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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的评选中，与张爱玲、虹影、苏童、陈冠中等名家共同获得这项殊荣的，有一个让人关注的名字——葛亮。这位原籍南京、现居香港，生于1978年的写作者，成为这一奖项迄今最年轻的获奖人。
很少见到一个进入商业出版市场不久的年轻作者，肯用5年时间打磨一部小说。年仅三十出头，却以时下年轻作家稀见的责任感回望历史，将对南京的深厚情感落笔为这座城七十年间宿命与缘分的流转。完成《朱雀》的这5年中，葛亮体会着创作带来的愉悦、折磨、个人成长与遗憾缺失。评论家们都赞叹这个年轻人非凡的创作力，然而他难得的真诚、直面历史与自我的勇气，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意义。
早在2005年，葛亮的短篇小说《谜鸦》获得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自此走上“规律性写作”的道路。之后著有小说集《谜鸦》、《相忘江湖的鱼》、《七声》，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
也许可以这样说——
葛亮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写出了文字。
葛亮有两次说话：一次是父母教他发音，一次是文字教他发言。
葛亮也有两重世界：一重是红尘俗世，一重是方块字间。
他说，自己有一个年轻的身体，却有一个老灵魂。写作时幸福感与痛苦感真实交错，而他也从混沌走向了纯粹，文字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说，他能看见无穷可能。
是的，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他永恒的信仰和快乐。
《朱雀》，我的千秋家国梦
“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
《朱雀》的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长大的华裔青年许迈廷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揭开一个家族三代女子的命运传奇。世势动荡，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文革”等等重大变迁，三代女子尽管都敢爱敢恨，但在时代洪流与神秘的历史律动中，个人意志始终显得微不足道，相似的宿命轮回在三代女子身上。惟有一枚金朱雀挂饰，风雨七十年间辗转于不同人手中，见证着一切温柔与残酷、巧合与错失，最终不减其光芒。
这几位南京女儿有好听的名字：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许多读者为她们的命运扼腕，问葛亮：为什么一家三代这么好的女子，每个人都得不到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为什么相似的命运要在四个女子身上反复出现？
葛亮说，“我想讲一个宿命的故事。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在《朱雀》里，我用一家三代串联了历史，来表达南京。南京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个‘没落的帝都’，老话说金陵是有王气的，尽管不少朝代亡国于此，但仍有其他朝代前赴后继——所以你能感觉到，南京的宿命，就是作为一个帝都、不断重复的命运。同时南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是很深重的‘没落的美感’，带着古典气韵。所以我就想把这种感觉，投射到可以承载它这种命运、或者说和这种命运相呼应的一整个家族的传承上面。”
这本讲述宿命的长篇，在香港一面世就好评如潮。《朱雀》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葛亮对于人与历史、城与历史的温暖关怀与深刻思考。
书香：为什么会把小说命名为《朱雀》？
葛：从“朱雀”这个意向来讲，它是南京的地标之一。南京的朱雀门，代表南京的正南方。早在东晋，南京秦淮河的二十四航(注：航，浮桥)中，朱雀航是最为华丽和宏大的。朱雀是一个昔日胜景的象征，但是已经逝去了——这与南京的古典气质在现代社会逐渐流失的感觉非常吻合。
书香：这本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结构复杂，你在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设定了这样的关系网和机缘巧合吗？
葛：一般写结构比较复杂的故事之前都会写大纲，但其实我没有写过。当然主要的人物们，一家三代，许廷迈等等，他们的大概关系和故事我心里已经有相应的考虑，但整个结构的推定和人物之间关系的交错，动笔之前其实没有固定在纸上。
在《朱雀》完成准备出版的时候，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编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画了人物关系表给我看，我这才发现原来书里人物关系还是挺复杂的，不过并不是我刻意为之。人物之间一些机缘的安排，也是随着书里角色的发展而出现的，人物似乎渐渐有了生命，按照自己的性格、阅历和人生状态，和身边其他人产生交集，和那个时代发生关系，通过和时代的互动把自己推向命运的某一端。是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走向，并不是我安排成什么样子。
书香：《朱雀》中人生的际遇巧合非常多，也比较坎坷复杂，这些际遇集中在一家三代身上，并且衍生出各种各样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缘份，会不会太戏剧化让读者觉得不太真实，削弱感同身受的感情？
