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司马迁祠堂前的这副楹联是对其人品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司马迁一身正气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史记》一部信史开启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二十四史中《汉书》与《史记》并称“史汉”，那二者风格是否一致？让我们用比较阅读的眼光来看这两部史书的异同，进一步加深对《史记》的理解。
　　比较阅读的基本要领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其次比较阅读要选好比较点，本文从四个方面——语言风格、叙事手法、抒情性、人物评价来对两本著作进行比较。
　　一.比较语言风格
　　《史记》的叙述语言平易通俗，它采用朴素的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如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歌颂李广的正直和受士卒的爱戴。同时它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项羽本纪》中“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无不膝行而前”三个“无不”比《汉书》中“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一处“无不”，更富表现力。《史记》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时，都将《史记》视为古文的典范。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而班固的《汉书》首先语言十分简省。人物语气入神入妙，往往在于一二虚字，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汉书》“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简省虚字，失却司马迁叙事的情感性，所以文章给人的感觉有点呆滞。班固还有意采用古字古音，文字艰深难懂，因此读起来比《史记》少了很多趣味。《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可见《汉书》艰深难读，连一代大儒马融都要从班固的妹妹班昭受读。其原因在于东汉文风，渐趋华丽，班固深受其影响。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准确地反映了这种差别。
　　二.比较叙事手法
　　《史记》叙述故事采用“互见法”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传记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有分有合，前后呼应。叙事有详有略，笔锋纵横捭阖，体现着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如写巨鹿之战、井陉之战，关于战场上血淋淋的厮杀场面几乎没有，重点笔墨放在了战前与战后的描写上。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的采用，使宏大场面和琐事细节自然和谐地组合为有机整体，从而使行文有酣畅疏荡的气势。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巨鹿之战对项羽的烘托、垓下之围中霸王别姬时的细节描写、场面渲染，易水送别的场面渲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以上特点《汉书》大多数有，但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人物的轶闻逸事、生活琐事，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增加了些波澜。《汉书》中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总之，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对于这两种风格，后人也有许多评论。顾炎武《日知录》云：“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三.比较抒情性
　　司马迁在《史记》中投入了诚挚浓郁的情感，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这些感情不只在叙事过程中，各篇论赞的议论也引人思考社会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误甚至人生、命运、人道这样的大命题。“文以情动人”，司马迁的此种写作态度使本来是史书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明代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包括《汉书》所能达到的。阅读《汉书》中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作者叙述无任何感情色彩，原因是什么呢？这应该与两人的创作目的有关。
　　《史记》的创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明确的写作目的，就使其区别于单纯的历史记录和整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这样说《汉书》的创作目的：“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因此，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
　　四.比较人物评价
　　历来对《史记》进行贬低者主要认为司马迁的思想观念不够正统，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曾经认为《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王允贬《史记》为“谤书”；刘勰曾经说《史记》“爱奇反经之尤”；王通批评《史记》“论繁而志寡”；东坡指斥《史记》论商殃、桑弘羊之功为“大罪二”；王若虚认为《史记》是“发其私愤者”。司马迁、班固对同一人物所作评价的差异也极大。 为什么两人对许多人物评价不一？
　　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出史家必备的“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两书的作者，都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文化教育。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为司马迁能很好地接触当时的各种学术前沿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司马迁十岁就能诵“古文”，后博通五经等，又先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不仅“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而且还“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固父亲班彪“才高而好著述”，斥责许多《史记》的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乃继采前书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后“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固传》）。司马迁与班固都具备写史之才。
　　从班固修史的过程而看，他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他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因此《汉书》虽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面貌，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但他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却不如司马迁，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
　　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史识。司马迁史识超卓，例如在人物的安排上并不是单纯以政治地位决定，而是以其实际地位而定：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这些安排是司马迁创作思想的反映。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史记》中的英雄人物、传奇故事已流传百代、深入人心，司马迁的精神思想、人格魅力更是烛照千古、彪炳万世！
　　钱萍，语文教师，现居江苏靖江。责任编校：王 玲