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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远早于北洋舰队的强大海军，西方的军史中称其为中英联合舰队。大清国在最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为它准备了巨款，而英国人也毫不吝啬地为它配置了许多先进装备。成军后，它却在政治的口水战中迅速消亡……
1863年的春夏之交，一支火力强大的舰队，从英国启航，驶往中国。
金发碧眼的英国海军官兵驾驶着每艘军舰，舰桥上高高飘扬的，却并非大英帝国的海军旗，而是一面奇怪的新旗：黄色的对角交叉线贯穿绿底，旗帜中间是一条舞动的青龙。
这是大清帝国中西合璧的首面军旗，它导引的这支舰队，就是西方军史宣称的中英联合舰队（Angelo-Chinese Squadron）或中欧联合海军（European Chinese Naval），被历史学界多称之为阿思本舰队(Osborn Fleet)。当然，采购该舰队的大清帝国从未承认过与他国共享该舰队主权。
这是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下痛下决心建设的第一支海军，采用了完全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的方式：所有舰艇均采购自英国，舰队官兵也都从英国海军中招募。
大清国从对抗太平天国而造成的拮据的财政中，挤出巨款购买此舰队。而英国朝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议会经过多番争辩后，同意了向中国出口军舰并提供海军人才，希望因此加强自己与大清国的“友谊”，抗衡法国和俄国在远东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因此，这支舰队虽然吨位并不重，却依然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其中的江苏号（Kiang-Soo）采用了不少专利新技术，其最新式的引擎速率甚至达到普通引擎的7.5倍！
这样一支深受中英两国政府支持的舰队，却在诞生后不到半年，即在双方激烈的口水战中沉没，而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迷团……
大清国来的大订单
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后，清廷的统治面临入关200多年来最严峻的考验。
1861年，作为清廷外籍雇员的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在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right-Bruce）的支持下，建议清政府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估计费用不到100万两。赫德建议说，此费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征收货物税来筹措。
赫德和布鲁斯的计划在当年7月就被清廷批准，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直到1862年初，太平军攻势如潮，宁波和杭州先后沦陷。危急之下，清廷才启动了从英国采购军舰的计划，并通过代理总税务司赫德，授权正在英国老家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采购这些船只。
大清国的大订单是诱人的：购买6艘炮艇和3艘快艇，总价值约75万两。赫德建议，每艘炮艇应配备舰长1人、军官2人、轮机手2人、炮手2人、水兵10人，另加中国水手30人。每艘快艇则配备舰长1人、军官1人、轮机手3人、炮手4人、水兵30人，另加中国水手30人。
清政府希望将此舰队配置给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前线将领，加强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为此，他们要求李泰国同时为每艘舰艇物色司舵、司炮手，一则可以将舰艇开到中国来，二是可作为教官训练中国士兵。
在清廷的构思中，这是一个技术和人才的双料引进项目，而舰队则毫无疑问地将是纯粹的“国有资产”。当时，清政府同样的“引进项目”洋枪队（后更名为“常胜军”），正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支从英国采购的舰队，无疑将成为水上洋枪队。
1862年2月24日，赫德发急件告知远在英国的李泰国，称两广总督劳崇光已经接到北京指示，要为舰队支付第一期款项。
此时，李泰国已经与英国海军上校、著名的北极探险家阿思本（Sherard Osborn）进行了接触，邀请阿思本出任拟议中的舰队司令。收到赫德的通知后，李泰国立即转告阿思本，请他可以放心地向英国海军提交有关申请了。同时，李泰国催促赫德抓紧汇款：“我们需要所有你能寄来的钱。”
5月14日，赫德再次从香港给李泰国发了长信，说明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对此舰队十分重视，但因战争的关系，筹款可能延误。帝国政府已经行文地方，要求他们在4个月内筹措到60万两，交赫德支配。赫德给李泰国随信寄去了第一期31000英镑的汇票，并估计了以后各期付款的金额，告诫他说：“由于你完全能理解的各种原因，最为重要的是不失时机地迅速送回所采购的船只。”
6月7日的英国《泰晤士报》（Times）首次披露了这一计划，报道称正在普利茅斯（Plymouth）指挥Donegal舰的阿思本，将受命指挥一支中国舰队。
英国议会对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议会的充分酝酿，9月2日，维多利亚女王同意了该计划；9月9日，英国枢密院终于正式发布敕令，批准阿思本为中国政府服务，购买舰艇并招募官兵，但“应保证应募人员只在英籍官佐指挥下服役。”
9月15日的《泰晤士报》转载了《陆海军公报》（Army and Navy Gazette）的一篇报道，认为许可阿思本组建舰队，给那些“渴望从中国获得金钱和名望的人”提供了机会，但阿思本和李泰国目前还不大可能着手招募陆军士兵，“尽管有相当多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陆军士兵，已经远涉重洋到中国去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
英国脑袋指挥中国枪？