葛：从某个角度来说，“戏剧化”其实难度高于“不戏剧化”。其实在我早期文学的滋养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戏剧。《朱雀》选择了用小说表达，但我没有舍弃戏剧感。因为有些东西是我想去强调的——我想去体现“宿命链条的完整”。如果有些东西不设定成一个巧合，或者说不是一个相对完满的交代，随了它去，可能会更接近日常的状态，但我会觉得精神方面的东西也因此被卸掉了。
我希望《朱雀》里的城，是一个完整的城。我之前也强调过，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城市才是，而所有人都是建筑这座城市的砖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让这座城池搭建得更为结实一些，每个人都是一个坐标，包括中间的次要人物，我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交代，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个circle。尽管结局是开放的，但精神其实是一个circle，是一个可以生生不息的、循环的圆。
书香：雅可这个角色曾经在你写的短篇小说《雅可·穿裤子的云》里出现过，在《朱雀》中同样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型吗？感觉你对这个形象情有独钟。
葛：雅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我当时写雅可，其实有一个兴之所至的初衷。一讲到南京，就想到魏晋风度，六朝烟雨，士大夫的气韵，秦淮风月，都是一些古典的意向。所以我想，这种意向在现代是不是能够重现，甚至复活。所以雅可，一个身上带有这种“名士气质”的人，在这个契机下出现了。
还有一点，“雅可”的名字是从马雅可夫斯基来的，而“穿裤子的云”也摘自他的诗。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没有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沾染的、放旷不羁的作家。我之所以把雅可和他的名篇产生联系，其实也是想让马雅可夫斯基的某些气质在雅可身上复生。
触碰，回溯，抽离，重建
“年轻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能怎样去重现或重建历史？”
台湾的陈映真先生曾在参加一个文学奖做评审时，看了征稿后发出感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写作从视野到题材，“都仅仅看自己的肚脐眼”——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经历的时代没有太多大变革，“向内看”变成比较容易完成的题材；也许是因为对前辈的经验无从体验，所以选择不去触碰历史。
《朱雀》25万字，葛亮写了5年。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难题”，选择跨度这样大的历史题材——这个出生于70年代末、经历顺遂的年轻人，如何复现和理解曾经的国家动荡和时代变迁，这大概是葛亮在《朱雀》写作上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中国近代史充满动荡与残酷，资料收集阶段，触碰到的真相让葛亮饱受折磨。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看了许多资料，夜晚常常做同个噩梦，梦中只有一张毫无表情、闭着眼睛的脸——资料中血淋淋的真相没有击倒他，但屠杀者、被屠杀者那些完全失去人的灵魂、麻木不仁的脸，让葛亮对人性充满不知名的恐惧与怀疑。书中这部分其实着墨不多，但完成小说后，葛亮调整了相当长时间，才能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写完那一段，我很能够理解和体会为什么张纯如写完了《The Rape of Nanking》之后走上了不归路。”
选择去看，选择去了解，这对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对葛亮来说，《朱雀》的写作中还有更大的难题等着他尝试去解决。
书香：年轻作家想去写家族，写历史，似乎并不多见。你为什么会想写《朱雀》这样一本书？
葛：有一句话是“家国不幸诗人幸”，有时候，国族或者时代的某些变迁，实际上是赋予写作者资源的。起初我很怀疑一点：我们这代人，究竟能不能写出这种大格局的东西。
后来开始写小说，最初也是从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题材开始写起，慢慢的，我有种体会，觉得有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的“真东西”，这些真东西是建基在微小和日常之上。在这种感觉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我完成《谜鸦》和《七声》后，我开始想，是不是可以试着触碰一下历史。
书香：对于年轻人来说，会觉得自己和前辈们的经历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可能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永远也不会体验到。在《朱雀》的写作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葛：是的，这也是我初期比较困惑的部分：我们和前辈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在于，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经验，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再现历史”必须要加以自己的想象。就算你对史料掌握得再怎么精准具体，实际上你也只是史料的一个被动接收者。
