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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漫步于巍巍高耸的宝塔山下，流连于流淌不息的延河水边，驻足于充满伟人气息的窖洞里和在承记着革命先辈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旧址上，深深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坚强党性修养、远大理想信念、优良革命作风所震撼，获得了在其他地方及其方式难以获得的学习收获和心得。最大的收获和心得是，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精神”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以时间久远而消退光芒，它不以条件变化而失去作用，它穿越时空至今仍进发着夺目的光辉，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和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仍具有重要思想启迪和教育作用。我们一定要以“延安精神”为指导、为激励、为鞭策，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改造人生，做好工作。
一、弘扬“延安精神”，永远点亮不息的思想灯塔
“延安精神”是指党中央1935年10月至1947年3月在延安和陕北的13年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在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培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人们熟知的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以及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刘志丹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三三制”民主精神、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等都是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延安精神具体表现在理想信念、思想品德、精神风貌、工作作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江泽民同志把“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坚定理想信念。理想是灵魂，信念是意志，理想信念是政治方向，并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窖洞里写出的著名的“三论”——《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地揭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和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全体党员指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以至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激励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之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指导，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像张思德那样把“为人民利益而死”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像白求恩那样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坚定科学的世界观不迷茫，坚守进步的人生观不彷徨，坚持有意义的价值观不犹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以正确的求是观、创新观、发展观来决定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主革命道路，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结论，就是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正确选择，是实事求是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继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进俱进”的创新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发展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准确把握，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理论的实际应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形成有利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以及处理各种矛盾和复杂问题的工作思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并随着时间、条件、任务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和完善，避免弯路，减少失误，防止挫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工作成效。
(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以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来做好各项具体工作，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延安和陕北的13年，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13年，是同人民群众形成鱼水关系的13年。正是因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为此，我们党确立并实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实现夺取政权要如此，党实现长期执政也同样要如此。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事业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工作观，坚持“人民群众答不答应、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的政绩观，始终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密切联系群众，心中装着百姓，在制定政策时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在具体工作中以群众满意为判断标准，以为群众谋利益为光荣，以损害群众利益为耻辱，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甘当人民的“公仆”，永远做好人民的“勤务员”。
(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要以正确的地位观、名利观、荣辱观来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面临各种艰难困苦和生死考验而不屈服，靠的是坚强党性：面临党内外各种纷繁复杂矛盾的挑战而不动摇，靠的是品质修养。正是因为一个个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人民群众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的救星”、“民族的希望”来拥戴。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必须坚持“为民公仆”的地位观，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名利观，坚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荣辱观，正确处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同组织、同他人、同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行为同环境、同形象、同影响的关系，坚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精神上保持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状态，在作风上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生活上坚持反腐倡廉、弘扬新风正气，在各种环境中、在各个岗位上、在各种状态下保持清醒、坚持理性、注意慎独和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做一名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真正从思想上入党的共产党员。
二、弘扬“延安精神”，自觉而不断地在党性修养的实践中迈出坚定步伐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事业的胜利，既要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又要靠全体党员的不懈奋斗。而共产党员不懈奋斗的动力和源泉则来源于自身的党性修养。我们党以此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同样要如此。 党性是一个政党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指出的共产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就实际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又指出：“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是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任弼时同志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为了克服某些党员身上存在的不良倾向和现象，应当从六个方面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即：第一，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不然便会成为盲从者。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第二，必须充分地掌握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第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同志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的身体，保持合理的集体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延安时期的党的领袖们不仅有着关于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丰富著述，同时他们又都是党员党性修养的楷模。对周恩来同志，人们称赞他拥有四种精神，即：孺子牛精神、小毛驴精神、蜜蜂精神、春蚕精神。对任掰时同志，人们则称赞他是“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同志在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上总结他的一生时深情地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任何个人的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在延安，读着这些蕴含和体现着“延安精神”生动的文字，心灵震撼和无比崇敬交织而生。由此观之，坚强的党性是延安精神的内存根据，延安精神是坚强党性的外在表现，一句话，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集中体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和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和党性修养的根本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和党性修养的首要标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特征和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党性修养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党性修养，从理论概括和基本要求层面讲，主要是6个方面，就是：加强理论修养，养成刻苦学习、学以致用的作风；加强政治修养，养成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执政为民的作风；加强思想修养，养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加强纪律修养，养成遵守党章、令行禁止的作风；加强道德修养，养成品德高尚、廉洁从政的作风；加强个人魅力修养，养成团结亲和、和衷共济的作风。
加强党性修养，既要掌握基本要求，更要注重实践。党性修养，重在修养，修养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解决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这两大课题：必须经受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长期执政这三大考验；必须有效地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宗旨意识不强、理论脱离实际、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政绩观不正确、个人主义严重、纪律观念松弛等6个问题。共产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要解决好以上这两大课题、三大考验、六个问题，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在信念、清醒、俭朴、慎独这4个方面下功夫。
