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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发展叫“伪发展”，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大跃进”。中国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曾经夸夸其谈“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但是，伪发展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年过节献礼，却会引发日常饥荒。“世界奇迹”虚名之下，暗藏埋伏危机大祸。
大跃进是伪发展
大跃进式的“发展”，为什么会酿成社会灾难？根本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缺乏人本价值、公共理性和责任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跃进”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急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和经济重工业化。
在“社会主义高潮”和“大跃进”的高压下，地方干部把谎报经济数字的政绩虚构，当作维持地位的手段。结果，集体化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重工业化资本积累，事实上剥夺农民的口粮，“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民众流动就食，最终酿成了漫山遍野铁炉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
尤其令人痛心者，尽管彭德怀试图在庐山会议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尽管刘少奇试图通过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有所反省，最终都被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摧毁了。至今，大跃进及其衍生的庐山会议斗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细节，仍然模糊不清。
历史悲剧“真相”难明，“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受到称颂。历史学术荒废，造成经验教训认知缺失，政治推动经济形式主义增长的国家结构，是大跃进模式在高技术时代复活的前提。
民生缺位失误多
在京沪高铁通车前，一位曾经位居铁道部高层的高铁工程专家说：从八十年代末考虑搞高铁，“经过不必要的折腾和波折太多了”；引进高铁之后，“铁路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核心研发能力却没有”。
有一位部长要求“什么都要世界第一”，他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如此“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设计，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人们看到的是什么？2007年4月，中国“D字头”动车组列车，进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乐部，铁道部新闻宣传官动情讲述：“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干线动车组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的车速像风一样快。现在，中国生产的“和谐号”动车组的速度，比12级台风还要快，它的速度每秒达到了56米，12级台风每秒是32.6米。”简直是人间奇迹。
如此的“人间奇迹”、“世界水平”论，颂歌自赞、祭告献礼法，正是经典的大跃进话语模式和政治经济学特征。事实证明，中国经济重复着民生缺位的错误：在工业化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消费短缺即饿死，在高技术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安全短缺即消费死。
如今，人类工业史上最古老、安全经验最丰富、规章制度最易懂的采矿业，在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行业。矿难频发，本身就表明技术和管理的失败。低公共性、低制度化、低专业精神、低知识水平、高权力滥用，导致民生缺位失误多。
重在责任真发展
基于强国信念、政绩目标的政治化，带来一时的GDP统计增长，安全短缺对社会系统协调发育、创造能力健全成长的真发展，构成致命打击。GDP冒进而文明价值缺失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伪发展。
怎样才会有真发展？没有责任政治的前提，人本价值无法确立，公共理性无以生成，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浪费与贪污，“发展”的结果不是两极分化，就是规模性非正常死亡。1951年，刘少奇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作为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不能把现实的大跃进式“发展”灾难，笼统归咎于制度问题，淹没于宏大历史叙事；锲而不舍地追究每个灾难的真相细节、所有涉案个人的法律责任，才能积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变，加速实现责任政治质变的进程。
除了责任政治的国家制度前提，后进国家要实现真发展，还须研究世界发展史，为探索避开“依附陷阱”的发展道路，寻求知识武装。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重视：以新干线高速铁路为代表的民族技术培育，是成功的真发展；以核电站为代表的高技术引进，是失败的伪发展。
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国土破坏、经济损失、国民健康伤害和国际核污染扩散，证明了所谓核电是最清洁、最经济能源的谎言性质。菅直人首相顾及到国民多数越来越强烈的反核意愿，终于在福岛核事故四个月之后，举起了“脱核电依存”的旗帜，表现出承认失败、改弦更张的勇气。
他山之石可借鉴
为什么有这种勇气？可以从战后日本的核电发展史、耻辱的日美关系史来理解。日本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前后，从美国的国家档案中，译解了日美核技术关系的资料。