写《朱雀》时，对我而言蛮挑战的一点是：我考虑更多的是“这个角色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把更多的想法用在“构建历史情境”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再现历史本身；怎样让这个人物在这个历史环境中，是“合理”的，也因此她才能够是丰满的。借助一些东西构建出一个新的血肉之躯，这是我试图去做的工作，对我而言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书香：肯定有人会说是不是等你年纪更大的时候来写这样的题材，会更好。因为那时候人生经历更丰厚，思想也会更成熟。
葛：其实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这一点。但为什么我还是在30岁之前开始动笔，是因为我觉得作者的年龄，对于他的创作而言是有某种“天然的意义”。也许他年长时阅历更丰厚、思想和精神更成熟，他写历史能在客观的角度上更丝丝入扣，但可能也因此缺失了一些东西，就是“作为年轻人去看待历史的感觉”。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对任何一个题材都代入的游刃有余。
写作，推开一扇门
“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葛亮出生于书香世家，几乎所有对他的介绍中，都会提到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总有人揣测这样的出身和家庭，在幸运之外，大约也是个人成长的无形拘束和透明障壁。不过对葛亮来说，父辈在教育方式上并未给他什么“拘囿”，反而让他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获得了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
“小时候的阅读，父母会着意安排我读一些‘大部头’，特别是苏联文学。宏大又厚重，像《齐瓦格医生》、《青年近卫军》……儿时的阅读其实造成我对文学的敬畏感，觉得文学门槛非常之高，所以长期安于做一个阅读者。我完全没想到某一天我能提起笔来，规律化的写作——只是平时写写所想所感，根本没想过要和别人分享。”直到《谜鸦》获奖出版，葛亮开始正式创作后，他才发觉儿时阅读给他最为珍贵的经验，“就是教给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一种胸怀。有了大胸怀，就算是小题材小格局，你也可以写出意义深刻的作品。不是只关照一时一地，而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普世人性的层面去写。”
因为有着这样的创作态度，我们能从葛亮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看到他在作品形式、表达方式与关注主题方面的演变和探寻：《谜鸦》描写都市精神症候群的神秘奇情，《七声》是过往经历的“朝花夕拾”，《朱雀》则是叩问历史的“寻根之旅”。
书香：有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通过一系列写南京的小说，我在勾勒‘城格’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人格’。”《朱雀》这本书对你意义重大，因为也伴随着你成长的整整五年时间。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改变或者成长？
葛：这是一定有的。“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一种过程。
《朱雀》写作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成长尤其表现在一点：它在逐步明确我的历史观念。尽管以前也读历史，但因为要写作，你必须投入去读，去深刻理解，你必须要依靠史料建立起历史情境。而这种情境就是酝酿和建构自己历史观的过程。这本小说写的时间很长，在这5年里，我个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实际上都在进步——真的是“慢慢的演进”。让我更清晰的感觉到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史观”，这才能真正保证自己内心的强大，就是“以古鉴今、以史鉴人”这个道理。
书香：这种收获非常珍贵，可能会给你之后的创作带来信心。
葛：所以我认为年轻的时候应该尽量去写，它是帮你去发现更多可能性的方式。我想在以后的写作里还会涉及到历史。《朱雀》对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是我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题材、或者说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写作感觉的“一扇门”。进入这扇门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加丰盈的东西等待着我去寻找，也让我看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推迟了打开这扇门的时间，那前面的一些更美好的东西，可能就错过了。现在回头看《朱雀》，我刚才说过，可能有些部分我能写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不写出来的话，我是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的。
南京，一生之城
“我和南京之间有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
