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后转型国家的得失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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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津巴布韦的政治动荡、政党缠斗和大选乱局,使得这个国家成为“阿拉伯之春”中可供解剖的一只“完整麻雀”。
  2013年7月31日,津巴布韦大选拉开帷幕。外界普遍认为,大选将出现“龙虎斗”的激烈竞争局面,总统穆加贝和总理茨万吉拉伊5年前就在选战中旗鼓相当,不得不在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的调停下,组成了尴尬的联合政府,一直维持到本届大选前。照理说,5年后再次对决,胜负也应在一线间。
  然而8月3日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89岁高龄、执政已达33年之久的穆加贝以61%的过半选票,一次性当选新一任总统,而无需再进行第二轮决选。他所属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则在201个众院议席中夺下超过2/3立法多数的158席。反观茨万吉拉伊,得票率仅34%,其所属政党民主变革运动(MDC)只获得49个议席。这和5年前的选举结果可谓冰火两重天:当时茨万吉拉伊获47.9%选票,压倒了穆加贝的43.2%,且即便这样的结果,在反对派和许多外国观察家看来,还是穆加贝所在的执政党作弊的结果。
  尽管败选后茨万吉拉伊立即表示“不服”,部分国际观察家也对选举公正性提出质疑,但南非总统祖玛、非盟主席德拉米尼·祖玛(南非总统祖玛前妻),以及非盟观察团团长、前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均承认了选举结果(尽管对某些细节提出批评或保留),甚至“不服”的茨万吉拉伊本人也一方面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不与新政府合作,另一方面也强调“不寻求暴力对抗”、“确保法律、政治、宪法和外交秩序完整”。这些都表明,选举结果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毕竟若选举存在不公,此次和5年前选举的问题应大略相当,但同等条件下,茨万吉拉伊却交出了截然相反的答卷。
  【5年前:反对党险些推翻穆加贝】
  严格说,此次大选前,不应将MDC称作“反对党”、“反对派”,将茨万吉拉伊称作“反对派领袖”,因为茨万吉拉伊等不仅参政、入阁,在众议院的议席甚至还领先于ZANU—PF,应该将他们正名为“民主派”。5年前的茨万吉拉伊意气风发,手中可谓满把好牌。
  首先自然是政治牌,更确切地说是民主牌。当时穆加贝已从1987年起连续当了21年总统,加上1980~1987年的连续7年责任内阁制总理,执政已达28年之久。尽管作为独立运动先驱,他仍得到许多津巴布韦人的支持,但长期的大权独揽、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早在国内外引发广泛不满。茨万吉拉伊的“民主派”则引发广泛共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唯有实现民主化和政党轮替,结束穆加贝一人专权、ZANU—PF一党独大的局面,才能有效解决人们积怨已久的诸多政治问题,如贪腐、专权和政治迫害等。
  其次是经济牌。由于独立时英国用于换取穆加贝“10年不土改”承诺的资金补贴到期,且拒绝继续支付,穆加贝为解决本方退伍士兵生计,维系这些基本支持者对自己和执政党的支持,自2000~2002年强行推动所谓“快速土改计划”,强制性将原本由善于耕作的白人农场主所有的农场分为小块,分配给退伍黑人士兵。此举导致津的经济基础——农业大崩盘,而“土改”等激进措施又导致欧美加强对穆加贝政权的制裁,加之经济作物、矿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处于低谷,津巴布韦经济陷入绝境。通胀率至2008年选举僵局发生时已高达2200000%,失业率更高达80%,可以说,当时津巴布韦民众对经济和民生的不满已出离愤怒,大权独揽的穆加贝和执政党自然而然成为问责主体。可以说,MDC和茨万吉拉伊正是在选民走投无路、群情激愤的背景下,高举“变革”大旗,聚拢到险些推翻穆加贝的高人气。
  【 MDC:“半个执政党”的尴尬】
  5年前的选举最终闹到相持不下、剑拔弩张的地步,并最终以“和棋”敷衍告终。
  对茨万吉拉伊当初选择妥协而非“斗争到底”不应苛责:津巴布韦在大选乱局爆发后,国内矛盾激化、经济和金融形势加速恶化,整个国家正向破产深渊加速滑落,倘两派继续缠斗,势必同归于尽。穆加贝毕竟执政多年,树大根深,既然不能“一步到位”让其下台,暂且接受“半个胜利”,不失为公私两便的稳健之策。
