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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兴:高老师,您好!您的研究范围很广,但其中文学语言始终是您关注的重点,您发表的多篇论文,出版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都与文学语言相关,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文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
高玉:我选择文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写博士论文。读博期间,我本来准备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方面的研究,计划第一部分写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我拿着提纲去找导师黄曼君老师,黄老师看了我的提纲,问我博士论文能不能就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写现代文学如何发生的。我说,我还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可以尝试。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对语言变革,“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30-40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和现代转型,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当然这些问题都比较大,我的结论也比较抽象,需要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应该说,我把文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在此之前我就对文学语言也是很感兴趣并有一些思考,读博士之前,我阅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书,这些书中有不少地方都在谈论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对语言问题感兴趣应该是从读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哲学开始的。
谢文兴:您觉得您的文学语言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高玉:应该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博士论文,当时我受到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在研究中,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在写博士论文之前,我看到大部分的研究都把语言问题限定为文学的形式,也即语言风格,包括修辞、语法以及表达的准确性等问题,这其实是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上讨论问题,这种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但它研究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也是展不开的,深入一点便会进入语言学领域,就是在“抢现代汉语的饭碗”。其实,语言不仅仅只是具有工具性,它还具有思想性、诗性,它还包含着世界观、思维方式等。现实当中,我们很多的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其实也是语言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语言的变革。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进行审视,发现“五四”新文学革命时的白话文变革既是工具的变革,同时也是思想和思维的变革,而现代汉语的确立就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可以说,语言的变革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深层原因,因为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因此,我针对语言变革,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博士毕业后,我可以顺着从语言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思路继续做下去,现代文学中与语言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挖掘。比如,大众语的问题,晚清白话的问题,语言与文字的问题,语言的诗性的问题,翻译语言的问题,还有钱玄同的语言问题,陈独秀的语言问题,现代作家的语言问题,当代作家的语言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我当时觉得继续这样做很难有大的突破。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很多问题进行深层追问最后都是一些语言理论和文学理论问题,于是,我就开始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文学理论。当时国内这一块研究做得最好的是曹顺庆老师,曹老师写的“文论失语”“话语重建”等方面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非常热烈的讨论。于是,我就申请了曹老师的博士后,进入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后我就开始进行话语视角的文学理论研究。在研究中,我重点对“语言”“话语”“现代性”“翻译”“今译”“懂”“反懂”“个人”和“自由”话语、“民族”话语、“诗性”“文学性”“超越”“精确”等进行了审视和考察。在思考和写作中,我运用了话语理论、翻译理论、语境理论等一系列的语言学理论,从话语视角对中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文学理论这一时间持续比较长,大概从2001年一直做到2009年《“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在《“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这本书出版后我也还在持续的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我做了一些相对比较零散的其他研究。
到了2014年左右,我又回过头来重新做文学语言方面的相关研究,这应该是我做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我的研究和以前又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几乎不读语言学界关于语言的著作,语言学家写的著作也几乎不读。2014年以后我读的范围就比较广了,我读了语言学方面的书,比如徐通锵主编的“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我都基本上读了,还读了很多文字方面的著作,还以“清末汉字改革方案文本”为题申请到了一个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课题。关于文字改革的,方言的,语言学概论方面的,王力、高名凯、吕叔湘、周有光、陈望道等人的书我也都在非常认真地阅读。语言哲学方面遇到有新的书,我也在读。从2014年至今,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我对清末汉字汉语变革方案与国语建设、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的传承和新变、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品格、中国当代文学语言优势、文学研究语言的本体性、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文字起源、汉字简化、当代知识分子的语文问题、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我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第二阶段主要从语言的角度研文学究理论的话,那么第三个阶段我主要做的就是从语言角度把研究文学和研究文学理论结合起来,在更宏观的视野中进行文学研究。
谢文兴:语言学,语言哲学也研究研究语言,您觉得您的研究和语言学、语言哲学的研究有何不同?