在对葛亮写作风格的评论中，常常可见这类的评语：“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温柔敦厚(王德威)。”“《七声》相当生动地雕凿了葛亮的聪慧跟慈悲(吴钧尧)。”
是的，下笔太温暖，不够狠——有要好的作家朋友对葛亮说。
“其实现在想来，小时候对人性的感觉，真的在长大后也会延续。现在尽管有一些别人的作品，写新时期人的异化，对人性质疑，但我始终还是觉得‘人是美好的’。我想这种感觉来自懵懂时期对人的印象。”葛亮如是说。
葛亮的懵懂时期，正是在南京度过。对南京的最初印象基本来自幼儿园，由3岁之前零零散散的记忆小碎片拼成，全部带着暖和的温度。因为父母工作太忙、偶尔要被送去全托的小葛亮，记得小朋友们和阿姨都对他很友善。小时候的葛亮是个非常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向孩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尿裤子或是尿床了，我一直没有讲，直到被阿姨发现。但是她对我特别好，没有骂我，反而特别耐心的帮我整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的面貌，但是我铭记她给予我‘爱’的感觉。”
南京人用善良与爱伴随着葛亮长大；而南京城，浓酽的古典气韵与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气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也用独特的包容力给葛亮丰富的生活体会。“因为南京这种城市的包容力，让小时候的我经历了很多一般大城市的孩子没机会经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南京，是我的家城，我的梦土，我没办法割离和它的感情。”
在接受的各种各样访谈中，谈着谈着，葛亮常常会无意识地绕回南京的话题去；在香港看到某本杂志做了关于南京的小专题，葛亮欣喜地托人结识负责的编辑记者，转达感动之情。大家开玩笑说，葛亮现在是“南京驻港代言人”；葛亮不好意思地讲一句：“我是情不自禁。”
书香：阅读你的作品时，有一个深刻感觉，你的用词，对情绪的描写等等，非常克制。你曾经说过，《朱雀》是你欠南京的一个感情债。书写有深刻感情的家城历史，为什么你选择相对而言更难的“抑”的写作方法，又是怎么控制写作的角度和情绪呢？
葛：这种写法对于南京，我认为是很必要的。因为这座城的气质不张扬，是座个性比较平缓、有包容力的城市。所以我写的时候，也尽量让自己平缓地去对待这座城市。写作开始，实际上我蛮担心代入了太多感情，会影响《朱雀》客观和真实的质地。所以一开始用许廷迈的角色代入，选择一个“局外人”而不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眼光来切入，这可以让我从另外一种文化的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地进入到这座城里面。这非常重要，让我从开始就舍弃一种比较澎湃的感情，决定了《朱雀》的笔调，包括涉及到一些时代的起伏和遭遇时，我可以相对平静的去讲述。
我觉得在一些大的事件，你投入了太多个人感情、投入太多主观的立场，反而会使它在读者心目中呈现“失焦”的状况。我情愿以相对客观的面目交代它，而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
书香：《朱雀》里一家三代其实和南京互为投射，四个女子的宿命令人感慨心酸，影射了南京的宿命。这样构思，会不会有些悲观？
葛：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很多东西我有自己的信念或者信心。我觉得，我还能在这个时候写南京，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悲观。实际上，中国绝大部分的古城在后工业化、现代化的侵蚀之下，慢慢萎缩凋零。但我觉得南京在这种冲击之下，还是保持了一种古典的坚守状态。尽管这一部分也在慢慢退缩，底线也在后移，但并没有被洗刷掉，我对它后续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宿命”并不仅仅是个人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它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意味或者观念。关于历史，我们常说 “螺旋式上升”，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很多东西为什么会反复？发展了，退回来，然后又往前。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宿命。我用“宿命”去表达，或者作为一种呈现、观照的方式，很多东西更可以解释，让读者心里也不会过分沉重。
书写，用最初的心
“写文章，你得先对它诚恳；还有，你得对自己诚恳，对笔下的人物、对读者，都要诚恳。”
葛亮有种与年纪不相符的笃定与平和。他对自己有要求，并坚持自己认定的。
所以他用5年时间打磨《朱雀》，因为“我觉得值得”；所以现在大陆引进《七声》时，他为了写出这个时代更丰富的不同人生，加入不少充实的内容，重新制作成一本两岸三地最饱满的版本，呈现给读者更加成熟的作品。
“写完《朱雀》时，我觉得终于还了南京一个感情债。5年时间写这本小说，对我而言其实是很纯粹的。因为也许想得太多、预期太多，会影响到你的落笔。在写作之外尽量想得简单一些，所有的事情都会随之而简单。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至少对我来讲，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功夫在诗内’。时间会证明一切，只要认真、负责任，愿意和作者交流的读者一定会看到的。从《谜鸦》到《七声》再到《朱雀》，其实现在我仍在寻找，寻找一种最适合我表达的方式。寻找的东西并不是终点，对作家来说，是自己表达上的各种可能性。”葛亮说的很简单——但其实一切美好的简单，都不太简单。
对葛亮来说，写作是乐趣，是真实，是思考，是信仰。
他以这样一种难忘的方式，挖掘了自己，重塑了自己。
