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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阿嬷》一书是两位客家姐妹情深的代表作，也是客家农村女性风貌变化的象征。多年前年过七十、大字不识的刘贤妹，报名参加村落里识字班，从注音符号开始学习认字、读报，由此开始了全然不同的旅程。
刘贤妹，和所有阿嬷（老奶奶）一样，途经旧时代，从父权中走来，几乎目不识丁，生活中只有劳动、田事、家事、生养子女，平日生活是在槟榔和菜蔬水果间反复。
七十岁那年她走进补习学校，学ㄅㄆㄇ（一种注音符号，对应拼音里的bpm）、学ABC，还用email联系亲友。她用一年的国语基础，翻烂了一本字典，在电脑上敲下艰辛却甘之如饴的一生。
村子里的人都叫她“阿坤婶”，原以为从新竹客家村嫁到南部客家山村，就是生命的全部。对文字陌生，对写作外行的阿嬷，一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时，初稿就誊写了三次。当台风来袭，溪水暴涨时，阿嬷还带着这本手稿跟村民疏散。到了最后，在一字一句敲入电脑时，阿嬷才知道要分段落、加标点。
一波三折的出书过程没有打败阿嬷。这本阿嬷自己印的自传，初印25本手工本，为家人收藏用。后宝瓶文化主动接洽出书，成为当年风云出版品。首辑《阿嬷的一生》从日治时代的流离童年、被管制得像苦闷的笼中鸟，写到受摆布出嫁变成内山媳妇，南下高雄开山辟地、重建家园；第二辑是《山居笔记》二十一篇，充满山居生活的写真纪实。
作品中往往是作者想到什么写什么，素人作家的阿嬷，运用所知有限的语汇重现记忆，没有过多修饰语言，却有着贴切生动的画面。《流离岁月》写兄弟姊妹不敢和爸爸一起用餐，她先夹一些菜在碗，还想舀点汤，“明明看到碗公里有一支汤匙”就拿起来盛汤，结果没看清楚，“原来是一只鸭头，剖成一半，鸭嘴朝下，看起来还真像一支汤匙”。类此实际生活的糗事情趣，都是来自土地的生活趣味。《傻工人》写砍草碰到野蜂，一位男工来不及跑远，“干脆趴下去用草盖头，屁股翘翘，顾头不顾尾，不怕野蜂叮屁股，大家都笑死了”。尽是农村生活野趣。
书中也率道出刘贤妹苦尽甘来的人生，例如写到小时候捡到一角，赶快买冰来吃，童伴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还原那时代物资缺乏的窘境，有冰大家舔的困苦年岁；还写到她先生阿坤年轻时很强壮，一担能挑起一百六十斤重，上山替人挑担赚外快，却怕农药有毒不敢喷，她只好背起农药筒自己喷洒。走进芋田，芋叶高过头，踮起脚尖喷农药，全身酸痛极了，回家忍着不吭一声，客家农妇的韧性与进取，在字里行间流露。
当她开始提笔写下生命故事时，守在她身边的妹妹（笔名六月）、长期笔耕的散文作家刘菊英，常常在博客上推荐大姐的作品，甚至推荐到报社副刊，是《内山阿嬷》一书的推手。六月写的《在山坳里点亮的生命》一文中提到这位大她十一岁的大姐，文中尽是怜惜：“山居生活非常艰苦，没水没电，用水都要一担担从山沟中挑来用，又是个有十几口人丁的大家庭，要煮来吃，要种菜、采茶，每天日子都过得团团转。大姊虽心中有些不甘，所幸大姊乐天知命的个性，让她了悟自怨自艾于事无补，只有尽自己所能，扮演好为人妇相夫教子的角色。大姊也很善待夫家的人，她见招赘的大姑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的，看不过去，把自己仅有的几块嫁妆布料，拿出来为她们缝制新衣，难得穿新衣的孩子，个个乐得手舞足蹈，大姊看了也高兴。大姊就是这么个善良的女子。”