高玉:这个问题这样说吧!我不是研究语言学,很多人误解了。我写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很多学校语言学专业把它列为参考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不是研究语言的,我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当然也必然涉及到语言学的问题,但这不是我的本意。也就是说,我落脚的地方不是语言,是文学。文学才是我研究的归结点。我的基本意思很简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怎么体现出文学的艺术性?文学要表达思想,语言是怎么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学也研究文学,但是他们研究的是文学的修辞,词语、表达、风格等,他们研究的归结点是语言问题,文学在他们那里是语料,这和我的研究是完全相反的。语言哲学研究语言是研究语言在哲学中间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也就是西方说的所有的哲学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因此,语言哲学它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但是,我的研究是充分借鉴了语言哲学的成果,也充分借鉴了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学界在词语,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成果。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曾非常认真地研读过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语言学界的一些“另类”著作比如汉字本位观、汉语“字思维”的著作也对我有影响。另外,翻译、翻譯理论对我也影响比较大,我通读很多翻译文学史、翻译理论史、翻译理论的著作,比如奈达的书对我影响很大。 谢文兴:您写的《论“两种外国文学”》《翻译本质二层次论》《近80年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检讨》 《鲁迅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前
景》《翻译文学: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性》《“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等文章,可能就与翻译对您的影响有关。
高玉:是的。翻译问题本质上就是个语言问题。关于翻译文学有很多争论,比如,翻译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究竟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谢天振、赵稀方等人提出翻译文学应该算是中国文学,这是很有道理的。外国文学作品经过汉译后,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读者,流通范围等都发生了改变。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旦翻译成中文后,它除了原版权没有变化外,语音改变了,文字由英文变成了中文,读者由西方读者变成了中国读者,流通范围等也都发生了变化和转移。当翻译后的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流通后,我们面对的文本是汉语的,评论和阅读也是汉语的,我们谈论莎士比亚也多是以汉语的形式进行的,我们甚至感觉莎士比亚好像在用汉语写作,是在用中文进行表述,我们对它的思想内容、艺术性等的感知也大多是以中文的形态进行的。应该说,通过翻译文学,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文化而不是外国文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翻译文学毕竟来源于另外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外国性,它应该是一种既不同于原语外国文学又不同于我们本土传统文学的第三种文学。翻译文学和原语外国文学不同,就是因为翻译的本质特点和更为深层的语言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我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鲁迅是无法绕过,也是无法回避的。在研究中,我发现大多数研究者盯着鲁迅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进行研究,而对鲁迅的文学翻译不够重视。其实,鲁迅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在文学翻译上。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紧密,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更有非常丰富的翻译经验和翻译实践,但学界对鲁迅的文学翻译却研究得非常少,对鲁迅的文学翻译不太重视。
另外,我在思考翻译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时,发现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翻译文学具有异质性,对中国本土文学造成冲击,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但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对翻译文学进行了同化,促进了翻译文学的民族化。从语言學的角度来看,翻译是技术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在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但是,在思想或思维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翻译在技术上可以“等值”或“等效”,但是在文化上则不可能“等值”或“等效”的。我把这一系列的思考写出来,就是你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章。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但有的研究比较抽象,比较空泛。其实,我觉得如果从语言视角切入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是具有开拓性的,是能做出新东西来的。
谢文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多种视角,多种方法,您觉得从语言视角切入,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和突破?
高玉:文学语言研究是近20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最大的突破。从语言来研究文学有个大的背景,就是哲学领域所说的“语言论转向”,这对文学、历史、文学理论的影响都非常大。哲学的很多问题都是语言问题,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哲学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在研究方法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当然,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等领域这些年也有不少新的东西,但总的来说,突破没有从语言视角来研究大。这几年,国家课题、国家重大课题,每年都有与语言相关的,并且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多很重要的成果。从语言视角来研究现当代文学产生的成果是比较纯正的。从语言视角对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的空间还比较大。
谢文兴: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网络的影响,我们的语言也受到了网络语言的影响。现在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您是怎样看待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冲击和影响的?
高玉:网络语言这个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什么是网络语言?什么是纸质出版物语言?什么是非网络语言?我们不能把网络上使用的就称为网络语言,图书上使用的语言就称为图书语言,报纸上使用的就叫做报纸语言,新闻上使用的就叫做新闻语言,肯定不能这样说!很多时候语言是以复杂的形态出现的。报纸语言也可能出现在网络上,网络语言也可能出现在报纸上。网络是一个平台,所谓网络语言是非常宽泛的。在新媒体时代,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表现在网上。
网络对语言是具有颠覆性的,从单个的词语到表述,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表述上,传统纸质媒体的标题一般都比较短小,甚至还有一定的字数限制。而网络上的标题为了吸引人,可以变得比较长,还出现标点、符号,整个标题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另外,网络传播太快,传播太快的东西有个特点就是容易快而不精。因此,网络语言粗制滥造太多,错别字迭出,使用的错误用法很多,主体词乱用情况也很多,误用也很多。还有一些很原本表意清晰的词,通过网络变得很紊乱、很复杂。
整体来看,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语言发展迅猛,冲击了现代汉语,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正在发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的一些书面语,甚至很正统的语言表述中的很多词语,表述方式最初是从网络上来的,从这个层面来说,网络语言为我们的文学语言增添了新的质素;另一方面,网络语言当中存在着不少暴力、粗鄙、下流、杂芜的语言。有一些语言,从网络产生,只在网络上使用,杂志、报刊、新闻、传媒都不使用,不能进入报纸、期刊、新闻、书本的语言肯定是有问题的语言。汉语是非常精微、优雅的语言,这些网络用语的引入会降低汉语的品质。
当代纯文学作家中,20世纪40-70年代出生,甚至8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他们在创作中大多都比较注重语言问题,在抵制网络语言方面大多做得比较好。但是,85后和再往后的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网络语言。这些作家在语言上和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他们的用语和传统优雅纯洁的现代汉语也很不一样。当然,语言要发展,文学要发展,需要广泛吸收各种语言。但网络语言对未来的文学,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它对文学的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当代的不少年轻作家,他们的语言拉杂啰嗦,表达不精练、不准确、不纯洁、不高雅,书动辄就是大部头,写得很长,这其中就有网络带来的问题,这肯定是当代文学将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网络上,很多语言已经被异化、被污染了。其他语言被污染了,后果不一定有多严重,但文学语言一定不能被污染,文学语言被污染了后果会很严重,影响会很大。在以前,标准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文学语言是最纯洁,最高雅的语言。现在文学的语言正在变得粗鄙、低俗,这将影响现代汉语的品质。文学语言被污染不仅会对文学造成伤害,也会对语言造成伤害,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谢文兴:您觉得当代作家在语言上有哪些大的变化?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高玉: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的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语言的发展是最为迟缓的。也就是说,文学的形式,内容可以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语言变化起来是很缓慢的。你看,我们古代3000多年的语言基本是维持不变的,而现代文学从发生发展至今,在语言上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拿20世纪60-70年代文学来说,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低谷,大家对它的评价都不高,认为当时文化、文学都出现了不少问题。60-70年代文学在文学性,审美性,创新性等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那时的文学语言还是标准的。现在去阅读那个时期的小说,这些小说也许内容,叙事等方面有问题,但是它们的语言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受西方语言、网络语言的影响,语言发展变化很快。在信息化时代,语言、方言、民间口语都出现了很大的的变化,这是好事,时代在发展,语言在发展,文学语言也肯定要发展,我们应该肯定它。但是,面对多样化的、复杂的语言,当代作家在创作中还是应该讲究语言的高雅、纯正、规范、精炼,不能不讲语法,随意捏造,也不能表达不完整。
谢文兴:是的。语言问题确实是当代作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欣赏文学,判别文学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最见作家的功力。莫言就曾经说过,对他来说,写故事是不难的,是最简单的,但要想写一篇在语言上有创新,有突破的一千字的文章,他要用尽平生所学。在语言上当代作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行文学语言研究尤显重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领域您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除了文学语言,你觉得您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还做了哪些工作?