(一)在信念上下功夫。信念包括理想、信仰、理念，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政治方向，共产党员的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灵魂和政治方向。有明确理想、坚定信仰、科学理念，就会拥有坚强的意志，就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过程的曲折、情况的反复而发生动摇。一个人出问题，首先是从这个问题上开始的。我们选择共产党，认同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就要首先选择、认同、坚守共产党的理想、共产党的信仰、共产党的理念，而不能人在里面，思想在外面，也不能中途变卦，更不能中途变节。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身上就闪烁着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光芒。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若飞同志，1931年在内蒙古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先后在包头、绥远、太原监狱里度过了5年零7个月的牢狱生活。酷刑、威胁都没有使王若飞屈服。王若飞说：“我生为真理而生，死为真理而死……我能为真理为广大劳动人民而死，这是最大的光荣。”前来探望他的舅舅问道：“你这样刚直不阿，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说何归?”王若飞回答说：“如有不幸，就请你把我埋在大青山下，以表达我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舅舅答应了，花20块大洋在大青山为工若飞买了一块墓地。1937年5月王若飞同志被释放后，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50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叶挺将军毅然结束海外生活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蒋介石企图拉拢他，被断然拒绝。他不愿去国统区享受荣华富贵，而来到贫瘠的延安，坚决地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蒋介石盛宴招待他，并以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相许，劝其归顺国民党，但叶挺将军大义凛然，视高官厚禄为粪土。在5年多的牢狱生活中，国民党使用各种伎俩，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丝毫未能动摇叶挺将军的革命意志，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在中美合作所，叶挺将军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里爬出!我只期望着，有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党多次交涉，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将军，1946年3月4日，穿着灰色军衣、两袖已经破烂的叶挺将军出狱，国民党方面提出要为他换衣服， 叶挺将军严辞拒绝，他说：“不换，我穿的是新四军发的，我要穿回去!”出狱的第二天，他就致电党中央，要求重新入党。然而，正当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准备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时候，1946年“四·八”空难事件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终年50岁。王若飞、叶挺等一大批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
战争环境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考验是严酣的，和平环境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考验同样也是严峻的，考验的核心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列‘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有的人用经济全球化来代替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信息网络来代替社会制度改造，其实这些经济形态和技术方式都代替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论断。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社会形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欺诈，社会公平正义，人人充分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文明和谐，人人精神高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社会、对待社会和认识未来、对待未来的思想基石。我们决不能因为不尽人意的现实同我们的理想相距甚远，就否认共产主义、抛弃共产主义；不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那个美好社会，就放弃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对于共产主义这个集中了人类最美好追求的社会形态，不以遥远而仍不懈奋斗，不以个人难以亲享而仍为之付出，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高尚和人格高大之处。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活动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单一，表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特征，对此我们不应回避，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共产党人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在世界观上，认定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代表着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能现实；在人生观上，认定人生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奉献，没有使命的生命只能是空壳，为人民事业作贡献是最充实和快乐的：在价值观上，认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值得的，在社会价值中体现人生价值，牢记：“有的人死了，但却活着；有的人活着，但却已经死了；对人民有益的人则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在今天，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对信念问题要经常提出来问一问，想一想，问一问自己有没有信念，有什么的信念?想一想自己是否坚守信念，怎样坚守信念?总之，我们要让信念作为灵魂常驻心中，让信念作为灯塔照亮前进的道路。
(二)在清醒上下功夫。清醒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表现。清醒是指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思想状态和认识水平，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各种矛盾和是非中的把握能力和处置方法。只有清醒，才能明白，才能理智，才能准确、得体、恰当、有效地做好工作。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实现社会价值，莫不是在清醒的状态中去实现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下，很少有能把事情做好的。
延安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就始终保持着高度清醒，审时度势地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在反复比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影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方针；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实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方针；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注意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与革命同志关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等等。不仅在上述这些重大问题上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就个人修养来讲也不乏感人至深的事例。秦邦宪即博古同志，曾是主持党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严重教条主义错误，但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秦邦宪同志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全面剖析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我是党内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没有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带着很多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入党后不仅没有克服，而且发展了，成为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组织上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者。”他说自己是“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重新做起，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他的自我批评得到了出席七大的代表的好评，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个故事成为党内的一段佳话。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需要保持清醒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在理论问题上保持清醒，在群众问题上保持清醒，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
一是在理论问题上保持清醒。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的清醒是最本质的清醒，现在许多误区都是从理论的不清醒开始的。在理论上保持清醒，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科学，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思想理论的基石，我们要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其次要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不仅回答了属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许多理论问题，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能够指导我们认识和回答属于今天的许多现实理论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再是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展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不动摇。我们千万不能被当今世界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主义搞昏了头脑，迷失了方向。我们一方面不能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一方面又不能机械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搞成远离时代和生活的好看不中用的“花瓶”。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能清醒地学习理论、清醒地运用理论、清醒地创造理论。这也是我在延安学习所获得的一个重要感受。