法律障碍排除后，阿思本和李泰国组建舰队的工作大大加快。
1862年9月14日，螺旋桨蒸汽轮非洲号（Africa）驶离普利茅斯军港（Plymouth），开往维多利亚船厂（Victoria Docks）改造。这艘单桅帆船上高悬着李泰国临时设计的大清海军旗，并已经更名为 “中国号”（China）。在维多利亚船厂，同时还有另外两艘船在进行改造：拥有3门火炮的炮艇碧玉号（Jasper），将更名为厦门号（Amoy）；而拥有6门火炮的螺旋桨炮艇莫霍克号（Mohawk）将改名为北京号（Pekin）。
莫霍克号在船厂进行全面机器大修的消息，还登上了《泰晤士报》。同样来自《泰晤士报》的报道说，在香港已经另有10艘炮艇准备就绪，将加入到阿思本舰队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1863年5月6日，在伦敦对明轮船“江苏号”进行了测试，测试的结果令海军和科技部门十分满意，一致认为这是当时最快的舰艇。该船将作为阿思本的特别通讯船。
英国政府批准舰队组建和人员招募计划后，李泰国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名义，与阿思本签订了一份共有13款内容的协议，正式聘请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任期四年。在这份协议中，最为关键的是有关舰队的指挥权问题。
协议中明确约定，作为舰队司令的阿思本，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实际上将舰队变成了李泰国的私人武装，这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熟悉中国国情的赫德立即给李泰国写长信劝告，但毫无效果。
有意思的是，李泰国和阿思本两人，在这份日后颇多争议并导致舰队计划流产的协议后，加了不少注解，详细解释他们设立这些条文的考虑，但这些注解似乎没有得到中国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中第一条注解明确说明，订立协议的目的是为防止今后的歧义：“我们不得不和善于欺骗和背信的亚洲人打交道，他们会随时以眼前利益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我们毕竟给他们提供的是实质的军事援助，必须防止这种援助被滥用，给我们自己及大英帝国中我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丑闻。我们要保证女王枢密院所给予我们的巨大权力和责任，不至于被我们自己、我们的继任者乃至中国政府所滥用。”
从这一注解可看到，李泰国在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与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两种身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依照这一注解，整个舰队计划似乎不是中国的政府采购行为，而更像是英国的一个政府援助项目。
注解中详细说明，李、阿两人均认为，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是靠不住的。在没有帝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官员居然可以自行购买欧洲舰艇、自行招募各国水手，“扬子江上的舰艇一半属于（招安改编的）海盗，一半属于此类武装民船”。李泰国和阿思本因此认为，他们经手的舰队必须确保直属于中央政府，以与这些“海盗们”相区别。
致命的是，这两位似乎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的英国绅士，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李泰国凭什么可以选择性地遵从或拒绝中国皇帝的谕旨。
当李、阿两人在伦敦沉浸于千秋伟业的大梦时，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清军围攻南京日急，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忠王李秀成率大军回救首都，上海之围遂解，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收复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清廷已经完全不需要依赖阿思本舰队来实现军事救急。
条件过于苛刻的李阿协议，面临着更为挑剔的审视。
“总统”之争
中国大势发生了变化，而在英国，报刊还在热烈地报道着阿思本舰队的每一项重大进展：
阿思本舰队需要的24磅（5.5英寸口径）海军榴弹炮，及8英寸口径臼炮已经就绪；（《泰晤士报》1863年2月10日）
中国号昨日开始装备弹药，它装备了两门旋转炮和四门舷侧炮，并即将校准罗盘；（《泰晤士报》1863年3月4日）
北京号抵达斯普合德（Spithead）（《泰晤士报》1863年3月16日）……
舰队所有军官的军衔几乎都得到了提升，《泰晤士报》报甚至事无巨细地报道了每个晋升军官的情况。
针对国内不时出现的反对声音，《泰晤士报》于4月4日发表了长篇政论， “旗帜鲜明”地为政府的政策辩护，给阿思本舰队的“神圣”使命上纲上线进行拔高。而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也在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提出英国应当加强对华“忠诚的、坦率的、友好的政策”，并明确指出阿思本舰队就是中英友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1863年初，阿思本舰队分阶段开往中国的计划制定完成后，李泰国就由英国赶到法国，并于3月12日携家眷在马赛登船，4月24日到达香港，5月1日到上海。同行的有后来相当著名的秘书金登干和包腊。
代理李泰国职位的赫德，在5月9日从汉口乘船抵达上海，迎接李泰国。赫德在当日的日记中不无担忧地写到：“他变得如此英国派，以致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是非常吃力的。他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他一定会坚持己见。他一定会说教，而不做解释。天哪！如果所有事情都变得一团糟，所有人都吵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
