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经济将在曲折和不平衡中继续渐进性复苏之路，各国利益博弈引发的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监管强化的倒逼机制，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中国大型银行加快跨国银行建设，是中国银行业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
英国作家狄更斯说：“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中国金融业特别是中资银行而言，后危机时代就是一个遍布荆棘而又繁花似锦的年代，挑战和机遇并存，风险和回报共生。
展望2011年，全球经济将在曲折和不平衡中继续渐进性复苏之路，各国利益博弈引发的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监管强化的倒逼机制，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
但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尤其是在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格局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在面临全球金融监管更趋严格的同时，国际化发展的大方向不仅没有改变，还将迎来时代机遇。中国大型银行加快跨国银行建设，是中国银行业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
金融国际化趋势未改
当前，虽然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衡，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并未改变，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进程正在加快。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以及各经济体宏观政策的不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强化全球视野。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目前总需求依然不足，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之路尚存很大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和债务风险较大。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虽然仍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增速趋缓，并面临内需仍显不足、资本大量流入及通胀风险上升等多重压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差异性日益拉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起伏不定，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保护主义明显增强。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不平衡性致使各经济体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日益困难。
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受制于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而加入到收紧货币政策的行列，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却继续维持或强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个别国家开始背离寻找全球解决方案的轨道，转而采取不协调的行动。
11月3日，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这或许会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一定改善作用，但对世界经济和他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这种复苏进程和宏观政策的不同步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带来深远影响，需要我们不断力促国际沟通和协调，并以全球视野加强自主调控，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利益损失，并提升自身在新格局中的地位。
第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进一步推进，银行业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全球金融业的利益分配将全面调整。伴随着经济复苏，全球金融业也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加快推进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近来，美国通过了大萧条以来力度最大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正式完成；欧盟出台了泛欧金融监管法案，将从宏观、微观层面改变欧洲目前“条块分割”的监管格局；不久前通过的巴塞尔协议III又对银行提出了新的更高监管标准。
其中巴塞尔协议III已得到G20首尔峰会的支持，协议仍然坚持了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的逻辑思路，但结合金融危机教训，对巴塞尔协议II做了完善和强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显著增加资本质量和数量要求，最低资本要求中的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要求由原来的2％大幅提高到4.5％，另加2.5％的资本保护缓冲和0－2.5％的反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巴塞尔协议III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要求可以高达9.5％（对全部资本要求高达13％），对于大型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而言，其资本要求更高。
二是继续扩大资本对风险的覆盖范围和提高资本对风险的敏感度，降低监管资本套利的可能性。
三是仍然以资本的手段来应对监管资本的缺陷（顺经济周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挑战，如要求资本保护缓冲和反周期资本缓冲，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提出超额资本要求等。
这些国际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对银行通过优化资本使用、调整资产结构、形成低资本消耗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必将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产生划时代的深远影响，也标志着全球金融业的利益分配开始全面调整。
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未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稳步恢复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
过去20年间，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形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将全部经济社会活动编织在一起，大量的货币、商品、数据和人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境流动，这一进程在全球经济复苏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0年上半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25％，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增长25％、13％和41％；中国和印度分别增长41％和32％。该组织预计，尽管受到下半年部分国家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和企业去库存化基本结束的影响，2010年全年世界贸易量仍将增长13.5％，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11.5％，其他国家将增长16.5％。
