前都会写大纲,但其实我没有写过。当然主要的人物们,一家三代,许廷迈等等,他们的大概关系和故事我心里已经有相应的考虑,但整个结构的推定和人物之间关系的交错,动笔之前其实没有固定在纸上。
在《朱雀》完成准备出版的时候,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编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画了人物关系表给我看,我这才发现原来书里人物关系还是挺复杂的,不过并不是我刻意为之。人物之间一些机缘的安排,也是随着书里角色的发展而出现的,人物似乎渐渐有了生命,按照自己的性格、阅历和人生状态,和身边其他人产生交集,和那个时代发生关系,通过和时代的互动把自己推向命运的某一端。是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走向,并不是我安排成什么样子。
书香:《朱雀》中人生的际遇巧合非常多,也比较坎坷复杂,这些际遇集中在一家三代身上,并且衍生出各种各样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缘份,会不会太戏剧化让读者觉得不太真实,削弱感同身受的感情?
葛:从某个角度来说,“戏剧化”其实难度高于“不戏剧化”。其实在我早期文学的滋养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戏剧。《朱雀》选择了用小说表达,但我没有舍弃戏剧感。因为有些东西是我想去强调的——我想去体现“宿命链条的完整”。如果有些东西不设定成一个巧合,或者说不是一个相对完满的交代,随了它去,可能会更接近日常的状态,但我会觉得精神方面的东西也因此被卸掉了。
我希望《朱雀》里的城,是一个完整的城。我之前也强调过,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城市才是,而所有人都是建筑这座城市的砖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让这座城池搭建得更为结实一些,每个人都是一个坐标,包括中间的次要人物,我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交代,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个circle。尽管结局是开放的,但精神其实是一个circle,是一个可以生生不息的、循环的圆。
书香:雅可这个角色曾经在你写的短篇小说《雅可·穿裤子的云》里出现过,在《朱雀》中同样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型吗?感觉你对这个形象情有独钟。
葛:雅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我当时写雅可,其实有一个兴之所至的初衷。一讲到南京,就想到魏晋风度,六朝烟雨,士大夫的气韵,秦淮风月,都是一些古典的意向。所以我想,这种意向在现代是不是能够重现,甚至复活。所以雅可,一个身上带有这种“名士气质”的人,在这个契机下出现了。
还有一点,“雅可”的名字是从马雅可夫斯基来的,而“穿裤子的云”也摘自他的诗。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没有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沾染的、放旷不羁的作家。我之所以把雅可和他的名篇产生联系,其实也是想让马雅可夫斯基的某些气质在雅可身上复生。
触碰,回溯,抽离,重建
“年轻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能怎样去重现或重建历史?”
台湾的陈映真先生曾在参加一个文学奖做评审时,看了征稿后发出感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写作从视野到题材,“都仅仅看自己的肚脐眼”——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经历的时代没有太多大变革,“向内看”变成比较容易完成的题材;也许是因为对前辈的经验无从体验,所以选择不去触碰历史。
《朱雀》25万字,葛亮写了5年。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难题”,选择跨度这样大的历史题材——这个出生于70年代末、经历顺遂的年轻人,如何复现和理解曾经的国家动荡和时代变迁,这大概是葛亮在《朱雀》写作上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中国近代史充满动荡与残酷,资料收集阶段,触碰到的真相让葛亮饱受折磨。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看了许多资料,夜晚常常做同个噩梦,梦中只有一张毫无表情、闭着眼睛的脸——资料中血淋淋的真相没有击倒他,但屠杀者、被屠杀者那些完全失去人的灵魂、麻木不仁的脸,让葛亮对人性充满不知名的恐惧与怀疑。书中这部分其实着墨不多,但完成小说后,葛亮调整了相当长时间,才能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写完那一段,我很能够理解和体会为什么张纯如写完了《The Rape of Nanking》之后走上了不归路。”
选择去看,选择去了解,这对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对葛亮来说,《朱雀》的写作中还有更大的难题等着他尝试去解决。
书香:年轻作家想去写家族,写历史,似乎并不多见。你为什么会想写《朱雀》这样一本书?