今天的南京，依然有法桐木叶萧萧，秦淮波光潋滟。而葛亮却让人想起王安石当年那一句诗：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
很少见到一个进入商业出版市场不久的年轻作者，肯用5年时间打磨一部小说。年仅三十出头，却以时下年轻作家稀见的责任感回望历史，将对南京的深厚情感落笔为这座城七十年间宿命与缘分的流转。完成《朱雀》的这5年中，葛亮体会着创作带来的愉悦、折磨、个人成长与遗憾缺失。评论家们都赞叹这个年轻人非凡的创作力，然而他难得的真诚、直面历史与自我的勇气，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意义。
早在2005年，葛亮的短篇小说《谜鸦》获得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自此走上“规律性写作”的道路。之后著有小说集《谜鸦》、《相忘江湖的鱼》、《七声》，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
也许可以这样说——
葛亮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写出了文字。
葛亮有两次说话：一次是父母教他发音，一次是文字教他发言。
葛亮也有两重世界：一重是红尘俗世，一重是方块字间。
他说，自己有一个年轻的身体，却有一个老灵魂。写作时幸福感与痛苦感真实交错，而他也从混沌走向了纯粹，文字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说，他能看见无穷可能。
是的，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他永恒的信仰和快乐。
《朱雀》，我的千秋家国梦
“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
《朱雀》的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长大的华裔青年许迈廷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揭开一个家族三代女子的命运传奇。世势动荡，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文革”等等重大变迁，三代女子尽管都敢爱敢恨，但在时代洪流与神秘的历史律动中，个人意志始终显得微不足道，相似的宿命轮回在三代女子身上。惟有一枚金朱雀挂饰，风雨七十年间辗转于不同人手中，见证着一切温柔与残酷、巧合与错失，最终不减其光芒。
这几位南京女儿有好听的名字：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许多读者为她们的命运扼腕，问葛亮：为什么一家三代这么好的女子，每个人都得不到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为什么相似的命运要在四个女子身上反复出现？
葛亮说，“我想讲一个宿命的故事。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在《朱雀》里，我用一家三代串联了历史，来表达南京。南京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个‘没落的帝都’，老话说金陵是有王气的，尽管不少朝代亡国于此，但仍有其他朝代前赴后继——所以你能感觉到，南京的宿命，就是作为一个帝都、不断重复的命运。同时南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是很深重的‘没落的美感’，带着古典气韵。所以我就想把这种感觉，投射到可以承载它这种命运、或者说和这种命运相呼应的一整个家族的传承上面。”
这本讲述宿命的长篇，在香港一面世就好评如潮。《朱雀》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葛亮对于人与历史、城与历史的温暖关怀与深刻思考。
书香：为什么会把小说命名为《朱雀》？
葛：从“朱雀”这个意向来讲，它是南京的地标之一。南京的朱雀门，代表南京的正南方。早在东晋，南京秦淮河的二十四航(注：航，浮桥)中，朱雀航是最为华丽和宏大的。朱雀是一个昔日胜景的象征，但是已经逝去了——这与南京的古典气质在现代社会逐渐流失的感觉非常吻合。
书香：这本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结构复杂，你在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设定了这样的关系网和机缘巧合吗？
葛：一般写结构比较复杂的故事之前都会写大纲，但其实我没有写过。当然主要的人物们，一家三代，许廷迈等等，他们的大概关系和故事我心里已经有相应的考虑，但整个结构的推定和人物之间关系的交错，动笔之前其实没有固定在纸上。
在《朱雀》完成准备出版的时候，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编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画了人物关系表给我看，我这才发现原来书里人物关系还是挺复杂的，不过并不是我刻意为之。人物之间一些机缘的安排，也是随着书里角色的发展而出现的，人物似乎渐渐有了生命，按照自己的性格、阅历和人生状态，和身边其他人产生交集，和那个时代发生关系，通过和时代的互动把自己推向命运的某一端。是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走向，并不是我安排成什么样子。
书香：《朱雀》中人生的际遇巧合非常多，也比较坎坷复杂，这些际遇集中在一家三代身上，并且衍生出各种各样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缘份，会不会太戏剧化让读者觉得不太真实，削弱感同身受的感情？