高玉:我做得比较杂。在现代当代文学里面,除了文学语言问题,我还非常关心文学史的问题。对于文学史的客观性问题,文学史的真实性问题,文学史的研究范围问题,哪些文学应该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视域,这些问题我都有些思考。我最近有本30多万字的论文集快出版了,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在这本书中,文学史的模式问题,教材编写问题,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纳入文学史的问题,文学史应该怎么处理通俗文学的问题,中外文学关系的问题,翻译文学的问题,再加上文学史的标准问题,我都有讨论。
另外,我还写了一些作品批评。
同时,我觉得文学研究不能人为设限,我主张跨文学研究,也就是打破文学各科的界限,打破文学、历史、哲学的界限,以问题为中心来研究文学。传统的分科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分科带来的问题和弊端也非常多,比如,同一个问题经常被瓜分到各个学科从而被弄得支离破碎。我们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完全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现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学有时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还会人造隔膜,也会损害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
谢文兴:您写过不少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甚至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这就与您倡导的“跨文学研究”的主张有关系吧?
高玉:是的。我以前也讲过,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只关注现当代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学理论基础,熟悉外国文学,了解历史,哲学。没有文学理论基础,很多现当代文学问题是讲不清楚的。很多现当代文学问题,一旦深入研究,进行深层追问,最后都会归结到理论上。为什么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只停留在现象描述上,没有深入,大多都是因为文学理论素养不足。所以,我从事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看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在做的过程中也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追问,最后也写了一些理论文章。
至于为什么做外国文学研究呢?这要从20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讲。从1917年新文学的发生至今,这一百多年来新文学的发生发展都与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就不可能有新文学。新文学从发生发展,都与外国文学有着密切关系。从20年代到30年代、40年代,每一次新文学的突破与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我们在文学上面封闭,这一时间段的文学也比较落后。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文学上开放包容,积极译介、借鉴外国文学,80年代、90年代文学出现大繁荣、大发展,这都与外国文学的冲击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特别是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对我们非常多的作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进程和发展。现在,莫言、余华、阎连科、残雪、麦家等作家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影响,也与外国文学的冲击有很大关系。因此,我认为研究现当代文学,如果不研究外国文学,那么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容易变得浅薄、不深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都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搞不清这个关系,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评判就容易失真,就容易出现判断不准、评价不客观的问题。
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并不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而是在研究現当代文学的过程中追溯到了古代文学,所以也写了一点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章。比如,在研究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必然会追溯到近代文学,必然会涉及到古代文学在近代的转型,而在做文学语言研究,做语言变革、现代汉语研究时又必然会涉及到古代汉语的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我不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而研究古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我是为了研究现当代文学,涉猎到这些方面,就会写一些文章。我的确也写了一些历史方面的文章。文学史本质上是历史嘛!如果对历史不关注,不了解,没有洞见,那么文学史研究也不可能做好。我在做文学史研究的时候,看了很多历史书,在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想法,有想法之后有时就会写点文章。也许我的研究在历史学看来是一些肤浅的皮毛,但对我来说,它可能主要是作为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一种基础,一种前提。
谢文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您既研究好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太触碰的金庸和80后作家,又研究很多人觉得晦涩难懂,不太愿意研究的残雪和卡夫卡。
高玉:前面讲过,我非常关注文学史研究。研究文学史的时候,就要考虑通俗文学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到文学史?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去阅读通俗文学作品,并对通俗文学做出判断。在通俗文学,尤其是武侠小说中,最有名的作家是金庸,在阅读金庸作品的过程中,就需要对金庸有个评判,通过金庸来看通俗文学,并通过通俗文学来判断整个文学史。所以,我研究金庸实际上与我的文学史研究相关。当然,对我而言,金庸这个作家比较特殊,我比较喜欢他,对阅读金庸作品很有兴趣,20世纪90年代金庸小说在大陆大量盗版时,我就乱七八糟地读过,有些还读过几遍。但是,写关于金庸的文章主要还是与我的文学史研究相关。 至于80后文學,现在研究的人已经比较多了,它现在已经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正常范围了。我做80后文学研究也与我的文学史研究相关。80后作家出道的时候,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他们不愿意去看当时属于小孩子的80后作家的作品,他们觉得有失身份,但我那时觉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有必要去看看。于是,就去找80后作家作品来读,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80后作家和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就写了几篇文章,并不多。
而研究残雪属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至于卡夫卡,他对现当代文学,对残雪,对余华,对很多中国当代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做卡夫卡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个案,最初,我研究卡夫卡是想弄清楚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什么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后面就脱离了当代文学,写了不少关于卡夫卡的文章,这是很自然的延伸。很多人都不读卡夫卡,主要是读不懂,但实际上,要把像如残雪这样受卡夫卡影响很大的作家研究清楚,必须对卡夫卡有所研究,有所理解。如果不能理解卡夫卡,那么残雪研究也很难深入。当然,研究卡夫卡和残雪也与我对现代主义文学比较感兴趣有关系。
谢文兴:针对卡夫卡、残雪、现代主义小说的读不懂,您总结出了“反懂”这么一个概念,并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论文学的“非理性”与欣赏的“反懂”性》《论“反懂”的文学欣赏》《〈城堡〉:“反懂”的文本与“反懂”的欣赏》《当代诗歌写作及阅读中的“反懂”性》《论残雪“反懂”的文学观及其写作》《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反懂”写作》等多篇文章,曹顺庆老师认为您总结出的这个概念“很好地解决当代文学欣赏中的一些问题”,“是对文学中晦涩现象的一种新的言说”。您能给我们阐释一下什么是“反懂”吗?
