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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说话或是写文章，总是要尽力做到清楚、明白、准确。但是客观世界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这就决定了人类对它的认识和反映也必须是丰富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无法确定或十分模糊的。因此也就决定了人们不必也不可能完全选用那些意义精确的词语来说话和作文，有时倒是常常选用那些意义模糊或含蓄的语言来准确地表情达意。
关键词：模糊语言；语音模糊；语义模糊
模糊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最早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查德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模糊集》一文中指出，现实中的物体类别之间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可以叫做“fuzzysets”（模糊集）。
随着“模糊学”的问世，一门新的语言学——模糊语言学也相继诞生。目前人们对模糊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的科学体系正在逐渐形成。本文仅就汉语的语音和语义两方面所存在的模糊性及其功能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1.语音的模糊性及其应用
语音是语言成分的形式方面，人们可以通过语音感知语言，从而理解语言的内容。从物理学观点来看，语音是由物体振动而发出的一系列连续的音波所构成。这样，不同人的语言信息的发出或接收，不可能像“传真”那样保持高精度的保真度。这就有因“失真”而造成模糊语言的可能，另一方面，人在说话时，语音并不是一个个孤立地发出，而是连续地发出，在连续的语流中，一个音节往往可能由于临近音节的影响，在语流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说话的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等而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这种“语流音变”现象也可能产生模糊语言。虽然以上两种现象有产生模糊语言的可能，但在具体运用中，由于它们多是处在一定的语流中，被前后语义严格地制约，从而规定了它本身的确切语义，因此也就不影响交际。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语音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同音词语方面。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都是有限的，要用有限的语音结构去标志无限的客观现象，就必须要产生同音词语。如单音节同音词：中—终，前—钱等，双音节同音词：期中—期终，全部—全不，向前看—向钱看，致癌物质—治癌物质，等等。一些单音节同音词，当它处在一定的语流中，受前后语义制约，从而确定了它本身的含义。因此在使用中，如果不是为了某种修辞目的，而作过分地强调，一般不会出现模糊语义，影响交际的。而那些双音节或多音节同音词语，由于它们本身就是由两个或多个音节构成的一个结构严谨的词、词组或句子。它被前后语句的制约和规定就不像单音词那么严格。因此当它以语音的音频信号为物质条件存在时，如口头交际、声音通讯以及人机对话等，就容易产生模糊语义。
例如：（1）要引导人们向前看（可理解为“向钱”）（2）黄曲霉菌是致癌物质（可理解为“治癌”）（3）本学期将取消期终考试（可理解为“期中”）
上述例子中，由于同音现象造成的模糊语言，当仅以声音形式存在时，它表意模糊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运用中，为了避免同音词语的这种消极作用，往往采用同义词语替换的方法。如“期终”改为“期末”等。如果把这些同音词语改为书面表达，同音现象的消极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现代汉语中也还有一些同音同形词语。如“开方”（数学求一个数的方根）和“开方”（开药方），“师长”（教师的尊称）和“师长”（军职）等。这些同音同形词虽然不论以声音或书面文字交际，它们本身的音形都完全相同，无法区别。但是由于这类词语数量不多，另外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它们又被前后词语和特定的语言环境严格制约，规定了它本身的确切含义，消极作用也是可以避免的。
以上分析了同音词语的模糊性及其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它的积极作用和表意功能，即由于这种语音现象而具有的特殊的修辞作用。汉语修辞学中的谐音双关的修辞格，就是利用这种语音双关来达到修辞目的的。这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得较多。例如唐朝刘禹锡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