占领时期，美国禁止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日本仍有政治家渴望通过原子能实现强国梦。随着苏联的核武器研发跟进美国水平，带来了核技术扩散的趋势，美国开始主张原子能“和平利用”来保持道义话语的主导权和技术输出的主动权。
1954年3月，太平洋氢弹爆炸试验，造成日本渔民受害，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反战、反核、反美运动，导致日本脱离西方阵营，认为核技术合作是对日本的“最好治疗法”，遂加速推进了相关的知识、技术输出。
当时的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企图利用发展原子能实现“首相梦”，不惜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日本操纵舆论，向国民灌输“核能神奇”、“核能技术安全”的空气；他作为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长，不顾学术界关于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符合国情的自主开发等意见，急速引进核电站、扩张核产业。
美国不仅从日本的依附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国际政治权力，技术输出还隐藏着惊人的欺骗。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60年代开发的反应堆，设计反应堆的一位技术专家说：他在1975年就认识到有设计缺陷，提出过停止运转，岂料遭到上司制止，理由是“如果不让其继续运转，公司的反应堆就卖不出去了”。
高技术有高风险
1976年，他辞职后，曾就反应堆的结构缺陷及其危险性在国会作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指出同样的问题，通用公司才采取补救措施。这位专家认为：从福岛核电站情况来看，“即使采取补救措施，但基本设计没变，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
可见，无论是美国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商业投机，还是日本迷信引进导致依附，更兼政治家、企业家的权力，利益欲望压倒安全责任的鬼使神差，核电站变成“另类原子弹”在所难免。
最近，日本内阁官房参与田坂广志（原子能专业学者）在回答菅直人首相的“脱核电依存”问题时说：“我曾经认为日本的原子能安全技术是世界最高水平。不过，世界多数核事故缘于人的、组织的和制度性原因，并非技术性原因。”他明确反对追求经济目的，忽视安全信赖的核电及其技术输出，主张发展天然能源。
设备可复制，培育高技术的人、组织、制度等文化条件怎么复制？操作易学会，能否掌握原理、系统的解析和控制？高技术引进，具有体制上的高依附性、安全上的高风险性特征。核技术引进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伪发展，日本承认失败了。试想，如果继续唱“核电不可脱离”的老调，再发生一次事故，还有什么面目以对国民？
社会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是形成民族国家的条件，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入口。没有责任政治，任何发展的努力，都会加剧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风险，安全事故不过是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一种表征而已。现在，高技术大跃进的惨祸，无可挽回地发生了，那种摹仿“三年自然灾害”的“暴雨雷击”式解释，立刻遭到舆论反驳和普遍拒绝，政府的责任承诺，不得不被强化到国家政治信用的高度。这些努力，如能逐步压缩谎言再生产的权力空间，中国才有真改革、真发展。
大跃进是伪发展
大跃进式的“发展”，为什么会酿成社会灾难？根本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缺乏人本价值、公共理性和责任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跃进”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急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和经济重工业化。
在“社会主义高潮”和“大跃进”的高压下，地方干部把谎报经济数字的政绩虚构，当作维持地位的手段。结果，集体化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重工业化资本积累，事实上剥夺农民的口粮，“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民众流动就食，最终酿成了漫山遍野铁炉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
尤其令人痛心者，尽管彭德怀试图在庐山会议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尽管刘少奇试图通过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有所反省，最终都被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摧毁了。至今，大跃进及其衍生的庐山会议斗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细节，仍然模糊不清。
历史悲剧“真相”难明，“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受到称颂。历史学术荒废，造成经验教训认知缺失，政治推动经济形式主义增长的国家结构，是大跃进模式在高技术时代复活的前提。
民生缺位失误多
在京沪高铁通车前，一位曾经位居铁道部高层的高铁工程专家说：从八十年代末考虑搞高铁，“经过不必要的折腾和波折太多了”；引进高铁之后，“铁路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核心研发能力却没有”。
有一位部长要求“什么都要世界第一”，他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如此“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设计，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人们看到的是什么？2007年4月，中国“D字头”动车组列车，进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乐部，铁道部新闻宣传官动情讲述：“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干线动车组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的车速像风一样快。现在，中国生产的“和谐号”动车组的速度，比12级台风还要快，它的速度每秒达到了56米，12级台风每秒是32.6米。”简直是人间奇迹。