高玉:对于文学欣赏来说,“懂”就是理解和明白作家的表达,明白作家作品的内容,能理解、明白、分析作品的客观价值思想意义。“反懂”就是不能理解,不能明白,反对寻找作者的意图、寻找作品中永恒不变的意义。一般来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是比较好明白,好理解的。而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不好懂的,是“反懂”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的“反懂”或“非懂”问题的讨论由李金发诗歌引发出来的,后来延伸涉及到小说,并因废名小说的“晦涩”成为讨论的焦点。1937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了关于“看不懂”的一组通信,从理论上讨论“懂”与“反懂”或“非懂”的问题。后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现了在文学活动中广泛存在着“反懂”和“非懂”现象,不少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我对它进行了凝练和总结。这个概念对于欣赏非理性和反理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及无中心无主题、晦涩,难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的先锋小说等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谢文兴:您好像还在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手迹?
高玉:我一直对书法,对现代作家的手稿感兴趣。一般来说,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肯定是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相对而言,现代作家手迹研究是现代文学的一个边缘性研究,它不够主体,但现代作家手迹和现代文学关系密切,具有蛮多研究价值。比如,在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中大家都很重视初版本,修改版本,但是初版本从哪儿来?对于现代作家而言,初版本很多都是从他们的手稿中来,严格意义上来说,手稿才是他们的初版本。我们现在的版本研究很多时候都是将研究追踪到第一版,认为第一版就是作家最初的作品。其实不是这样。对于现代作家而言,他们大多在第一版之前还有一个真正的最初的版本。进行手迹研究就把版本向前延伸了。当然,手稿当中也有最初的一个草稿,还有修改誊写稿等。我们看到一部作品,作者内心是怎么想的是看不到的,是没法研究的,从作家的手迹中看,从他们写的文字中,不能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但至少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进入现代作家的手迹世界,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版本的问题,修改的问题,作家的最初的设想等问题,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
谢文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教材层出不穷,但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创新和突破。您也主编过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教材,您觉得您主编的文学史和教材有什么突破?
高玉:大多数现当代文学史和教材都不怎么讲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学,有的文学史和教材这一时段的文学甚至是空白,我主编的文学史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篇幅,用了一章来写,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吧!另外,把新世纪文学纳入教材,我们也是做得比较早的。
谢文兴:如果想做文学语言方面的研究,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高玉:做文学语言研究需要的知识面比较广,不能只读文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翻译,包括文学理论中的话语,都要有所涉猎,有所了解。语言学对很多研究者来说已经比较头疼了,而语言哲学对很多人来说也很难进入,再加上翻译等一系列的问题,应该说,文学语言研究涉及到的一些领域还是比较深奥的。因此,做文学语言研究的过程会比较漫长。
另外,研究文学语言和文学批评不一样,它不能很快出成果。相对来说,文学语言研究进入慢,出成果也会很慢,但是从语言角度来研究文学,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正进入这一领域,学术空间会很大,可以出大成果。
谢文兴:您在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研究的?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高玉:在研究上,很难说有什么成绩,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也不能例外,特别是年青的时候,那时精力充沛,头脑灵活,时间也很充裕,但却做了很多无用功,这是今天深为悔恨的。至于自我评价,我觉得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我自己的发现,一些文章因为是长期思考的结果,所以有一定的深度,但和过去的大家和当代的大家相比,真的是无足轻重。有人写书是为了“传万代”,李泽厚谦虚地说他希望他的书50年内有人读,但理想归理想,事实归事实,假如我的书10年、20年之后还有人记得,还有人说好,那我就满足了。
未来的研究计划就是先把“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手迹研究”这两个课题做完。这两个课题做完以后做什么,目前还说不上来。我最理想的生活是像孙犁一样,每天看书,有什么感想就写在书衣上,最后出几本“书衣文录”,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用来自我欣赏。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高玉:我选择文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写博士论文。读博期间,我本来准备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方面的研究,计划第一部分写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我拿着提纲去找导师黄曼君老师,黄老师看了我的提纲,问我博士论文能不能就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写现代文学如何发生的。我说,我还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可以尝试。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对语言变革,“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30-40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和现代转型,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当然这些问题都比较大,我的结论也比较抽象,需要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应该说,我把文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在此之前我就对文学语言也是很感兴趣并有一些思考,读博士之前,我阅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书,这些书中有不少地方都在谈论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对语言问题感兴趣应该是从读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哲学开始的。
谢文兴:您觉得您的文学语言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高玉:应该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博士论文,当时我受到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在研究中,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在写博士论文之前,我看到大部分的研究都把语言问题限定为文学的形式,也即语言风格,包括修辞、语法以及表达的准确性等问题,这其实是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上讨论问题,这种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但它研究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也是展不开的,深入一点便会进入语言学领域,就是在“抢现代汉语的饭碗”。其实,语言不仅仅只是具有工具性,它还具有思想性、诗性,它还包含着世界观、思维方式等。现实当中,我们很多的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其实也是语言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语言的变革。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进行审视,发现“五四”新文学革命时的白话文变革既是工具的变革,同时也是思想和思维的变革,而现代汉语的确立就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可以说,语言的变革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深层原因,因为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因此,我针对语言变革,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博士毕业后,我可以顺着从语言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思路继续做下去,现代文学中与语言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挖掘。比如,大众语的问题,晚清白话的问题,语言与文字的问题,语言的诗性的问题,翻译语言的问题,还有钱玄同的语言问题,陈独秀的语言问题,现代作家的语言问题,当代作家的语言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我当时觉得继续这样做很难有大的突破。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很多问题进行深层追问最后都是一些语言理论和文学理论问题,于是,我就开始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文学理论。当时国内这一块研究做得最好的是曹顺庆老师,曹老师写的“文论失语”“话语重建”等方面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非常热烈的讨论。于是,我就申请了曹老师的博士后,进入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后我就开始进行话语视角的文学理论研究。在研究中,我重点对“语言”“话语”“现代性”“翻译”“今译”“懂”“反懂”“个人”和“自由”话语、“民族”话语、“诗性”“文学性”“超越”“精确”等进行了审视和考察。在思考和写作中,我运用了话语理论、翻译理论、语境理论等一系列的语言学理论,从话语视角对中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文学理论这一时间持续比较长,大概从2001年一直做到2009年《“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在《“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这本书出版后我也还在持续的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我做了一些相对比较零散的其他研究。
到了2014年左右,我又回过头来重新做文学语言方面的相关研究,这应该是我做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我的研究和以前又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几乎不读语言学界关于语言的著作,语言学家写的著作也几乎不读。2014年以后我读的范围就比较广了,我读了语言学方面的书,比如徐通锵主编的“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我都基本上读了,还读了很多文字方面的著作,还以“清末汉字改革方案文本”为题申请到了一个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课题。关于文字改革的,方言的,语言学概论方面的,王力、高名凯、吕叔湘、周有光、陈望道等人的书我也都在非常认真地阅读。语言哲学方面遇到有新的书,我也在读。从2014年至今,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我对清末汉字汉语变革方案与国语建设、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的传承和新变、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品格、中国当代文学语言优势、文学研究语言的本体性、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文字起源、汉字简化、当代知识分子的语文问题、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我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第二阶段主要从语言的角度研文学究理论的话,那么第三个阶段我主要做的就是从语言角度把研究文学和研究文学理论结合起来,在更宏观的视野中进行文学研究。
谢文兴:语言学,语言哲学也研究研究语言,您觉得您的研究和语言学、语言哲学的研究有何不同?
