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极丰富却又经常被自明化的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主义的重启，各种各样的“先锋”各引风骚，现实主义甚至一度被视为落伍的、过时的文学代名词。特别是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以进化论编排起来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现实主义被打包送入历史似乎既合乎直觉，也顺应文学规律的历史潮流。可是，历史是复杂的多线交互，“现实主义”的内涵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假如历史可以被进化论所概括，我们如何解释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先锋作家余华、格非、苏童等人写作的“现实转向”？我们终究需要将“现实主义”放在其历史进程中来理解。
　　 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现实主义”无疑是舶来品。如安敏成所言，在晚清引进中国以来，“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现实主义都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美学经验”。安敏成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中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在晚清救国运动的背景下，其次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部分”。他梳理了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茅盾等人的“现实主义”论述，并力图通过研究去论证“现实主义的实践打破了中国改革者对其社会传达功能的最初期待”。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左翼文学阵营开始了引进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进程。受制于中国特色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过滤机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也跟中国现实结合而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形式。这方面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和陈顺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述之甚詳。要言之，晚清到五四阶段对西方写实主义的译介基于一种以写实实现社会观察、批判以至社会文化变革的思路;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更强调文学的阶级论立场，强调不同的文学类型“应该看作是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的范畴，看作是完全特定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的背后有着关于人及其同世界、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明确观念”（B·苏契科夫）。这种“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拒绝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可以跟不同历史阶段及不同民族资源相沟通的弹性系统，事实上也导致了“左翼文学”的内在危机。洪子诚就指出：“任何有活力的东西都是不‘纯粹’的，内部都有一种矛盾性的‘张力’，它才有可能发展，有生命活力。但是，革命文学在进入‘当代’之后，内部的变革的活力、矛盾性的张力在逐渐削弱，被取消，而逐渐走向僵化。”这种内在矛盾的重要原因可能便是对“现实主义”采用一种僵硬的拒绝接入的立场。在洪子诚看来，1950—1960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部反思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也可以说是基于左翼革命文学内在矛盾而产生的必然现象。这波反思潮流中，有来自苏联的金斯堡，来自西方左翼的阿拉贡、罗杰·加洛蒂，也有来自中国的冯雪峰、胡风、秦兆阳。罗杰·加洛蒂出版于1963年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正是产生于这一左翼文学阵营的内部反思潮流中。此书采用一种被B·苏契科夫所批驳的“扩大主义”立场，后者认为“不可能把现实主义的边界扩大到可以囊括颓废派艺术”的程度。因为罗杰·加洛蒂甚至把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等一贯被视为颓废现代派的作家纳入“无边的现实主义”之中。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于1985年被引入中国，这事实上表明了彼时中国文学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某种文化态度。同样是在1985年，詹明信应邀在北京作系列演讲，后结集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中，他事实上以理论的方式呼应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论述，他提出我们可以尝试“把现实主义看成一个主动的过程，看成一种形式的创新，看成一种对现实具有某种创造能力的过程”。在列宁主义文学观那里文学与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关联在詹明信这里被替换为文学与“文化逻辑”的关联，他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又使文学—文化逻辑论具有文学意识形态论所不能比拟的弹性，以至于他可以设想“从内容的角度来思考现代主义，而从形式的角度来思考现实主义”。这些理论在1980年代中国的传播与现实主义的“当代化”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事实上，如何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吸纳和转化崭新的存在经验，不断发展新的美学可能，在时间中保持活力的理论话语，是从布莱希特到阿多诺到罗杰·加洛蒂到詹明信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辨。
　　 聚焦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不难发现某种现实主义当代化的进程。所谓现实主义的当代化是指在新的文学语境下，1950—1970年代那种“现实主义”的理论规定性和文学经验经历了迁徙和重构。一方面，人们可以从路遥的现实主义书写中读出跟十七年文学经验深刻的关联;同时也从王安忆的“写实主义”中看到她对中西文学古典主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左翼文学和中国抒情文学话语的融合;从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看到文化总体性透视与新历史话语的结合;从刘震云、池莉等人的“新写实”中看到“总体性”的隐匿与日常性话语的涌动;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中看到重大现实议题在顽强地要求着浮出历史的地表;从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非虚构”“科技现实主义”中看到现实难题对崭新表达的渴求……
　　 本期邀请李蔚超、曾念长二位青年学者参与讨论。北大博士李蔚超近年专攻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再现实化”议题，她的论文《现实主义的暧昧达成》在近年“现实主义”回归的背景下，以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为研究对象，试图指出“现实主义”在1990年代的出场方式跟既往文学经验、时代背景以至现实政策倾向之间的勾连与错动。她认为“1990年代到今天，现实主义文学的‘达成’是异常艰难的，真正获得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品或文学潮流并不多见，它需要恰当的历史时机，一个包含着社会、作家、文学体制与上层政治之间层层传递、达成共识的历史契机”。这番“历史化”见解跳出了自明的本质化认知，在方法上也不无启示。曾念长的论文《论外视角》由先锋作家余华的现实主义转向引入，又在欧洲现实主义的发生史和当代媒介变化背景下谈及现实主义的可能和限度。两篇文章都有真知灼见，对于我们加深对“现实主义当代化”的理解不无裨益。现实主义当代化无疑正是一段波澜壮阔文学进程的提炼和提问，它的内在关切是：世界要抵抗物化，审美也要抵抗物化，在“文明被迫重选方向的时代”（戴锦华语），内在的现实如何被有效地关怀？这是一个依然在路上的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