葛：从某个角度来说，“戏剧化”其实难度高于“不戏剧化”。其实在我早期文学的滋养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戏剧。《朱雀》选择了用小说表达，但我没有舍弃戏剧感。因为有些东西是我想去强调的——我想去体现“宿命链条的完整”。如果有些东西不设定成一个巧合，或者说不是一个相对完满的交代，随了它去，可能会更接近日常的状态，但我会觉得精神方面的东西也因此被卸掉了。
我希望《朱雀》里的城，是一个完整的城。我之前也强调过，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城市才是，而所有人都是建筑这座城市的砖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让这座城池搭建得更为结实一些，每个人都是一个坐标，包括中间的次要人物，我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交代，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个circle。尽管结局是开放的，但精神其实是一个circle，是一个可以生生不息的、循环的圆。
书香：雅可这个角色曾经在你写的短篇小说《雅可·穿裤子的云》里出现过，在《朱雀》中同样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型吗？感觉你对这个形象情有独钟。
葛：雅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我当时写雅可，其实有一个兴之所至的初衷。一讲到南京，就想到魏晋风度，六朝烟雨，士大夫的气韵，秦淮风月，都是一些古典的意向。所以我想，这种意向在现代是不是能够重现，甚至复活。所以雅可，一个身上带有这种“名士气质”的人，在这个契机下出现了。
还有一点，“雅可”的名字是从马雅可夫斯基来的，而“穿裤子的云”也摘自他的诗。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没有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沾染的、放旷不羁的作家。我之所以把雅可和他的名篇产生联系，其实也是想让马雅可夫斯基的某些气质在雅可身上复生。
触碰，回溯，抽离，重建
“年轻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能怎样去重现或重建历史？”
台湾的陈映真先生曾在参加一个文学奖做评审时，看了征稿后发出感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写作从视野到题材，“都仅仅看自己的肚脐眼”——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经历的时代没有太多大变革，“向内看”变成比较容易完成的题材；也许是因为对前辈的经验无从体验，所以选择不去触碰历史。
《朱雀》25万字，葛亮写了5年。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难题”，选择跨度这样大的历史题材——这个出生于70年代末、经历顺遂的年轻人，如何复现和理解曾经的国家动荡和时代变迁，这大概是葛亮在《朱雀》写作上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中国近代史充满动荡与残酷，资料收集阶段，触碰到的真相让葛亮饱受折磨。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看了许多资料，夜晚常常做同个噩梦，梦中只有一张毫无表情、闭着眼睛的脸——资料中血淋淋的真相没有击倒他，但屠杀者、被屠杀者那些完全失去人的灵魂、麻木不仁的脸，让葛亮对人性充满不知名的恐惧与怀疑。书中这部分其实着墨不多，但完成小说后，葛亮调整了相当长时间，才能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写完那一段，我很能够理解和体会为什么张纯如写完了《The Rape of Nanking》之后走上了不归路。”
选择去看，选择去了解，这对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对葛亮来说，《朱雀》的写作中还有更大的难题等着他尝试去解决。
书香：年轻作家想去写家族，写历史，似乎并不多见。你为什么会想写《朱雀》这样一本书？
葛：有一句话是“家国不幸诗人幸”，有时候，国族或者时代的某些变迁，实际上是赋予写作者资源的。起初我很怀疑一点：我们这代人，究竟能不能写出这种大格局的东西。
后来开始写小说，最初也是从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题材开始写起，慢慢的，我有种体会，觉得有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的“真东西”，这些真东西是建基在微小和日常之上。在这种感觉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我完成《谜鸦》和《七声》后，我开始想，是不是可以试着触碰一下历史。
书香：对于年轻人来说，会觉得自己和前辈们的经历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可能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永远也不会体验到。在《朱雀》的写作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葛：是的，这也是我初期比较困惑的部分：我们和前辈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在于，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经验，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再现历史”必须要加以自己的想象。就算你对史料掌握得再怎么精准具体，实际上你也只是史料的一个被动接收者。
