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以及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政策多变的背景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在出现短暂的低水平回升之后，也呈现出低迷的状态，不确定性明显增长。
区位决定因素演变
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以及投资便利化三大国际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投资格局。
从宏观经济方面看，各主要经济体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触底反弹以来，复苏步伐很不平衡，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经济复苏主要由新兴经济体推动。为此，全球FDI的复苏也主要依赖于新兴经济体。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数量在全球超大规模跨国并购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其 “绿地”投资项目也出现大幅增长。2010年二季度全球五大吸收外资国中，有三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和俄罗斯）。
但总的看，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并不足以支撑全球FDI流动的持续增长，全球跨国投资总体呈低迷状态。随着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其经济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有所放缓。
可以预见，在赤字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也将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与国际投资流动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仍不稳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全球流动性过剩引发了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忧虑，汇率之争的背后隐现各方围绕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较力。这些都将给全球FDI流动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并努力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另一方面对外国投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寻求投资者与东道国权利与义务的再平衡。总的看，国际投资政策的大趋势仍是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国际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近年来，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外国投资的监管，限制性措施在总的投资政策中的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投资政策“二元化”倾向进一步发展。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限制性措施在所有新发布的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从2％增加到了30％，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措施相应地从98％减少到70％。近年来累计增加的投资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不容低估。
此外，在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投资的市场准入、审批过程中的各种“隐性”保护主义也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直接投资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仍远未到位，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尚不清晰，直接影响低碳投资的新的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尚未确立，国际直接投资环境短期内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从投资便利化方面看，各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并在经济刺激计划框架内，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体上对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总之，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来看，全球FDI流动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仍在发展。但全球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体制、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犹存，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在短期内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投资复苏水平较低
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投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全球FDI流动的复苏停留在低迷状态。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继2009年下半年缓慢回升之后，全球FDI流动在2010年二季度再次下挫。联合国贸发组织全球FDI季度系数从一季度的113下降到二季度的85。
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的下降在一些发达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流入（撤资）现象。
例如，流入英国的FDI下降了490亿美元（从2010年一季度的42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70亿美元）；流入比利时的FDI减少了180亿美元（从一季度的10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80亿美元）；流入爱尔兰的FDI减少了70亿美元（一季度的6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10亿美元）。流入美国的FDI从一季度的480亿美元下降了200亿美元。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FDI出现了增长，其中荷兰增加了440亿美元，瑞士增加了60亿美元，挪威增加了55亿美元。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主要外资吸收国的FDI流入量仅小幅下降。中国是二季度全球二大FDI吸收国，其流入FDI与最大的FDI流入国美国相比仅差5亿美元。
导致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流动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从一些发达国家子公司抽回资金，即要求子公司偿还母公司的借款和大幅度减少利润再投资。
欧洲跨国公司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由于担心主权债务危机在二季度扩散到整个欧元区，欧洲公司大幅减少了对英美子公司的借款，导致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下降。在美国，从欧盟流入的FDI大幅下降，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却出现了增长。
尽管2010年三季度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季度的跨国并购额较上一季度增长27％，但跨国并购在二季度和三季度总体上继续停留在较低水平。
FDI另一种重要的方式，“绿地”投资也未出现明显反弹的趋势。“绿地”投资项目数和金额在2010年二季度小幅增长，但三季度的金额有所下降。与上一年相比，2010年“绿地”投资项目数迄今为止变化不大。
从以上情况看，2010年三四季度的FDI流动将缓慢回升，而跨国并购将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从全年看，2010年全球FDI流动将与2009年基本持平或略有增长。
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国际金融市场（包括主权债务市场）仍不稳定，主要经济体汇率等经济政策摩擦升温，保护主义措施逐步积累，加上全球流动性飙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全球FDI流动在短期内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从国际投资的中长期前景看，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仍在继续，国际投资政策总体上仍在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各国仍将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推动国际直接投资持续回升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
如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进展顺利，主要经济体在经过一两年调整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新的投资机遇和热点有望推动全球FDI流动实现全面增长。