“大姊育有三个子女，期间大概操持农事家事太累了，大姊曾流产过几次。住在深山内，生产过程更是险象环生。其中最‘耸动’惊险的一次是，生第三胎时，因胎位不正，到镇上一间妇科诊所就诊，医生在医疗设备不足下，仍‘勉力’为大姊动刀做剖腹生产。没有打麻醉针，只在肚皮上抹抹麻药就下刀，被‘五花大绑’的大姊虽痛得哇哇叫，也只能任由大夫‘宰割’。那回能捡回母女的命，真是万幸，大姊直念‘阿弥陀佛’，说是菩萨保佑，老天保佑她这个憨人。”
“大姊一家后来便在南部六龟大津村的望山脚下定居下来，开山辟地，重建家园。一家五口因此又重归山林，期间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五十年的山居岁月转眼过去，一路走来，她始终抱着奋进不懈的精神，不轻易向命运低头，向贫困说‘不’！而她也做到了，从一贫如洗，到如今生活略有余裕的境地。”
刘贤妹走过辛苦的大半生，文字简单朴拙的描写，成了那年的畅销书，各大媒体追逐焦点，一路从电视台到报章刊物专访不断，她的妹妹六月就成了经纪人，一路陪着姐姐上节目接受采访。
台湾社会底层有许多类似故事，这些年在社区、大学与成长团体中都开设有生命写作课程，鼓励了许多素人作家不断出现，如“外台会”即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许多女性成长记忆；台湾坊间也常有个人回忆录的出版流通。《内山阿嬷》问世，代表着台湾的一个世代，所引起话题不外是大家在文字中感受到客家女性共同的生命。而且客家女性为主体的书写引人入胜，文字中让人读到艰忍、毅力，让乐天知命的态度与客家山村的野趣一一呈现。
在昔日台湾客家大老作品从钟理和到钟肇政、吴浊流、李乔，一路到客家女性作家谢霜天与黄娟等前辈的书写中，曾让客家女性面貌留下深刻印象，但《内山阿嬷》是客家女性素人创作的第一本书！
刘贤妹，和所有阿嬷（老奶奶）一样，途经旧时代，从父权中走来，几乎目不识丁，生活中只有劳动、田事、家事、生养子女，平日生活是在槟榔和菜蔬水果间反复。
七十岁那年她走进补习学校，学ㄅㄆㄇ（一种注音符号，对应拼音里的bpm）、学ABC，还用email联系亲友。她用一年的国语基础，翻烂了一本字典，在电脑上敲下艰辛却甘之如饴的一生。
村子里的人都叫她“阿坤婶”，原以为从新竹客家村嫁到南部客家山村，就是生命的全部。对文字陌生，对写作外行的阿嬷，一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时，初稿就誊写了三次。当台风来袭，溪水暴涨时，阿嬷还带着这本手稿跟村民疏散。到了最后，在一字一句敲入电脑时，阿嬷才知道要分段落、加标点。
一波三折的出书过程没有打败阿嬷。这本阿嬷自己印的自传，初印25本手工本，为家人收藏用。后宝瓶文化主动接洽出书，成为当年风云出版品。首辑《阿嬷的一生》从日治时代的流离童年、被管制得像苦闷的笼中鸟，写到受摆布出嫁变成内山媳妇，南下高雄开山辟地、重建家园；第二辑是《山居笔记》二十一篇，充满山居生活的写真纪实。
作品中往往是作者想到什么写什么，素人作家的阿嬷，运用所知有限的语汇重现记忆，没有过多修饰语言，却有着贴切生动的画面。《流离岁月》写兄弟姊妹不敢和爸爸一起用餐，她先夹一些菜在碗，还想舀点汤，“明明看到碗公里有一支汤匙”就拿起来盛汤，结果没看清楚，“原来是一只鸭头，剖成一半，鸭嘴朝下，看起来还真像一支汤匙”。类此实际生活的糗事情趣，都是来自土地的生活趣味。《傻工人》写砍草碰到野蜂，一位男工来不及跑远，“干脆趴下去用草盖头，屁股翘翘，顾头不顾尾，不怕野蜂叮屁股，大家都笑死了”。尽是农村生活野趣。