二是在群众问题上保持清醒。在群众问题上的保持清醒，实际上是指在立场问题上保持清醒，即我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和为了谁而工作和奋斗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此，毛泽东同志要求共产党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 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在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毛泽东同志不仅在许多著述中从理论上论述了党的根本宗旨问题，同时还在实践中模范地密切联系群众。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正在召开直属县、市长联系会议。突然浓云密布。雷电大作，一道闪电将延川县代理县长击死。这一自然现象霎时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有位农民借机骂了毛泽东同志，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从中找出了原因，他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的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毛泽东同志下令释放了骂他的农民，并在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了解实情的基础上决定减收公粮4万石，同时发动大生产运动，从而边区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边区党群、干群关系也更加密切了。这则事例至今还留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专门有一章论述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他强调：“为了贯彻群众路线，以下几个群众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即，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又特别指出：“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说，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我们党的这种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给“逼”出来的，那么，在处于执政的优越条件下，我们党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则要靠“养”出来，即靠“作风养成”，靠“党性修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在于脱离群众。”在今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忧患意识，在立场上坚决地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在思想上要有人民群众感情，在工作上真心真诚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政策上以体现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把对上级负责和同对人民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只有在群众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事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实际上是指在工作问题上保持清醒，即明白权力的赋予和权力的双重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指出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科学阐述了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即是人民赋予的，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做事。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权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用来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做事，也能用来为个人为小团体谋取私利。张国焘拥兵自重，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中央讨价还价，甚至发展到“另立中央”的地步，最后走上了叛党的不归之路。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是一名对革命有功的“老井冈”，他凭借自己的老资格同陕西公学学员刘茜强行谈恋爱，刘不从，黄克功竟拔枪将其杀害。黄克功心存侥幸，上书毛泽东，希望看在“老井冈”的份上免其一死，就是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毛泽东同志立即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庭庭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应“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在革命时期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权力尚且能够被异化，在今天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和拥有更多整合资源权力的条件下，权力异化则有更多的可能。今天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就是要摆正领导干部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而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或者用手中的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受到人民的惩罚；就是要摆正领导干部个人同组织的关系，个人在组织面前始终是渺小的，组织对个人始终是有纪律的，服从组织安排，遵守组织纪律，忠诚为组织工作，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对组织的天职，利用自己的资格和能力向组织讨价还价，甚至用组织赋予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或者干出损害组织利益和党的形象的坏事，就会受到组织的处罚或抛弃；就是要摆正领导干部个人同纪律、同法律的关系，要习惯在监督的环境和纪律法律约束下工作和生活，否则，只要是违纪违法，再高的地位、再大的权利，也难以逃脱处罚和制裁：就是要摆正现在同过去、现在同将来的关系，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将来先进，将来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保持清醒是一个永远的过程，保持先进是一个永远的过程。总之，改造世界观是一个永远的过程，满足或停顿就意味着错误或跌跤的到来。
(三)在俭朴上下功夫。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俭朴是艰苦奋斗的核心，创业如此，守业也如此，国家如此，个人也如此，“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节俭败由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共产党人来讲，俭朴既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生活习惯，俭朴还是共产党人应具备的精神情操，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就是俭朴的楷模。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就增产节约问题制定了5项措施：①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②保证给养外，其他消费概需厉行节约。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约。要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③集中力量于急用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④爱惜民力，节约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畜力；⑤保持廉洁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如果说这5条措施是在边区经济遭到封锁而发生困难时制定的，那么到1944年各方面情况大为好转时，身为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同志仍制订了增产节约计划：①从农业上完成细粮两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办法)；②收集废纸交建设厅；③自 1944年正月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④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谢觉哉同志将这一计划张贴在他陈设简陋的土窑洞里，约好与夫人王定国共同执行，并接受别人的监督。谢老是党内受人尊敬的老同志，他没有专用的枕头，经常用衣服包袱来代替。他还用麻绳做裤带。身边工作人员觉得太简朴了，就买了一个枕头和一根皮带，谢老却说：“衣服就不能当枕头啦?麻绳就不能当裤带了?”一位外国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竖起大拇指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林伯渠同志尽管身居高位，但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说：“我的生活享受不应超过一个普通工人应有的享受。”他的一套棉衣已穿过3个冬天，工作人员按规定给他领了一套新的，他不要，他提倡：“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他的眼镜掉了一条腿，自己拴了一根线绳继续使用。他还写了一首盛传延安的诗：“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到过延安的许多外国人为此盛赞边区政府“只见公仆不见官”。历史走到今天，物资匮乏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俭朴之风仍不能丢掉。几十亿人生活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节约资源不仅是客观需要，就共产党人来讲，它更是摒弃好逸恶劳的少爷作风、贪图享受的老爷作风、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的需要，是保持共产党人形象、精神、品质的需要，是共产党人精心守业、长期执政的需要。而这一切又都需要从自己做起，从工作和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从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作风做起，也就是说，它是党性修养、作风养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在慎独上下功夫。“慎独”这个词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提到的。他在该文的第六部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中讲到：“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那末：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革命勇敢。……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其中，在阐述“第四，他也可能诚恳、坦白和愉快”这一段时，刘少奇同志特地使用了“慎独”这个词，即“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从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慎独”是儒家的用语，意思是：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谨慎遵守道德原则。原文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共产党人既是有信念的人，也是有道德的人，同时又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还常常需要在独立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因而引用和借用“慎独”这个词作为对党员修养的一个要求提出来，是非常贴切的，不仅在延安时期具有针对性，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工作生活环境中都具有现实性。
周恩来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常常往返于延安同国统区之间，并且是较长时间在国统区工作。对于他以饱满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工作状态，郭沫若先生曾作过这样的描绘：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节奏。周恩来同志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楷模，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工作忘我投入的态度上，还体现在他独处时对自己在政治、学习、生活方面的严格要求上，在环境变化和时空转换中处处显示出“慎独”的修养魅力。正如前文所引述的，在重庆红岩村复杂的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中，周恩来同志仍然能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坚持整风学习，严格自律，制订并严格遵守七条“我的修养要则”。在生活上，周恩来同志总是严以律己，只享受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待遇，而将国民党军政部发的津贴以党费缴公。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特为他制作了一套西装礼服，但他也只是在会见重要客人时穿。时间长了，裤子磨破了，同志们劝他换一条，他不肯，补了又补继续穿。管理员看到周恩来同志十分辛苦，便召集会议通过了一个“特别决定”：每天在他就餐的桌子上增加一碟炒榨菜。可是第一天实行时就被周恩来同志发现，他不仅批评了管理员，而且撤销了这个“特别决定”。一次，周恩来同志由西安返回延安途中，因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赶到洛川时天已黑了，只好住下来。警卫员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旅馆，周恩来同志则坚持住便宜的骡马店。吃饭时，警卫员想点几样肉菜，以便首长吃得好一点，可周恩来同志坚持炒一个豆芽、烧一碗白菜豆腐汤就行了。警卫员噘着嘴很不乐意。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小鬼，别忘了延安的同志还在吃黑豆、山药蛋哩，前线的战士连鞋袜都穿不上。我们应该节约每一分钱支援抗战。”这些事情，在今天有些人看来，似乎平凡而又微不足道，但平凡之处见伟大，一滴水珠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我们从中深切感受到了“慎独”精神的光芒和周恩来同志的伟大人格力量。