“晴”与“情”同音，这里的“晴”也暗指“情”。仅就诗的字面看是写晴天之晴。但联系全篇便可知是感情之情。这种既此又彼的模糊不定，使诗意更加含蓄，耐人寻味。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名句，这里诗人把春蚕象征情思，蜡泪象征别泪，同时，“丝”与“思”同音谐意，读者感受到的形象是既此（到死丝方尽）又彼（到死思方尽），而又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相思不尽、泪洒不已的至诚相思和无限悲哀之情。
2.语义的模糊性及其运用
这里的语义，是指与语言的语音形式相对的语言内容方面，如词汇、语句所表达的语言内容。词义是客观对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反映。词义的形成，一方面要受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语言词汇系统的制约。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词义的概括性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些千差万别的事物概括起来，运用一定数量的词去标志它们。从绝对意义上说，这种概括性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词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如“人”这个词义，它概括了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工人、农民……。“工人”也概括了铁路工人、建筑工人、矿工……。如果只给出“人”这个高度概括的词义，就会使人感到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另一方面，客观世界是千差万别的，又是互相联系、关系错综的。在区别相互联系的某些事物的差别时，人们常常感到事物在非过渡区的差别是明确的，而它处在中介过渡区的时候，就必然存在“非此非彼”或“亦此亦彼’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也是模糊词义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例如，多大年龄称“中年”或“老年”？而处于中年与老年的中介阶段的那一年龄又该划到哪一边呢？具有多少棵树和多大面积可称“树林”或“森林”？等等。
由词或词组构成的某些语句，有时也有模糊性。如“鲁迅的书”一句可有三种解释：（1）“鲁迅写的书”（2）“鲁迅拥有的书”（3）“鲁迅写的而又为鲁迅拥有的书”。 由此看来，人类的自然语言中，模糊语言是大量存在的。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它们处在特定的语境中，受上下文意和句群等因素的严格限制，只要语言本身运用得当，表意的模糊性并不一定都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词义范围的边缘部分，即概念的外延不一定都起作用，事物的类别之间固然有边缘交叉现象，但各有自己的中心内容①。如说“中年”，它无疑是指45岁左右的人。而70岁当然属于老年之列。此外由某些词组或句子等造成的模糊语义由于这类现象在现代汉语中的数量不多，在实际运用中注意避免，是不会影响交际的。
以上分析了语义的模糊性及其消极作用，同时还应看到语义的这种模糊性所具有的积极的表意功能。
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创造的艺术境界，作者有时是模糊地把握、模糊地再现的。而读者有时也是模糊地理解和欣赏的。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指责杜牧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是他不顾诗的艺术特点，用生理视听功能和数学计算的方法来品诗的。所以他建议把“千里”改作“十里”。倒是《历代诗话考索》的作者何文焕看出不公，于是反驳说：“升庵谓‘千’应用‘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认为“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红，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命题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诗要靠形象思维，要创造深邃的诗的意境，也离不开模糊把握模糊再现。在欣赏这类作品时，不能像杨慎那样像验证数学公式一样执着。
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比喻、夸张、联想和想象等，也都离不开模糊语言，有时模糊了才表现得准确，而使用了含义精确的词语反而不能收到准确表现的效果。如作品中用语言文字描绘人物形象时，经常运用模糊语言。例如《红楼梦》中，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的肖像是：“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②
