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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之好为近一个世纪所仅见，但同时也面临着宏观层面的巨大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债务和赤字，以及步履蹒跚的农村经济。
国有银行体系的问题比其他问题都要显著得多。银行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如果说中国可能出现危机的话，肯定都始于银行危机。银行问题应该成为政策议程的主要内容，并在时间表上占最优先的位置。我们对目前状况和各种可能的解决方式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现在显得非常重要。
问题显然非常严重。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占据了银行系统的2/3，而根据官方的公布数字，其去年的不良贷款率为26％。但是我们的估计显示，不良贷款率其实接近40％，在亚洲地区中属于最高者之列，超过了一个警戒线。这么高的不良贷款率曾经使其他国家陷入金融危机深渊。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会步泰国或韩国的后尘，发生大的崩溃呢？近期内我们还看不到这种迹象。虽然这些大的国有银行按照预期的信贷损失来算已经破产，但其流动性还相当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限制了对其他的金融渠道准入，促使大量的储蓄流入银行，同时严格控制储蓄利率，造成比较高的存贷利差。而且，虽然银行新增贷款从质量上仍不能让人满意，但在边际上已有所提高。这些因素足以避免银行在未来几年中发生崩溃。
中国更为可能的风险是出现“日本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那些问题机构需要的成本越来越大，这会错过改革机会并减弱发展的动力。等待国有银行依靠自己走出困境意味着至少在未来10年中还要控制资本流动、固定利率，同时花大力气压抑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人口结构变化导致新的储蓄资源逐渐萎缩，金融压抑可能造成中国在未来10年中增长速度大大降低，财政负担日益加剧，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
是时候来修整银行系统了。国有银行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来恢复收支平衡，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促使银行恢复健康。银行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此时此刻，正是旧的体系造成的巨额不良资产挡住了进一步发展的去路。
那么，如何操作这项改革呢？第一必要的是调整国有银行的资产结构，用外行的话说就是救助。对此会有许多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比如说政府不应该为商业部门的过失付账，存款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等等。但这些反对意见并不可取。中国的银行在很长时间里都充当了政府财政的代理人，而严格的金融管制让企业和个人在做决策时面临的选择很少。政府制造了这些问题，就应该为此负责。
这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但也不足以成为反对的理由。的确，加上银行改革的成本和尚未解决的养老基金问题，中国潜在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100％。但是，这在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中并不希奇。而且，有多少国家能够象中国这样，有8％的年经济增长率，同时税收收入增长迅速呢？更不用说在未来10年中还有大量国有企业需要私有化，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大量资金。
救助行动最大的潜在危险是试图“廉价”地完成这项重大的复杂工程，而这正是政府在1999年进行银行改革时没有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了解决不良贷款，估计至少需要2.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1％。政府最少需要这种水平的投入，让银行达到一个“可以出售”的程度，剩下不足的资金需要外部投资者来补足。如果政府希望自己完全解决银行的问题，或者将救助的范围扩大到其他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那么花费要超过GDP的30％。
如果政府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大体上就可以遵循1999年开始的路径：将不良贷款转移给专门的代理商，并且用等值国债或者由货币当局用等值货币来代替这部分剥离的不良贷款。在亚洲其他地区，政府以一个很低的折扣买下这些贷款，迫使银行接受资产丧失；在中国，银行的不良率很高，如果按照亚洲其他地区的做法，银行显然难以承受如此高的资产损失。两种方法的社会总成本没有区别，但前者更为可行。
第一步完成后，如何保证银行不会是仅简单地重复以前的错误呢？这是银行改革能否真正见效的关键所在。这需要我们进行第二和第三个步骤。仅仅调整资产结构是不够的；中国的不良贷款无疑是制约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但救助本身并不能解决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从而也就不能保证不良贷款问题不再重现。
第二步是放开金融体系。一旦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而且政府放弃实际上的所有权，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维持一个严重扭曲的、对各种金融活动加以正式或非正式限制的体系。特别地，中国可以开放资本账户，让人民币完全可兑换；金融市场对国内外完全开放，而不必担心国有银行的生存问题；增加股票发行量，并鼓励发展公司债券；放开存贷利率，由市场决定资本的价格，从而让银行发展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采取公开的存款保险制度来减少政府负债，消除道德风险。上述措施可以提高经济中资本配置的效率，巩固长期增长的基础。
最后一步是尽快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际经验反复表明，除非政府退出银行经营，否则银行改革和重组不可能取得有效突破。放开之后，尤为关键的是中国要开始卖掉商业银行中的国有股份。这样可以冲销之前调整银行资产结构所花的救助成本，减少政府债务负担。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获得财政收益，而是要引入外来的所有权和经营，改善治理结构。
简单地让银行在A股市场上市不能解决所有权问题。海外上市也许会好一点，但程度有限。关键之处在于，有效的管理需要战略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关注长期盈利，通过取得所有权和经营权直接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