高玉:这个问题这样说吧!我不是研究语言学,很多人误解了。我写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很多学校语言学专业把它列为参考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不是研究语言的,我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当然也必然涉及到语言学的问题,但这不是我的本意。也就是说,我落脚的地方不是语言,是文学。文学才是我研究的归结点。我的基本意思很简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怎么体现出文学的艺术性?文学要表达思想,语言是怎么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学也研究文学,但是他们研究的是文学的修辞,词语、表达、风格等,他们研究的归结点是语言问题,文学在他们那里是语料,这和我的研究是完全相反的。语言哲学研究语言是研究语言在哲学中间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也就是西方说的所有的哲学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因此,语言哲学它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但是,我的研究是充分借鉴了语言哲学的成果,也充分借鉴了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学界在词语,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成果。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曾非常认真地研读过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语言学界的一些“另类”著作比如汉字本位观、汉语“字思维”的著作也对我有影响。另外,翻译、翻譯理论对我也影响比较大,我通读很多翻译文学史、翻译理论史、翻译理论的著作,比如奈达的书对我影响很大。 谢文兴:您写的《论“两种外国文学”》《翻译本质二层次论》《近80年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检讨》 《鲁迅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前
景》《翻译文学: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性》《“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等文章,可能就与翻译对您的影响有关。
高玉:是的。翻译问题本质上就是个语言问题。关于翻译文学有很多争论,比如,翻译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究竟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谢天振、赵稀方等人提出翻译文学应该算是中国文学,这是很有道理的。外国文学作品经过汉译后,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读者,流通范围等都发生了改变。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旦翻译成中文后,它除了原版权没有变化外,语音改变了,文字由英文变成了中文,读者由西方读者变成了中国读者,流通范围等也都发生了变化和转移。当翻译后的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流通后,我们面对的文本是汉语的,评论和阅读也是汉语的,我们谈论莎士比亚也多是以汉语的形式进行的,我们甚至感觉莎士比亚好像在用汉语写作,是在用中文进行表述,我们对它的思想内容、艺术性等的感知也大多是以中文的形态进行的。应该说,通过翻译文学,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文化而不是外国文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翻译文学毕竟来源于另外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外国性,它应该是一种既不同于原语外国文学又不同于我们本土传统文学的第三种文学。翻译文学和原语外国文学不同,就是因为翻译的本质特点和更为深层的语言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我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鲁迅是无法绕过,也是无法回避的。在研究中,我发现大多数研究者盯着鲁迅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进行研究,而对鲁迅的文学翻译不够重视。其实,鲁迅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在文学翻译上。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紧密,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更有非常丰富的翻译经验和翻译实践,但学界对鲁迅的文学翻译却研究得非常少,对鲁迅的文学翻译不太重视。
另外,我在思考翻译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时,发现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翻译文学具有异质性,对中国本土文学造成冲击,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但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对翻译文学进行了同化,促进了翻译文学的民族化。从语言學的角度来看,翻译是技术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在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但是,在思想或思维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翻译在技术上可以“等值”或“等效”,但是在文化上则不可能“等值”或“等效”的。我把这一系列的思考写出来,就是你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章。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但有的研究比较抽象,比较空泛。其实,我觉得如果从语言视角切入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是具有开拓性的,是能做出新东西来的。
谢文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多种视角,多种方法,您觉得从语言视角切入,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和突破?