葛:有一句话是“家国不幸诗人幸”,有时候,国族或者时代的某些变迁,实际上是赋予写作者资源的。起初我很怀疑一点:我们这代人,究竟能不能写出这种大格局的东西。
后来开始写小说,最初也是从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题材开始写起,慢慢的,我有种体会,觉得有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的“真东西”,这些真东西是建基在微小和日常之上。在这种感觉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我完成《谜鸦》和《七声》后,我开始想,是不是可以试着触碰一下历史。
书香:对于年轻人来说,会觉得自己和前辈们的经历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可能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永远也不会体验到。在《朱雀》的写作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葛:是的,这也是我初期比较困惑的部分:我们和前辈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在于,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经验,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再现历史”必须要加以自己的想象。就算你对史料掌握得再怎么精准具体,实际上你也只是史料的一个被动接收者。
写《朱雀》时,对我而言蛮挑战的一点是:我考虑更多的是“这个角色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把更多的想法用在“构建历史情境”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再现历史本身;怎样让这个人物在这个历史环境中,是“合理”的,也因此她才能够是丰满的。借助一些东西构建出一个新的血肉之躯,这是我试图去做的工作,对我而言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书香:肯定有人会说是不是等你年纪更大的时候来写这样的题材,会更好。因为那时候人生经历更丰厚,思想也会更成熟。
葛:其实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这一点。但为什么我还是在30岁之前开始动笔,是因为我觉得作者的年龄,对于他的创作而言是有某种“天然的意义”。也许他年长时阅历更丰厚、思想和精神更成熟,他写历史能在客观的角度上更丝丝入扣,但可能也因此缺失了一些东西,就是“作为年轻人去看待历史的感觉”。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对任何一个题材都代入的游刃有余。
写作,推开一扇门
“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葛亮出生于书香世家,几乎所有对他的介绍中,都会提到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总有人揣测这样的出身和家庭,在幸运之外,大约也是个人成长的无形拘束和透明障壁。不过对葛亮来说,父辈在教育方式上并未给他什么“拘囿”,反而让他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获得了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
“小时候的阅读,父母会着意安排我读一些‘大部头’,特别是苏联文学。宏大又厚重,像《齐瓦格医生》、《青年近卫军》……儿时的阅读其实造成我对文学的敬畏感,觉得文学门槛非常之高,所以长期安于做一个阅读者。我完全没想到某一天我能提起笔来,规律化的写作——只是平时写写所想所感,根本没想过要和别人分享。”直到《谜鸦》获奖出版,葛亮开始正式创作后,他才发觉儿时阅读给他最为珍贵的经验,“就是教给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一种胸怀。有了大胸怀,就算是小题材小格局,你也可以写出意义深刻的作品。不是只关照一时一地,而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普世人性的层面去写。”
因为有着这样的创作态度,我们能从葛亮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看到他在作品形式、表达方式与关注主题方面的演变和探寻:《谜鸦》描写都市精神症候群的神秘奇情,《七声》是过往经历的“朝花夕拾”,《朱雀》则是叩问历史的“寻根之旅”。
书香:有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通过一系列写南京的小说,我在勾勒‘城格’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人格’。”《朱雀》这本书对你意义重大,因为也伴随着你成长的整整五年时间。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改变或者成长?
葛:这是一定有的。“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一种过程。
《朱雀》写作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成长尤其表现在一点:它在逐步明确我的历史观念。尽管以前也读历史,但因为要写作,你必须投入去读,去深刻理解,你必须要依靠史料建立起历史情境。而这种情境就是酝酿和建构自己历史观的过程。这本小说写的时间很长,在这5年里,我个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实际上都在进步——真的是“慢慢的演进”。让我更清晰的感觉到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史观”,这才能真正保证自己内心的强大,就是“以古鉴今、以史鉴人”这个道理。
书香:这种收获非常珍贵,可能会给你之后的创作带来信心。