2010年上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开始缓慢复苏，据联合国贸发组织估计，2010年全球FDI流入量将恢复至1.2万亿美元，2011年可能达到1.3万亿－1.5万亿美元，2012年有望恢复至危机爆发前2万亿美元的水平。
第四，后危机时期全球金融业的重构将会不断推进，国际化仍是主要发展方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增长的重心逐步从西半球转向东半球和新兴经济体，世界金融业地理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化。
目前，亚洲地区已经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银行业的利润水平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根据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千家大银行排行榜，2009年亚洲银行业在全球银行业税前利润占比达37.08％，高于北美和欧洲银行业的占比（分别为13.78％和31.19％）。
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部分受到危机冲击的跨国银行实施了业务收缩战略，主动或被动地剥离非战略业务，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和核心市场；而许多受危机影响较小、实力较强的跨国银行则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战略，亚洲和拉美的银行更是依托显著提升的整体实力和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加快了国际化步伐。
同时，由于采用综合化经营模式的银行各项业务具有不同的周期波动特征，资产负债结构更均衡，抗风险能力更强，因此，国际大型银行在危机逐步企稳后继续着力发展综合经营业务，综合经营指标大幅反弹，部分大型银行的综合经营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危机前。
事实表明，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国际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方向，打造资产、业务和经营地域多元化的国际化银行是未来全球金融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融业新机遇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开放型经济成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成为推动我国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提升的必然选择。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累计利用外资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接近25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金融将会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融入世界，这为中国银行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时代机遇。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要逐步发展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战略取向十分明显。
首先，中国经济金融的良好发展势头不断巩固，未来更有望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引导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危机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目前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巩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不仅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还在国际排名、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脱颖而出，流动性优势、资本优势和估值优势明显。
2011年将开启中国的“十二五”规划，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政策的不断落实和深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会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将实现突破，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依托这种背景，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将迎来金融深度不断深化、市场和产品日趋多元化、风险掌控能力进一步强化以及盈利结构日益合理化的未来。
其次，中国贸易强国进程加快给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广阔空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日趋紧密。外贸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快了中国外贸结构调整的进程。我的判断是，未来中国在大型机电产品出口及大型承包项目的强大增长潜力会不断释放，新兴市场的需求将成为外贸的新增长点。
值得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是中国未来的主要政策方向，但外需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提升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总体看，未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占世界比重仍有提升空间，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更是巨大；进口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障中国资源能源和关键技术设备供应的重要渠道；随着贸易结构和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进出口将对中国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发挥巨大的催化效应。
可以说，中国贸易大国地位不断巩固和贸易强国进程持续加快，为中国银行业通过深化内外联动，抓住跨境客户国际贸易链条的两端，以内促外拓展海外客户与业务机会，以外带内提升全球贸易金融服务能力带来了难得机遇。
其三，中国产业资本全球化步伐提速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基础。
近年来，一批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逐步成长起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大力实施“产能输出和资源进口”战略，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对外投资，支持资源型企业到境外设立战略资源供应基地，进一步加快了中资企业的国际化步伐。
截至2009年末，中国已设立1.3万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涉及能源、铁路、矿产、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贸易、通信、家电等众多领域，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超过70％，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人数将近100万。