高玉:文学语言研究是近20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最大的突破。从语言来研究文学有个大的背景,就是哲学领域所说的“语言论转向”,这对文学、历史、文学理论的影响都非常大。哲学的很多问题都是语言问题,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哲学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在研究方法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当然,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等领域这些年也有不少新的东西,但总的来说,突破没有从语言视角来研究大。这几年,国家课题、国家重大课题,每年都有与语言相关的,并且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多很重要的成果。从语言视角来研究现当代文学产生的成果是比较纯正的。从语言视角对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的空间还比较大。
谢文兴: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网络的影响,我们的语言也受到了网络语言的影响。现在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您是怎样看待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冲击和影响的?
高玉:网络语言这个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什么是网络语言?什么是纸质出版物语言?什么是非网络语言?我们不能把网络上使用的就称为网络语言,图书上使用的语言就称为图书语言,报纸上使用的就叫做报纸语言,新闻上使用的就叫做新闻语言,肯定不能这样说!很多时候语言是以复杂的形态出现的。报纸语言也可能出现在网络上,网络语言也可能出现在报纸上。网络是一个平台,所谓网络语言是非常宽泛的。在新媒体时代,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表现在网上。
网络对语言是具有颠覆性的,从单个的词语到表述,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表述上,传统纸质媒体的标题一般都比较短小,甚至还有一定的字数限制。而网络上的标题为了吸引人,可以变得比较长,还出现标点、符号,整个标题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另外,网络传播太快,传播太快的东西有个特点就是容易快而不精。因此,网络语言粗制滥造太多,错别字迭出,使用的错误用法很多,主体词乱用情况也很多,误用也很多。还有一些很原本表意清晰的词,通过网络变得很紊乱、很复杂。
整体来看,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语言发展迅猛,冲击了现代汉语,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正在发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的一些书面语,甚至很正统的语言表述中的很多词语,表述方式最初是从网络上来的,从这个层面来说,网络语言为我们的文学语言增添了新的质素;另一方面,网络语言当中存在着不少暴力、粗鄙、下流、杂芜的语言。有一些语言,从网络产生,只在网络上使用,杂志、报刊、新闻、传媒都不使用,不能进入报纸、期刊、新闻、书本的语言肯定是有问题的语言。汉语是非常精微、优雅的语言,这些网络用语的引入会降低汉语的品质。
当代纯文学作家中,20世纪40-70年代出生,甚至8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他们在创作中大多都比较注重语言问题,在抵制网络语言方面大多做得比较好。但是,85后和再往后的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网络语言。这些作家在语言上和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他们的用语和传统优雅纯洁的现代汉语也很不一样。当然,语言要发展,文学要发展,需要广泛吸收各种语言。但网络语言对未来的文学,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它对文学的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当代的不少年轻作家,他们的语言拉杂啰嗦,表达不精练、不准确、不纯洁、不高雅,书动辄就是大部头,写得很长,这其中就有网络带来的问题,这肯定是当代文学将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网络上,很多语言已经被异化、被污染了。其他语言被污染了,后果不一定有多严重,但文学语言一定不能被污染,文学语言被污染了后果会很严重,影响会很大。在以前,标准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文学语言是最纯洁,最高雅的语言。现在文学的语言正在变得粗鄙、低俗,这将影响现代汉语的品质。文学语言被污染不仅会对文学造成伤害,也会对语言造成伤害,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谢文兴:您觉得当代作家在语言上有哪些大的变化?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高玉: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的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语言的发展是最为迟缓的。也就是说,文学的形式,内容可以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语言变化起来是很缓慢的。你看,我们古代3000多年的语言基本是维持不变的,而现代文学从发生发展至今,在语言上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拿20世纪60-70年代文学来说,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低谷,大家对它的评价都不高,认为当时文化、文学都出现了不少问题。60-70年代文学在文学性,审美性,创新性等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那时的文学语言还是标准的。现在去阅读那个时期的小说,这些小说也许内容,叙事等方面有问题,但是它们的语言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受西方语言、网络语言的影响,语言发展变化很快。在信息化时代,语言、方言、民间口语都出现了很大的的变化,这是好事,时代在发展,语言在发展,文学语言也肯定要发展,我们应该肯定它。但是,面对多样化的、复杂的语言,当代作家在创作中还是应该讲究语言的高雅、纯正、规范、精炼,不能不讲语法,随意捏造,也不能表达不完整。
谢文兴:是的。语言问题确实是当代作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欣赏文学,判别文学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最见作家的功力。莫言就曾经说过,对他来说,写故事是不难的,是最简单的,但要想写一篇在语言上有创新,有突破的一千字的文章,他要用尽平生所学。在语言上当代作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行文学语言研究尤显重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领域您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除了文学语言,你觉得您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还做了哪些工作?