这样描写，虽然不如人体解剖那样数据精确，但确是十分准确地刻画了人物的肖像特征，给读者的印象也是生动具体的。如果为图准确，非把“三角眼”角度和“柳叶眉”的弧度和宽度也都度量出来，那便不是文学，而是解剖学讲义或是法医的生理鉴定报告了。这样，文学形象的魅力也必将荡然无存了。王鸿生说：“科学表明，人脑有模糊识别、模糊控制的能力。形象思维根本离不开人的模糊思维机制。如比喻是联想和想象的产物，诗人和作家都要靠它‘生活’，它是模糊把握的结果。比喻，作者是模糊地运用，读者是模糊地接受，谁也不会一一去弄清在哪些地方不吻合，有时审美乐趣还偏偏出在那些模糊里。”③
不仅文学作品如此，就是在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章或日常交际中，一般也离不开模糊语言。如有一篇《怎样挑选西瓜》的说明文，作者介绍了如何听声音来判断西瓜的生熟程度。文章说：“‘冬冬’的清脆声，是成熟的瓜，‘托托’的声音是成熟度较高的瓜。‘噗噗’是过熟的瓜，‘搭搭’是生瓜。”这种用语言对声音的描述是无法做到十分精确的。外行人也不可能读了这篇说明文就立刻成了选瓜能手。但有这篇文章作参考，经过反复实践，还是可以把握这些象声词，掌握选瓜技巧的。在一些总结、心得、报告等实用文章中，人们常用：“一年来收获不少”、“有一定提高”，“比以前有较大进步”、“许多不足”等词语，语义有较大的模糊性，但为了概括表达的需要，这些词是不能不用的，而且在特定的应用环境中，加之具体条款的详尽说明，它们的模糊意义就变得很清楚明白了，而这些模糊词语也就完成了它自身准确表意的功能。
不仅日常应用是这样，就是连某些法规性文件和严肃庄重的交际场合，往往也是使用模糊语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1条：“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其中“必要”、“临时”是模糊语言，但应用在此，却清楚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条款的法律内容。再如外交上邀请对方来访时，常用：“欢迎您在适当的时候”或者：“您认为方便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规定出准确的时间，那便不是邀请，倒很像是通牒了。
以上说明，大量的模糊语言不仅可以满足人们一般应用的需要，而且有时还具有精确语言所不能胜任的表意功能。
从语言的表意作用和功能方面来说，精确和模糊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用词要服从表达的需要，要认真推敲词语，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思想表达的明白准确。因此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该精确时就要尽力精确，避免模糊语言的消极作用，该含蓄或模糊时，就要尽力选择那些含蓄或模糊的词语来表达，发挥模糊语言的特殊的作用和功能。只有这样，才能表意准确，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参考文献
[1] 郑良根.模糊语言研究概说.[J].语言导报，1985.6.
[2] 红楼梦.第三回.[M].人民出版社，1980（29）.
[3] 王鸿生.模糊性：在创作运动的层次上[J].文艺报，1985.4.
关键词：模糊语言；语音模糊；语义模糊
模糊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最早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查德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模糊集》一文中指出，现实中的物体类别之间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可以叫做“fuzzysets”（模糊集）。
随着“模糊学”的问世，一门新的语言学——模糊语言学也相继诞生。目前人们对模糊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的科学体系正在逐渐形成。本文仅就汉语的语音和语义两方面所存在的模糊性及其功能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1.语音的模糊性及其应用
语音是语言成分的形式方面，人们可以通过语音感知语言，从而理解语言的内容。从物理学观点来看，语音是由物体振动而发出的一系列连续的音波所构成。这样，不同人的语言信息的发出或接收，不可能像“传真”那样保持高精度的保真度。这就有因“失真”而造成模糊语言的可能，另一方面，人在说话时，语音并不是一个个孤立地发出，而是连续地发出，在连续的语流中，一个音节往往可能由于临近音节的影响，在语流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说话的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等而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这种“语流音变”现象也可能产生模糊语言。虽然以上两种现象有产生模糊语言的可能，但在具体运用中，由于它们多是处在一定的语流中，被前后语义严格地制约，从而规定了它本身的确切语义，因此也就不影响交际。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语音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同音词语方面。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都是有限的，要用有限的语音结构去标志无限的客观现象，就必须要产生同音词语。如单音节同音词：中—终，前—钱等，双音节同音词：期中—期终，全部—全不，向前看—向钱看，致癌物质—治癌物质，等等。一些单音节同音词，当它处在一定的语流中，受前后语义制约，从而确定了它本身的含义。因此在使用中，如果不是为了某种修辞目的，而作过分地强调，一般不会出现模糊语义，影响交际的。而那些双音节或多音节同音词语，由于它们本身就是由两个或多个音节构成的一个结构严谨的词、词组或句子。它被前后语句的制约和规定就不像单音词那么严格。因此当它以语音的音频信号为物质条件存在时，如口头交际、声音通讯以及人机对话等，就容易产生模糊语义。