战争环境下需要“慎独”精神，和平环境下同样需要“慎独”精神，困难条件下需要“慎独”精神，优越条件下同样需要“慎独”精神。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资源和享受的待遇同延安时期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面临的两个考验则未改变，即：既要经受防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考验，又要经受别人诱惑我们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取私利的考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和不够完备的情况下，在分配不公、贫富不均、待遇有差别、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之时，在各种价值观和各种生活方式仍在影响着现实生活人们的环境中，在理想信念和物质利益并存、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并存、工作和交往并存、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并存、同工作圈内的同志打交道和同社会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并存的时候，更要求我们养成“慎独”精神，防止心理失衡，消除激情缺失，抵御各种诱惑，识破各种陷阱，始终保持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总之，延安时期党中央对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远不只上面所提到的信念、清醒、俭朴、慎独这4个方面。之所以侧重用信念、清醒、俭朴、慎独这4个方面来谈认识，是依据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来概括的。如果从全面的意义上来认识和理解延安时期党中央对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就需要我们全面的学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时期的文章和论述。我想利用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位中央领导同志文章中的三段话作为本部分的结论，即：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的，“共产党员无论何时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都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刘少奇同志在1939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清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这就要求：(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身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二)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三)经常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四)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除此以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但是，对其他同志的要求，除开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上去‘吹毛求疵’。”
——任弼时同志在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中指出的，“总而言之，今天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深刻地研究和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且应该对照这个决定中指出的各种不良倾向，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果发现自己尚有某种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对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主要的要求：要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要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目，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要即时纠正和不纵容错误的发展，若发现了错误，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要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要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每个党员都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这就是培养和锻炼增强党性修养的几个重要关键。”
三、弘扬“延安精神”，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
“延安精神”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准确地认识国情，依据当时的任务和条件，制定战略方针和策略方法。正是依据这条思想路线，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矛盾问题，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全民抗战的战略方针：党又针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腐败专制，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了建设“三三制”民主政府的战略方针，动员一切进步人士参加政府管理，使人民当家作主，树立了人民政府民主进步的形象。党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活动，团结了人民，联合了朋友，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因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成了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正如毛泽东同志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召开的有219名参议员和500多名来宾出席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只要社会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要和党外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至今读起来都会给我们理解统一战线工作、理解人民政协工作以重要启示。
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是我们党完成新时期“三大使命”的需要。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三大使命。要完成这三大历史使命，仅靠我们党7000多万名党员是不够的，必须团结全国13亿人民和中华儿女，必须联合海内外一切朋友，形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有宽广的胸怀，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能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振兴中华大军，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为实现党的三大历史使命贡献力量。
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需要我们把人民政协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展开的，人民政协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和重要工作平台，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巩固和壮大新时期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对在政协组织、政协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人民政协组织由党派团体、阶层群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在广大政协委员的身后，又都分别联系着和影响着其所在界别的党派团体、阶层群体、各族各界的广大群众。做好政协委员的工作，这既是我们直接履行职责、开展工作的需要，同时又是在更大意义上做好大团结、大联合工作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政协工作中，一定要突出政协委员这个主体，关心委员，服务委员，支持委员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同时又为委员履行委员职责创造条件；一定要加强对人民政协基本理论的研究，弄懂弄通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活动方式及工作方法，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旗牢牢插在人民政协的阵地上，把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及理念渗透到人民政协各项活动和工作之中：一定要深化对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的认识，加强实践，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促进“三化”建设，提高政协工作的有效性和吸引力，增强人民政协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人民政协这个统战组织、党派机构、民主形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中真正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党长期执政提供社会基础、人才资源和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
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决定了在人民政协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发挥表率作用。人民政协是联系国家基本制度和民主政治的政治组织，必须在政协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协工作是开展大团结、大联合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工作，必须在工作中富有耐心，把工作做得细而又细、严而又严；政协机关是联 系服务各方、提供有效保障的政治机关，必须严格要求，建章立制，提高素质，加强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使每个同志都能做到政治上强、业务上精、作风上过硬，成为团结共事的模范，成为政协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我们还要牢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周恩来同志于1945年4月30日在党的七大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题目叫《论统一战线》，专门分析和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教训。”关于敌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关于队伍，“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稳，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取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关于领导权，“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在进行了上述分析后，周恩来同志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个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那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分析，虽然现在的历史条件及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中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做好今天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胡锦涛同志于2006年在延安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要遵循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要求，切实把“延安精神”融入党性修养和做好本职工作的实践之中，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弘扬“延安精神”，永远点亮不息的思想灯塔