为了保持目前这种良好的长期增长态势，我们希望最晚在未来的18个月里看到详尽的重组战略部署。否则人们将开始担心，增长和稳定会面临日益加剧的风险。
国有银行体系的问题比其他问题都要显著得多。银行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如果说中国可能出现危机的话，肯定都始于银行危机。银行问题应该成为政策议程的主要内容，并在时间表上占最优先的位置。我们对目前状况和各种可能的解决方式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现在显得非常重要。
问题显然非常严重。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占据了银行系统的2/3，而根据官方的公布数字，其去年的不良贷款率为26％。但是我们的估计显示，不良贷款率其实接近40％，在亚洲地区中属于最高者之列，超过了一个警戒线。这么高的不良贷款率曾经使其他国家陷入金融危机深渊。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会步泰国或韩国的后尘，发生大的崩溃呢？近期内我们还看不到这种迹象。虽然这些大的国有银行按照预期的信贷损失来算已经破产，但其流动性还相当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限制了对其他的金融渠道准入，促使大量的储蓄流入银行，同时严格控制储蓄利率，造成比较高的存贷利差。而且，虽然银行新增贷款从质量上仍不能让人满意，但在边际上已有所提高。这些因素足以避免银行在未来几年中发生崩溃。
中国更为可能的风险是出现“日本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那些问题机构需要的成本越来越大，这会错过改革机会并减弱发展的动力。等待国有银行依靠自己走出困境意味着至少在未来10年中还要控制资本流动、固定利率，同时花大力气压抑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人口结构变化导致新的储蓄资源逐渐萎缩，金融压抑可能造成中国在未来10年中增长速度大大降低，财政负担日益加剧，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
是时候来修整银行系统了。国有银行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来恢复收支平衡，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促使银行恢复健康。银行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此时此刻，正是旧的体系造成的巨额不良资产挡住了进一步发展的去路。
那么，如何操作这项改革呢？第一必要的是调整国有银行的资产结构，用外行的话说就是救助。对此会有许多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比如说政府不应该为商业部门的过失付账，存款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等等。但这些反对意见并不可取。中国的银行在很长时间里都充当了政府财政的代理人，而严格的金融管制让企业和个人在做决策时面临的选择很少。政府制造了这些问题，就应该为此负责。
这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但也不足以成为反对的理由。的确，加上银行改革的成本和尚未解决的养老基金问题，中国潜在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100％。但是，这在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中并不希奇。而且，有多少国家能够象中国这样，有8％的年经济增长率，同时税收收入增长迅速呢？更不用说在未来10年中还有大量国有企业需要私有化，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大量资金。
救助行动最大的潜在危险是试图“廉价”地完成这项重大的复杂工程，而这正是政府在1999年进行银行改革时没有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了解决不良贷款，估计至少需要2.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1％。政府最少需要这种水平的投入，让银行达到一个“可以出售”的程度，剩下不足的资金需要外部投资者来补足。如果政府希望自己完全解决银行的问题，或者将救助的范围扩大到其他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那么花费要超过GDP的30％。
如果政府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大体上就可以遵循1999年开始的路径：将不良贷款转移给专门的代理商，并且用等值国债或者由货币当局用等值货币来代替这部分剥离的不良贷款。在亚洲其他地区，政府以一个很低的折扣买下这些贷款，迫使银行接受资产丧失；在中国，银行的不良率很高，如果按照亚洲其他地区的做法，银行显然难以承受如此高的资产损失。两种方法的社会总成本没有区别，但前者更为可行。
第一步完成后，如何保证银行不会是仅简单地重复以前的错误呢？这是银行改革能否真正见效的关键所在。这需要我们进行第二和第三个步骤。仅仅调整资产结构是不够的；中国的不良贷款无疑是制约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但救助本身并不能解决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从而也就不能保证不良贷款问题不再重现。
第二步是放开金融体系。一旦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而且政府放弃实际上的所有权，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维持一个严重扭曲的、对各种金融活动加以正式或非正式限制的体系。特别地，中国可以开放资本账户，让人民币完全可兑换；金融市场对国内外完全开放，而不必担心国有银行的生存问题；增加股票发行量，并鼓励发展公司债券；放开存贷利率，由市场决定资本的价格，从而让银行发展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采取公开的存款保险制度来减少政府负债，消除道德风险。上述措施可以提高经济中资本配置的效率，巩固长期增长的基础。
最后一步是尽快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际经验反复表明，除非政府退出银行经营，否则银行改革和重组不可能取得有效突破。放开之后，尤为关键的是中国要开始卖掉商业银行中的国有股份。这样可以冲销之前调整银行资产结构所花的救助成本，减少政府债务负担。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获得财政收益，而是要引入外来的所有权和经营，改善治理结构。
简单地让银行在A股市场上市不能解决所有权问题。海外上市也许会好一点，但程度有限。关键之处在于，有效的管理需要战略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关注长期盈利，通过取得所有权和经营权直接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
为了保持目前这种良好的长期增长态势，我们希望最晚在未来的18个月里看到详尽的重组战略部署。否则人们将开始担心，增长和稳定会面临日益加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