葛:所以我认为年轻的时候应该尽量去写,它是帮你去发现更多可能性的方式。我想在以后的写作里还会涉及到历史。《朱雀》对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是我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题材、或者说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写作感觉的“一扇门”。进入这扇门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加丰盈的东西等待着我去寻找,也让我看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推迟了打开这扇门的时间,那前面的一些更美好的东西,可能就错过了。现在回头看《朱雀》,我刚才说过,可能有些部分我能写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不写出来的话,我是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的。
南京,一生之城
“我和南京之间有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
在对葛亮写作风格的评论中,常常可见这类的评语:“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温柔敦厚(王德威)。”“《七声》相当生动地雕凿了葛亮的聪慧跟慈悲(吴钧尧)。”
是的,下笔太温暖,不够狠——有要好的作家朋友对葛亮说。
“其实现在想来,小时候对人性的感觉,真的在长大后也会延续。现在尽管有一些别人的作品,写新时期人的异化,对人性质疑,但我始终还是觉得‘人是美好的’。我想这种感觉来自懵懂时期对人的印象。”葛亮如是说。
葛亮的懵懂时期,正是在南京度过。对南京的最初印象基本来自幼儿园,由3岁之前零零散散的记忆小碎片拼成,全部带着暖和的温度。因为父母工作太忙、偶尔要被送去全托的小葛亮,记得小朋友们和阿姨都对他很友善。小时候的葛亮是个非常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向孩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尿裤子或是尿床了,我一直没有讲,直到被阿姨发现。但是她对我特别好,没有骂我,反而特别耐心的帮我整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的面貌,但是我铭记她给予我‘爱’的感觉。”
南京人用善良与爱伴随着葛亮长大;而南京城,浓酽的古典气韵与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气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也用独特的包容力给葛亮丰富的生活体会。“因为南京这种城市的包容力,让小时候的我经历了很多一般大城市的孩子没机会经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南京,是我的家城,我的梦土,我没办法割离和它的感情。”
在接受的各种各样访谈中,谈着谈着,葛亮常常会无意识地绕回南京的话题去;在香港看到某本杂志做了关于南京的小专题,葛亮欣喜地托人结识负责的编辑记者,转达感动之情。大家开玩笑说,葛亮现在是“南京驻港代言人”;葛亮不好意思地讲一句:“我是情不自禁。”
书香:阅读你的作品时,有一个深刻感觉,你的用词,对情绪的描写等等,非常克制。你曾经说过,《朱雀》是你欠南京的一个感情债。书写有深刻感情的家城历史,为什么你选择相对而言更难的“抑”的写作方法,又是怎么控制写作的角度和情绪呢?
葛:这种写法对于南京,我认为是很必要的。因为这座城的气质不张扬,是座个性比较平缓、有包容力的城市。所以我写的时候,也尽量让自己平缓地去对待这座城市。写作开始,实际上我蛮担心代入了太多感情,会影响《朱雀》客观和真实的质地。所以一开始用许廷迈的角色代入,选择一个“局外人”而不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眼光来切入,这可以让我从另外一种文化的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地进入到这座城里面。这非常重要,让我从开始就舍弃一种比较澎湃的感情,决定了《朱雀》的笔调,包括涉及到一些时代的起伏和遭遇时,我可以相对平静的去讲述。
我觉得在一些大的事件,你投入了太多个人感情、投入太多主观的立场,反而会使它在读者心目中呈现“失焦”的状况。我情愿以相对客观的面目交代它,而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
书香:《朱雀》里一家三代其实和南京互为投射,四个女子的宿命令人感慨心酸,影射了南京的宿命。这样构思,会不会有些悲观?
葛: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很多东西我有自己的信念或者信心。我觉得,我还能在这个时候写南京,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悲观。实际上,中国绝大部分的古城在后工业化、现代化的侵蚀之下,慢慢萎缩凋零。但我觉得南京在这种冲击之下,还是保持了一种古典的坚守状态。尽管这一部分也在慢慢退缩,底线也在后移,但并没有被洗刷掉,我对它后续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宿命”并不仅仅是个人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它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意味或者观念。关于历史,我们常说 “螺旋式上升”,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很多东西为什么会反复?发展了,退回来,然后又往前。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宿命。我用“宿命”去表达,或者作为一种呈现、观照的方式,很多东西更可以解释,让读者心里也不会过分沉重。
书写,用最初的心
“写文章,你得先对它诚恳;还有,你得对自己诚恳,对笔下的人物、对读者,都要诚恳。”
葛亮有种与年纪不相符的笃定与平和。他对自己有要求,并坚持自己认定的。
所以他用5年时间打磨《朱雀》,因为“我觉得值得”;所以现在大陆引进《七声》时,他为了写出这个时代更丰富的不同人生,加入不少充实的内容,重新制作成一本两岸三地最饱满的版本,呈现给读者更加成熟的作品。