写《朱雀》时，对我而言蛮挑战的一点是：我考虑更多的是“这个角色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把更多的想法用在“构建历史情境”这个层面上，而不是再现历史本身；怎样让这个人物在这个历史环境中，是“合理”的，也因此她才能够是丰满的。借助一些东西构建出一个新的血肉之躯，这是我试图去做的工作，对我而言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书香：肯定有人会说是不是等你年纪更大的时候来写这样的题材，会更好。因为那时候人生经历更丰厚，思想也会更成熟。
葛：其实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这一点。但为什么我还是在30岁之前开始动笔，是因为我觉得作者的年龄，对于他的创作而言是有某种“天然的意义”。也许他年长时阅历更丰厚、思想和精神更成熟，他写历史能在客观的角度上更丝丝入扣，但可能也因此缺失了一些东西，就是“作为年轻人去看待历史的感觉”。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对任何一个题材都代入的游刃有余。
写作，推开一扇门
“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葛亮出生于书香世家，几乎所有对他的介绍中，都会提到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总有人揣测这样的出身和家庭，在幸运之外，大约也是个人成长的无形拘束和透明障壁。不过对葛亮来说，父辈在教育方式上并未给他什么“拘囿”，反而让他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获得了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
“小时候的阅读，父母会着意安排我读一些‘大部头’，特别是苏联文学。宏大又厚重，像《齐瓦格医生》、《青年近卫军》……儿时的阅读其实造成我对文学的敬畏感，觉得文学门槛非常之高，所以长期安于做一个阅读者。我完全没想到某一天我能提起笔来，规律化的写作——只是平时写写所想所感，根本没想过要和别人分享。”直到《谜鸦》获奖出版，葛亮开始正式创作后，他才发觉儿时阅读给他最为珍贵的经验，“就是教给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一种胸怀。有了大胸怀，就算是小题材小格局，你也可以写出意义深刻的作品。不是只关照一时一地，而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普世人性的层面去写。”
因为有着这样的创作态度，我们能从葛亮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看到他在作品形式、表达方式与关注主题方面的演变和探寻：《谜鸦》描写都市精神症候群的神秘奇情，《七声》是过往经历的“朝花夕拾”，《朱雀》则是叩问历史的“寻根之旅”。
书香：有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通过一系列写南京的小说，我在勾勒‘城格’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人格’。”《朱雀》这本书对你意义重大，因为也伴随着你成长的整整五年时间。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改变或者成长？
葛：这是一定有的。“写作”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成长和成熟的一种过程。
《朱雀》写作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成长尤其表现在一点：它在逐步明确我的历史观念。尽管以前也读历史，但因为要写作，你必须投入去读，去深刻理解，你必须要依靠史料建立起历史情境。而这种情境就是酝酿和建构自己历史观的过程。这本小说写的时间很长，在这5年里，我个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实际上都在进步——真的是“慢慢的演进”。让我更清晰的感觉到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史观”，这才能真正保证自己内心的强大，就是“以古鉴今、以史鉴人”这个道理。
书香：这种收获非常珍贵，可能会给你之后的创作带来信心。
葛：所以我认为年轻的时候应该尽量去写，它是帮你去发现更多可能性的方式。我想在以后的写作里还会涉及到历史。《朱雀》对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是我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题材、或者说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写作感觉的“一扇门”。进入这扇门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加丰盈的东西等待着我去寻找，也让我看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推迟了打开这扇门的时间，那前面的一些更美好的东西，可能就错过了。现在回头看《朱雀》，我刚才说过，可能有些部分我能写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不写出来的话，我是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的。
南京，一生之城
“我和南京之间有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
在对葛亮写作风格的评论中，常常可见这类的评语：“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温柔敦厚(王德威)。”“《七声》相当生动地雕凿了葛亮的聪慧跟慈悲(吴钧尧)。”
是的，下笔太温暖，不够狠——有要好的作家朋友对葛亮说。