2010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我判断，到“十二五”期末，“走出去”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会有明显提高：对外投资合作的规模和层次将实现飞跃发展，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将初具规模；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维持稳步增长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会连年快速增长，有望在2013年增量突破千亿美元、存量达到5000亿美元，逐步走上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趋于平衡的良性发展道路；对外开放的深度将明显扩展，其中的关键点是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使商品、人民币、银行和服务协同走出去，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基于此，银行服务需求也相应从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服务向多元化、综合化发展，衍生出巨大的公司金融、投行服务和金融中介需求。
可以预见，快速增长的跨境业务资源和金融服务需求，为具备条件的中国银行机构跟随客户同步“走出去”，增强各产品线和境内外机构的全球综合服务能力，全面参与到境外需求主体的结算、清算、信贷融资、投资并购、资本运作、资产保值、现金管理和日常经营中去，积极支持其在全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在历史上，西方企业走向世界的时候，有西方的投资银行为其提供信息服务。中国的银行亦要发挥其网络广泛、信息灵通的特点，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桥梁和耳目。
其四，人民币国际化给中资银行以海外人民币业务为突破，加快国际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2010年6月，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境内试点地区扩大至20个省市，境外试点区域放开至全球，业务范围也扩展至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此后，国家又允许境外银行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市场，打通了人民币回流的新渠道。
这一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为中国银行业依托人民币业务优势扩大和完善境外机构布局,提高国际化发展能力和水平提供了条件。
大型中资银行具备在人民币代理清算、人民币跨境金融市场、人民币海外融资等领域确立全球领先地位的先天优势，其境外机构可以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本地营销服务优势与母行人民币业务优势有机结合，培育外资银行所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依托不断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银行业有望实现国际化经营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中国银行机构海外业务发展、本外币联动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综上，稳步加快国际化步伐以谋求更大发展，是中国银行业把握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机遇的理性选择。
国际化战略选择
当前，有条件的中资银行需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进程和多元化需求配合，扎实做好每一步工作，制定适合自身的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战略和实施策略，使2011年成为中国银行机构“走出去”和综合化经营进一步加快的新起点。
一是打造跟随“走出去”企业的全球化、全能化服务链。
有条件的中资银行应积极探索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服务中国产业资本全球化的有效途径，使自己的机构网络、产品线、科技平台、人才队伍以及管理水平尽快达到为走出去客户提供优质全球服务的要求，全方位满足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兴业需求。
尤其要依托商业银行客户基础，发挥境外子公司优势，为中资企业进入新兴市场或获取战略资源提供以跨境并购、境外上市、银团融资为核心的海外投行服务。
同时，在严控风险基础上拓宽投行业务品种和范围,逐步为境外企业提供多元化投行服务，增强在国内国际两个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化经营水平。
二是实施与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匹配的国际化战略。
国际上一般将银行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国内银行，即以国内业务为主的银行；第二种是国际银行，被称为International bank；第三种是全球银行，被称为Global bank。一般认为，海外利润占比15％以上，可称为国际银行；达到30％以上，可称为全球银行。
在中国本土市场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要达到这个目标对绝大多数中资银行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是一个基于中资企业贸易、投资全球化的渐进过程。
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分布看，亚洲、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2009年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亚洲地区占了75.5％，拉丁美洲占了12.5％，非洲占了3.8％。
而中国银行业的境外机构布局与中国外贸和投资格局尚不完全匹配，境外机构数量、人力资源配置仍相对较少；区域分布不均，机构和资产集中于港澳地区；大部分境外机构物理网点不足、电子渠道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现阶段中国银行业机构国际化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格局，着眼全球、突出重点，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合理配置资源、摆布业务，加快成为“走出去”中资企业身边的银行和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国际银行。
三是形成具有中国银行业特点的国际化科学发展道路。
中国银行业必须认真吸取一些国际大银行开展跨国经营的经验和教训，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符合自身实际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在目标市场选择上，重点拓展亚太地区高成长性市场，持续强化在新兴市场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实力，积极关注欧美等成熟市场的拓展机遇。
在网络拓展策略上，宜战略并购与自主申设并举。结合各地市场环境和监管准入难度，综合利用申设、并购等方式设立分行、子银行、控股机构和代表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制、成本可接受和机构可整合的思路选择战略并购对象，推进以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为目的的战略导向型并购。
在机构建设定位上，致力于本地化经营和取得当地主流或重要银行地位。借助并购手段加快本地化经营步伐，稳步开展中小型银行的收购与整合，谨慎对待大型银行并购机会。一行一策支持境外机构背靠母行、立足当地，逐步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主流银行，或在当地一些主要业务中取得主流或重要地位。
在科技平台搭建上，坚持机构建设与系统建设同步。研究建立覆盖全部境外机构的科技平台，并逐步实现与境内系统的互联互通，在全球机构间共享客户、产品和数据资源，提升境外机构的产品供给、业务拓展和风险控制能力。
四是形成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格局相匹配的管理能力。
必须清醒认识到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和介入高端复杂金融领域给经营管理带来的挑战，建立健全灵活、全面、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
指导境外机构和子公司在统一风险管理框架下结合实际做好日常风险管理，实现对各项业务的全额风险计量和全程风险监控，提升并表风险管理水平，避免不同业务单元、不同市场、不同国别之间的风险传递。