这两个英国年轻人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正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书写浓重的一笔。时年仅31岁的李泰国和28岁的赫德，已经实际掌管了占世界人口1/3的中国的经济命脉。
他们从海路由上海赶往天津，然后从天津乘牛车赶往北京，去完成阿思本舰队的最后事宜。毕竟是位高权重的年轻人，他们将津京之行变成了长达4天的郊游，并且在其中一辆牛车上装满了面包、啤酒和葡萄等。
6月1日，他们抵达了北京，旅途中的轻松心情随即被一扫而空：清廷拒绝接受李泰国与阿思本协议的主要条款，坚持要求舰队必须接受地方督抚的节制。
6月6日，在总理衙门举行了首次联席会议，气氛相当沉闷。李泰国坚持舰队只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他得到了英国公使布鲁斯的坚定赞同。
布鲁斯于6月16日致函恭亲王，要求中央政府将关税和指挥权抓在手中，以保证舰队的运转费用和军饷，及不受地方当局节制。恭亲王则毫不客气地回信指出：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中国效劳，当然是英国公使的职权范围，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则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何开支，这就是亲王的权力范围了。
其时，布鲁斯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就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如果也要“坚持原则”，则戈登等军官就必须离开“常胜军”，赫德认为这将成为英国的噩梦。
在这些谈判中，赫德敏锐地发现：中国皇帝虽在形式上是最高权威，但这种权威并非无限的。皇帝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在事后，地方事务、包括当地的对外事务在内都是由地方官员们自行掌管。任何“直属于北京”的舰队，如果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下，其实难以在南方的战事中发挥作用。
经过几轮辩论，最终双方同意在阿思本之上设立一位中国“总统”（总司令），由曾、李推荐人选；而阿思本则担任“帮同总统”（副总司令）。双方达成了五条协议，对舰队的维持费用在内做了详细安排。7月2日，赫德在日记中写道：“解决舰队的事情成功了”。
现在就等着舰队及阿思本的到来。
阿思本的最后通牒
阿思本的到来却令情况再度恶化。
与总理衙门谈好细节后，7月9日~8月8日，李泰国离京赶往正发生流行性霍乱的上海，以便将家眷撤离。就在他安顿家小的时候，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舰艇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而阿思本本人则率领第二批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舰艇在10月6日进入中国港口。
阿思本到华后，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据他后来所写的备忘录，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大挖他的墙角，其代理人积极游说阿思本舰队官兵，承诺更高的薪水，甚至可以将第一笔报酬先打入这些官兵的英国银行帐户。阿思本在备忘录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大吃一惊，随即开除了牵涉其中的14名官兵。这加剧了他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
在把大部分舰艇停泊到烟台之后，阿思本于9月25日到达北京。同日，李泰国将此前与总理衙门达成的五条协议转给阿思本，并明确说自己只赞同其中的经济条款，至于是否同意设立中国总司令，由阿思本自行决定。李泰国的态度火上加油，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阿思本在9月28日所做的备忘录中，对此反弹激烈。他认为这不仅与此前的协议大相径庭，而且海军舰队要听命地方政府，这是很大的忌讳， “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难怪他们无论陆战和海战都要打败仗了。”他认为，舰队所有官兵所签的协议，其基础都是以他作为统帅，如果另设中国统帅，那这些合同就全部无效了。客观地说，从契约的角度，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随后，他将自己对李鸿章的怨愤都发泄出来。阿思本写到，自己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明，推进全人类的商业利益，如果听从李鸿章的话，这些从英国海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士，就和李鸿章那些招安而来的海盗们没有区别了，“联合舰队就会从蒙上帝赐福的舰队，堕落到被中国人民和在华欧洲人诅咒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如果在这问题上软弱，就会如戈登那样被李鸿章玩弄”。他认为建立这样一支外籍舰队本身就是中国的巨大改革，因此不应再重新纳入那套已被证明无用的老体制中，必须籍此推动中国的进步。
阿思本承认：“李鸿章是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就是想削弱我的权力，然后可以更好地驾驭我或抛开我，就像他对其他欧洲军官一样。”阿思本对人情的深刻洞察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介武夫。
强悍的阿思本和李泰国两人联手，与总理衙门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唯一能在其间回旋的赫德，则又已经南下上海，出任“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口及宁波关务”。
