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痛恨腐败，个个喜爱民主，但是，当两种文化相遇时，从一种文化看来黑白分明的事，从两边的角度看，却可能混成一片灰色。
　　
　　在全球化时代，当真是巴西雨林的蝴蝶拍拍翅膀，美国的德克萨斯平原也会刮飓风。利比亚发生民变，卡扎菲还没倒，伦敦政经学院却倒了院长。原来，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是毕业于该校的博士，攻读期间，同时在国内推行改革，为此成立的“卡扎菲基金会”曾给母校捐过钱。民变一起，西方民众和舆论对利比亚有了新看法。拿卡扎菲的钱，那还了得？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只得辞职。
　　还有人揭发赛义夫论文抄袭。读过其论文的政治学国际名师本杰明·巴伯很不以为然地说：赛义夫论文写的是如何将西方政治文明与阿拉伯传统相结合，他要引用很多思想家的话，如果这也算抄袭，那我带过的60个博士都抄袭了。只是众口铄金，名师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被观察家视作卡扎菲接班人的赛义夫劝说其父转轨，与美国改善关系，避免成为下一个目标。在他的建议下，利比亚宣布放弃发展核武器。同时，利比亚的经济开始向外国投资开放，中资公司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利比亚的。赛义夫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两份报纸，允许有限度地批评政府。一时间，不像他父亲那样穿贝都因游牧人的袍子、而是穿西装的赛义夫，成了新利比亚的象征；也成为本国年青一代的偶像，颇有嫁人要嫁赛义夫的气势。
　　那位名师巴伯认为，赛义夫当时确实是真心搞改革，拿“卡扎菲基金会”的资助，为利比亚的改革出谋划策，实在无可厚非。他称赛义夫为利比亚的迈克尔·柯里昂——电影《教父》的男主角。这个本来不愿混黑道的儿子，却因为父亲被杀，不得不接管家业并成为新的黑手党老大。巴伯觉得，西方现在也可以找赛义夫谈判，他毕竟比卡扎菲更了解利比亚之外的世界。
　　这是西方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西方社会内部越来越民主，舆论越来越偏向普通民众。而普通民众论人事，则倾向于选择轮廓分明的道德完人和铁杆民主派。但是，在一个越来越平的地球上，当西方必须与出身其他文明的人打交道时，这一倾向是否足够现实？
　　利比亚是小国，相对容易处理，如果来往的是大国呢？奥巴马进白宫后，顺应民意，对大企业的监管全面紧收。美国的海外行贿处置法，本来针对的只是受贿者为政府官员的情况。现在司法部作出新解释，将国有企业人员都算作政府官员，这就大大扩展了“海外行贿”罪的适用范围。
　　有律师问：这样扩大解释后，行贿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权威人士举例作答：假设某美国公司在外国建了厂房，投产时请当地官员剪彩。送他一件印着美国公司商标的Ｔ恤，那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位官员喜欢打高尔夫，你请到美国来打几杆，那就很可疑。但是可以反问，如果剪彩的是合作方国有企业的经理，他很可能来美国从事商务活动。美方经理带他去自己的俱乐部打一场高尔夫，司法部怎么界定这是行贿还是正常联谊？
　　一位美国朋友说，这类监管逼得他非常小心。他曾经去报销在中国请客吃饭的账单，财务部门要他把每一位客人的名字和职务都写下来，这样政府查账时比较容易说清楚。朋友跟中国方面还是打过一点交道，多了个心眼，立即发短信问：行不行？中方客人说不行，朋友只能为报销另想名义。笔者开玩笑，说你自己掏腰包算了。朋友说：那更不行，一旦打官司，那就不是对着公司而是对着他个人，他得自己掏腰包请律师。
　　受到新教传统的影响，美国人确实比较简朴。某次笔者去一家跨国公司蹭圣诞晚宴，一年最隆重的一顿饭，一桌十二个人，只放一瓶红葡萄酒，一瓶白葡萄酒。一杯酒干了四、五次才敢喝一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里，美国百万富翁的午餐就是办公室里一个三明治一杯白水，惊得一顿午饭要吃三小时的法国人半晌无语。小布什甚至经常请来访国家元首吃这类“工作午餐”。
　　人至察则无徒，现实中的灰色区域也是现实。而且，地球越来越平，还是扩大并方便互相接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