如此的“人间奇迹”、“世界水平”论，颂歌自赞、祭告献礼法，正是经典的大跃进话语模式和政治经济学特征。事实证明，中国经济重复着民生缺位的错误：在工业化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消费短缺即饿死，在高技术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安全短缺即消费死。
如今，人类工业史上最古老、安全经验最丰富、规章制度最易懂的采矿业，在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行业。矿难频发，本身就表明技术和管理的失败。低公共性、低制度化、低专业精神、低知识水平、高权力滥用，导致民生缺位失误多。
重在责任真发展
基于强国信念、政绩目标的政治化，带来一时的GDP统计增长，安全短缺对社会系统协调发育、创造能力健全成长的真发展，构成致命打击。GDP冒进而文明价值缺失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伪发展。
怎样才会有真发展？没有责任政治的前提，人本价值无法确立，公共理性无以生成，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浪费与贪污，“发展”的结果不是两极分化，就是规模性非正常死亡。1951年，刘少奇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作为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不能把现实的大跃进式“发展”灾难，笼统归咎于制度问题，淹没于宏大历史叙事；锲而不舍地追究每个灾难的真相细节、所有涉案个人的法律责任，才能积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变，加速实现责任政治质变的进程。
除了责任政治的国家制度前提，后进国家要实现真发展，还须研究世界发展史，为探索避开“依附陷阱”的发展道路，寻求知识武装。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重视：以新干线高速铁路为代表的民族技术培育，是成功的真发展；以核电站为代表的高技术引进，是失败的伪发展。
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国土破坏、经济损失、国民健康伤害和国际核污染扩散，证明了所谓核电是最清洁、最经济能源的谎言性质。菅直人首相顾及到国民多数越来越强烈的反核意愿，终于在福岛核事故四个月之后，举起了“脱核电依存”的旗帜，表现出承认失败、改弦更张的勇气。
他山之石可借鉴
为什么有这种勇气？可以从战后日本的核电发展史、耻辱的日美关系史来理解。日本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前后，从美国的国家档案中，译解了日美核技术关系的资料。
占领时期，美国禁止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日本仍有政治家渴望通过原子能实现强国梦。随着苏联的核武器研发跟进美国水平，带来了核技术扩散的趋势，美国开始主张原子能“和平利用”来保持道义话语的主导权和技术输出的主动权。
1954年3月，太平洋氢弹爆炸试验，造成日本渔民受害，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反战、反核、反美运动，导致日本脱离西方阵营，认为核技术合作是对日本的“最好治疗法”，遂加速推进了相关的知识、技术输出。
当时的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企图利用发展原子能实现“首相梦”，不惜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日本操纵舆论，向国民灌输“核能神奇”、“核能技术安全”的空气；他作为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长，不顾学术界关于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符合国情的自主开发等意见，急速引进核电站、扩张核产业。
美国不仅从日本的依附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国际政治权力，技术输出还隐藏着惊人的欺骗。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60年代开发的反应堆，设计反应堆的一位技术专家说：他在1975年就认识到有设计缺陷，提出过停止运转，岂料遭到上司制止，理由是“如果不让其继续运转，公司的反应堆就卖不出去了”。
高技术有高风险
1976年，他辞职后，曾就反应堆的结构缺陷及其危险性在国会作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指出同样的问题，通用公司才采取补救措施。这位专家认为：从福岛核电站情况来看，“即使采取补救措施，但基本设计没变，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
可见，无论是美国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商业投机，还是日本迷信引进导致依附，更兼政治家、企业家的权力，利益欲望压倒安全责任的鬼使神差，核电站变成“另类原子弹”在所难免。
最近，日本内阁官房参与田坂广志（原子能专业学者）在回答菅直人首相的“脱核电依存”问题时说：“我曾经认为日本的原子能安全技术是世界最高水平。不过，世界多数核事故缘于人的、组织的和制度性原因，并非技术性原因。”他明确反对追求经济目的，忽视安全信赖的核电及其技术输出，主张发展天然能源。
设备可复制，培育高技术的人、组织、制度等文化条件怎么复制？操作易学会，能否掌握原理、系统的解析和控制？高技术引进，具有体制上的高依附性、安全上的高风险性特征。核技术引进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伪发展，日本承认失败了。试想，如果继续唱“核电不可脱离”的老调，再发生一次事故，还有什么面目以对国民？
社会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是形成民族国家的条件，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入口。没有责任政治，任何发展的努力，都会加剧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风险，安全事故不过是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一种表征而已。现在，高技术大跃进的惨祸，无可挽回地发生了，那种摹仿“三年自然灾害”的“暴雨雷击”式解释，立刻遭到舆论反驳和普遍拒绝，政府的责任承诺，不得不被强化到国家政治信用的高度。这些努力，如能逐步压缩谎言再生产的权力空间，中国才有真改革、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