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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暗算》是一部有影响的革命题材小说。在创作观念、人物塑造、叙事结构、情节模式上都与以往的红色经典有很大的不同,如对人性有着更深层次的挖掘;人物塑造摆脱了扁平人物的局限;结构缜密精巧;情节突破了“革命+恋爱”的模式,别具新意。本文试从主题、结构、人物等方面,阐释《暗算》对红色经典的继承与疏离。
关键词:红色经典 英雄传奇 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与电视剧相比,作者麦家更偏爱小说。他在《暗算》的序言中曾说:“只有小说才真正代表我”,“小说要的是个性,电视剧要的是大众”。在褒贬不一中,《暗算》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而麦家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是好评如潮。《暗算》主要讲述的是我国反间谍部门的核心机关701——无线电侦听与密码破译的内情。在701内部,一般把搞监听的人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搞谍报的叫做“捕风者”。所以,说到底,《暗算》讲述的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的故事。而与以往的革命题材小说相比,《暗算》无论是从创作观念、人物塑造、叙事结构,还是情节模式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暗算》对红色经典的继承与疏离。
一 英雄的主题与人性的书写
总体上看,《暗算》是一部以革命历史为题材,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小说。尽管书中没有硝烟、没有刑具,但我们还是能从小说人物的言语中,看到一个个从事保卫人民安宁工作的祖国赤子的英勇顽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例如,安院长在描述监听局的机密之地时,用了这样的语句:
“言及这里的任何的词语都可能出卖我,你们可以对我行刑,甚至以死来威胁我,也可以天花乱坠地诱惑我,但这全都休想敲开我沉默的嘴巴。因为我宣过誓,因为这是我今生惟一的信念。”
而情报员老吕则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
他们被称作英雄,当之无愧。因为他们要承受巨大的孤独和风险,完成秘密的使命。所以,如果从塑造英雄形象的角度看,《暗算》与红色经典确实有着某种暗合之处——如果我们把红色经典限定于解放后创作出版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对于“红色经典”的内涵,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陶东风的著作中就出现了以下观点:
“‘红色’在中国现当代史的语境中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含义: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红色’相匹配而组成的词语(如‘红色江山’、‘红色政权’等)在汉语中占有绝对的霸权地位;而‘经典’则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词。特别是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阐释框架中,‘经典’通常没有或被着意淡化其政治色彩与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而突出其普世性价值,它被解释为人类最优秀的普遍文化的结晶,超越的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体现。于是红色经典本身就包含了内在的张力。”
可是,《暗算》又不完全等同我们以往观念上的红色经典。一般来说,红色经典主要突出了革命斗争和阶级矛盾,如《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概莫能外。而红色经典的这种特征又和建国初期的国内形势、党的文艺政策有很大关系。作为一种被大力提倡的话语形式,红色经典主要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民族独立的自豪感。如,知侠在谈创作《铁道游击队》的感受时说:
“本来按我个人的经历,写这样长的文学作品,是力不胜任的。我所以有勇气写下去,主要是铁道游击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鼓舞了我。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所有这一切,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情和勇气。”
作家对英雄的敬仰,对革命事业的激情,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溢于言表。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主权国家,这也是必须的。而《暗算》的背景,虽然也是敌我矛盾,但小说着力表现的却是在反人性的工作中扭曲的人性。无论是听风、看风,还是捕风,都是要人抓住转瞬即逝的东西。人不堪重压,处于崩溃的边缘,如同不停燃烧的钨丝,随时可能断掉。《暗算》里的主人公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特殊的环境下,作者没有把人物塑造得尽善尽美,而是写出他们的挣扎、恐惧、智慧和奋斗。
二 现代性的叙事技巧
从结构上看,《暗算》的结构相当精巧。在以往的评论中,《暗算》的叙事机制得到了极大的关注。麦家对小说的结构也是很满意的,他直言:
“《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恰恰是小说中那个特别单位701的‘结构’。作为一个秘密机构,701的各个科室之间是互为独立、互相封闭的,置身其间,你甚至连隔壁办公室都不能进出。换言之,每个科室都是一个孤岛,一只抽屉,一只档案柜,像密封罐头,虽然近在咫尺,却遥遥相隔。这是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以免‘一损俱损’,一烂百破。《暗算》中五个篇章互为独立,正是对此的暗示和隐喻。也可以说,这种结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是701这种单位特别性的反映。”
也就是说,《暗算》的结构有某种象征意义,即每一个故事的叙述人都是作者精心设置的。如,阿炳的故事是安院长讲的;黄依依的故事是钱院长述说的;“鸽子”的故事是老吕的战友金深水讲给林英的女儿的。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叙述人不同,作者却尽量使用不同的叙事口吻以符合叙事者的身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二湖在黄依依的故事里是作为次要人物出现的,在施国光的日记中是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的,并且作者还采用了限知视角,使我们看到的只是折射出来的影子。但至始至终没有正面出场的陈二湖,却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与以往的红色经典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的红色经典在结构上往往呈单一的线性结构,并采用全知型的叙事视角,使作品呈现出“花开两朵,暂表一枝”的话本模式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结构。虽然,从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来看,《暗算》叙事时间长,地点多,跨度大——从解放战争到越南战争都有涉猎。但作品结构却并不杂乱,这完全是得益于单独成篇的故事结构,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三 丰满多样的人物塑造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暗算》一扫脸谱式的人物塑造方法。比如阿炳,他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可却是智力和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他自私、蛮横、脆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小说中,作者是这样描写阿炳的:
“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他病眼本身有的丑陋,阿炳当时的样子确实有些惨不忍睹,可以说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简直不堪入目的。”
作者没有回避阿炳的缺陷,正如他不回避作品中其他人物的缺点一样。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红色经典中的正面人物都是英俊潇洒、气度不凡的。只有反面形象才是不堪入目的,如《林海雪原》中的土匪座山雕:“光秃秃的大脑袋,像个大球胆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女土匪“蝴蝶迷”:“脸长得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可见,在红色经典中,人物所属的阶级地位,不但直接决定了他们个人道德的高下,也决定了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相貌的美丑。
但《暗算》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却力求摆脱扁平人物。“扁平人物”这一概念是由英国作家福斯特提出来的,一般是指人物是按照某种观念创作出来的。在追求“高、大、全”人物的时代,红色经典中的扁平人物可说是比比皆是。但《暗算》中大多数的人物性格却都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如黄依依,她在异域自由文化的熏陶下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性格善良又任性,甚至还有几分放荡。
而在人物命运的揭示上,我们在《暗算》中看到的是一连串的死亡:阿炳触电身亡,黄依依被人陷害,陈二湖几近疯狂……人物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这与红色经典洋溢的胜利的喜悦气息大为不同:红色经典总是以我方的胜利,敌人彻底被消灭作为小说的结局。
四 对传统模式“革命+恋爱”的突破
在情节上,《暗算》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模式。红色经典为了迎合读者,在情节上常采用传统小说的“五虎上将”模式、“革命+恋爱”模式,等等。在语言上也尽量采用口语、民谣等生动易懂的语言。而《暗算》的情节则仿佛一个迷宫,看不清楚出口,猜不到结局,作者甚至还故布疑阵。如钱院长和黄依依的关系,在欲说还休的暧昧中越发神秘。再如,在“金深水”的故事里,也有老吕的身影,但作者却并没有对其身份加以交代,而是含混地说道:“只是故事中的老吕并不叫老吕,叫什么?大家不妨猜一下。”小说的情节也因此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红色经典中,“革命+恋爱”的模式为一个比较突出的模式。如白茹与少剑波,刘强与芳林嫂,等等。这种模式里的爱情,更多的是来自于对英雄的崇拜,如:
“白茹心里那颗种子——剑波的英雄形象和灵魂,像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润泽的春雨下,萌生着肥嫩的苗芽。这苗芽旺盛的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
这样的爱情并不具备私密性,而是个人爱情和革命事业的无私融合。在特定的语境下,这样的爱情甚至和战友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如白茹的这段心理活动:
“他只有22岁!他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智慧,哪里来的这样大的胆魄。但他却常说:‘一切归功于党,一切归功于群众。’他又是这样谦虚。我若有这样一个亲哥哥的话,我这个当小妹妹的该是多么幸福骄傲呀!”她有时独自坐在一个地方痴想,觉得以往一些看来无所谓的小事,现在回嚼起来,却有无限的甜蜜。”
在这段心理活动描写中,角色意识是非常模糊的。而这也是以往红色经典的叙事策略。在传统的红色经典讲述中,优秀人物是党培养出来的,爱情的基础是对党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爱情本身常常是充满革命气息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玲告诉妹妹的话:
“别要那蝎蝎螫螫男身故作女态的人;选老婆也不要弱柳扶风,眼泪洗脸的‘林黛玉’,要他有几分‘丈夫’气。”
所谓“丈夫气”,也就是择偶对象要有几分英雄气。而《暗算》里的情爱叙事显然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模式的,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小说里的爱情有时候甚至是人物命运转折的导火索。例如,阿炳完全不懂得男女之情为何物,只因为他是701的英雄,所以林小芳才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可婚后无子又让林小芳陷入了危机。儿子的诞生让阿炳兴奋不已,可他那神奇的耳朵又害了他,他听出儿子不是自己的,于是在悲愤之下触电身亡;黄依依桀骜不驯,向往个性自由,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她嫁给了有妇之夫,却被其前妻误杀,结束了天才的生命;陈二湖虽然有家庭有儿女,可是他数十年生活在红墙里,家庭对于他可有可无。《暗算》里的爱情并不甜蜜,甚至直接带给人物死亡,人物也因此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与传统的红色经典相比,小说《暗算》出现新的特质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关注点、价值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自身也有了演变和创新的机制。而近年来,以《暗算》为代表的新革命传奇,在人性深度的挖掘上,在人物形象的创新上,也的确有了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麦家:《暗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 陶东风:《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知侠:《铁道游击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麦家:《暗算三记》,《作家》,2009年第1期。
[5]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吴洋洋,女,1982—,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红色经典 英雄传奇 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与电视剧相比,作者麦家更偏爱小说。他在《暗算》的序言中曾说:“只有小说才真正代表我”,“小说要的是个性,电视剧要的是大众”。在褒贬不一中,《暗算》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而麦家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是好评如潮。《暗算》主要讲述的是我国反间谍部门的核心机关701——无线电侦听与密码破译的内情。在701内部,一般把搞监听的人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搞谍报的叫做“捕风者”。所以,说到底,《暗算》讲述的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的故事。而与以往的革命题材小说相比,《暗算》无论是从创作观念、人物塑造、叙事结构,还是情节模式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暗算》对红色经典的继承与疏离。
一 英雄的主题与人性的书写
总体上看,《暗算》是一部以革命历史为题材,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小说。尽管书中没有硝烟、没有刑具,但我们还是能从小说人物的言语中,看到一个个从事保卫人民安宁工作的祖国赤子的英勇顽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例如,安院长在描述监听局的机密之地时,用了这样的语句:
“言及这里的任何的词语都可能出卖我,你们可以对我行刑,甚至以死来威胁我,也可以天花乱坠地诱惑我,但这全都休想敲开我沉默的嘴巴。因为我宣过誓,因为这是我今生惟一的信念。”
而情报员老吕则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
他们被称作英雄,当之无愧。因为他们要承受巨大的孤独和风险,完成秘密的使命。所以,如果从塑造英雄形象的角度看,《暗算》与红色经典确实有着某种暗合之处——如果我们把红色经典限定于解放后创作出版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对于“红色经典”的内涵,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陶东风的著作中就出现了以下观点:
“‘红色’在中国现当代史的语境中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含义: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红色’相匹配而组成的词语(如‘红色江山’、‘红色政权’等)在汉语中占有绝对的霸权地位;而‘经典’则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词。特别是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阐释框架中,‘经典’通常没有或被着意淡化其政治色彩与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而突出其普世性价值,它被解释为人类最优秀的普遍文化的结晶,超越的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体现。于是红色经典本身就包含了内在的张力。”
可是,《暗算》又不完全等同我们以往观念上的红色经典。一般来说,红色经典主要突出了革命斗争和阶级矛盾,如《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概莫能外。而红色经典的这种特征又和建国初期的国内形势、党的文艺政策有很大关系。作为一种被大力提倡的话语形式,红色经典主要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民族独立的自豪感。如,知侠在谈创作《铁道游击队》的感受时说:
“本来按我个人的经历,写这样长的文学作品,是力不胜任的。我所以有勇气写下去,主要是铁道游击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鼓舞了我。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所有这一切,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情和勇气。”
作家对英雄的敬仰,对革命事业的激情,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溢于言表。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主权国家,这也是必须的。而《暗算》的背景,虽然也是敌我矛盾,但小说着力表现的却是在反人性的工作中扭曲的人性。无论是听风、看风,还是捕风,都是要人抓住转瞬即逝的东西。人不堪重压,处于崩溃的边缘,如同不停燃烧的钨丝,随时可能断掉。《暗算》里的主人公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特殊的环境下,作者没有把人物塑造得尽善尽美,而是写出他们的挣扎、恐惧、智慧和奋斗。
二 现代性的叙事技巧
从结构上看,《暗算》的结构相当精巧。在以往的评论中,《暗算》的叙事机制得到了极大的关注。麦家对小说的结构也是很满意的,他直言:
“《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恰恰是小说中那个特别单位701的‘结构’。作为一个秘密机构,701的各个科室之间是互为独立、互相封闭的,置身其间,你甚至连隔壁办公室都不能进出。换言之,每个科室都是一个孤岛,一只抽屉,一只档案柜,像密封罐头,虽然近在咫尺,却遥遥相隔。这是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以免‘一损俱损’,一烂百破。《暗算》中五个篇章互为独立,正是对此的暗示和隐喻。也可以说,这种结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是701这种单位特别性的反映。”
也就是说,《暗算》的结构有某种象征意义,即每一个故事的叙述人都是作者精心设置的。如,阿炳的故事是安院长讲的;黄依依的故事是钱院长述说的;“鸽子”的故事是老吕的战友金深水讲给林英的女儿的。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叙述人不同,作者却尽量使用不同的叙事口吻以符合叙事者的身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二湖在黄依依的故事里是作为次要人物出现的,在施国光的日记中是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的,并且作者还采用了限知视角,使我们看到的只是折射出来的影子。但至始至终没有正面出场的陈二湖,却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与以往的红色经典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的红色经典在结构上往往呈单一的线性结构,并采用全知型的叙事视角,使作品呈现出“花开两朵,暂表一枝”的话本模式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结构。虽然,从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来看,《暗算》叙事时间长,地点多,跨度大——从解放战争到越南战争都有涉猎。但作品结构却并不杂乱,这完全是得益于单独成篇的故事结构,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三 丰满多样的人物塑造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暗算》一扫脸谱式的人物塑造方法。比如阿炳,他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可却是智力和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他自私、蛮横、脆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小说中,作者是这样描写阿炳的:
“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他病眼本身有的丑陋,阿炳当时的样子确实有些惨不忍睹,可以说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简直不堪入目的。”