书中也率道出刘贤妹苦尽甘来的人生，例如写到小时候捡到一角，赶快买冰来吃，童伴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还原那时代物资缺乏的窘境，有冰大家舔的困苦年岁；还写到她先生阿坤年轻时很强壮，一担能挑起一百六十斤重，上山替人挑担赚外快，却怕农药有毒不敢喷，她只好背起农药筒自己喷洒。走进芋田，芋叶高过头，踮起脚尖喷农药，全身酸痛极了，回家忍着不吭一声，客家农妇的韧性与进取，在字里行间流露。
当她开始提笔写下生命故事时，守在她身边的妹妹（笔名六月）、长期笔耕的散文作家刘菊英，常常在博客上推荐大姐的作品，甚至推荐到报社副刊，是《内山阿嬷》一书的推手。六月写的《在山坳里点亮的生命》一文中提到这位大她十一岁的大姐，文中尽是怜惜：“山居生活非常艰苦，没水没电，用水都要一担担从山沟中挑来用，又是个有十几口人丁的大家庭，要煮来吃，要种菜、采茶，每天日子都过得团团转。大姊虽心中有些不甘，所幸大姊乐天知命的个性，让她了悟自怨自艾于事无补，只有尽自己所能，扮演好为人妇相夫教子的角色。大姊也很善待夫家的人，她见招赘的大姑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的，看不过去，把自己仅有的几块嫁妆布料，拿出来为她们缝制新衣，难得穿新衣的孩子，个个乐得手舞足蹈，大姊看了也高兴。大姊就是这么个善良的女子。”
“大姊育有三个子女，期间大概操持农事家事太累了，大姊曾流产过几次。住在深山内，生产过程更是险象环生。其中最‘耸动’惊险的一次是，生第三胎时，因胎位不正，到镇上一间妇科诊所就诊，医生在医疗设备不足下，仍‘勉力’为大姊动刀做剖腹生产。没有打麻醉针，只在肚皮上抹抹麻药就下刀，被‘五花大绑’的大姊虽痛得哇哇叫，也只能任由大夫‘宰割’。那回能捡回母女的命，真是万幸，大姊直念‘阿弥陀佛’，说是菩萨保佑，老天保佑她这个憨人。”
“大姊一家后来便在南部六龟大津村的望山脚下定居下来，开山辟地，重建家园。一家五口因此又重归山林，期间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五十年的山居岁月转眼过去，一路走来，她始终抱着奋进不懈的精神，不轻易向命运低头，向贫困说‘不’！而她也做到了，从一贫如洗，到如今生活略有余裕的境地。”
刘贤妹走过辛苦的大半生，文字简单朴拙的描写，成了那年的畅销书，各大媒体追逐焦点，一路从电视台到报章刊物专访不断，她的妹妹六月就成了经纪人，一路陪着姐姐上节目接受采访。
台湾社会底层有许多类似故事，这些年在社区、大学与成长团体中都开设有生命写作课程，鼓励了许多素人作家不断出现，如“外台会”即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许多女性成长记忆；台湾坊间也常有个人回忆录的出版流通。《内山阿嬷》问世，代表着台湾的一个世代，所引起话题不外是大家在文字中感受到客家女性共同的生命。而且客家女性为主体的书写引人入胜，文字中让人读到艰忍、毅力，让乐天知命的态度与客家山村的野趣一一呈现。
在昔日台湾客家大老作品从钟理和到钟肇政、吴浊流、李乔，一路到客家女性作家谢霜天与黄娟等前辈的书写中，曾让客家女性面貌留下深刻印象，但《内山阿嬷》是客家女性素人创作的第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