例如：（1）要引导人们向前看（可理解为“向钱”）（2）黄曲霉菌是致癌物质（可理解为“治癌”）（3）本学期将取消期终考试（可理解为“期中”）
上述例子中，由于同音现象造成的模糊语言，当仅以声音形式存在时，它表意模糊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运用中，为了避免同音词语的这种消极作用，往往采用同义词语替换的方法。如“期终”改为“期末”等。如果把这些同音词语改为书面表达，同音现象的消极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现代汉语中也还有一些同音同形词语。如“开方”（数学求一个数的方根）和“开方”（开药方），“师长”（教师的尊称）和“师长”（军职）等。这些同音同形词虽然不论以声音或书面文字交际，它们本身的音形都完全相同，无法区别。但是由于这类词语数量不多，另外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它们又被前后词语和特定的语言环境严格制约，规定了它本身的确切含义，消极作用也是可以避免的。
以上分析了同音词语的模糊性及其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它的积极作用和表意功能，即由于这种语音现象而具有的特殊的修辞作用。汉语修辞学中的谐音双关的修辞格，就是利用这种语音双关来达到修辞目的的。这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得较多。例如唐朝刘禹锡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
“晴”与“情”同音，这里的“晴”也暗指“情”。仅就诗的字面看是写晴天之晴。但联系全篇便可知是感情之情。这种既此又彼的模糊不定，使诗意更加含蓄，耐人寻味。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名句，这里诗人把春蚕象征情思，蜡泪象征别泪，同时，“丝”与“思”同音谐意，读者感受到的形象是既此（到死丝方尽）又彼（到死思方尽），而又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相思不尽、泪洒不已的至诚相思和无限悲哀之情。
2.语义的模糊性及其运用
这里的语义，是指与语言的语音形式相对的语言内容方面，如词汇、语句所表达的语言内容。词义是客观对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反映。词义的形成，一方面要受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语言词汇系统的制约。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词义的概括性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些千差万别的事物概括起来，运用一定数量的词去标志它们。从绝对意义上说，这种概括性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词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如“人”这个词义，它概括了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工人、农民……。“工人”也概括了铁路工人、建筑工人、矿工……。如果只给出“人”这个高度概括的词义，就会使人感到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另一方面，客观世界是千差万别的，又是互相联系、关系错综的。在区别相互联系的某些事物的差别时，人们常常感到事物在非过渡区的差别是明确的，而它处在中介过渡区的时候，就必然存在“非此非彼”或“亦此亦彼’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也是模糊词义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例如，多大年龄称“中年”或“老年”？而处于中年与老年的中介阶段的那一年龄又该划到哪一边呢？具有多少棵树和多大面积可称“树林”或“森林”？等等。
由词或词组构成的某些语句，有时也有模糊性。如“鲁迅的书”一句可有三种解释：（1）“鲁迅写的书”（2）“鲁迅拥有的书”（3）“鲁迅写的而又为鲁迅拥有的书”。 由此看来，人类的自然语言中，模糊语言是大量存在的。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它们处在特定的语境中，受上下文意和句群等因素的严格限制，只要语言本身运用得当，表意的模糊性并不一定都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词义范围的边缘部分，即概念的外延不一定都起作用，事物的类别之间固然有边缘交叉现象，但各有自己的中心内容①。如说“中年”，它无疑是指45岁左右的人。而70岁当然属于老年之列。此外由某些词组或句子等造成的模糊语义由于这类现象在现代汉语中的数量不多，在实际运用中注意避免，是不会影响交际的。