本着理性出海的原则，认真研究跨国经营中的国别和地区差异，特别是自然地理、政局、党派、文化、风俗、宗教、劳资关系方面的差异性，从战略、制度、产品、服务、品牌、员工、企业形象等文化载体入手，建设协调统一、因地制宜、中国特色与国别差异兼顾的国际化银行文化，增强全球雇员队伍的凝聚力，提高海外市场和客户对本行的认同度。□
英国作家狄更斯说：“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中国金融业特别是中资银行而言，后危机时代就是一个遍布荆棘而又繁花似锦的年代，挑战和机遇并存，风险和回报共生。
展望2011年，全球经济将在曲折和不平衡中继续渐进性复苏之路，各国利益博弈引发的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监管强化的倒逼机制，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
但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尤其是在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格局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在面临全球金融监管更趋严格的同时，国际化发展的大方向不仅没有改变，还将迎来时代机遇。中国大型银行加快跨国银行建设，是中国银行业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
金融国际化趋势未改
当前，虽然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衡，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并未改变，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进程正在加快。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以及各经济体宏观政策的不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强化全球视野。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目前总需求依然不足，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之路尚存很大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和债务风险较大。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虽然仍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增速趋缓，并面临内需仍显不足、资本大量流入及通胀风险上升等多重压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差异性日益拉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起伏不定，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保护主义明显增强。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不平衡性致使各经济体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日益困难。
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受制于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而加入到收紧货币政策的行列，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却继续维持或强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个别国家开始背离寻找全球解决方案的轨道，转而采取不协调的行动。
11月3日，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这或许会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一定改善作用，但对世界经济和他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这种复苏进程和宏观政策的不同步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带来深远影响，需要我们不断力促国际沟通和协调，并以全球视野加强自主调控，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利益损失，并提升自身在新格局中的地位。
第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进一步推进，银行业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全球金融业的利益分配将全面调整。伴随着经济复苏，全球金融业也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加快推进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近来，美国通过了大萧条以来力度最大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正式完成；欧盟出台了泛欧金融监管法案，将从宏观、微观层面改变欧洲目前“条块分割”的监管格局；不久前通过的巴塞尔协议III又对银行提出了新的更高监管标准。
其中巴塞尔协议III已得到G20首尔峰会的支持，协议仍然坚持了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的逻辑思路，但结合金融危机教训，对巴塞尔协议II做了完善和强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显著增加资本质量和数量要求，最低资本要求中的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要求由原来的2％大幅提高到4.5％，另加2.5％的资本保护缓冲和0－2.5％的反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巴塞尔协议III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要求可以高达9.5％（对全部资本要求高达13％），对于大型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而言，其资本要求更高。
二是继续扩大资本对风险的覆盖范围和提高资本对风险的敏感度，降低监管资本套利的可能性。
三是仍然以资本的手段来应对监管资本的缺陷（顺经济周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挑战，如要求资本保护缓冲和反周期资本缓冲，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提出超额资本要求等。
这些国际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对银行通过优化资本使用、调整资产结构、形成低资本消耗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必将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产生划时代的深远影响，也标志着全球金融业的利益分配开始全面调整。
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未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稳步恢复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
过去20年间，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形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将全部经济社会活动编织在一起，大量的货币、商品、数据和人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境流动，这一进程在全球经济复苏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0年上半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25％，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增长25％、13％和41％；中国和印度分别增长41％和32％。该组织预计，尽管受到下半年部分国家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和企业去库存化基本结束的影响，2010年全年世界贸易量仍将增长13.5％，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11.5％，其他国家将增长16.5％。