高玉:我做得比较杂。在现代当代文学里面,除了文学语言问题,我还非常关心文学史的问题。对于文学史的客观性问题,文学史的真实性问题,文学史的研究范围问题,哪些文学应该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视域,这些问题我都有些思考。我最近有本30多万字的论文集快出版了,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在这本书中,文学史的模式问题,教材编写问题,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纳入文学史的问题,文学史应该怎么处理通俗文学的问题,中外文学关系的问题,翻译文学的问题,再加上文学史的标准问题,我都有讨论。
另外,我还写了一些作品批评。
同时,我觉得文学研究不能人为设限,我主张跨文学研究,也就是打破文学各科的界限,打破文学、历史、哲学的界限,以问题为中心来研究文学。传统的分科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分科带来的问题和弊端也非常多,比如,同一个问题经常被瓜分到各个学科从而被弄得支离破碎。我们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完全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现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学有时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还会人造隔膜,也会损害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
谢文兴:您写过不少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甚至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这就与您倡导的“跨文学研究”的主张有关系吧?
高玉:是的。我以前也讲过,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只关注现当代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学理论基础,熟悉外国文学,了解历史,哲学。没有文学理论基础,很多现当代文学问题是讲不清楚的。很多现当代文学问题,一旦深入研究,进行深层追问,最后都会归结到理论上。为什么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只停留在现象描述上,没有深入,大多都是因为文学理论素养不足。所以,我从事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看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在做的过程中也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追问,最后也写了一些理论文章。
至于为什么做外国文学研究呢?这要从20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讲。从1917年新文学的发生至今,这一百多年来新文学的发生发展都与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就不可能有新文学。新文学从发生发展,都与外国文学有着密切关系。从20年代到30年代、40年代,每一次新文学的突破与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我们在文学上面封闭,这一时间段的文学也比较落后。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文学上开放包容,积极译介、借鉴外国文学,80年代、90年代文学出现大繁荣、大发展,这都与外国文学的冲击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特别是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对我们非常多的作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进程和发展。现在,莫言、余华、阎连科、残雪、麦家等作家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影响,也与外国文学的冲击有很大关系。因此,我认为研究现当代文学,如果不研究外国文学,那么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容易变得浅薄、不深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都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搞不清这个关系,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评判就容易失真,就容易出现判断不准、评价不客观的问题。
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并不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而是在研究現当代文学的过程中追溯到了古代文学,所以也写了一点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章。比如,在研究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必然会追溯到近代文学,必然会涉及到古代文学在近代的转型,而在做文学语言研究,做语言变革、现代汉语研究时又必然会涉及到古代汉语的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我不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而研究古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我是为了研究现当代文学,涉猎到这些方面,就会写一些文章。我的确也写了一些历史方面的文章。文学史本质上是历史嘛!如果对历史不关注,不了解,没有洞见,那么文学史研究也不可能做好。我在做文学史研究的时候,看了很多历史书,在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想法,有想法之后有时就会写点文章。也许我的研究在历史学看来是一些肤浅的皮毛,但对我来说,它可能主要是作为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一种基础,一种前提。
谢文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您既研究好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太触碰的金庸和80后作家,又研究很多人觉得晦涩难懂,不太愿意研究的残雪和卡夫卡。
高玉:前面讲过,我非常关注文学史研究。研究文学史的时候,就要考虑通俗文学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到文学史?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去阅读通俗文学作品,并对通俗文学做出判断。在通俗文学,尤其是武侠小说中,最有名的作家是金庸,在阅读金庸作品的过程中,就需要对金庸有个评判,通过金庸来看通俗文学,并通过通俗文学来判断整个文学史。所以,我研究金庸实际上与我的文学史研究相关。当然,对我而言,金庸这个作家比较特殊,我比较喜欢他,对阅读金庸作品很有兴趣,20世纪90年代金庸小说在大陆大量盗版时,我就乱七八糟地读过,有些还读过几遍。但是,写关于金庸的文章主要还是与我的文学史研究相关。 至于80后文學,现在研究的人已经比较多了,它现在已经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正常范围了。我做80后文学研究也与我的文学史研究相关。80后作家出道的时候,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他们不愿意去看当时属于小孩子的80后作家的作品,他们觉得有失身份,但我那时觉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有必要去看看。于是,就去找80后作家作品来读,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80后作家和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就写了几篇文章,并不多。
而研究残雪属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至于卡夫卡,他对现当代文学,对残雪,对余华,对很多中国当代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做卡夫卡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个案,最初,我研究卡夫卡是想弄清楚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什么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后面就脱离了当代文学,写了不少关于卡夫卡的文章,这是很自然的延伸。很多人都不读卡夫卡,主要是读不懂,但实际上,要把像如残雪这样受卡夫卡影响很大的作家研究清楚,必须对卡夫卡有所研究,有所理解。如果不能理解卡夫卡,那么残雪研究也很难深入。当然,研究卡夫卡和残雪也与我对现代主义文学比较感兴趣有关系。
谢文兴:针对卡夫卡、残雪、现代主义小说的读不懂,您总结出了“反懂”这么一个概念,并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论文学的“非理性”与欣赏的“反懂”性》《论“反懂”的文学欣赏》《〈城堡〉:“反懂”的文本与“反懂”的欣赏》《当代诗歌写作及阅读中的“反懂”性》《论残雪“反懂”的文学观及其写作》《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反懂”写作》等多篇文章,曹顺庆老师认为您总结出的这个概念“很好地解决当代文学欣赏中的一些问题”,“是对文学中晦涩现象的一种新的言说”。您能给我们阐释一下什么是“反懂”吗?