以上分析了语义的模糊性及其消极作用，同时还应看到语义的这种模糊性所具有的积极的表意功能。
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创造的艺术境界，作者有时是模糊地把握、模糊地再现的。而读者有时也是模糊地理解和欣赏的。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指责杜牧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是他不顾诗的艺术特点，用生理视听功能和数学计算的方法来品诗的。所以他建议把“千里”改作“十里”。倒是《历代诗话考索》的作者何文焕看出不公，于是反驳说：“升庵谓‘千’应用‘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认为“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红，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命题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诗要靠形象思维，要创造深邃的诗的意境，也离不开模糊把握模糊再现。在欣赏这类作品时，不能像杨慎那样像验证数学公式一样执着。
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比喻、夸张、联想和想象等，也都离不开模糊语言，有时模糊了才表现得准确，而使用了含义精确的词语反而不能收到准确表现的效果。如作品中用语言文字描绘人物形象时，经常运用模糊语言。例如《红楼梦》中，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的肖像是：“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②
这样描写，虽然不如人体解剖那样数据精确，但确是十分准确地刻画了人物的肖像特征，给读者的印象也是生动具体的。如果为图准确，非把“三角眼”角度和“柳叶眉”的弧度和宽度也都度量出来，那便不是文学，而是解剖学讲义或是法医的生理鉴定报告了。这样，文学形象的魅力也必将荡然无存了。王鸿生说：“科学表明，人脑有模糊识别、模糊控制的能力。形象思维根本离不开人的模糊思维机制。如比喻是联想和想象的产物，诗人和作家都要靠它‘生活’，它是模糊把握的结果。比喻，作者是模糊地运用，读者是模糊地接受，谁也不会一一去弄清在哪些地方不吻合，有时审美乐趣还偏偏出在那些模糊里。”③
不仅文学作品如此，就是在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章或日常交际中，一般也离不开模糊语言。如有一篇《怎样挑选西瓜》的说明文，作者介绍了如何听声音来判断西瓜的生熟程度。文章说：“‘冬冬’的清脆声，是成熟的瓜，‘托托’的声音是成熟度较高的瓜。‘噗噗’是过熟的瓜，‘搭搭’是生瓜。”这种用语言对声音的描述是无法做到十分精确的。外行人也不可能读了这篇说明文就立刻成了选瓜能手。但有这篇文章作参考，经过反复实践，还是可以把握这些象声词，掌握选瓜技巧的。在一些总结、心得、报告等实用文章中，人们常用：“一年来收获不少”、“有一定提高”，“比以前有较大进步”、“许多不足”等词语，语义有较大的模糊性，但为了概括表达的需要，这些词是不能不用的，而且在特定的应用环境中，加之具体条款的详尽说明，它们的模糊意义就变得很清楚明白了，而这些模糊词语也就完成了它自身准确表意的功能。
不仅日常应用是这样，就是连某些法规性文件和严肃庄重的交际场合，往往也是使用模糊语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1条：“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其中“必要”、“临时”是模糊语言，但应用在此，却清楚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条款的法律内容。再如外交上邀请对方来访时，常用：“欢迎您在适当的时候”或者：“您认为方便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规定出准确的时间，那便不是邀请，倒很像是通牒了。
以上说明，大量的模糊语言不仅可以满足人们一般应用的需要，而且有时还具有精确语言所不能胜任的表意功能。
从语言的表意作用和功能方面来说，精确和模糊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用词要服从表达的需要，要认真推敲词语，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思想表达的明白准确。因此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该精确时就要尽力精确，避免模糊语言的消极作用，该含蓄或模糊时，就要尽力选择那些含蓄或模糊的词语来表达，发挥模糊语言的特殊的作用和功能。只有这样，才能表意准确，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参考文献
[1] 郑良根.模糊语言研究概说.[J].语言导报，1985.6.
[2] 红楼梦.第三回.[M].人民出版社，1980（29）.
[3] 王鸿生.模糊性：在创作运动的层次上[J].文艺报，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