“写完《朱雀》时,我觉得终于还了南京一个感情债。5年时间写这本小说,对我而言其实是很纯粹的。因为也许想得太多、预期太多,会影响到你的落笔。在写作之外尽量想得简单一些,所有的事情都会随之而简单。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至少对我来讲,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功夫在诗内’。时间会证明一切,只要认真、负责任,愿意和作者交流的读者一定会看到的。从《谜鸦》到《七声》再到《朱雀》,其实现在我仍在寻找,寻找一种最适合我表达的方式。寻找的东西并不是终点,对作家来说,是自己表达上的各种可能性。”葛亮说的很简单——但其实一切美好的简单,都不太简单。
对葛亮来说,写作是乐趣,是真实,是思考,是信仰。
他以这样一种难忘的方式,挖掘了自己,重塑了自己。
今天的南京,依然有法桐木叶萧萧,秦淮波光潋滟。而葛亮却让人想起王安石当年那一句诗: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
很少见到一个进入商业出版市场不久的年轻作者,肯用5年时间打磨一部小说。年仅三十出头,却以时下年轻作家稀见的责任感回望历史,将对南京的深厚情感落笔为这座城七十年间宿命与缘分的流转。完成《朱雀》的这5年中,葛亮体会着创作带来的愉悦、折磨、个人成长与遗憾缺失。评论家们都赞叹这个年轻人非凡的创作力,然而他难得的真诚、直面历史与自我的勇气,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意义。
早在2005年,葛亮的短篇小说《谜鸦》获得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自此走上“规律性写作”的道路。之后著有小说集《谜鸦》、《相忘江湖的鱼》、《七声》,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
也许可以这样说——
葛亮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写出了文字。
葛亮有两次说话:一次是父母教他发音,一次是文字教他发言。
葛亮也有两重世界:一重是红尘俗世,一重是方块字间。
他说,自己有一个年轻的身体,却有一个老灵魂。写作时幸福感与痛苦感真实交错,而他也从混沌走向了纯粹,文字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说,他能看见无穷可能。
是的,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他永恒的信仰和快乐。
《朱雀》,我的千秋家国梦
“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
《朱雀》的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长大的华裔青年许迈廷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揭开一个家族三代女子的命运传奇。世势动荡,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文革”等等重大变迁,三代女子尽管都敢爱敢恨,但在时代洪流与神秘的历史律动中,个人意志始终显得微不足道,相似的宿命轮回在三代女子身上。惟有一枚金朱雀挂饰,风雨七十年间辗转于不同人手中,见证着一切温柔与残酷、巧合与错失,最终不减其光芒。
这几位南京女儿有好听的名字: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许多读者为她们的命运扼腕,问葛亮:为什么一家三代这么好的女子,每个人都得不到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为什么相似的命运要在四个女子身上反复出现?
葛亮说,“我想讲一个宿命的故事。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在《朱雀》里,我用一家三代串联了历史,来表达南京。南京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个‘没落的帝都’,老话说金陵是有王气的,尽管不少朝代亡国于此,但仍有其他朝代前赴后继——所以你能感觉到,南京的宿命,就是作为一个帝都、不断重复的命运。同时南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是很深重的‘没落的美感’,带着古典气韵。所以我就想把这种感觉,投射到可以承载它这种命运、或者说和这种命运相呼应的一整个家族的传承上面。”
这本讲述宿命的长篇,在香港一面世就好评如潮。《朱雀》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葛亮对于人与历史、城与历史的温暖关怀与深刻思考。
书香:为什么会把小说命名为《朱雀》?
葛:从“朱雀”这个意向来讲,它是南京的地标之一。南京的朱雀门,代表南京的正南方。早在东晋,南京秦淮河的二十四航(注:航,浮桥)中,朱雀航是最为华丽和宏大的。朱雀是一个昔日胜景的象征,但是已经逝去了——这与南京的古典气质在现代社会逐渐流失的感觉非常吻合。
书香:这本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结构复杂,你在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设定了这样的关系网和机缘巧合吗?
葛:一般写结构比较复杂的故事之前都会写大纲,但其实我没有写过。当然主要的人物们,一家三代,许廷迈等等,他们的大概关系和故事我心里已经有相应的考虑,但整个结构的推定和人物之间关系的交错,动笔之前其实没有固定在纸上。
在《朱雀》完成准备出版的时候,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编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画了人物关系表给我看,我这才发现原来书里人物关系还是挺复杂的,不过并不是我刻意为之。人物之间一些机缘的安排,也是随着书里角色的发展而出现的,人物似乎渐渐有了生命,按照自己的性格、阅历和人生状态,和身边其他人产生交集,和那个时代发生关系,通过和时代的互动把自己推向命运的某一端。是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走向,并不是我安排成什么样子。
书香:《朱雀》中人生的际遇巧合非常多,也比较坎坷复杂,这些际遇集中在一家三代身上,并且衍生出各种各样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缘份,会不会太戏剧化让读者觉得不太真实,削弱感同身受的感情?