  问题是,一旦接受了这“半个胜利”,原先的“民主反对派”,就不再是反对派、反对党,而是“半个执政党”,且是议会第一大党,原本惯用的政治批评路数便不再好使。2008年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CPI),津巴布韦在全部180个被调查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66,2012年排名163,既乏善可陈,又改善无几。如果说联合政府组建前,政府贪腐的责任只能全部归咎于穆加贝和ZANU—PF,那么一旦联合政府组成,贵为内阁总理的茨万吉拉伊,和议会第一大党MDC,就无法只怪别人,不怪自己了。
  津巴布韦经济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就同样无法专责穆加贝一方了。而事实上由于穆加贝的强势,茨万吉拉伊的总理不过是“伴食首相”,大政方针仍是穆加贝说了算,这让茨万吉拉伊和MDC挨骂有份,分权无门,可谓尴尬。
  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这种局面下,津巴布韦的经济反倒有了起色。
  2008年底,津巴布韦的通胀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89000000000000%,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当时赞比亚《每日邮报》预言,只消轻轻一推,穆加贝政府就会土崩瓦解。然而此时的MDC和茨万吉拉伊却囿于自己“半个执政党”和内阁总理的身份,无法完成这“最后一击”,反倒在无可奈何下同意了穆加贝的豪赌:废除津巴布韦元。
  2009年1、2月间,津巴布韦宣布废除本国货币,改用美元和南非兰特,国民原先的本币存款转为记账。这张几乎等于将全体国民财产清零的冒险牌,因国民早已输无可输,且反对党入阁后投鼠忌器,居然一击得手。原本最危险的“经济定时炸弹”——高通胀经此极端手段得以根除,至2012年已回落至3%~5%的区间。
  经济方面更是如此。尽管不情愿,但眼见穆加贝政权暂时无法动摇,工业化国家也缓慢恢复了对津的经济援助,联合国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尤以粮农组织(FAO)最为积极。FAO在欧盟资金支持下,在津推广了行之有效的“保护性农业计划”,参与计划的30万户津巴布韦农民玉米产量较之前增长3倍,豆类产量翻番。津巴布韦有7成国民务农,穆加贝当初执意推行“土改”,正是因为无法解决黑人农民人多地少的死结,而不惜铤而走险,但不善经营的黑人新农民非但未因获得土地脱贫,津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却因传统白人农场主经济遭到破坏,而陷入灭顶之灾。FAO的计划虽看似并不新鲜,却恰恰契合“土改”后黑人小农经济的需求,因此不但缓解了经济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执政党与黑人农民间的关系。   在此期间,欧美虽爆发金融危机,新兴国家却崛起,令矿产品、农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国际市场价格飙升,这让津巴布韦受益匪浅。在农业复苏、矿业兴起的带动下,原本就有较好基础和较均匀结构的津巴布韦经济,在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的一片看空声中,居然获得一定程度的复苏。美国卡托研究所2013年3月援引经济学家理查森的数据,指出2009~2011年间,津巴布韦年均GDP增速达到7.3%,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尽管许多国际经济学家认为,津巴布韦的经济成绩存在许多水分和偶然因素,但毕竟较前几年已有很大改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IMF等境外机构一直对津巴布韦经济看空,茨万吉拉伊和MDC也口径相似,经济、社会回稳的功劳反被穆加贝照单全收,“半个执政党”并未因此沾光。
  【本届大选:MDC失败的经济牌、政治牌】
  或许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地位,此次大选茨万吉拉伊选择主打经济牌,提出“以黄金储备为基础恢复本国货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振兴制造业和矿业”,以及“上任百日后推行免费医疗”四条政纲。
  然而5年前很灵的经济牌,此次却一点也不灵了,关键在于没对准焦点。