在没有赫德斡旋的情况下，只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阿思本就直接给恭亲王写信，拒绝接受恭亲王和赫德等在7月初达成的协议。阿思本写道：“这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中国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衙门认为‘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的常理’，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阿思本用未经斟酌的语言咒骂了中国整个行政措施。
其后三周，李泰国和阿思本在总理衙门“诱骗、争论和咆哮”。
10月13日，李泰国给阿思本发了封便笺：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已正式通告将否决李泰国-阿思本协议。
两天后，阿思本再度卤莽地向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的协议，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在这封“最后通牒”中，他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回顾了一番，辩护说自己和李泰国的一切言行均严格执行了恭亲王最早的指令，抱怨中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
他的信再度激怒了总理衙门。连素来温和的文祥也大为恼火，甩出了重话：清廷即使退回到长城以外，也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布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但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布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船只。
过渡期间经费安排妥当后，阿思本于1863年11月6日离京，作为酬报，中国政府给了他1万两白银的特别酬劳。
慢了一拍的《泰晤士报》，11月17日还从上海发回报道，说驻华英军司令布朗（General Brown）视察了昆山前线，表示支持李泰国和阿思本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赶紧支付与舰队有关的80万两费用，否则阿思本舰队不会协同进攻苏州。报道说，阿思本舰队的人已经大量开小差，太平军则以高薪招徕舰队的官兵。
李泰国：性格悲剧
李泰国的最后任务，就是忙于计算遣返费用和进行善后。
他宣称要辞去总税务司的职务，虽然大家都知道这迟早是必然发生的，但总理衙门还是在情面上予以挽留。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帐目。”
在和英国公使布鲁斯和美国公使蒲安臣商量后，总理衙门于11月15日正式免去了李泰国的职务。免职而不是接受辞职，这为大清留下了面子。但同时，总理衙门也给了李泰国一笔不菲的补偿金，包括他在北京布置住宅的开支，一直到1864年3月15日的月薪（等于多发了四个月工资），还另送了他6000两银子，合计约14000多英镑。
同一天，乖巧的赫德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从此开始了他47年的“中国财爷”生涯。
1864年1月4日，赫德与李泰国签订了舰队的决算项目。同日，《泰晤士报》才刊登电讯稿，披露恭亲王已经拒绝批准李-阿协议，阿思本着手解散他的舰队；舰艇将被出售；阿思本已携江苏号、昆山号和厦门号开往孟买，不久将回英国；云云。
5天后，李泰国由上海起程黯然返回英国。从此在中国史书上，他总是以“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的面目而出现。
李泰国的父亲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实腊（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海关官员的腐败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
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李泰国也得到清廷的高度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之一。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Elgin)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在大英帝国看来，这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大清帝国眼中，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为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他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同时，他积极帮助中国采购军舰，组建阿思本舰队。
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赫德并不认为李泰国在主观上想侵夺军权，而是其过于“英国化”，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相信“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
赫德认为这也是李泰国个人的性格悲剧，他在日记中写道：“李泰国的消失不会使我们感到很悲伤；因为他缺乏机智，他办事独断专行，这些都使人感到不安全和不稳定……他相信他是在为所有有关人员的最大利益而工作。但认真的行动需要辨别力和实地判断能力以及机智和对掌权人的理解。他缺乏机智；他不给中国考虑的时候；他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日后经营规模的扩大。”
阿思本返回英国后，随即担任“尊贵君主号”（Royal Sovereign）炮舰舰长，随他返回英国的北京号、天津号和中国号等，都被英国海军收购。不久，他退役进入了商界，此后继续鼓动他最为热爱的北极圈探险。
解散后的阿思本舰队，一些官兵继续留在了中国冒险，其中一些还因各种原因加入了太平军，其中一名叫纳里斯的士兵留下的被迫在太平军中服役的自述，成为日后研究者的重要史料之一。