葛:从某个角度来说,“戏剧化”其实难度高于“不戏剧化”。其实在我早期文学的滋养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戏剧。《朱雀》选择了用小说表达,但我没有舍弃戏剧感。因为有些东西是我想去强调的——我想去体现“宿命链条的完整”。如果有些东西不设定成一个巧合,或者说不是一个相对完满的交代,随了它去,可能会更接近日常的状态,但我会觉得精神方面的东西也因此被卸掉了。
我希望《朱雀》里的城,是一个完整的城。我之前也强调过,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城市才是,而所有人都是建筑这座城市的砖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让这座城池搭建得更为结实一些,每个人都是一个坐标,包括中间的次要人物,我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交代,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个circle。尽管结局是开放的,但精神其实是一个circle,是一个可以生生不息的、循环的圆。
书香:雅可这个角色曾经在你写的短篇小说《雅可·穿裤子的云》里出现过,在《朱雀》中同样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型吗?感觉你对这个形象情有独钟。
葛:雅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我当时写雅可,其实有一个兴之所至的初衷。一讲到南京,就想到魏晋风度,六朝烟雨,士大夫的气韵,秦淮风月,都是一些古典的意向。所以我想,这种意向在现代是不是能够重现,甚至复活。所以雅可,一个身上带有这种“名士气质”的人,在这个契机下出现了。
还有一点,“雅可”的名字是从马雅可夫斯基来的,而“穿裤子的云”也摘自他的诗。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没有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沾染的、放旷不羁的作家。我之所以把雅可和他的名篇产生联系,其实也是想让马雅可夫斯基的某些气质在雅可身上复生。
触碰,回溯,抽离,重建
“年轻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能怎样去重现或重建历史?”
台湾的陈映真先生曾在参加一个文学奖做评审时,看了征稿后发出感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写作从视野到题材,“都仅仅看自己的肚脐眼”——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经历的时代没有太多大变革,“向内看”变成比较容易完成的题材;也许是因为对前辈的经验无从体验,所以选择不去触碰历史。
《朱雀》25万字,葛亮写了5年。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难题”,选择跨度这样大的历史题材——这个出生于70年代末、经历顺遂的年轻人,如何复现和理解曾经的国家动荡和时代变迁,这大概是葛亮在《朱雀》写作上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中国近代史充满动荡与残酷,资料收集阶段,触碰到的真相让葛亮饱受折磨。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看了许多资料,夜晚常常做同个噩梦,梦中只有一张毫无表情、闭着眼睛的脸——资料中血淋淋的真相没有击倒他,但屠杀者、被屠杀者那些完全失去人的灵魂、麻木不仁的脸,让葛亮对人性充满不知名的恐惧与怀疑。书中这部分其实着墨不多,但完成小说后,葛亮调整了相当长时间,才能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写完那一段,我很能够理解和体会为什么张纯如写完了《The Rape of Nanking》之后走上了不归路。”
选择去看,选择去了解,这对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对葛亮来说,《朱雀》的写作中还有更大的难题等着他尝试去解决。
书香:年轻作家想去写家族,写历史,似乎并不多见。你为什么会想写《朱雀》这样一本书?