“其实现在想来，小时候对人性的感觉，真的在长大后也会延续。现在尽管有一些别人的作品，写新时期人的异化，对人性质疑，但我始终还是觉得‘人是美好的’。我想这种感觉来自懵懂时期对人的印象。”葛亮如是说。
葛亮的懵懂时期，正是在南京度过。对南京的最初印象基本来自幼儿园，由3岁之前零零散散的记忆小碎片拼成，全部带着暖和的温度。因为父母工作太忙、偶尔要被送去全托的小葛亮，记得小朋友们和阿姨都对他很友善。小时候的葛亮是个非常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向孩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尿裤子或是尿床了，我一直没有讲，直到被阿姨发现。但是她对我特别好，没有骂我，反而特别耐心的帮我整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的面貌，但是我铭记她给予我‘爱’的感觉。”
南京人用善良与爱伴随着葛亮长大；而南京城，浓酽的古典气韵与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气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也用独特的包容力给葛亮丰富的生活体会。“因为南京这种城市的包容力，让小时候的我经历了很多一般大城市的孩子没机会经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性情而言，南京是很重要的一个塑成者。南京，是我的家城，我的梦土，我没办法割离和它的感情。”
在接受的各种各样访谈中，谈着谈着，葛亮常常会无意识地绕回南京的话题去；在香港看到某本杂志做了关于南京的小专题，葛亮欣喜地托人结识负责的编辑记者，转达感动之情。大家开玩笑说，葛亮现在是“南京驻港代言人”；葛亮不好意思地讲一句：“我是情不自禁。”
书香：阅读你的作品时，有一个深刻感觉，你的用词，对情绪的描写等等，非常克制。你曾经说过，《朱雀》是你欠南京的一个感情债。书写有深刻感情的家城历史，为什么你选择相对而言更难的“抑”的写作方法，又是怎么控制写作的角度和情绪呢？
葛：这种写法对于南京，我认为是很必要的。因为这座城的气质不张扬，是座个性比较平缓、有包容力的城市。所以我写的时候，也尽量让自己平缓地去对待这座城市。写作开始，实际上我蛮担心代入了太多感情，会影响《朱雀》客观和真实的质地。所以一开始用许廷迈的角色代入，选择一个“局外人”而不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眼光来切入，这可以让我从另外一种文化的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地进入到这座城里面。这非常重要，让我从开始就舍弃一种比较澎湃的感情，决定了《朱雀》的笔调，包括涉及到一些时代的起伏和遭遇时，我可以相对平静的去讲述。
我觉得在一些大的事件，你投入了太多个人感情、投入太多主观的立场，反而会使它在读者心目中呈现“失焦”的状况。我情愿以相对客观的面目交代它，而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
书香：《朱雀》里一家三代其实和南京互为投射，四个女子的宿命令人感慨心酸，影射了南京的宿命。这样构思，会不会有些悲观？
葛：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很多东西我有自己的信念或者信心。我觉得，我还能在这个时候写南京，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悲观。实际上，中国绝大部分的古城在后工业化、现代化的侵蚀之下，慢慢萎缩凋零。但我觉得南京在这种冲击之下，还是保持了一种古典的坚守状态。尽管这一部分也在慢慢退缩，底线也在后移，但并没有被洗刷掉，我对它后续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宿命”并不仅仅是个人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它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意味或者观念。关于历史，我们常说 “螺旋式上升”，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很多东西为什么会反复？发展了，退回来，然后又往前。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宿命。我用“宿命”去表达，或者作为一种呈现、观照的方式，很多东西更可以解释，让读者心里也不会过分沉重。
书写，用最初的心
“写文章，你得先对它诚恳；还有，你得对自己诚恳，对笔下的人物、对读者，都要诚恳。”
葛亮有种与年纪不相符的笃定与平和。他对自己有要求，并坚持自己认定的。
所以他用5年时间打磨《朱雀》，因为“我觉得值得”；所以现在大陆引进《七声》时，他为了写出这个时代更丰富的不同人生，加入不少充实的内容，重新制作成一本两岸三地最饱满的版本，呈现给读者更加成熟的作品。
“写完《朱雀》时，我觉得终于还了南京一个感情债。5年时间写这本小说，对我而言其实是很纯粹的。因为也许想得太多、预期太多，会影响到你的落笔。在写作之外尽量想得简单一些，所有的事情都会随之而简单。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至少对我来讲，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功夫在诗内’。时间会证明一切，只要认真、负责任，愿意和作者交流的读者一定会看到的。从《谜鸦》到《七声》再到《朱雀》，其实现在我仍在寻找，寻找一种最适合我表达的方式。寻找的东西并不是终点，对作家来说，是自己表达上的各种可能性。”葛亮说的很简单——但其实一切美好的简单，都不太简单。
对葛亮来说，写作是乐趣，是真实，是思考，是信仰。
他以这样一种难忘的方式，挖掘了自己，重塑了自己。
今天的南京，依然有法桐木叶萧萧，秦淮波光潋滟。而葛亮却让人想起王安石当年那一句诗：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