“延安精神”是指党中央1935年10月至1947年3月在延安和陕北的13年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在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培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人们熟知的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以及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刘志丹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三三制”民主精神、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等都是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延安精神具体表现在理想信念、思想品德、精神风貌、工作作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江泽民同志把“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坚定理想信念。理想是灵魂，信念是意志，理想信念是政治方向，并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窖洞里写出的著名的“三论”——《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地揭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和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全体党员指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以至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激励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之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指导，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像张思德那样把“为人民利益而死”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像白求恩那样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坚定科学的世界观不迷茫，坚守进步的人生观不彷徨，坚持有意义的价值观不犹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以正确的求是观、创新观、发展观来决定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主革命道路，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结论，就是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正确选择，是实事求是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继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进俱进”的创新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发展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准确把握，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理论的实际应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形成有利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以及处理各种矛盾和复杂问题的工作思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并随着时间、条件、任务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和完善，避免弯路，减少失误，防止挫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工作成效。
(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以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来做好各项具体工作，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延安和陕北的13年，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13年，是同人民群众形成鱼水关系的13年。正是因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为此，我们党确立并实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实现夺取政权要如此，党实现长期执政也同样要如此。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事业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工作观，坚持“人民群众答不答应、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的政绩观，始终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密切联系群众，心中装着百姓，在制定政策时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在具体工作中以群众满意为判断标准，以为群众谋利益为光荣，以损害群众利益为耻辱，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甘当人民的“公仆”，永远做好人民的“勤务员”。
(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要以正确的地位观、名利观、荣辱观来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面临各种艰难困苦和生死考验而不屈服，靠的是坚强党性：面临党内外各种纷繁复杂矛盾的挑战而不动摇，靠的是品质修养。正是因为一个个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人民群众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的救星”、“民族的希望”来拥戴。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必须坚持“为民公仆”的地位观，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名利观，坚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荣辱观，正确处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同组织、同他人、同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行为同环境、同形象、同影响的关系，坚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精神上保持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状态，在作风上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生活上坚持反腐倡廉、弘扬新风正气，在各种环境中、在各个岗位上、在各种状态下保持清醒、坚持理性、注意慎独和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做一名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真正从思想上入党的共产党员。
二、弘扬“延安精神”，自觉而不断地在党性修养的实践中迈出坚定步伐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事业的胜利，既要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又要靠全体党员的不懈奋斗。而共产党员不懈奋斗的动力和源泉则来源于自身的党性修养。我们党以此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同样要如此。 党性是一个政党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指出的共产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就实际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又指出：“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是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任弼时同志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为了克服某些党员身上存在的不良倾向和现象，应当从六个方面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即：第一，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不然便会成为盲从者。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第二，必须充分地掌握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第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同志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的身体，保持合理的集体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延安时期的党的领袖们不仅有着关于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丰富著述，同时他们又都是党员党性修养的楷模。对周恩来同志，人们称赞他拥有四种精神，即：孺子牛精神、小毛驴精神、蜜蜂精神、春蚕精神。对任掰时同志，人们则称赞他是“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同志在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上总结他的一生时深情地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任何个人的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在延安，读着这些蕴含和体现着“延安精神”生动的文字，心灵震撼和无比崇敬交织而生。由此观之，坚强的党性是延安精神的内存根据，延安精神是坚强党性的外在表现，一句话，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集中体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和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和党性修养的根本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和党性修养的首要标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特征和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党性修养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党性修养，从理论概括和基本要求层面讲，主要是6个方面，就是：加强理论修养，养成刻苦学习、学以致用的作风；加强政治修养，养成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执政为民的作风；加强思想修养，养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加强纪律修养，养成遵守党章、令行禁止的作风；加强道德修养，养成品德高尚、廉洁从政的作风；加强个人魅力修养，养成团结亲和、和衷共济的作风。
加强党性修养，既要掌握基本要求，更要注重实践。党性修养，重在修养，修养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解决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这两大课题：必须经受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长期执政这三大考验；必须有效地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宗旨意识不强、理论脱离实际、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政绩观不正确、个人主义严重、纪律观念松弛等6个问题。共产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要解决好以上这两大课题、三大考验、六个问题，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在信念、清醒、俭朴、慎独这4个方面下功夫。