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年对全球主要跨国企业所作的《2010－2012年全球投资前景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对中长期投资前景的预期明显改善，对2012年投资前景持悲观看法的跨国企业不到3％，持乐观态度的则占60％以上。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均表示将在今后两年逐步扩大海外投资。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球FDI流动的低迷状况实际上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背离的状态。从企业层面看，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尽管对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困难，但并未对跨国企业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
在危机期间，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特别是受危机冲击较大的公司得到了各国政府有力的帮助。全球约4万家大型企业共得到了各国政府超过2万亿美元的救助。全球主要跨国公司销售额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跨国公司外国投资存量2009年增长15％，达到近18亿美元。其海外资产比危机之前还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71.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7.1万亿美元，增长7.5％。
随着全球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缓慢复苏，加上跨国企业削减成本，跨国公司利润水平不断上升。据汤森路透的预测，2010年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以及欧洲最大的600家企业利润预计增长30％以上。同时，由于企业盈利增加，加上外部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流动性状况也明显改善。
目前困扰跨国企业扩大全球投资、经营的主要问题更多的是出在宏观和政策层面，而非企业层面。正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和增长乏力，以及国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跨国企业实施新的国际投资战略时举步不前。
特别是最近各主要货币汇率频繁大幅波动扰乱了资产价格信号，对跨国并购、海外资产价值、利润转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国际投资决策。
要实现全球FDI的持续回升，必须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市场状况，提高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避免投资和贸易等领域的保护主义，消除跨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不确定因素。否则，全球FDI短期内难以出现全面的复苏。
中国海外投资集群化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在改变全球投资流动的总体态势的同时，也改变了外国投资的地缘决定因素和区域性格局。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和供应链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调整，并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交织，可能在今后几年推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调整。
面对国内外的诸多新的挑战、限制和约束，中国对外开放需要质的变革，在战略上实现从“外向型”到“外在型”的转变。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由出口和外资高速增长推动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轨迹所面临的限制日趋明显。
贸易方面，中国经济在短期内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需求骤降的严重冲击。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中国经济借助出口实现超常规增长的外部条件已走过了其黄金时期。
投资方面，世界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虽在复苏，但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仍需时日。加之中国外资规模基数庞大，引进外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空间有限。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沿着原有轨迹继续开放仍有空间，但已不能适应21世纪下一个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须对原有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根本的调整和变革。国内经济方面，增收入、促销费、调结构、保增长等诉求与国际经济方面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
一方面，必须维持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保持经济大进大出的局面，并继续在出口促进和吸引外资两方面发掘潜力，努力吸纳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
另一方面，须正视中国经济自身和国际经济环境的现实，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尽可能多地走出国界，主动地整合国际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初级产品及矿产资源，也越来越多地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中国相当多的地区在工业用地的供应方面所面临的限制日益明显，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释放已近极限，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趋势将持续并不断加速。
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则可以帮助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突破产业升级中面临的一些瓶颈（包括资源、社会和环境压力，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等）。
很明显，面对诸多新的、全球性挑战和内、外部约束条件，原来的“外向型”战略已显不足；而通过集群式、价值链驱动的海外投资实施新的“外在型”战略，已经成为尽可能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必然要求。
从很大程度上说，产业升级是“中国制造”突破困局、再创辉煌的出路所在，而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则是一个关键。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其海外投资将持续、高速增长，目前海外投资和吸引外资1∶2的比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升至1∶1。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海外投资方面仍存在瓶颈，主要表现在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对知名品牌、核心技术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控制仍然有限。因此，中国企业总体上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在贸发会议以海外资产及经营规模排序的全球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公司仅占两席）。
从规模和产业布局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总规模仍然很小，且布点分散，缺乏配套，未形成海外产业链。但这些差距也彰显了潜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利用海外生产要素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巨大潜力。如何变潜力为实益，关键在于能否培育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群体。
推动海外投资和产业升级应具有全球视野。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应从“推动”（如通过优惠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和“拉动”（如通过一体化的投资和市场体系吸引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投资）两方面着手，实现跨国界的产业升级。应积极地引导相对低端的制造业产业链向海外延伸。
通过在海外投资设厂或培育代工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将那些对土地、能源和自然资源需求量大的产业首先转移出去。在政策引导上，应着力于改变中国海外投资布点分散、缺乏配套的现状，实现海外投资由“点式”（生产导向）到“链式” （价值链导向）、由“散兵游勇”到产业集群的转变。
在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必要矿产资源和保障原材料供应的同时，中国应更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建立海外制造基地。这将有助于超越原有对外开放模式，突破“中国制造”困局，从而打造“中国的亚洲制造”，进而发展成为“中国的全球制造”。□