葛:有一句话是“家国不幸诗人幸”,有时候,国族或者时代的某些变迁,实际上是赋予写作者资源的。起初我很怀疑一点:我们这代人,究竟能不能写出这种大格局的东西。
后来开始写小说,最初也是从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题材开始写起,慢慢的,我有种体会,觉得有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的“真东西”,这些真东西是建基在微小和日常之上。在这种感觉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我完成《谜鸦》和《七声》后,我开始想,是不是可以试着触碰一下历史。
书香:对于年轻人来说,会觉得自己和前辈们的经历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可能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永远也不会体验到。在《朱雀》的写作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葛:是的,这也是我初期比较困惑的部分:我们和前辈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在于,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经验,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再现历史”必须要加以自己的想象。就算你对史料掌握得再怎么精准具体,实际上你也只是史料的一个被动接收者。
写《朱雀》时,对我而言蛮挑战的一点是:我考虑更多的是“这个角色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把更多的想法用在“构建历史情境”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再现历史本身;怎样让这个人物在这个历史环境中,是“合理”的,也因此她才能够是丰满的。借助一些东西构建出一个新的血肉之躯,这是我试图去做的工作,对我而言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书香:肯定有人会说是不是等你年纪更大的时候来写这样的题材,会更好。因为那时候人生经历更丰厚,思想也会更成熟。
葛:其实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这一点。但为什么我还是在30岁之前开始动笔,是因为我觉得作者的年龄,对于他的创作而言是有某种“天然的意义”。也许他年长时阅历更丰厚、思想和精神更成熟,他写历史能在客观的角度上更丝丝入扣,但可能也因此缺失了一些东西,就是“作为年轻人去看待历史的感觉”。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对任何一个题材都代入的游刃有余。
写作,推开一扇门
“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葛亮出生于书香世家,几乎所有对他的介绍中,都会提到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总有人揣测这样的出身和家庭,在幸运之外,大约也是个人成长的无形拘束和透明障壁。不过对葛亮来说,父辈在教育方式上并未给他什么“拘囿”,反而让他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获得了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
“小时候的阅读,父母会着意安排我读一些‘大部头’,特别是苏联文学。宏大又厚重,像《齐瓦格医生》、《青年近卫军》……儿时的阅读其实造成我对文学的敬畏感,觉得文学门槛非常之高,所以长期安于做一个阅读者。我完全没想到某一天我能提起笔来,规律化的写作——只是平时写写所想所感,根本没想过要和别人分享。”直到《谜鸦》获奖出版,葛亮开始正式创作后,他才发觉儿时阅读给他最为珍贵的经验,“就是教给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一种胸怀。有了大胸怀,就算是小题材小格局,你也可以写出意义深刻的作品。不是只关照一时一地,而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普世人性的层面去写。”
因为有着这样的创作态度,我们能从葛亮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看到他在作品形式、表达方式与关注主题方面的演变和探寻:《谜鸦》描写都市精神症候群的神秘奇情,《七声》是过往经历的“朝花夕拾”,《朱雀》则是叩问历史的“寻根之旅”。
书香:有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通过一系列写南京的小说,我在勾勒‘城格’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人格’。”《朱雀》这本书对你意义重大,因为也伴随着你成长的整整五年时间。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改变或者成长?
葛:这是一定有的。“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一种过程。
《朱雀》写作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成长尤其表现在一点:它在逐步明确我的历史观念。尽管以前也读历史,但因为要写作,你必须投入去读,去深刻理解,你必须要依靠史料建立起历史情境。而这种情境就是酝酿和建构自己历史观的过程。这本小说写的时间很长,在这5年里,我个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实际上都在进步——真的是“慢慢的演进”。让我更清晰的感觉到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史观”,这才能真正保证自己内心的强大,就是“以古鉴今、以史鉴人”这个道理。
书香:这种收获非常珍贵,可能会给你之后的创作带来信心。
葛:所以我认为年轻的时候应该尽量去写,它是帮你去发现更多可能性的方式。我想在以后的写作里还会涉及到历史。《朱雀》对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是我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题材、或者说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写作感觉的“一扇门”。进入这扇门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加丰盈的东西等待着我去寻找,也让我看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推迟了打开这扇门的时间,那前面的一些更美好的东西,可能就错过了。现在回头看《朱雀》,我刚才说过,可能有些部分我能写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不写出来的话,我是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的。
南京,一生之城
“我和南京之间有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
在对葛亮写作风格的评论中,常常可见这类的评语:“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温柔敦厚(王德威)。”“《七声》相当生动地雕凿了葛亮的聪慧跟慈悲(吴钧尧)。”
是的,下笔太温暖,不够狠——有要好的作家朋友对葛亮说。
“其实现在想来,小时候对人性的感觉,真的在长大后也会延续。现在尽管有一些别人的作品,写新时期人的异化,对人性质疑,但我始终还是觉得‘人是美好的’。我想这种感觉来自懵懂时期对人的印象。”葛亮如是说。
葛亮的懵懂时期,正是在南京度过。对南京的最初印象基本来自幼儿园,由3岁之前零零散散的记忆小碎片拼成,全部带着暖和的温度。因为父母工作太忙、偶尔要被送去全托的小葛亮,记得小朋友们和阿姨都对他很友善。小时候的葛亮是个非常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向孩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尿裤子或是尿床了,我一直没有讲,直到被阿姨发现。但是她对我特别好,没有骂我,反而特别耐心的帮我整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的面貌,但是我铭记她给予我‘爱’的感觉。”
南京人用善良与爱伴随着葛亮长大;而南京城,浓酽的古典气韵与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气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也用独特的包容力给葛亮丰富的生活体会。“因为南京这种城市的包容力,让小时候的我经历了很多一般大城市的孩子没机会经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南京,是我的家城,我的梦土,我没办法割离和它的感情。”
在接受的各种各样访谈中,谈着谈着,葛亮常常会无意识地绕回南京的话题去;在香港看到某本杂志做了关于南京的小专题,葛亮欣喜地托人结识负责的编辑记者,转达感动之情。大家开玩笑说,葛亮现在是“南京驻港代言人”;葛亮不好意思地讲一句:“我是情不自禁。”
书香:阅读你的作品时,有一个深刻感觉,你的用词,对情绪的描写等等,非常克制。你曾经说过,《朱雀》是你欠南京的一个感情债。书写有深刻感情的家城历史,为什么你选择相对而言更难的“抑”的写作方法,又是怎么控制写作的角度和情绪呢?