2010年上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开始缓慢复苏，据联合国贸发组织估计，2010年全球FDI流入量将恢复至1.2万亿美元，2011年可能达到1.3万亿－1.5万亿美元，2012年有望恢复至危机爆发前2万亿美元的水平。
第四，后危机时期全球金融业的重构将会不断推进，国际化仍是主要发展方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增长的重心逐步从西半球转向东半球和新兴经济体，世界金融业地理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化。
目前，亚洲地区已经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银行业的利润水平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根据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千家大银行排行榜，2009年亚洲银行业在全球银行业税前利润占比达37.08％，高于北美和欧洲银行业的占比（分别为13.78％和31.19％）。
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部分受到危机冲击的跨国银行实施了业务收缩战略，主动或被动地剥离非战略业务，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和核心市场；而许多受危机影响较小、实力较强的跨国银行则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战略，亚洲和拉美的银行更是依托显著提升的整体实力和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加快了国际化步伐。
同时，由于采用综合化经营模式的银行各项业务具有不同的周期波动特征，资产负债结构更均衡，抗风险能力更强，因此，国际大型银行在危机逐步企稳后继续着力发展综合经营业务，综合经营指标大幅反弹，部分大型银行的综合经营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危机前。
事实表明，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国际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方向，打造资产、业务和经营地域多元化的国际化银行是未来全球金融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融业新机遇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开放型经济成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成为推动我国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提升的必然选择。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累计利用外资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接近25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金融将会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融入世界，这为中国银行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时代机遇。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要逐步发展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战略取向十分明显。
首先，中国经济金融的良好发展势头不断巩固，未来更有望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引导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危机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目前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巩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不仅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还在国际排名、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脱颖而出，流动性优势、资本优势和估值优势明显。
2011年将开启中国的“十二五”规划，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政策的不断落实和深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会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将实现突破，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依托这种背景，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将迎来金融深度不断深化、市场和产品日趋多元化、风险掌控能力进一步强化以及盈利结构日益合理化的未来。
其次，中国贸易强国进程加快给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广阔空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日趋紧密。外贸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快了中国外贸结构调整的进程。我的判断是，未来中国在大型机电产品出口及大型承包项目的强大增长潜力会不断释放，新兴市场的需求将成为外贸的新增长点。
值得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是中国未来的主要政策方向，但外需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提升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总体看，未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占世界比重仍有提升空间，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更是巨大；进口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障中国资源能源和关键技术设备供应的重要渠道；随着贸易结构和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进出口将对中国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发挥巨大的催化效应。
可以说，中国贸易大国地位不断巩固和贸易强国进程持续加快，为中国银行业通过深化内外联动，抓住跨境客户国际贸易链条的两端，以内促外拓展海外客户与业务机会，以外带内提升全球贸易金融服务能力带来了难得机遇。
其三，中国产业资本全球化步伐提速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基础。
近年来，一批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逐步成长起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大力实施“产能输出和资源进口”战略，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对外投资，支持资源型企业到境外设立战略资源供应基地，进一步加快了中资企业的国际化步伐。
截至2009年末，中国已设立1.3万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涉及能源、铁路、矿产、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贸易、通信、家电等众多领域，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超过70％，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人数将近100万。
2010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我判断，到“十二五”期末，“走出去”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会有明显提高：对外投资合作的规模和层次将实现飞跃发展，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将初具规模；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维持稳步增长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会连年快速增长，有望在2013年增量突破千亿美元、存量达到5000亿美元，逐步走上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趋于平衡的良性发展道路；对外开放的深度将明显扩展，其中的关键点是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使商品、人民币、银行和服务协同走出去，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基于此，银行服务需求也相应从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服务向多元化、综合化发展，衍生出巨大的公司金融、投行服务和金融中介需求。