阿思本舰队解散后十一年（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中国再度向英国采购军舰，开始了新的舰队建造计划。这支舰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
1863年的春夏之交，一支火力强大的舰队，从英国启航，驶往中国。
金发碧眼的英国海军官兵驾驶着每艘军舰，舰桥上高高飘扬的，却并非大英帝国的海军旗，而是一面奇怪的新旗：黄色的对角交叉线贯穿绿底，旗帜中间是一条舞动的青龙。
这是大清帝国中西合璧的首面军旗，它导引的这支舰队，就是西方军史宣称的中英联合舰队（Angelo-Chinese Squadron）或中欧联合海军（European Chinese Naval），被历史学界多称之为阿思本舰队(Osborn Fleet)。当然，采购该舰队的大清帝国从未承认过与他国共享该舰队主权。
这是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下痛下决心建设的第一支海军，采用了完全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的方式：所有舰艇均采购自英国，舰队官兵也都从英国海军中招募。
大清国从对抗太平天国而造成的拮据的财政中，挤出巨款购买此舰队。而英国朝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议会经过多番争辩后，同意了向中国出口军舰并提供海军人才，希望因此加强自己与大清国的“友谊”，抗衡法国和俄国在远东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因此，这支舰队虽然吨位并不重，却依然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其中的江苏号（Kiang-Soo）采用了不少专利新技术，其最新式的引擎速率甚至达到普通引擎的7.5倍！
这样一支深受中英两国政府支持的舰队，却在诞生后不到半年，即在双方激烈的口水战中沉没，而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迷团……
大清国来的大订单
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后，清廷的统治面临入关200多年来最严峻的考验。
1861年，作为清廷外籍雇员的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在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right-Bruce）的支持下，建议清政府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估计费用不到100万两。赫德建议说，此费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征收货物税来筹措。
赫德和布鲁斯的计划在当年7月就被清廷批准，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直到1862年初，太平军攻势如潮，宁波和杭州先后沦陷。危急之下，清廷才启动了从英国采购军舰的计划，并通过代理总税务司赫德，授权正在英国老家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采购这些船只。
大清国的大订单是诱人的：购买6艘炮艇和3艘快艇，总价值约75万两。赫德建议，每艘炮艇应配备舰长1人、军官2人、轮机手2人、炮手2人、水兵10人，另加中国水手30人。每艘快艇则配备舰长1人、军官1人、轮机手3人、炮手4人、水兵30人，另加中国水手30人。
清政府希望将此舰队配置给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前线将领，加强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为此，他们要求李泰国同时为每艘舰艇物色司舵、司炮手，一则可以将舰艇开到中国来，二是可作为教官训练中国士兵。
在清廷的构思中，这是一个技术和人才的双料引进项目，而舰队则毫无疑问地将是纯粹的“国有资产”。当时，清政府同样的“引进项目”洋枪队（后更名为“常胜军”），正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支从英国采购的舰队，无疑将成为水上洋枪队。
1862年2月24日，赫德发急件告知远在英国的李泰国，称两广总督劳崇光已经接到北京指示，要为舰队支付第一期款项。
此时，李泰国已经与英国海军上校、著名的北极探险家阿思本（Sherard Osborn）进行了接触，邀请阿思本出任拟议中的舰队司令。收到赫德的通知后，李泰国立即转告阿思本，请他可以放心地向英国海军提交有关申请了。同时，李泰国催促赫德抓紧汇款：“我们需要所有你能寄来的钱。”
5月14日，赫德再次从香港给李泰国发了长信，说明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对此舰队十分重视，但因战争的关系，筹款可能延误。帝国政府已经行文地方，要求他们在4个月内筹措到60万两，交赫德支配。赫德给李泰国随信寄去了第一期31000英镑的汇票，并估计了以后各期付款的金额，告诫他说：“由于你完全能理解的各种原因，最为重要的是不失时机地迅速送回所采购的船只。”
6月7日的英国《泰晤士报》（Times）首次披露了这一计划，报道称正在普利茅斯（Plymouth）指挥Donegal舰的阿思本，将受命指挥一支中国舰队。
英国议会对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议会的充分酝酿，9月2日，维多利亚女王同意了该计划；9月9日，英国枢密院终于正式发布敕令，批准阿思本为中国政府服务，购买舰艇并招募官兵，但“应保证应募人员只在英籍官佐指挥下服役。”
9月15日的《泰晤士报》转载了《陆海军公报》（Army and Navy Gazette）的一篇报道，认为许可阿思本组建舰队，给那些“渴望从中国获得金钱和名望的人”提供了机会，但阿思本和李泰国目前还不大可能着手招募陆军士兵，“尽管有相当多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陆军士兵，已经远涉重洋到中国去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
英国脑袋指挥中国枪？
法律障碍排除后，阿思本和李泰国组建舰队的工作大大加快。