作者没有回避阿炳的缺陷,正如他不回避作品中其他人物的缺点一样。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红色经典中的正面人物都是英俊潇洒、气度不凡的。只有反面形象才是不堪入目的,如《林海雪原》中的土匪座山雕:“光秃秃的大脑袋,像个大球胆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女土匪“蝴蝶迷”:“脸长得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可见,在红色经典中,人物所属的阶级地位,不但直接决定了他们个人道德的高下,也决定了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相貌的美丑。
但《暗算》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却力求摆脱扁平人物。“扁平人物”这一概念是由英国作家福斯特提出来的,一般是指人物是按照某种观念创作出来的。在追求“高、大、全”人物的时代,红色经典中的扁平人物可说是比比皆是。但《暗算》中大多数的人物性格却都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如黄依依,她在异域自由文化的熏陶下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性格善良又任性,甚至还有几分放荡。
而在人物命运的揭示上,我们在《暗算》中看到的是一连串的死亡:阿炳触电身亡,黄依依被人陷害,陈二湖几近疯狂……人物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这与红色经典洋溢的胜利的喜悦气息大为不同:红色经典总是以我方的胜利,敌人彻底被消灭作为小说的结局。
四 对传统模式“革命+恋爱”的突破
在情节上,《暗算》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模式。红色经典为了迎合读者,在情节上常采用传统小说的“五虎上将”模式、“革命+恋爱”模式,等等。在语言上也尽量采用口语、民谣等生动易懂的语言。而《暗算》的情节则仿佛一个迷宫,看不清楚出口,猜不到结局,作者甚至还故布疑阵。如钱院长和黄依依的关系,在欲说还休的暧昧中越发神秘。再如,在“金深水”的故事里,也有老吕的身影,但作者却并没有对其身份加以交代,而是含混地说道:“只是故事中的老吕并不叫老吕,叫什么?大家不妨猜一下。”小说的情节也因此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红色经典中,“革命+恋爱”的模式为一个比较突出的模式。如白茹与少剑波,刘强与芳林嫂,等等。这种模式里的爱情,更多的是来自于对英雄的崇拜,如:
“白茹心里那颗种子——剑波的英雄形象和灵魂,像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润泽的春雨下,萌生着肥嫩的苗芽。这苗芽旺盛的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
这样的爱情并不具备私密性,而是个人爱情和革命事业的无私融合。在特定的语境下,这样的爱情甚至和战友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如白茹的这段心理活动:
“他只有22岁!他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智慧,哪里来的这样大的胆魄。但他却常说:‘一切归功于党,一切归功于群众。’他又是这样谦虚。我若有这样一个亲哥哥的话,我这个当小妹妹的该是多么幸福骄傲呀!”她有时独自坐在一个地方痴想,觉得以往一些看来无所谓的小事,现在回嚼起来,却有无限的甜蜜。”
在这段心理活动描写中,角色意识是非常模糊的。而这也是以往红色经典的叙事策略。在传统的红色经典讲述中,优秀人物是党培养出来的,爱情的基础是对党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爱情本身常常是充满革命气息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玲告诉妹妹的话:
“别要那蝎蝎螫螫男身故作女态的人;选老婆也不要弱柳扶风,眼泪洗脸的‘林黛玉’,要他有几分‘丈夫’气。”
所谓“丈夫气”,也就是择偶对象要有几分英雄气。而《暗算》里的情爱叙事显然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模式的,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小说里的爱情有时候甚至是人物命运转折的导火索。例如,阿炳完全不懂得男女之情为何物,只因为他是701的英雄,所以林小芳才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可婚后无子又让林小芳陷入了危机。儿子的诞生让阿炳兴奋不已,可他那神奇的耳朵又害了他,他听出儿子不是自己的,于是在悲愤之下触电身亡;黄依依桀骜不驯,向往个性自由,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她嫁给了有妇之夫,却被其前妻误杀,结束了天才的生命;陈二湖虽然有家庭有儿女,可是他数十年生活在红墙里,家庭对于他可有可无。《暗算》里的爱情并不甜蜜,甚至直接带给人物死亡,人物也因此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与传统的红色经典相比,小说《暗算》出现新的特质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关注点、价值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自身也有了演变和创新的机制。而近年来,以《暗算》为代表的新革命传奇,在人性深度的挖掘上,在人物形象的创新上,也的确有了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麦家:《暗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 陶东风:《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知侠:《铁道游击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麦家:《暗算三记》,《作家》,2009年第1期。
[5]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吴洋洋,女,1982—,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