可以预见，快速增长的跨境业务资源和金融服务需求，为具备条件的中国银行机构跟随客户同步“走出去”，增强各产品线和境内外机构的全球综合服务能力，全面参与到境外需求主体的结算、清算、信贷融资、投资并购、资本运作、资产保值、现金管理和日常经营中去，积极支持其在全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在历史上，西方企业走向世界的时候，有西方的投资银行为其提供信息服务。中国的银行亦要发挥其网络广泛、信息灵通的特点，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桥梁和耳目。
其四，人民币国际化给中资银行以海外人民币业务为突破，加快国际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2010年6月，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境内试点地区扩大至20个省市，境外试点区域放开至全球，业务范围也扩展至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此后，国家又允许境外银行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市场，打通了人民币回流的新渠道。
这一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为中国银行业依托人民币业务优势扩大和完善境外机构布局,提高国际化发展能力和水平提供了条件。
大型中资银行具备在人民币代理清算、人民币跨境金融市场、人民币海外融资等领域确立全球领先地位的先天优势，其境外机构可以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本地营销服务优势与母行人民币业务优势有机结合，培育外资银行所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依托不断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银行业有望实现国际化经营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中国银行机构海外业务发展、本外币联动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综上，稳步加快国际化步伐以谋求更大发展，是中国银行业把握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机遇的理性选择。
国际化战略选择
当前，有条件的中资银行需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进程和多元化需求配合，扎实做好每一步工作，制定适合自身的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战略和实施策略，使2011年成为中国银行机构“走出去”和综合化经营进一步加快的新起点。
一是打造跟随“走出去”企业的全球化、全能化服务链。
有条件的中资银行应积极探索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服务中国产业资本全球化的有效途径，使自己的机构网络、产品线、科技平台、人才队伍以及管理水平尽快达到为走出去客户提供优质全球服务的要求，全方位满足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兴业需求。
尤其要依托商业银行客户基础，发挥境外子公司优势，为中资企业进入新兴市场或获取战略资源提供以跨境并购、境外上市、银团融资为核心的海外投行服务。
同时，在严控风险基础上拓宽投行业务品种和范围,逐步为境外企业提供多元化投行服务，增强在国内国际两个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化经营水平。
二是实施与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匹配的国际化战略。
国际上一般将银行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国内银行，即以国内业务为主的银行；第二种是国际银行，被称为International bank；第三种是全球银行，被称为Global bank。一般认为，海外利润占比15％以上，可称为国际银行；达到30％以上，可称为全球银行。
在中国本土市场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要达到这个目标对绝大多数中资银行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是一个基于中资企业贸易、投资全球化的渐进过程。
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分布看，亚洲、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2009年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亚洲地区占了75.5％，拉丁美洲占了12.5％，非洲占了3.8％。
而中国银行业的境外机构布局与中国外贸和投资格局尚不完全匹配，境外机构数量、人力资源配置仍相对较少；区域分布不均，机构和资产集中于港澳地区；大部分境外机构物理网点不足、电子渠道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现阶段中国银行业机构国际化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格局，着眼全球、突出重点，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合理配置资源、摆布业务，加快成为“走出去”中资企业身边的银行和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国际银行。
三是形成具有中国银行业特点的国际化科学发展道路。
中国银行业必须认真吸取一些国际大银行开展跨国经营的经验和教训，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符合自身实际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在目标市场选择上，重点拓展亚太地区高成长性市场，持续强化在新兴市场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实力，积极关注欧美等成熟市场的拓展机遇。
在网络拓展策略上，宜战略并购与自主申设并举。结合各地市场环境和监管准入难度，综合利用申设、并购等方式设立分行、子银行、控股机构和代表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制、成本可接受和机构可整合的思路选择战略并购对象，推进以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为目的的战略导向型并购。
在机构建设定位上，致力于本地化经营和取得当地主流或重要银行地位。借助并购手段加快本地化经营步伐，稳步开展中小型银行的收购与整合，谨慎对待大型银行并购机会。一行一策支持境外机构背靠母行、立足当地，逐步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主流银行，或在当地一些主要业务中取得主流或重要地位。
在科技平台搭建上，坚持机构建设与系统建设同步。研究建立覆盖全部境外机构的科技平台，并逐步实现与境内系统的互联互通，在全球机构间共享客户、产品和数据资源，提升境外机构的产品供给、业务拓展和风险控制能力。
四是形成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格局相匹配的管理能力。
必须清醒认识到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和介入高端复杂金融领域给经营管理带来的挑战，建立健全灵活、全面、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
指导境外机构和子公司在统一风险管理框架下结合实际做好日常风险管理，实现对各项业务的全额风险计量和全程风险监控，提升并表风险管理水平，避免不同业务单元、不同市场、不同国别之间的风险传递。
本着理性出海的原则，认真研究跨国经营中的国别和地区差异，特别是自然地理、政局、党派、文化、风俗、宗教、劳资关系方面的差异性，从战略、制度、产品、服务、品牌、员工、企业形象等文化载体入手，建设协调统一、因地制宜、中国特色与国别差异兼顾的国际化银行文化，增强全球雇员队伍的凝聚力，提高海外市场和客户对本行的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