1862年9月14日，螺旋桨蒸汽轮非洲号（Africa）驶离普利茅斯军港（Plymouth），开往维多利亚船厂（Victoria Docks）改造。这艘单桅帆船上高悬着李泰国临时设计的大清海军旗，并已经更名为 “中国号”（China）。在维多利亚船厂，同时还有另外两艘船在进行改造：拥有3门火炮的炮艇碧玉号（Jasper），将更名为厦门号（Amoy）；而拥有6门火炮的螺旋桨炮艇莫霍克号（Mohawk）将改名为北京号（Pekin）。
莫霍克号在船厂进行全面机器大修的消息，还登上了《泰晤士报》。同样来自《泰晤士报》的报道说，在香港已经另有10艘炮艇准备就绪，将加入到阿思本舰队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1863年5月6日，在伦敦对明轮船“江苏号”进行了测试，测试的结果令海军和科技部门十分满意，一致认为这是当时最快的舰艇。该船将作为阿思本的特别通讯船。
英国政府批准舰队组建和人员招募计划后，李泰国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名义，与阿思本签订了一份共有13款内容的协议，正式聘请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任期四年。在这份协议中，最为关键的是有关舰队的指挥权问题。
协议中明确约定，作为舰队司令的阿思本，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实际上将舰队变成了李泰国的私人武装，这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熟悉中国国情的赫德立即给李泰国写长信劝告，但毫无效果。
有意思的是，李泰国和阿思本两人，在这份日后颇多争议并导致舰队计划流产的协议后，加了不少注解，详细解释他们设立这些条文的考虑，但这些注解似乎没有得到中国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中第一条注解明确说明，订立协议的目的是为防止今后的歧义：“我们不得不和善于欺骗和背信的亚洲人打交道，他们会随时以眼前利益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我们毕竟给他们提供的是实质的军事援助，必须防止这种援助被滥用，给我们自己及大英帝国中我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丑闻。我们要保证女王枢密院所给予我们的巨大权力和责任，不至于被我们自己、我们的继任者乃至中国政府所滥用。”
从这一注解可看到，李泰国在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与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两种身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依照这一注解，整个舰队计划似乎不是中国的政府采购行为，而更像是英国的一个政府援助项目。
注解中详细说明，李、阿两人均认为，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是靠不住的。在没有帝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官员居然可以自行购买欧洲舰艇、自行招募各国水手，“扬子江上的舰艇一半属于（招安改编的）海盗，一半属于此类武装民船”。李泰国和阿思本因此认为，他们经手的舰队必须确保直属于中央政府，以与这些“海盗们”相区别。
致命的是，这两位似乎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的英国绅士，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李泰国凭什么可以选择性地遵从或拒绝中国皇帝的谕旨。
当李、阿两人在伦敦沉浸于千秋伟业的大梦时，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清军围攻南京日急，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忠王李秀成率大军回救首都，上海之围遂解，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收复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清廷已经完全不需要依赖阿思本舰队来实现军事救急。
条件过于苛刻的李阿协议，面临着更为挑剔的审视。
“总统”之争
中国大势发生了变化，而在英国，报刊还在热烈地报道着阿思本舰队的每一项重大进展：
阿思本舰队需要的24磅（5.5英寸口径）海军榴弹炮，及8英寸口径臼炮已经就绪；（《泰晤士报》1863年2月10日）
中国号昨日开始装备弹药，它装备了两门旋转炮和四门舷侧炮，并即将校准罗盘；（《泰晤士报》1863年3月4日）
北京号抵达斯普合德（Spithead）（《泰晤士报》1863年3月16日）……
舰队所有军官的军衔几乎都得到了提升，《泰晤士报》报甚至事无巨细地报道了每个晋升军官的情况。
针对国内不时出现的反对声音，《泰晤士报》于4月4日发表了长篇政论， “旗帜鲜明”地为政府的政策辩护，给阿思本舰队的“神圣”使命上纲上线进行拔高。而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也在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提出英国应当加强对华“忠诚的、坦率的、友好的政策”，并明确指出阿思本舰队就是中英友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1863年初，阿思本舰队分阶段开往中国的计划制定完成后，李泰国就由英国赶到法国，并于3月12日携家眷在马赛登船，4月24日到达香港，5月1日到上海。同行的有后来相当著名的秘书金登干和包腊。
代理李泰国职位的赫德，在5月9日从汉口乘船抵达上海，迎接李泰国。赫德在当日的日记中不无担忧地写到：“他变得如此英国派，以致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是非常吃力的。他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他一定会坚持己见。他一定会说教，而不做解释。天哪！如果所有事情都变得一团糟，所有人都吵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
这两个英国年轻人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正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书写浓重的一笔。时年仅31岁的李泰国和28岁的赫德，已经实际掌管了占世界人口1/3的中国的经济命脉。