(一)在信念上下功夫。信念包括理想、信仰、理念，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政治方向，共产党员的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灵魂和政治方向。有明确理想、坚定信仰、科学理念，就会拥有坚强的意志，就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过程的曲折、情况的反复而发生动摇。一个人出问题，首先是从这个问题上开始的。我们选择共产党，认同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就要首先选择、认同、坚守共产党的理想、共产党的信仰、共产党的理念，而不能人在里面，思想在外面，也不能中途变卦，更不能中途变节。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身上就闪烁着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光芒。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若飞同志，1931年在内蒙古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先后在包头、绥远、太原监狱里度过了5年零7个月的牢狱生活。酷刑、威胁都没有使王若飞屈服。王若飞说：“我生为真理而生，死为真理而死……我能为真理为广大劳动人民而死，这是最大的光荣。”前来探望他的舅舅问道：“你这样刚直不阿，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说何归?”王若飞回答说：“如有不幸，就请你把我埋在大青山下，以表达我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舅舅答应了，花20块大洋在大青山为工若飞买了一块墓地。1937年5月王若飞同志被释放后，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50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叶挺将军毅然结束海外生活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蒋介石企图拉拢他，被断然拒绝。他不愿去国统区享受荣华富贵，而来到贫瘠的延安，坚决地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蒋介石盛宴招待他，并以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相许，劝其归顺国民党，但叶挺将军大义凛然，视高官厚禄为粪土。在5年多的牢狱生活中，国民党使用各种伎俩，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丝毫未能动摇叶挺将军的革命意志，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在中美合作所，叶挺将军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里爬出!我只期望着，有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党多次交涉，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将军，1946年3月4日，穿着灰色军衣、两袖已经破烂的叶挺将军出狱，国民党方面提出要为他换衣服， 叶挺将军严辞拒绝，他说：“不换，我穿的是新四军发的，我要穿回去!”出狱的第二天，他就致电党中央，要求重新入党。然而，正当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准备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时候，1946年“四·八”空难事件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终年50岁。王若飞、叶挺等一大批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
战争环境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考验是严酣的，和平环境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考验同样也是严峻的，考验的核心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列‘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有的人用经济全球化来代替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信息网络来代替社会制度改造，其实这些经济形态和技术方式都代替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论断。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社会形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欺诈，社会公平正义，人人充分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文明和谐，人人精神高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社会、对待社会和认识未来、对待未来的思想基石。我们决不能因为不尽人意的现实同我们的理想相距甚远，就否认共产主义、抛弃共产主义；不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那个美好社会，就放弃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对于共产主义这个集中了人类最美好追求的社会形态，不以遥远而仍不懈奋斗，不以个人难以亲享而仍为之付出，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高尚和人格高大之处。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活动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单一，表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特征，对此我们不应回避，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共产党人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在世界观上，认定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代表着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能现实；在人生观上，认定人生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奉献，没有使命的生命只能是空壳，为人民事业作贡献是最充实和快乐的：在价值观上，认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值得的，在社会价值中体现人生价值，牢记：“有的人死了，但却活着；有的人活着，但却已经死了；对人民有益的人则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在今天，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对信念问题要经常提出来问一问，想一想，问一问自己有没有信念，有什么的信念?想一想自己是否坚守信念，怎样坚守信念?总之，我们要让信念作为灵魂常驻心中，让信念作为灯塔照亮前进的道路。
(二)在清醒上下功夫。清醒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表现。清醒是指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思想状态和认识水平，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各种矛盾和是非中的把握能力和处置方法。只有清醒，才能明白，才能理智，才能准确、得体、恰当、有效地做好工作。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实现社会价值，莫不是在清醒的状态中去实现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下，很少有能把事情做好的。
延安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就始终保持着高度清醒，审时度势地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在反复比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影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方针；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实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方针；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注意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与革命同志关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等等。不仅在上述这些重大问题上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就个人修养来讲也不乏感人至深的事例。秦邦宪即博古同志，曾是主持党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严重教条主义错误，但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秦邦宪同志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全面剖析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我是党内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没有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带着很多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入党后不仅没有克服，而且发展了，成为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组织上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者。”他说自己是“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重新做起，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他的自我批评得到了出席七大的代表的好评，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个故事成为党内的一段佳话。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需要保持清醒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在理论问题上保持清醒，在群众问题上保持清醒，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
一是在理论问题上保持清醒。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的清醒是最本质的清醒，现在许多误区都是从理论的不清醒开始的。在理论上保持清醒，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科学，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思想理论的基石，我们要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其次要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不仅回答了属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许多理论问题，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能够指导我们认识和回答属于今天的许多现实理论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再是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展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不动摇。我们千万不能被当今世界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主义搞昏了头脑，迷失了方向。我们一方面不能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一方面又不能机械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搞成远离时代和生活的好看不中用的“花瓶”。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能清醒地学习理论、清醒地运用理论、清醒地创造理论。这也是我在延安学习所获得的一个重要感受。