葛:这种写法对于南京,我认为是很必要的。因为这座城的气质不张扬,是座个性比较平缓、有包容力的城市。所以我写的时候,也尽量让自己平缓地去对待这座城市。写作开始,实际上我蛮担心代入了太多感情,会影响《朱雀》客观和真实的质地。所以一开始用许廷迈的角色代入,选择一个“局外人”而不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眼光来切入,这可以让我从另外一种文化的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地进入到这座城里面。这非常重要,让我从开始就舍弃一种比较澎湃的感情,决定了《朱雀》的笔调,包括涉及到一些时代的起伏和遭遇时,我可以相对平静的去讲述。
我觉得在一些大的事件,你投入了太多个人感情、投入太多主观的立场,反而会使它在读者心目中呈现“失焦”的状况。我情愿以相对客观的面目交代它,而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
书香:《朱雀》里一家三代其实和南京互为投射,四个女子的宿命令人感慨心酸,影射了南京的宿命。这样构思,会不会有些悲观?
葛: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很多东西我有自己的信念或者信心。我觉得,我还能在这个时候写南京,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悲观。实际上,中国绝大部分的古城在后工业化、现代化的侵蚀之下,慢慢萎缩凋零。但我觉得南京在这种冲击之下,还是保持了一种古典的坚守状态。尽管这一部分也在慢慢退缩,底线也在后移,但并没有被洗刷掉,我对它后续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宿命”并不仅仅是个人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它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意味或者观念。关于历史,我们常说 “螺旋式上升”,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很多东西为什么会反复?发展了,退回来,然后又往前。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宿命。我用“宿命”去表达,或者作为一种呈现、观照的方式,很多东西更可以解释,让读者心里也不会过分沉重。
书写,用最初的心
“写文章,你得先对它诚恳;还有,你得对自己诚恳,对笔下的人物、对读者,都要诚恳。”
葛亮有种与年纪不相符的笃定与平和。他对自己有要求,并坚持自己认定的。
所以他用5年时间打磨《朱雀》,因为“我觉得值得”;所以现在大陆引进《七声》时,他为了写出这个时代更丰富的不同人生,加入不少充实的内容,重新制作成一本两岸三地最饱满的版本,呈现给读者更加成熟的作品。
“写完《朱雀》时,我觉得终于还了南京一个感情债。5年时间写这本小说,对我而言其实是很纯粹的。因为也许想得太多、预期太多,会影响到你的落笔。在写作之外尽量想得简单一些,所有的事情都会随之而简单。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至少对我来讲,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功夫在诗内’。时间会证明一切,只要认真、负责任,愿意和作者交流的读者一定会看到的。从《谜鸦》到《七声》再到《朱雀》,其实现在我仍在寻找,寻找一种最适合我表达的方式。寻找的东西并不是终点,对作家来说,是自己表达上的各种可能性。”葛亮说的很简单——但其实一切美好的简单,都不太简单。
对葛亮来说,写作是乐趣,是真实,是思考,是信仰。
他以这样一种难忘的方式,挖掘了自己,重塑了自己。
今天的南京,依然有法桐木叶萧萧,秦淮波光潋滟。而葛亮却让人想起王安石当年那一句诗: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