  四条政纲中,恢复津巴布韦元本是个可提振民族情绪的不错建议,但津巴布韦元停用时连废纸都不如,民众余悸未消,选举以恢复津元为号召,公众很难产生共鸣;创造就业机会、振兴制造业和矿业口号倒是娓娓动人,但缺乏细节,难以激发多数国民的热情;至于免费医疗则恐怕是最大的败笔——世行和IMF已几度对津巴布韦的高额政府赤字提出警告,2013年初津财政部更闹出“给公务员发薪后国库仅结余217美元”的尴尬,此时强调免费医疗,再不动脑子的选民恐怕也会本能去问“钱从哪里来”。
  至于茨万吉拉伊的“重磅经济牌”——重新检讨“土改”,5年前固然杀伤力无穷,如今却也大为减色:且不说黑人终究是870万选民中的绝大多数,5年来历尽坎坷,以“土改”后黑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新农业结构在国际援助下刚刚成形,希望再“折腾”一把的津巴布韦人恐怕不会太多。
  政治层面上的失策同样明显,最大的失策在于没有利用“半个执政党”的有利时机,扩大民主派的群众和社会基础。5年前,MDC的基本支持者就主要集中在工商业者、中高收入者、都市白领和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外省民众、乡村居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虽普遍对穆加贝、对执政党不满,但尚未完成从“不选ZANU—PF”的抗议票、阻击票心态,向“选MDC”的政党轮替票过渡。既然是民主派,本应将争取各阶层民意,代表各阶层、各地方利益当作首要使命,然而5年过去,MDC在这个关乎选票和政党支持率的关键性问题上却裹足不前。
  【津巴布韦:可供解剖的“完整麻雀”】
  事实上,MDC这种“出头了反而不会过日子了”的民主派,在近年来,尤其“阿拉伯之春”中实现政权更迭的几个国家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如正“天下大乱”的埃及,以华夫脱党为代表的老世俗民主派,和以贝布拉维、穆萨、巴拉维等为代表的新世俗民主派,群众基础始终薄弱,政治斗争中又惯于取巧、借力。在推翻穆巴拉克时借助“广场派”、兄弟会和军方,和军方争权时借助兄弟会,被兄弟会打压后再度借重军方,自己始终形不成一个稳定、基础广大的“票仓”,结果因对选举无信心,闹出“民主派怕民主选举”,拒绝立法选举、立宪公投的笑话。整日憧憬实力派成立过渡政府,并由自己担纲,而当“7·3”事变发生,穆尔西兄弟会政府被推翻,民主派果真被借组建过渡政府后,他们却手足无措,连“政治花瓶”都做不好。8月14日的“清场”造成严重后果,而民主派中一大部分人出于利益考虑支持或默认“清场”这种毫不民主的做法,一小部分(如巴拉迪)则退缩超脱,待价而沽,再度背负起“变色龙”的名声。
  也门、利比亚等国的民主派在本国“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曾扮演和平抗争主角和道义号召者角色,但随着运动的深化,它们从文的、武的两方面被组织严密、群众基础强大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压倒,难以引领“革命”潮流。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初,至少从形势和场面上,还带有不少“民主自由运动”的色彩,那么如今其伊斯兰化、原教旨化的本色,已几乎无所掩饰。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突尼斯,这里的“革命”自发色彩最浓,民主派很早就投入斗争,但最终掌权的,却是直到独裁者本·阿里逃走才匆忙赶回国的原教旨派系突尼斯复兴党,近日,突尼斯接连传出民主派领袖遇刺身亡的消息。
  “阿拉伯之春”的星火燎原,最初是从经济斗争开始的,而“经济牌”原本也应是这些国家民主派最好打的一张牌,一则当局经济治理无方是“明牌”,无法推诿抵赖,而民主派系在野之身无所顾忌,二则这些中东、北非国家民主派中不乏经济学家、专业人士,三则这些国家民主空气淡薄,许多民众不熟悉民主,选择经济作突破口号召力更强。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在“阿拉伯之春”各国中,有幸成为执政者或“半个执政者”的民主派,在经济治理方面同样乏善可陈。
  和“阿拉伯之春”诸国相比,津巴布韦更早进入变革—动荡期,也更早完成了反对派从在野到“半个执政党”,再回归在野身份的轮回,或许,剖析津巴布韦这只“完整麻雀”,以研究、印证民主土壤贫瘠国家民主派嬗变的轨迹,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晰、更透彻。
  (作者系旅加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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