二是在群众问题上保持清醒。在群众问题上的保持清醒，实际上是指在立场问题上保持清醒，即我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和为了谁而工作和奋斗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此，毛泽东同志要求共产党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 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在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毛泽东同志不仅在许多著述中从理论上论述了党的根本宗旨问题，同时还在实践中模范地密切联系群众。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正在召开直属县、市长联系会议。突然浓云密布。雷电大作，一道闪电将延川县代理县长击死。这一自然现象霎时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有位农民借机骂了毛泽东同志，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从中找出了原因，他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的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毛泽东同志下令释放了骂他的农民，并在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了解实情的基础上决定减收公粮4万石，同时发动大生产运动，从而边区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边区党群、干群关系也更加密切了。这则事例至今还留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专门有一章论述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他强调：“为了贯彻群众路线，以下几个群众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即，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又特别指出：“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说，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我们党的这种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给“逼”出来的，那么，在处于执政的优越条件下，我们党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则要靠“养”出来，即靠“作风养成”，靠“党性修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在于脱离群众。”在今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忧患意识，在立场上坚决地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在思想上要有人民群众感情，在工作上真心真诚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政策上以体现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把对上级负责和同对人民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只有在群众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事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实际上是指在工作问题上保持清醒，即明白权力的赋予和权力的双重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指出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科学阐述了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即是人民赋予的，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做事。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权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用来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做事，也能用来为个人为小团体谋取私利。张国焘拥兵自重，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中央讨价还价，甚至发展到“另立中央”的地步，最后走上了叛党的不归之路。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是一名对革命有功的“老井冈”，他凭借自己的老资格同陕西公学学员刘茜强行谈恋爱，刘不从，黄克功竟拔枪将其杀害。黄克功心存侥幸，上书毛泽东，希望看在“老井冈”的份上免其一死，就是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毛泽东同志立即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庭庭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应“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在革命时期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权力尚且能够被异化，在今天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和拥有更多整合资源权力的条件下，权力异化则有更多的可能。今天在权力问题上保持清醒，就是要摆正领导干部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而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或者用手中的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受到人民的惩罚；就是要摆正领导干部个人同组织的关系，个人在组织面前始终是渺小的，组织对个人始终是有纪律的，服从组织安排，遵守组织纪律，忠诚为组织工作，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对组织的天职，利用自己的资格和能力向组织讨价还价，甚至用组织赋予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或者干出损害组织利益和党的形象的坏事，就会受到组织的处罚或抛弃；就是要摆正领导干部个人同纪律、同法律的关系，要习惯在监督的环境和纪律法律约束下工作和生活，否则，只要是违纪违法，再高的地位、再大的权利，也难以逃脱处罚和制裁：就是要摆正现在同过去、现在同将来的关系，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将来先进，将来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保持清醒是一个永远的过程，保持先进是一个永远的过程。总之，改造世界观是一个永远的过程，满足或停顿就意味着错误或跌跤的到来。
(三)在俭朴上下功夫。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俭朴是艰苦奋斗的核心，创业如此，守业也如此，国家如此，个人也如此，“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节俭败由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共产党人来讲，俭朴既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生活习惯，俭朴还是共产党人应具备的精神情操，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就是俭朴的楷模。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就增产节约问题制定了5项措施：①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②保证给养外，其他消费概需厉行节约。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约。要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③集中力量于急用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④爱惜民力，节约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畜力；⑤保持廉洁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如果说这5条措施是在边区经济遭到封锁而发生困难时制定的，那么到1944年各方面情况大为好转时，身为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同志仍制订了增产节约计划：①从农业上完成细粮两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办法)；②收集废纸交建设厅；③自 1944年正月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④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谢觉哉同志将这一计划张贴在他陈设简陋的土窑洞里，约好与夫人王定国共同执行，并接受别人的监督。谢老是党内受人尊敬的老同志，他没有专用的枕头，经常用衣服包袱来代替。他还用麻绳做裤带。身边工作人员觉得太简朴了，就买了一个枕头和一根皮带，谢老却说：“衣服就不能当枕头啦?麻绳就不能当裤带了?”一位外国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竖起大拇指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林伯渠同志尽管身居高位，但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说：“我的生活享受不应超过一个普通工人应有的享受。”他的一套棉衣已穿过3个冬天，工作人员按规定给他领了一套新的，他不要，他提倡：“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他的眼镜掉了一条腿，自己拴了一根线绳继续使用。他还写了一首盛传延安的诗：“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到过延安的许多外国人为此盛赞边区政府“只见公仆不见官”。历史走到今天，物资匮乏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俭朴之风仍不能丢掉。几十亿人生活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节约资源不仅是客观需要，就共产党人来讲，它更是摒弃好逸恶劳的少爷作风、贪图享受的老爷作风、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的需要，是保持共产党人形象、精神、品质的需要，是共产党人精心守业、长期执政的需要。而这一切又都需要从自己做起，从工作和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从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作风做起，也就是说，它是党性修养、作风养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在慎独上下功夫。“慎独”这个词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提到的。他在该文的第六部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中讲到：“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那末：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革命勇敢。……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其中，在阐述“第四，他也可能诚恳、坦白和愉快”这一段时，刘少奇同志特地使用了“慎独”这个词，即“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从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慎独”是儒家的用语，意思是：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谨慎遵守道德原则。原文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共产党人既是有信念的人，也是有道德的人，同时又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还常常需要在独立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因而引用和借用“慎独”这个词作为对党员修养的一个要求提出来，是非常贴切的，不仅在延安时期具有针对性，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工作生活环境中都具有现实性。
周恩来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常常往返于延安同国统区之间，并且是较长时间在国统区工作。对于他以饱满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工作状态，郭沫若先生曾作过这样的描绘：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节奏。周恩来同志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楷模，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工作忘我投入的态度上，还体现在他独处时对自己在政治、学习、生活方面的严格要求上，在环境变化和时空转换中处处显示出“慎独”的修养魅力。正如前文所引述的，在重庆红岩村复杂的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中，周恩来同志仍然能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坚持整风学习，严格自律，制订并严格遵守七条“我的修养要则”。在生活上，周恩来同志总是严以律己，只享受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待遇，而将国民党军政部发的津贴以党费缴公。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特为他制作了一套西装礼服，但他也只是在会见重要客人时穿。时间长了，裤子磨破了，同志们劝他换一条，他不肯，补了又补继续穿。管理员看到周恩来同志十分辛苦，便召集会议通过了一个“特别决定”：每天在他就餐的桌子上增加一碟炒榨菜。可是第一天实行时就被周恩来同志发现，他不仅批评了管理员，而且撤销了这个“特别决定”。一次，周恩来同志由西安返回延安途中，因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赶到洛川时天已黑了，只好住下来。警卫员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旅馆，周恩来同志则坚持住便宜的骡马店。吃饭时，警卫员想点几样肉菜，以便首长吃得好一点，可周恩来同志坚持炒一个豆芽、烧一碗白菜豆腐汤就行了。警卫员噘着嘴很不乐意。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小鬼，别忘了延安的同志还在吃黑豆、山药蛋哩，前线的战士连鞋袜都穿不上。我们应该节约每一分钱支援抗战。”这些事情，在今天有些人看来，似乎平凡而又微不足道，但平凡之处见伟大，一滴水珠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我们从中深切感受到了“慎独”精神的光芒和周恩来同志的伟大人格力量。