他们从海路由上海赶往天津，然后从天津乘牛车赶往北京，去完成阿思本舰队的最后事宜。毕竟是位高权重的年轻人，他们将津京之行变成了长达4天的郊游，并且在其中一辆牛车上装满了面包、啤酒和葡萄等。
6月1日，他们抵达了北京，旅途中的轻松心情随即被一扫而空：清廷拒绝接受李泰国与阿思本协议的主要条款，坚持要求舰队必须接受地方督抚的节制。
6月6日，在总理衙门举行了首次联席会议，气氛相当沉闷。李泰国坚持舰队只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他得到了英国公使布鲁斯的坚定赞同。
布鲁斯于6月16日致函恭亲王，要求中央政府将关税和指挥权抓在手中，以保证舰队的运转费用和军饷，及不受地方当局节制。恭亲王则毫不客气地回信指出：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中国效劳，当然是英国公使的职权范围，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则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何开支，这就是亲王的权力范围了。
其时，布鲁斯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就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如果也要“坚持原则”，则戈登等军官就必须离开“常胜军”，赫德认为这将成为英国的噩梦。
在这些谈判中，赫德敏锐地发现：中国皇帝虽在形式上是最高权威，但这种权威并非无限的。皇帝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在事后，地方事务、包括当地的对外事务在内都是由地方官员们自行掌管。任何“直属于北京”的舰队，如果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下，其实难以在南方的战事中发挥作用。
经过几轮辩论，最终双方同意在阿思本之上设立一位中国“总统”（总司令），由曾、李推荐人选；而阿思本则担任“帮同总统”（副总司令）。双方达成了五条协议，对舰队的维持费用在内做了详细安排。7月2日，赫德在日记中写道：“解决舰队的事情成功了”。
现在就等着舰队及阿思本的到来。
阿思本的最后通牒
阿思本的到来却令情况再度恶化。
与总理衙门谈好细节后，7月9日~8月8日，李泰国离京赶往正发生流行性霍乱的上海，以便将家眷撤离。就在他安顿家小的时候，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舰艇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而阿思本本人则率领第二批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舰艇在10月6日进入中国港口。
阿思本到华后，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据他后来所写的备忘录，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大挖他的墙角，其代理人积极游说阿思本舰队官兵，承诺更高的薪水，甚至可以将第一笔报酬先打入这些官兵的英国银行帐户。阿思本在备忘录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大吃一惊，随即开除了牵涉其中的14名官兵。这加剧了他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
在把大部分舰艇停泊到烟台之后，阿思本于9月25日到达北京。同日，李泰国将此前与总理衙门达成的五条协议转给阿思本，并明确说自己只赞同其中的经济条款，至于是否同意设立中国总司令，由阿思本自行决定。李泰国的态度火上加油，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阿思本在9月28日所做的备忘录中，对此反弹激烈。他认为这不仅与此前的协议大相径庭，而且海军舰队要听命地方政府，这是很大的忌讳， “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难怪他们无论陆战和海战都要打败仗了。”他认为，舰队所有官兵所签的协议，其基础都是以他作为统帅，如果另设中国统帅，那这些合同就全部无效了。客观地说，从契约的角度，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随后，他将自己对李鸿章的怨愤都发泄出来。阿思本写到，自己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明，推进全人类的商业利益，如果听从李鸿章的话，这些从英国海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士，就和李鸿章那些招安而来的海盗们没有区别了，“联合舰队就会从蒙上帝赐福的舰队，堕落到被中国人民和在华欧洲人诅咒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如果在这问题上软弱，就会如戈登那样被李鸿章玩弄”。他认为建立这样一支外籍舰队本身就是中国的巨大改革，因此不应再重新纳入那套已被证明无用的老体制中，必须籍此推动中国的进步。
阿思本承认：“李鸿章是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就是想削弱我的权力，然后可以更好地驾驭我或抛开我，就像他对其他欧洲军官一样。”阿思本对人情的深刻洞察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介武夫。
强悍的阿思本和李泰国两人联手，与总理衙门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唯一能在其间回旋的赫德，则又已经南下上海，出任“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口及宁波关务”。
在没有赫德斡旋的情况下，只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阿思本就直接给恭亲王写信，拒绝接受恭亲王和赫德等在7月初达成的协议。阿思本写道：“这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中国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衙门认为‘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的常理’，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阿思本用未经斟酌的语言咒骂了中国整个行政措施。