区位决定因素演变
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以及投资便利化三大国际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投资格局。
从宏观经济方面看，各主要经济体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触底反弹以来，复苏步伐很不平衡，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经济复苏主要由新兴经济体推动。为此，全球FDI的复苏也主要依赖于新兴经济体。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数量在全球超大规模跨国并购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其 “绿地”投资项目也出现大幅增长。2010年二季度全球五大吸收外资国中，有三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和俄罗斯）。
但总的看，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并不足以支撑全球FDI流动的持续增长，全球跨国投资总体呈低迷状态。随着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其经济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有所放缓。
可以预见，在赤字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也将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与国际投资流动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仍不稳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全球流动性过剩引发了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忧虑，汇率之争的背后隐现各方围绕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较力。这些都将给全球FDI流动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并努力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另一方面对外国投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寻求投资者与东道国权利与义务的再平衡。总的看，国际投资政策的大趋势仍是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国际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近年来，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外国投资的监管，限制性措施在总的投资政策中的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投资政策“二元化”倾向进一步发展。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限制性措施在所有新发布的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从2％增加到了30％，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措施相应地从98％减少到70％。近年来累计增加的投资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不容低估。
此外，在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投资的市场准入、审批过程中的各种“隐性”保护主义也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直接投资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仍远未到位，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尚不清晰，直接影响低碳投资的新的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尚未确立，国际直接投资环境短期内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从投资便利化方面看，各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并在经济刺激计划框架内，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体上对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总之，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来看，全球FDI流动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仍在发展。但全球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体制、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犹存，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在短期内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投资复苏水平较低
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投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全球FDI流动的复苏停留在低迷状态。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继2009年下半年缓慢回升之后，全球FDI流动在2010年二季度再次下挫。联合国贸发组织全球FDI季度系数从一季度的113下降到二季度的85。
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的下降在一些发达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流入（撤资）现象。
例如，流入英国的FDI下降了490亿美元（从2010年一季度的42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70亿美元）；流入比利时的FDI减少了180亿美元（从一季度的10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80亿美元）；流入爱尔兰的FDI减少了70亿美元（一季度的6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10亿美元）。流入美国的FDI从一季度的480亿美元下降了200亿美元。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FDI出现了增长，其中荷兰增加了440亿美元，瑞士增加了60亿美元，挪威增加了55亿美元。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主要外资吸收国的FDI流入量仅小幅下降。中国是二季度全球二大FDI吸收国，其流入FDI与最大的FDI流入国美国相比仅差5亿美元。
导致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流动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从一些发达国家子公司抽回资金，即要求子公司偿还母公司的借款和大幅度减少利润再投资。
欧洲跨国公司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由于担心主权债务危机在二季度扩散到整个欧元区，欧洲公司大幅减少了对英美子公司的借款，导致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下降。在美国，从欧盟流入的FDI大幅下降，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却出现了增长。
尽管2010年三季度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季度的跨国并购额较上一季度增长27％，但跨国并购在二季度和三季度总体上继续停留在较低水平。
FDI另一种重要的方式，“绿地”投资也未出现明显反弹的趋势。“绿地”投资项目数和金额在2010年二季度小幅增长，但三季度的金额有所下降。与上一年相比，2010年“绿地”投资项目数迄今为止变化不大。
从以上情况看，2010年三四季度的FDI流动将缓慢回升，而跨国并购将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从全年看，2010年全球FDI流动将与2009年基本持平或略有增长。
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国际金融市场（包括主权债务市场）仍不稳定，主要经济体汇率等经济政策摩擦升温，保护主义措施逐步积累，加上全球流动性飙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全球FDI流动在短期内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从国际投资的中长期前景看，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仍在继续，国际投资政策总体上仍在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各国仍将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推动国际直接投资持续回升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
如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进展顺利，主要经济体在经过一两年调整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新的投资机遇和热点有望推动全球FDI流动实现全面增长。