战争环境下需要“慎独”精神，和平环境下同样需要“慎独”精神，困难条件下需要“慎独”精神，优越条件下同样需要“慎独”精神。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资源和享受的待遇同延安时期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面临的两个考验则未改变，即：既要经受防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考验，又要经受别人诱惑我们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取私利的考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和不够完备的情况下，在分配不公、贫富不均、待遇有差别、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之时，在各种价值观和各种生活方式仍在影响着现实生活人们的环境中，在理想信念和物质利益并存、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并存、工作和交往并存、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并存、同工作圈内的同志打交道和同社会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并存的时候，更要求我们养成“慎独”精神，防止心理失衡，消除激情缺失，抵御各种诱惑，识破各种陷阱，始终保持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总之，延安时期党中央对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远不只上面所提到的信念、清醒、俭朴、慎独这4个方面。之所以侧重用信念、清醒、俭朴、慎独这4个方面来谈认识，是依据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来概括的。如果从全面的意义上来认识和理解延安时期党中央对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就需要我们全面的学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时期的文章和论述。我想利用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位中央领导同志文章中的三段话作为本部分的结论，即：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的，“共产党员无论何时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都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刘少奇同志在1939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清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这就要求：(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身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二)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三)经常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四)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除此以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但是，对其他同志的要求，除开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上去‘吹毛求疵’。”
——任弼时同志在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中指出的，“总而言之，今天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深刻地研究和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且应该对照这个决定中指出的各种不良倾向，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果发现自己尚有某种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对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主要的要求：要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要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目，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要即时纠正和不纵容错误的发展，若发现了错误，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要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要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每个党员都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这就是培养和锻炼增强党性修养的几个重要关键。”
三、弘扬“延安精神”，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
“延安精神”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准确地认识国情，依据当时的任务和条件，制定战略方针和策略方法。正是依据这条思想路线，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矛盾问题，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全民抗战的战略方针：党又针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腐败专制，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了建设“三三制”民主政府的战略方针，动员一切进步人士参加政府管理，使人民当家作主，树立了人民政府民主进步的形象。党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活动，团结了人民，联合了朋友，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因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成了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正如毛泽东同志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召开的有219名参议员和500多名来宾出席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只要社会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要和党外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至今读起来都会给我们理解统一战线工作、理解人民政协工作以重要启示。
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是我们党完成新时期“三大使命”的需要。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三大使命。要完成这三大历史使命，仅靠我们党7000多万名党员是不够的，必须团结全国13亿人民和中华儿女，必须联合海内外一切朋友，形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有宽广的胸怀，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能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振兴中华大军，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为实现党的三大历史使命贡献力量。
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需要我们把人民政协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展开的，人民政协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和重要工作平台，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巩固和壮大新时期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对在政协组织、政协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人民政协组织由党派团体、阶层群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在广大政协委员的身后，又都分别联系着和影响着其所在界别的党派团体、阶层群体、各族各界的广大群众。做好政协委员的工作，这既是我们直接履行职责、开展工作的需要，同时又是在更大意义上做好大团结、大联合工作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政协工作中，一定要突出政协委员这个主体，关心委员，服务委员，支持委员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同时又为委员履行委员职责创造条件；一定要加强对人民政协基本理论的研究，弄懂弄通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活动方式及工作方法，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旗牢牢插在人民政协的阵地上，把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及理念渗透到人民政协各项活动和工作之中：一定要深化对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的认识，加强实践，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促进“三化”建设，提高政协工作的有效性和吸引力，增强人民政协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人民政协这个统战组织、党派机构、民主形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中真正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党长期执政提供社会基础、人才资源和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
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决定了在人民政协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发挥表率作用。人民政协是联系国家基本制度和民主政治的政治组织，必须在政协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协工作是开展大团结、大联合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工作，必须在工作中富有耐心，把工作做得细而又细、严而又严；政协机关是联 系服务各方、提供有效保障的政治机关，必须严格要求，建章立制，提高素质，加强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使每个同志都能做到政治上强、业务上精、作风上过硬，成为团结共事的模范，成为政协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我们还要牢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周恩来同志于1945年4月30日在党的七大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题目叫《论统一战线》，专门分析和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教训。”关于敌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关于队伍，“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稳，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取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关于领导权，“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在进行了上述分析后，周恩来同志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个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那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分析，虽然现在的历史条件及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中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做好今天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胡锦涛同志于2006年在延安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要遵循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要求，切实把“延安精神”融入党性修养和做好本职工作的实践之中，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而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