高玉:对于文学欣赏来说,“懂”就是理解和明白作家的表达,明白作家作品的内容,能理解、明白、分析作品的客观价值思想意义。“反懂”就是不能理解,不能明白,反对寻找作者的意图、寻找作品中永恒不变的意义。一般来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是比较好明白,好理解的。而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不好懂的,是“反懂”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的“反懂”或“非懂”问题的讨论由李金发诗歌引发出来的,后来延伸涉及到小说,并因废名小说的“晦涩”成为讨论的焦点。1937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了关于“看不懂”的一组通信,从理论上讨论“懂”与“反懂”或“非懂”的问题。后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现了在文学活动中广泛存在着“反懂”和“非懂”现象,不少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我对它进行了凝练和总结。这个概念对于欣赏非理性和反理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及无中心无主题、晦涩,难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的先锋小说等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谢文兴:您好像还在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手迹?
高玉:我一直对书法,对现代作家的手稿感兴趣。一般来说,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肯定是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相对而言,现代作家手迹研究是现代文学的一个边缘性研究,它不够主体,但现代作家手迹和现代文学关系密切,具有蛮多研究价值。比如,在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中大家都很重视初版本,修改版本,但是初版本从哪儿来?对于现代作家而言,初版本很多都是从他们的手稿中来,严格意义上来说,手稿才是他们的初版本。我们现在的版本研究很多时候都是将研究追踪到第一版,认为第一版就是作家最初的作品。其实不是这样。对于现代作家而言,他们大多在第一版之前还有一个真正的最初的版本。进行手迹研究就把版本向前延伸了。当然,手稿当中也有最初的一个草稿,还有修改誊写稿等。我们看到一部作品,作者内心是怎么想的是看不到的,是没法研究的,从作家的手迹中看,从他们写的文字中,不能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但至少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进入现代作家的手迹世界,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版本的问题,修改的问题,作家的最初的设想等问题,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
谢文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教材层出不穷,但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创新和突破。您也主编过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教材,您觉得您主编的文学史和教材有什么突破?
高玉:大多数现当代文学史和教材都不怎么讲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学,有的文学史和教材这一时段的文学甚至是空白,我主编的文学史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篇幅,用了一章来写,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吧!另外,把新世纪文学纳入教材,我们也是做得比较早的。
谢文兴:如果想做文学语言方面的研究,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高玉:做文学语言研究需要的知识面比较广,不能只读文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翻译,包括文学理论中的话语,都要有所涉猎,有所了解。语言学对很多研究者来说已经比较头疼了,而语言哲学对很多人来说也很难进入,再加上翻译等一系列的问题,应该说,文学语言研究涉及到的一些领域还是比较深奥的。因此,做文学语言研究的过程会比较漫长。
另外,研究文学语言和文学批评不一样,它不能很快出成果。相对来说,文学语言研究进入慢,出成果也会很慢,但是从语言角度来研究文学,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正进入这一领域,学术空间会很大,可以出大成果。
谢文兴:您在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研究的?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高玉:在研究上,很难说有什么成绩,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也不能例外,特别是年青的时候,那时精力充沛,头脑灵活,时间也很充裕,但却做了很多无用功,这是今天深为悔恨的。至于自我评价,我觉得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我自己的发现,一些文章因为是长期思考的结果,所以有一定的深度,但和过去的大家和当代的大家相比,真的是无足轻重。有人写书是为了“传万代”,李泽厚谦虚地说他希望他的书50年内有人读,但理想归理想,事实归事实,假如我的书10年、20年之后还有人记得,还有人说好,那我就满足了。
未来的研究计划就是先把“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手迹研究”这两个课题做完。这两个课题做完以后做什么,目前还说不上来。我最理想的生活是像孙犁一样,每天看书,有什么感想就写在书衣上,最后出几本“书衣文录”,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用来自我欣赏。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