其后三周，李泰国和阿思本在总理衙门“诱骗、争论和咆哮”。
10月13日，李泰国给阿思本发了封便笺：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已正式通告将否决李泰国-阿思本协议。
两天后，阿思本再度卤莽地向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的协议，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在这封“最后通牒”中，他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回顾了一番，辩护说自己和李泰国的一切言行均严格执行了恭亲王最早的指令，抱怨中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
他的信再度激怒了总理衙门。连素来温和的文祥也大为恼火，甩出了重话：清廷即使退回到长城以外，也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布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但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布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船只。
过渡期间经费安排妥当后，阿思本于1863年11月6日离京，作为酬报，中国政府给了他1万两白银的特别酬劳。
慢了一拍的《泰晤士报》，11月17日还从上海发回报道，说驻华英军司令布朗（General Brown）视察了昆山前线，表示支持李泰国和阿思本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赶紧支付与舰队有关的80万两费用，否则阿思本舰队不会协同进攻苏州。报道说，阿思本舰队的人已经大量开小差，太平军则以高薪招徕舰队的官兵。
李泰国：性格悲剧
李泰国的最后任务，就是忙于计算遣返费用和进行善后。
他宣称要辞去总税务司的职务，虽然大家都知道这迟早是必然发生的，但总理衙门还是在情面上予以挽留。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帐目。”
在和英国公使布鲁斯和美国公使蒲安臣商量后，总理衙门于11月15日正式免去了李泰国的职务。免职而不是接受辞职，这为大清留下了面子。但同时，总理衙门也给了李泰国一笔不菲的补偿金，包括他在北京布置住宅的开支，一直到1864年3月15日的月薪（等于多发了四个月工资），还另送了他6000两银子，合计约14000多英镑。
同一天，乖巧的赫德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从此开始了他47年的“中国财爷”生涯。
1864年1月4日，赫德与李泰国签订了舰队的决算项目。同日，《泰晤士报》才刊登电讯稿，披露恭亲王已经拒绝批准李-阿协议，阿思本着手解散他的舰队；舰艇将被出售；阿思本已携江苏号、昆山号和厦门号开往孟买，不久将回英国；云云。
5天后，李泰国由上海起程黯然返回英国。从此在中国史书上，他总是以“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的面目而出现。
李泰国的父亲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实腊（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海关官员的腐败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
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李泰国也得到清廷的高度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之一。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Elgin)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在大英帝国看来，这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大清帝国眼中，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为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他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同时，他积极帮助中国采购军舰，组建阿思本舰队。
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赫德并不认为李泰国在主观上想侵夺军权，而是其过于“英国化”，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相信“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
赫德认为这也是李泰国个人的性格悲剧，他在日记中写道：“李泰国的消失不会使我们感到很悲伤；因为他缺乏机智，他办事独断专行，这些都使人感到不安全和不稳定……他相信他是在为所有有关人员的最大利益而工作。但认真的行动需要辨别力和实地判断能力以及机智和对掌权人的理解。他缺乏机智；他不给中国考虑的时候；他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日后经营规模的扩大。”
阿思本返回英国后，随即担任“尊贵君主号”（Royal Sovereign）炮舰舰长，随他返回英国的北京号、天津号和中国号等，都被英国海军收购。不久，他退役进入了商界，此后继续鼓动他最为热爱的北极圈探险。
解散后的阿思本舰队，一些官兵继续留在了中国冒险，其中一些还因各种原因加入了太平军，其中一名叫纳里斯的士兵留下的被迫在太平军中服役的自述，成为日后研究者的重要史料之一。
阿思本舰队解散后十一年（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中国再度向英国采购军舰，开始了新的舰队建造计划。这支舰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