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年对全球主要跨国企业所作的《2010－2012年全球投资前景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对中长期投资前景的预期明显改善，对2012年投资前景持悲观看法的跨国企业不到3％，持乐观态度的则占60％以上。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均表示将在今后两年逐步扩大海外投资。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球FDI流动的低迷状况实际上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背离的状态。从企业层面看，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尽管对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困难，但并未对跨国企业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
在危机期间，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特别是受危机冲击较大的公司得到了各国政府有力的帮助。全球约4万家大型企业共得到了各国政府超过2万亿美元的救助。全球主要跨国公司销售额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跨国公司外国投资存量2009年增长15％，达到近18亿美元。其海外资产比危机之前还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71.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7.1万亿美元，增长7.5％。
随着全球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缓慢复苏，加上跨国企业削减成本，跨国公司利润水平不断上升。据汤森路透的预测，2010年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以及欧洲最大的600家企业利润预计增长30％以上。同时，由于企业盈利增加，加上外部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流动性状况也明显改善。
目前困扰跨国企业扩大全球投资、经营的主要问题更多的是出在宏观和政策层面，而非企业层面。正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和增长乏力，以及国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跨国企业实施新的国际投资战略时举步不前。
特别是最近各主要货币汇率频繁大幅波动扰乱了资产价格信号，对跨国并购、海外资产价值、利润转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国际投资决策。
要实现全球FDI的持续回升，必须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市场状况，提高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避免投资和贸易等领域的保护主义，消除跨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不确定因素。否则，全球FDI短期内难以出现全面的复苏。
中国海外投资集群化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在改变全球投资流动的总体态势的同时，也改变了外国投资的地缘决定因素和区域性格局。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和供应链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调整，并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交织，可能在今后几年推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调整。
面对国内外的诸多新的挑战、限制和约束，中国对外开放需要质的变革，在战略上实现从“外向型”到“外在型”的转变。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由出口和外资高速增长推动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轨迹所面临的限制日趋明显。
贸易方面，中国经济在短期内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需求骤降的严重冲击。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中国经济借助出口实现超常规增长的外部条件已走过了其黄金时期。
投资方面，世界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虽在复苏，但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仍需时日。加之中国外资规模基数庞大，引进外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空间有限。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沿着原有轨迹继续开放仍有空间，但已不能适应21世纪下一个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须对原有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根本的调整和变革。国内经济方面，增收入、促销费、调结构、保增长等诉求与国际经济方面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
一方面，必须维持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保持经济大进大出的局面，并继续在出口促进和吸引外资两方面发掘潜力，努力吸纳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
另一方面，须正视中国经济自身和国际经济环境的现实，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尽可能多地走出国界，主动地整合国际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初级产品及矿产资源，也越来越多地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中国相当多的地区在工业用地的供应方面所面临的限制日益明显，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释放已近极限，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趋势将持续并不断加速。
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则可以帮助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突破产业升级中面临的一些瓶颈（包括资源、社会和环境压力，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等）。
很明显，面对诸多新的、全球性挑战和内、外部约束条件，原来的“外向型”战略已显不足；而通过集群式、价值链驱动的海外投资实施新的“外在型”战略，已经成为尽可能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必然要求。
从很大程度上说，产业升级是“中国制造”突破困局、再创辉煌的出路所在，而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则是一个关键。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其海外投资将持续、高速增长，目前海外投资和吸引外资1∶2的比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升至1∶1。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海外投资方面仍存在瓶颈，主要表现在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对知名品牌、核心技术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控制仍然有限。因此，中国企业总体上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在贸发会议以海外资产及经营规模排序的全球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公司仅占两席）。
从规模和产业布局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总规模仍然很小，且布点分散，缺乏配套，未形成海外产业链。但这些差距也彰显了潜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利用海外生产要素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巨大潜力。如何变潜力为实益，关键在于能否培育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群体。
推动海外投资和产业升级应具有全球视野。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应从“推动”（如通过优惠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和“拉动”（如通过一体化的投资和市场体系吸引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投资）两方面着手，实现跨国界的产业升级。应积极地引导相对低端的制造业产业链向海外延伸。
通过在海外投资设厂或培育代工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将那些对土地、能源和自然资源需求量大的产业首先转移出去。在政策引导上，应着力于改变中国海外投资布点分散、缺乏配套的现状，实现海外投资由“点式”（生产导向）到“链式” （价值链导向）、由“散兵游勇”到产业集群的转变。
在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必要矿产资源和保障原材料供应的同时，中国应更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建立海外制造基地。这将有助于超越原有对外开放模式，突破“中国制造”困局，从而打造“中国的亚洲制造”，进而发展成为“中国的全球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